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关键评论 The News Lens 2024/7/21
新加坡有大约350万公民，50多万永久居民和160多万非居民，种族分布大约为华人75%，马来人13%，印度人9%，欧亚人和其他族群3%，这是已经维持百多年的人口格局。信奉回教的马来人占98%以上，换言之，马来族与宗教几乎一体。
自1965年独立以来，各个族群在这块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和谐安居。60年前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冲突引发全岛性7.21种族暴动，虽然看似十分遥远，种族这条敏感神经线仍然受到特别关注。让我们先回顾影响新加坡国策深远的那场暴动。
7.21种族暴动
1964年7月21日下午1点30分，约2万名回教徒聚集在政府大厦前大草场，准备进行回教先知莫罕默德诞辰纪念日（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的盛大游行。
聚会现场，新加坡巫统（UMNO）代表宗教事务负责人赛阿里（Syed
Ali Redza）号召所有新加坡马来人团结起来，争取他们的权利：“我们必须证明给他们（非回教徒）看，马来人可以团结，我们必须合作，一起站起来！”
新加坡巫统秘书长赛依萨（Syed Esa Almenoar）发表与游行无关的政治演说：“（如果回教徒的）堡垒、生活的土地和宗教受到干扰，回教徒有义务为国家的安全和利益牺牲他们的生命和财产……这是回教的教义！”
这些煽动性演讲，激起马来人的强烈情绪。下午4点过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的沿着美芝路（Beach
Road）、阿拉街（Arab Street）和维多利亚街 （Victoria Street）步行到加冷路
(Kallang Road)，朝向芽笼12巷的全马来亚回教徒传教会（All-Malaya
Muslim Missionary Society）终点前进。游行队伍来到昔日华族居民占多数的火城，一名警员要求掉队的游行队员回到队伍中，这群人对他拳打脚踢，接着便发生攻击华人事件。
接二连三的消息传来，例如成群结队的马来人攻击华人，推翻他们的车子和用来谋生的小贩推车，在华人的住家和商店纵火等。政府的当务之急当然是遏止这些暴行，但马来军团和以马来人为主的警察部队由远在吉隆坡的中央政府管辖，新加坡政府无法介入。华人觉得生命受到威胁，于是私会党徒进行报复。政府在晚上8点23分宣布全岛进入紧急状态，并于9点30分实施全岛性戒严。
接下来几天，煽动性谣言越传越烈，例如有人假传宗教司奥斯曼（Sheikh
Osman）惨遭杀害，超过千名回教徒聚集在阿米娜回教堂（Masjid Aminah），誓为宗教司报仇雪恨。文化部长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etnam）得到消息，立刻安排马来西亚委派的行动部长，也是新加坡巫统主席佐哈里（Mohamed
Khir Johari）和宗教司奥斯曼上电视公开辟谣。
8月2日政府解除戒严令，这场暴动造成23人死亡，450人受伤，3568人被捕。
导火线出自不负责任的政客
短暂的新马合并（1963年9月16日-1965年8月8日）并未对新加坡制造有利的共同市场，反而让马来西亚的民族主义政党巫统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客捞取政治资本。
话说1963年9月21日新加坡选举，巫统以为十拿九稳的马来人选区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甘榜景万岸（Kampong Kambangan）和南部岛屿阴沟里翻船，被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AP）夺得议席。马来西亚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SyedJaafar Albar）指责PAP赢得这些议席后，恐吓芽笼士乃区的马来人，把爆竹丢进他们家里。李光耀以为PAP支持者真的这么做，于是在电视访谈中表示道歉。虽然过后查明此乃无中生有，赛加化阿峇已经成功制造舆论。
赛加化阿峇经常利用马来人在新加坡族群中成就最低、生活最穷困、居所被迫迁等，挑起马来人的不满情绪。事实上新加坡马来人的子女享受免费教育，这是其他族群孩子所享受不到的。不过新加坡并不像马来西亚那样发给马来人固定配额的德士和小贩执照，而是通过教育来提高马来人的竞争力。
1964年7月12日，在巴西班让（Pasir Panjang）的新星戏院举行的马来政党大会，主题是“讨论新加坡马来人在行动党统治下的命运和处境”。赛加化阿峇发言时，把巫统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运动推向高潮：“我们马来人在新加坡长期以来受到间接和直接的压迫。……现在新加坡虽然通过加入马来西亚成功取得独立，不过，马来人的命运比他们在日治时期时还要悲惨，这正是巫统为什么在今天召开大会的原因。……我对新加坡的马来人和回教徒所显示的团结感到高兴，他们准备为我们的种族和未来的子孙献上他们的生命。只要我们团结，没有力量可以打击我们，没有力量可以羞辱我们，没有力量可以削弱我们，哪怕是一个李光耀，一千个李光耀，我们也要把他们全部消灭！……”
这场数千人的集会以“Kill Lee”、“Kill
Othman”收场。Lee指的是李光耀，Othman指的是社会发展部长奥斯曼沃（Othman
Wok），他是一名马来人。
一个星期后，被“点名追杀”的李光耀和奥斯曼沃会见上千名马来社团领袖，承诺给予马来人教育与培训，使他们能够和顶尖的其他族群竞争。李光耀同意新加坡的马来人有特殊定位但不能享受特殊权利，因此不能像马来西亚其他州的马来人一样有免费的土地和安排工作。隔天，新加坡巫统行动组领袖阿默哈芝（Ahmad
Haji Taff）严词指责李光耀根本没有照顾到各族群间的感受，李光耀应该集中火力，解决华人的私会党问题，而不是分化马来人与华人。
7月21日当天，奥斯曼沃率领一支PAP队伍参与游行。他和一些人感觉气氛不对，溜进加冷人民协会总部，打电话通知政府内阁准备应变。
外国观察家不认同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指责
赛加化阿峇说7.21华巫种族暴动的根源，是因为“新加坡有个恶魔，使马来人和华人互相对抗….为什么在英国、日本、马绍尔和林有福政府统治下，新加坡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件？那是因为李光耀一直尝试向我们的民族主义精神挑战，并加以戏弄。…”他严词警告：“如果李光耀要将马来人殖民化，我们将会把他击倒！”
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引述《马来前锋报》蓄意歪曲的报道，指责李光耀发表“马来西亚的43%马来人不能赶走60%的华人和其他种族人士”的言论，试图分化新加坡的马来社群，新加坡政府亏待新加坡的马来人是造成种族暴动的主因。
外国观察家完全不认同巫统强词夺理的做法，例如美国驻吉隆坡首席秘书穆尔（Robert
W. Moore）对《马来前锋报》的报道表示置疑：“没有任何报道像它（《马来前锋报》）那样，把李光耀的讲话理解成那么具有敌意。”
英国驻马来西亚最高专员海德（Antony Head）在写给英国共和联邦事务部长的信中指出：“赛加化阿峇以煽动性的演讲全面挑起马来人对华人的敌对情绪，我不认为巫统应该任由一位高层的党领袖发表这样的言论，这不只会制造分化和扰乱情绪，还可能会造成麻烦。”
澳大利亚驻马来西亚专员普里切特（W. B. Pritchett）认为：“毫无疑问，巫统必须对骚乱负上全部责任，巫统成员主导或纵容社区运动的发生。”
8月18日，东姑从华盛顿回国时途径伦敦，会见英国首相威尔逊（James
Harold Wilson），威尔逊对东姑提出忠告，马来西亚应该从种族冲突吸取教训，最实际的做法就是同PAP成立联合政府。东姑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巫统不会允许新加坡插手干预马来世界。
12月9日，东姑在新加坡大学医学院晚宴上发表谈话，指责 “新加坡比马来西亚其他地方较少和谐的气氛，这就是我当初不急于把新加坡引进马来西亚的原因。…如果新加坡各种色彩和闪电（PAP党徽）的政治人物不同意我的见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脱离马来西亚。”
8个月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赛加化阿峇知道已经无法对PAP进行报复，亦无法“kill Lee”，意兴阑珊地辞去党秘书长职位。
民族主义抬头源自殖民地政府的种族“分而治之”政策
这起种族暴动是一些巫统成员为了谋取个人利益所刻意制造的，关于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精神，可先了解 “马来人”的源起。从前移民时代，新加坡并没有“马来人”这个称谓，约百年前由民间成立的“新加坡马来人联盟”（KesatuanMelayu Singapura），将信奉回教的马来语系居民统称为“马来人”。
殖民地政府规划中的新加坡三大族群各有各的主要集居“部落”，只有少数受英文教育的各族精英在读书时使用共同的语言和课本，参加剑桥考试（1939年起）、报读莱佛士书院和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与国大的前身），或到英国深造。多数民众局限于讲巴刹马来话，无法深度交流或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文化习俗。虽然如此，大家还是以睦邻为主，相安无事地过日子。
日据时期，日军政府将各族群进一步分而治之，鼓励马来人参与“马来亚乡土防卫义勇军”，催生马来民族主义；成立“印度国民军”，训练男女战士解放印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检证所设下的目标，任意屠杀华人。日本投降前甚至刻意煽动种族情绪，柔佛和霹雳州都发生过马来极端主义者排华事件。
二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抬头，这股情绪延伸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当时新加坡华侨的政治认同由中国转向本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青年团则反对给予华人公民权益，形成一股反华人的暗流。必须强调的是，不论是40年代、50年代或60年代，民间马来人多数保持中立，甚至在二战与种族冲突期间保护华人。
新加坡的制与治
新马合并不到两年便分家，1965 年 8 月 9 日，李光耀宣布新加坡独立时说：“新加坡将成为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我们会树立榜样；这不是马来人的国家，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印度人的国家，而是属于每个人的家园，不论语言、文化、宗教，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
“独立宣言”是为了向新加坡的少数族群保证，他们的权利将永远受到保护，同时提醒大多数华人，非华人也是平等的公民，没有人会因为肤色而处于不利地位。它成为多年来新加坡通过法定制度与公正治理的模式来维护种族和宗教和谐的基础。
值得庆幸的是，50年代争取独立至今，新加坡的主要政党都是由多元种族组成，与马来西亚的巫统、印度国大党、马华公会、伊斯兰党等代表各自族群的政治路线截然不同。
自古以来人以群分，“部落认同”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但在现代社会并非放诸四海皆准。一个甲子以来，新加坡政府有意识地寻求在不同种族社区之间逐步建立起互信，最明显的是通过多元种族主义、任人唯贤等原则，以公平和平衡的方式对待所有族群。尤其是独立初期，新加坡吸引外国工业家前来投资，必须通过建立强大公正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确保种族间的紧张局势不再重演。
多年来只要不侵犯其他群体的权利和敏感性，每个社群都可以自由地保护和促进其文化遗产，奉行其习俗和信仰，同时扩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空间来打造新加坡记忆。在坚持任人唯贤原则的同时，政府力求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虽然不一定会带来平等结果，但调控政策为较弱势的个人和群体提供支持。新加坡促进种族和谐的制度与治理经验，成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CERD）参考模式之一，可参阅联合国报告CERD/C/SGP/1（24
December 2018）。
新加坡重要的种族和谐制度与治理模式如下：
1. 宪法保护少数民族权利
新加坡成立宪法委员会负责审查宪法，引入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保障措施。由大法官主持的少数民族权利总统委员会，有权拒绝国会通过的任何侵犯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确保没有任何种族或宗教社群受到歧视。
此外，宪法第152条规定，“政府有责任照顾新加坡少数种族和宗教群体的利益”，尤其是“马来人作为新加坡原住民的特殊地位，政府必须保护、保障、支持、培养和促进其政治、教育、宗教、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以及马来语”；宪法第153条规定“通过法律管理回教徒宗教事务，并成立理事会就回教相关事务向总统提出建议”。
2. 总统选举保留席位给少数民族
为了将2017年9月的民选总统席位保留给马来人，政府提出国家最高职位应该具有“不分种族”的包容性，所以应届轮到马来人出任总统。政府修改宪法，引起许多坊间热议，甚至质问刻意保留马来人总统席位，到底是为了维护政党势力、国家形象，还是分化国人，乖离“新加坡人的新加坡”的治国理念？
或许更值得关注的是马来族群在政坛中的实力。所谓的“第四代核心领导班子”，除了50多岁的环境与水源部长马善高（Masagos
Zulkifli），目前内阁看不到特别亮眼的年轻马来人，此“断层”是否潜伏着更深化的问题呢？
3. 集选区制度保留少数族裔席位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将一些选区划分为至多5名议员组成的集选区，其中至少一名少数族裔，确保国会有多元种族代表。
集选区制度曾经被视为PAP为了打击反对党来巩固政权的做法，自1988年推出以来，集选区便被形容为攻不破的PAP堡垒。不过2011年大选发生变数，阿裕尼集选区落入反对党（工人党）手中，2020年大选PAP失去另一个盛港集选区，反对党的少数族裔也在国会有所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时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在集选区法案的国会辩论中强调，他早在1982年已经跟时任总理李光耀讨论如何确保国会有足够的种族代表。当时李光耀表达对年轻选民的隐忧，觉得年轻人忽视国会中种族平衡的重要性；李光耀也担心新加坡人会以种族肤色为投票的考量，使到国会中没有足够的少数民族代表。
吴作栋透露内阁曾经考虑以“双选区”的竞选方式进行选举，所谓双选区是指将选区配对，其中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必须是少数种族。当时的马来议员感到非常懊恼，因为这表示他们不能凭自己的实力去赢得选票，最后政府觉得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集选区的方式来引进少数族群。
4. 种族融合政策的“分而治之”
种族融合政策的“分而治之”，与殖民地年代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殖民地政府将土地划分，让各个族群有自己的部落空间；新加坡独立后的“分而治之”则是将各个部落分散到政府组屋，一打开门彼此就是邻居，共用同一个组屋底层，同一座电梯，同一条走廊，同一个游乐场。
基于八成国人居住在政府组屋，虽然名义上种族融合政策于80年代才落实，相信更早时已着手进行来保持各组屋区的种族比例平衡。卫星镇里的各族宗教场所成为近邻，遇到特别节庆，还会跟邻居借用场地。
5. 种族和宗教法促进民间自助
新加坡各族群有各自的自助组织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援助，例如华人的华社自助理事会和马来人的回教公益基金（wakaf），资金来自各种族社区的自愿捐款和政府的财政拨款。
民间成立的福利组织方面，例如华社设立的广惠肇留医院与德教太和观疗养院，佛教组织设立的仁慈医院，基督教组织设立的圣安德烈社区医院等都不分种族，住院留医的不乏少数族群。佛教居士林颁发助学金的原则是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只看家境，其中半数给非华裔学生；斋戒月到来时，居士林向需要帮助的回教徒捐赠30公吨大米等。追究起因，新加坡重视宗教对社会的积极影响，政府与宗教组织协调，实施有益于整个社会的计划。
6. 国民型教育带来社会结构变化
80年代的新加坡进行教育大改革，把各中小学转型为国民型学校，双语教学以英文为第一语文，各族母语为第二语文。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2020年人口普查报告，新加坡人的家庭最常使用的语言中，英语48.3%，成为新加坡各个族群的日常用语，母语及方言的使用则每况愈下。英文英语普及化，令各族群的老一辈都提出母语水平直线下降，已经到临界点的忧虑。
正面效应方面，英文为新加坡面向世界创造一定的经济优势，让80年代以后受教育的年轻一代有更多机会与其他族群紧密接触，从而打开另一面视窗。这群受国民型教育的孩子已经长大，对“旧时代”的种族观念产生变化，例如不像长辈那样排斥异族通婚。过去20年来，越来越多异族通婚父母把孩子注册为双重种族，从2014年的12.9%增加至2023年的28.4%。由于马来回教徒受到传统约束，即使是异族通婚，还是会选择回教徒为对象。
如今信息弹指间传千里，种族和宗教课题很容易被极端主义、外国渗透或社会媒体的所误导。人民在扩大的共同空间生活，认识彼此间的文化习俗差异，确实起了制衡作用。毕竟有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才能建立理想家园，谁都不想60年前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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