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年6月23日
对80年前日据时期有切身记忆的老人家已届耋寿之年。96岁的周尚文原乡丰盛港，在麦波申住家以清晰的思路侃侃而谈，他所提供的新线索，为昭南岁月补充一段民间记忆。
实施焦土政策
马来亚东海岸面向南中国海，500多公里的海岸线使到防御军力分散。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第18师在最北部的城市哥打巴鲁抢滩告捷后，军机马上空袭新马城镇。
随着战情的发展，丰盛港一带最有可能是下个登陆点，半天内罗厘将所有居民疏散到峇株巴辖的铁山（Sri Medan）。这里是日本人经营的矿场，矿工抵制日本侵华，丢空的劳工宿舍用来安置难民。
澳军在空城执行“焦土政策”，摧毁所有重要设施。1942年1月26日，英国最后两艘驱逐舰在丰盛港一带海域跟日本军舰激战落败，日本援军在兴楼登陆。残余的澳军撤退到铁山，由周尚文和纠察队员指路南下。
各族人士加入抗日军
周尚文能够以英语沟通，跟在新加坡居住有关。二战前马来亚学生已到新加坡升中学，10多岁的周尚文寄居在嫁到本地的大姐家，上午念英校，晚上读中文。
殖民地政府意识到中国战场对牵制日军的重要性，于是打开支援抗战的方便之门。当时黄埔军校通过中华总商会协助，招募华侨子弟回国受训；南侨机工在陈嘉庚号召下回到祖国运输物资；中国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来新加坡宣传抗日，两个月内华侨献金500万叻币。
备战期间政府多管齐下，招募民防部队为防御战做准备，跟罗厘业主签署资源征用协定，囤积米粮时在米袋内撒下大量白灰来保鲜等。
热爱新加坡的各族人士加入新加坡志愿军、星华义勇军和马来军团，私会党徒加入共产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和国民党“华侨抗日军”。新加坡沦陷后的大检证，国民党、共产党、义勇军和私会党都成为“扫荡敌性华侨”的目标。
鸦片厂继续生产
日军空袭新加坡当天，学校全面停课，一些城市居民迁往巴耶利峇、碧山亭、波东巴西等乡村避难。周尚文跟着本地念书的马来亚学生赶回乡，未几随大队迁至铁山。
新加坡沦陷三个月后，社会秩序已大致恢复，周尚文因思念母亲回来新加坡，在比必士路（Pepys
Road）鸦片厂上班。厂内百多名员工以女工居多，印度入口的生鸦片煮熟后灌入圆形小锡管内就可以包装出售了。这些锡管用厂内的模具制成，容量分为二分、四分与六分（一分约等于一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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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40年代的比必士路鸦片厂，女工正在为鸦片加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图书馆照片From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ilwaukee Libraries)
几个月后，周尚文在陈桂兰街登上回丰盛港运载树桐的罗厘，加入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渗入家乡的华侨协会收集情报。当地的华族便衣警员遭抗日军“锄奸队”暗杀，周尚文来往新马的行迹可疑，被带到扣留所严刑拷问，身份险些暴露，只好转入地下活动。
日军政府无法提供新加坡百万居民的食粮，打算将30万人移居他处，于是以富士村为饵，引诱欧亚人和天主教徒迁往森美兰马口（Bahau），华人则到没有日军看守的兴楼建立“新昭南模范村”。周尚文的新任务是动员兴楼的知识分子抗日。
模范村有文庆路
1943年9月，每个星期百多人乘着罗厘前往兴楼，物资则由舯舡载送。战争结束时，模范村有1万2000多居民。
今年冠病疫情管制松绑后，我们越过长堤取道3号公路，途经哥打丁宜和公路旁强记肉骨茶，来到马威和丰盛港交界。沿着丰盛港海边公路行约20分钟，抵达跟彭亨以河为界的兴楼。全程170公里，约两个半钟。
特别要提到马威和丰盛港交界。1944年4月19日，新加坡华侨协会一行人，跟负责协调日军与华人沟通事务的筱琦护，北上兴楼视察，在此处遭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伏击，商人陈延德、郑尔爱中枪身亡。李俊承（华侨协会副主席）口袋的佛牌挡下子弹而奇迹般生还。
兴楼河畔的甘榜好旺路（J71）便是昔日新昭南模范村的唯一公路“文庆路”，以华侨协会主席林文庆命名，大路两旁的横向乡道由一巷至九巷。纵然斗转星移，仍可想象街头的“牛车水”天一景茶楼、刘庄记饼家、梁广记饼家、珍珠巴刹面摊等。每隔两三晚，居民在二巷摆地摊，夜暮下煤气灯火特别璀璨。模范村内有酱油厂、木船厂、肥皂厂、椰油厂等供人就业，比铁蹄下过日子轻松得多。
负责建屋的广帮人士，由曾纪辰担任项目经理，在劳明达街经营木业的梁元浩设立火锯厂，参与建造禧街警察局的胡文钊监督工程。
陈笃生的曾孙陈温祥律师（Tan Hoon Siang）醉心于农业，成立模范村三公里外的农业试验场，教导居民种植蔬菜、水稻、畜牧。
前财政部长胡赐道博士的父亲胡载坤医生设立卫生诊所，由陈亚保医生（Dr
Chen Ah Poh）和陈笃生的另一位曾孙陈美仪医生（Dr Maggie Lim）驻守。
家族在大坡经营打金店的简二姑带领大家念经诵佛，平安地度过模范村岁月。
战争结束的后续
战争结束后，模范村居民纷纷乘车返新。三水婆一贯节俭，套上脱色的红头巾遮阳揩汗，踩着旧轮胎剪成的胶鞋徒步回家。
20多户人家决定落地生根，将模范村易名好旺村，在村子里设立学校。他们的住所集中在Jalan
Ria和Jalan Mahsuri，分别为从前的8巷和9巷，路旁的福德庙和兴业茶餐室成为联络站。
昔日居民黄至元跟年轻的周尚文分析时局，周尚文因此意识到身边许多同志只是受情绪影响，实际上并不懂得共产主义。战后黄至元出任巴生中华中学校长，1951年在校园内被马共吊死。那个年代本地亦发生过类似事件，譬如副提学司李之华于纽顿电车终站遭开枪刺杀，南洋女中校长刘韵仙在校门外被泼镪水。共事的蓝瑞不认同暴力，走出森林投诚。周尚文深思熟虑后，决定跟组织分道扬镳。
午后慵懒的“文庆路”，老木屋略带沧桑，辛酸繁华皆云烟，直叫人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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