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二十六）泰麟之妈姐

跟泰麟回忆起过去住在水仙门隔壁房的一班当妈姐的金兰姐妹，包括娣姐与洁姐，主要来自顺德、番禺和新会（冈州，在江门市内）。能立一张金兰契，结拜为不同血缘的金兰姐妹是缘份。是不是金兰姐妹就会白头偕老，长相厮守呢？

（珠三角是妈姐的供应链）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1871年人口普查，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之中有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1,653人从事未分类职业，麦纳尔(McNair) 在1872年发表的海峡殖民地报告书说这类妇女主要是妓女。由于这份职业统计不分种族，所以很难确定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一般相信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

我们不知道华族女佣最早是什么时候移民到新加坡，但相信19世纪80年代已有不少从中国过番的女佣，据说顺德沙头乡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来到新加坡做女佣。到20世纪初，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她们之中超过90%前往新加坡。

(早年从中国来新加坡的女性从事的行业)

不过，1930年代是华族女子大量涌入新加坡的非常时期。在30年代移民的妇女除了当胶工、矿工、工厂工人和建筑女工外，还有不少进入家庭服务业，当女佣为生。为谋生而移民的女佣占大多数。由地缘而结业缘是当年的特性，例如妈姐多数是顺德人，建筑女工来自三水，洗衣妇多数是鹤山单水口人士等。她们涌入新加坡，使到广东族群超过潮州人，成为第二大群体。

珠三角曾经是缫丝业发达的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广东是中国丝业中心地区之一，产品以外销美国为主，在1923年每担生丝价格为2,420元，1924年以后美国转向日本购买生丝，中国生丝价格直线下降，每担为1,170元。在1930年10月受经济危机的重挫，中国生丝下跌到每担650元。

（缫丝业）

丝价持续下跌导致广东珠三角缫丝厂大量破产，从1929年146家丝厂， 72,455台丝车；到1934年仅剩丝厂37家，丝车20,396台。也就是说，1934年广东丝厂数只有1929年的四分之一，丝厂大量倒闭使赖以维生的蚕农和工人生计艰难，近10万人失业。

按照传统习俗是男人走出来寻找出路，然后把钱汇回乡下养妻活儿，这个年代正好相反。当时新加坡男女比例失衡，又有私会党争地盘殴斗赌博等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英殖民地政府实行固打制，不接受沒有特別技能的中国男子。男人没法子到南洋来，改由女子出国赚钱养家，妇女能顶半边天，在1934–1938年这短短五年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南方妇女来到南洋。

也有些女子在家乡结婚，当生育机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跟婆婆的相处关系却依然不好，一天到晚干活，没有喘息的机会，身心受到伤害。为了躲开不合理的生活压力，于是决定离开家乡。丈夫不同意，她们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转一圈，然后乘坐“大眼鸡”（红头船），来到新加坡。

（妈姐和建筑女工，分别为顺德和三水妇女的选择。）

至于恩爱数十年的娣姐和洁姐两“姐妹”，据泰麟的回忆，她们来自顺德。广东顺德、番禺、南海等地过去以蚕业发迹，妇女自食其力，盛行自梳女和“唔落家”，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她们当中好些人还来自较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过番。娣姐和洁姐属于自由一族，同乡人在新加坡结识，结下金兰之约。

（瑞芳来自番禹，去了吉隆坡，后来又回到新加坡当妈姐。老年住在四脚亭 Jalan Membina 政府租赁组屋。2011）

娣姐和洁姐的晚年不尽相同。娣姐当“凑仔婆”（保姆），养大了一群“儿女”，他们每三两个月都会来姑婆屋探望“妈妈”，后来还决定把娣姐接回家中，安享晚年。这个决定其实就是挑战金兰契，引起姑婆屋内多个晚上的争论。夫妻本是同林鸟，金兰之约一样可以毁，没多久娣姐就告别姑婆屋了。

洁姐在主人家负责做饭、洗衣等家务事，在妈姐的身份中比“凑仔婆”低一级，她晚年无依无靠，又因金兰姐妹不顾亲情丢下她而闷闷不乐，后来选择到斋堂终老，还是同处一室的姑婆们在依依不舍的愁绪中送她去的。

（到斋堂终老，自梳女的最终选择。当年的大悲院和飞霞精舍都很受自梳女欢迎。2011）

隐约中依稀记得在1970年代还有妇女入住斋堂这回事，曾几何时这个习俗已经在城市化的新加坡消失了。

想起多年前翻阅过的巴金激流三部曲之《家》中的一句话：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