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收录在《新加坡的凝聚力》（2023年），新加坡培群学校出版。
欧亚人与犹太人
本地的欧亚人和犹太人属于小群体，常住人口中少过1%。一个世纪前，新加坡欧亚人协会在政府支援下成立，协会秉持着一贯崇尚民主的精神，大门为有需要协助的新加坡人和外国人开放，任何需要接济的人士都可以提出申请，不会因为宗教、文化与国籍而被拒于门外。
犹太人麦雅对社区内外的慈善事业向来慷慨，主要功绩是奠定本地高等教育的实力。他所成立的麦雅信托基金（Manasseh Trust）乃莱佛士学院的主要捐助者之一，莱佛士学院发展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内的Manasseh
Meyer Building已列为国家古迹。
对于犹太社区，他所留下的遗产是新加坡的两座犹太教堂： 140多年的Maghain
Aboth会堂和约120年的Chesed-El会堂。以他名字命名的犹太教育机构仍在运作。至于他和另外三名犹太人买下的摩绵路土地则用来建造犹太公墓，如今发展为医疗与护理中心。
印度与斯里兰卡移民
本地的建设一向来都离不开印度客工。开埠初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印度的罪犯流放到本地，让他们参与城市建设，持续半个世纪后才转移阵地。同时期到达新加坡的有印度商人、政府文员、军人警察等，跟华人先民一样以男性居多。
殖民地年代的本地印度移民人口中，劳工占80%以上，中产阶级人士如教师、公务员、警察、记者、护士、书记等约5-7%，商人少于10%，社会精英如医生、律师、高级公务员约0.5%。从斯里兰卡来到新加坡工作的人士多数为中产阶级与精英人士。
本地的印度人多数信奉印度教，当然亦不乏印度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估计跟印度国内相似：80%信奉印度教，14%回教，6%其他信仰。19世纪初的印度移民已经将家乡的宗教信仰带到新加坡，兴建庙宇让族人有个聚集的场所。大坡桥南路的马里安曼庙和詹美回教堂、直落亚逸街的纳宫神社都是历史悠久的庙宇，古老的建筑提供珍贵的印度移民记录。
印度教通过“债务”的概念，将行善布施引入教义中。一个人出生时，有三笔债务需要以一生来偿还。人诞生之前，地球上已经出现许多其他昆虫、动物、植物等，人类在生态平衡下所得到的生命出自神的恩典，因此对神有所亏欠。此债务称为
"Deva Rin"，必须通过宗教行为来偿还。其中一种还债的形式是通过捐赠，将现金或珠宝捐赠给寺庙，用来照顾社区内的穷人。一般没有经济实力的妇女在庙宇帮忙煮食，为贫困人士提供免费食物，在家做个贤妻良母，将传统习俗传授给孩子。
锡兰人的情形是类似的，他们在加东创建的印度庙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成立妇女理事会提供家乡美食给单身汉。
印度先民跟华人新客一样，在本地立足后召集同乡人到本地工作，有些在他们的住家当家佣和司机，他们负责为同乡人提供住宿，供养孩子读书等。
有些“个体户”如K.
V. Parameswara Aiyer，于1923年在加东开设私立小学，为居住在那一带的华印巫族同胞提供与白人同等的教育机会。
印度回教徒的行善方式跟阿拉伯人相似，从印度来到本地的回教徒商人和货币兑换商也建立捐赠基金，今天新加坡总共有14个由印度回教徒建立的捐赠基金。
芽笼的Khadijah
回教堂是于20世纪初通过Hajjah
Khatijah的捐助基金兴建的。Hajjah Khatijah女士有先见之明，指定使用捐助的款项兴建教堂和两间店屋，通过店屋的租金来维持教堂的运作。
较易被忽略的是在南洛街（Dunlop Street）一角的阿督卡夫回教堂（Masjid Abdul Gafoor）。木造的回教堂早在19世纪中叶完工，为南印度回教徒、附近居住的巴韦安人和驯马师提供祷告场所。20世纪初在南印度回教徒阿督卡夫（Shaik Abdul Gafoor）的捐献下，改建为砖造建筑。阿督卡夫边赚钱边捐献，回教堂还没完工已经往生，由其他教徒补上。阿督卡夫回教堂融合阿拉伯、摩尔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建筑风格，成为小印度独特的风景线。
天主与基督教会
对于19世纪来到新加坡的华人社群通过庙宇、社团和帮会互助求存，大家并不陌生。那个年代的新加坡，来自英国和其他欧洲地区的慈善组织则较少报道。其实开埠的年代，来到新加坡的不乏罗马天主教徒、法国和英国传教士。
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内的中文石碑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848年，教堂已经有位来自广东惠州府的朱若望牧师。当时在武吉知马种植园区工作的华人劳工，纷纷步行到市区寻求牧师的援助，一来一回可花上整个休息日了。武吉知马有许多华工，19世纪中叶由法国传教士于武吉知马上段创建的圣若瑟天主教堂，对象就是甘蜜园的员工。
同时期的后港乃本地另一个主要种植园区之一，法国传教士于后港七条石创建圣母圣诞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显然是为种植员工服务的。历史悠久的教堂见证后港的变迁，也形成该地区潮州天主教社群的核心，仍然保留着以潮语传播福音的传统。
典雅的赞美广场 （CHIJMES）乃Convent
of the Holy Infant Jesus Middle Education Schools的简称。CHIJ就是天主教圣婴女修道院，MES代表曾经在这里落户的女校。赞美广场以小餐馆和露天酒吧为卖点，从前的园区内则有圣婴女校、圣尼格拉女校、孤儿院、教堂和宿舍，人文风貌浓郁。
19世纪中叶，传教士买下这里的屋子的目的是设立学校，让本地女子受教育。当时，法国修女
Mathilde Raclot 和三位同伴从槟城来到新加坡后立刻成立圣婴女校，十天内接收将近40名学生，其中包括16名孤儿。
圣婴女修道院持续扩展，为孤儿兴建“育婴堂”（Home
for Abandoned Babies），直至1982年才停止运作。
这些被遗弃的孩童来自穷困或破裂家庭，有些则因家长迷信而被遗弃，譬如虎女被视为不吉利，因此虎年出生的华族弃婴特别多。弃婴没有出生证，无名无姓，家长只是将他们放在修道院门外，有些放封红包在门口作为谢礼。早晨修女打开门，将弃婴抱入孤儿院，让他们有重生的机会。久而久之，面对维多利亚街的这扇门就成为希望之门（Gate
of Hope）。
这些女孩子多数读完小学，课程包括烹饪、女红、打扫等，少部分顺利修完中学。学校让女生有机会读书，学习家庭以外的知识，扩大视野，在重男轻女的年代开启另一扇希望之门。
修女们通过唱圣歌、缝纫、庆祝会、到中央医院病楼当护士、照顾老人与孩童等活动来筹集运作资金。
随着二战蔓延至新马，圣婴女修道院取代政府的保良局的管理任务。没多久，日军政府解散保良局，女孩们分散到全岛各个慈善中心。
伦敦女传教士Maria
Dyer于1841年前往中国时在新加坡停留，发现一群流落街头的华族女孩，原来是被富人遗弃的奴婢。她得到政府的允许，在小坡成立收容所，创建新加坡第一所女校“新加坡女子学校”（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日后发展为St Margaret’s Girls’
School。
澳洲女传教士苏菲亚修女于19世纪末来到新加坡，一年内拜访800户家庭，鼓励母亲们让女孩子读书。在一群土生华人的协助下，终于成立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 和Methoidist Girls' School，以及为被遗弃的女孩设立的女子寄宿学校Nind
Home。
小印度一带的甘榜加卜有座成立一个世纪的真光堂，由英国传教士为附近居住的福州人和兴化人所设。这些来自福建省的早期华人多数当人力车夫和三轮车夫，到教堂免费看病和进食，有空的时候坐下来听牧师讲道，真光堂所发挥的是类似于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的慈善女神伊丝塔的功能。
现代客工的援助组织
冠病疫情前，本地有98万名工作准证持有者，其中包括25万名女佣，28万名建筑工，44万名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工。他们通过中介前来异地谋生，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这类非政府慈善组织为客工提供可依靠的臂弯。
成立于21世纪初的情义之家总部设在新加坡，致力于为遭受虐待和剥削的客工赋权和提供支持，通过外展项目和公共教育促进客工对本地的了解。
近期情义之家协助印尼女佣芭蒂·莉雅妮（Parti
Liyani）跟检控官的官司，在本地引起不小的震荡。案件源起于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向警方报案，指前女佣莉雅妮偷窃他家的财物。国家法院的初审法官判定莉雅妮所面对的四项控状罪成，坐牢26个月。初审法官认为莉雅妮犯下偷窃罪是出于贪婪而不是需要，加上毫无悔意，因此必须加重惩罚。
莉雅妮不服判决，上诉案由高等法院负责审理。高等法院法官推翻原判，全部控状都不成立，莉雅妮无罪释放。打官司的四年期间，情义之家为莉雅妮提供住宿与人道援助，打这场艰难的战役的律师也是无偿的。
为流浪者搭个屋檐
许多人眼中，新加坡丰衣足食，不可能发生露宿街头的事件。实际上，2016至2018年间，平均每年有29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接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的协助。
290人只是冰山一角，流浪汉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该数目字。当时我们可在汽车天桥底、组屋楼下、公园、海边甚至快餐店看到或风餐露宿，或长期搭起营帐，或躲在屋檐下过夜的人士，白天自行散去，踏上各自的征途。有些在海滨受访的人士表示喜欢大自然，隐瞒无家可归的事实。
由于街头流浪汉多数不会主动寻求援助，2017至2019这两年，社区义工采取主动，率先接触街头流浪汉，MSF再介入提供针对性的援助。
2019年7月，MSF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民间组织拔刀相助，辅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安全（safe）、稳当（sound）、睡觉（sleeping）的避风港（places），这个落脚处称为S3P（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参与的组织包括佛牙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
2020年发生冠病疫情，许多公众场所都被封锁，突然间缺乏安全露宿的地方。这时候，更多教会以及樟宜路的Kassim回教堂参与S3P，建屋局则拨出一些空置的租赁组屋让民间帮忙运作。目前本地共有35个S3P民间组织，收容约7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投宿的群体扩大到之前因为航空管制而回不了家的外国人。此外，本地也有一些家庭为流浪者伸出援手，打开大门让他们免费入住。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是SW101（社会工作倡导组）的负责人之一。2019年初，他连同蒙福关怀（Monfort
Care）和其他主导人走上街头，探讨流浪汉的课题。
同年底发表的报告显示，新加坡有约1,0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主要是年纪偏大的华人男子，50岁以上的约六成，88％是男性，四成单身。受访的88人中，约四分之一每天只吃一餐，超过一半露宿街头一年至五年，约三成露宿已有六年或者更长。大部分无家可归者都有低薪工作，主要从事散工、清洁工、保安等。可见某些劳动领域的薪资情况恶劣，即使有工作亦未必足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
当然“无家可归”未必是真的人人都无家可归，而是指有些人“觉得自己无家可归，不论他们是否拥有房产或租赁屋子”。流浪汉露宿街头的原因很多，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名下有政府津贴的租赁组屋或自己购买的组屋单位，由于跟家庭或室友关系糟糕，忍无可忍才离家出走。其余约四分之三的露宿者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譬如欠债或是离婚等，被迫变卖房产，导致日后没有能力再找间房子居住。
杨厝港福音堂（Yio
Chu Kang Chapel）是其中一家伸出援手的组织，晚间将地底停车场转型为临时宿舍， 为15名流浪汉提供遮风挡雨的落脚处。单人床、储物柜、洗衣机、厕所、冲凉房、WIFI
等基本设施都不缺，需要的话还有免费餐饮，有时候教堂的义工前来跟他们一起聊天。早晨流浪者卷起包袱，收拾干净后离开教堂，不干扰日间的正常运作。
这群晚间寄宿的人士都是男性，年轻的只有18岁，因跟家庭不和而长期不回家；年长的70多岁单身人士积蓄不多，真的是无家可归；也有生意失败的人士，从谈吐中可看出他们与众不同，知识面广，走投无路下只好暂时忍辱偷生。
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成员必须窝在狭小的空间，没有什么机会透气的情况下，增加家庭暴力的机率。不论起因出自阻断措施或是其他，受害者都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寄宿，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目前本地有四个MSF资助的庇护所，提供220个床位。一般上寄宿人士可居住长达六个月，由社工协助他们寻找长期住宿和工作。
总结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古今中外都有与慈善相关的哲学与宗教概念，慈善的侠义情怀并没有消失过。本文打开现代新加坡两百年的面貌，不难发现各族群的生活习性与相应的思维模式对慈善事业的影响力相当强大。宗教崇善去恶，潜移默化中鼓励信众以宗教之名行善，跟中华文化的教导并没有抵触之处。正是此人性化的表现，提供本地民间互助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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