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哪里”来 - KK Hospital和留医院

我们这一代人多数是在平民医院KK Hospital出世的（还是“入世”比较贴切？）。当然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唤回自己在KK出生的时候的一丁点记忆，也不记得有缘躺在身旁一块儿讲“婴语”的小朋友。如果唤得回那一份婴儿时期的记忆才是天方夜谭哪！

对KK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有三，都发生在旧址Kampong Java Road的KK：第一次是四弟国文在KK出生后，父亲和我去医院跑了几趟。后来母亲先出院，一个星期后护士把国文送回家，还细心指导母亲育婴时该注意的一些细节。第二次是22年后，表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外甥女，问我们慧玲长得好不好看。转眼间慧玲已经21岁，投入社会大学。第三次是我自己的女儿出生，半夜三点提起行装，把妻子载到KK产房。早晨九时许，把嘉媛挤出来那几分钟，我的手也被捏得黑青，那时才真正领教过女人生产的那一刻，力气无穷大。经过一番彻骨寒，母子连心，难怪母爱也是最伟大、最广为传颂的。

（1950年代，旧KK的产妇, can you imagine how did the labour system work? NAS c.1950s）

嘉媛出生的年代已经开始流行到私人医院生产，还有各种生产配套，甚至根据生辰八字来开刀，任君选择。我和兄弟姐妹们都在KK出世，妻子和她的姐妹们也在KK出世，KK已经烙印在额头上了，选择KK多少维系着多年的感情因素和品牌效应。

岳父一家是潮州人，叫KK做Tek Kah，我家是广东人，叫KK为竹仔园，讲华语的年代，称KK为竹脚医院。据说当年医院建在一个长满竹子的山丘下，所以华人为这个地方取名，不论方言或华语，都以“竹”为地标。当然“竹脚”这个地方不只是医院出名，竹脚巴刹也曾经风光一时。

KK的全名Kandang Kerbau是牛棚的意思（Kerbau=buffalo, Kandang=shed or pen ），由此可以推断早期的新加坡，竹脚这个地方也是印度人养牛挤奶的地方。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竹脚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印度”。

(Kandang Kerbau. NAS c.1900s)

（近KK梧槽河Rochor Canal里的水牛。NAS c.1900s）

在20世纪六十年代，KK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1975年版本的世界健力士记录显示，在1966年的巅峰期，KK共迎接了39，856条小生命，平均每天有109个新生婴在KK诞生。当时一间病房有数十个待产或在休养的产妇，每13分钟就有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现代产妇或许难以想像自己在这样的产房，一人挨着另一人待产生产，热闹一片的情景。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新加坡有超过85%的新生儿在KK诞生。

KK的前身是一家综合医院，1858年成立。当时医院一分为二，“Seaman's Hospital”为欧洲人服务，“Police Hospital”为欧籍以外的人士服务，以不幸患上性病到医院求医的妓女居多，1905年开始接收从陈笃生医院转过来的女麻风病人和儿童。

（  Little india map c1844.）

（Buffalo Road, old KK (today's LTA) and new KK）

1924年10月1日，KK正式“转型”为公共妇产科医院，是许多经济拮据的产妇寻求免费接生服务的地方。公共妇产科医院的成立，也逐渐改变人们过去对“接生婆”的依赖，进展到先进的妇产科手术。

有“妇产科之父”美称的已故第二任总统薛尔思教授（Benjamin Sheares），就在KK付出不少辛劳，甚至彻夜不归，把医院当作第二个家。日战时期，KK的医药总监是日本人，薛尔思则是副医药总监。1960年代，薛尔思领导医疗科研小组，成功的为出生时没有阴道的女婴动手术，将阴道植入体内。KK的名声由此进入国际平台。

（Benjamin Sheares and nurses, NAS c.1950）

也就因为有像薛尔思总统这样为病人鞠躬尽瘁的妇产科医生在默默耕耘，才能使原本简陋的KK保持一定的医疗水准。KK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932年的每10万人有750人难产而死，降低到1987年每10万人只有7人。

“生育愈多，分享愈少。两个刚刚好。”1970年初，新加坡为了控制人口所推出的家庭计划太过成功，甚至发展到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1970年代，每年在KK出生的婴儿少过三万名；到了1980年代，甚至少过两万名。矫枉过正的结果，政府必须通过移民和金钱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国人多生育。

1997年，KK搬迁到对面的Kampong Java Park。

（将早产儿从旧KK载去新KK。NAS 1997）

(KK Hospital. c.1970s)

('New' KK Hospital. c.2000 )

KK第一天当“接生妇”，总共迎接了五个新生命：三个马来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华人。当时还有三间医院提供接生服务，包括中央医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圣安德烈医院（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和广惠肇留医院（Kwong Wai Shiu Hospital）。

广惠肇留医院从1910年创院起便为广惠肇三属提供接生服务，那时候产妇必须自备草纸、肥皂等用品，缴付五元手续费，膳食则由医院供应，住到婴儿的脐带脱落才回家。到了1965年，每个月只有十多个产妇入院，留医院在同年结束55年的接生服务。

（留医院的接生楼。c.1960s. 取自《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

（他们都在留医院出生。c.2010. 取自《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

龙牙门与早期华人Dragon Teeth's Gate

风水师说新加坡是个龙穴所在地。新加坡地形不高，但四周山丘环绕，北方有马来西亚的哥打丁宜及振林山，西南方印尼苏门答腊及东方加里曼丹、沙巴、砂劳越和汶莱等地形成天然屏障 ，新加坡就像一个放在圆盆底部的元宝。摊开世界地图，新加坡这聚宝盆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水路通道上，马六甲海峡是这段水道的咽喉，新加坡则是马六甲海峡的喉结，呈现了“金盆聚宝”的风水格局，五龙汇首，人杰地灵。

（风水师说新加坡是个五龙汇首的聚宝间金盆）

佛有佛牙，龙应该有龙牙吧？据历史学家（Gibson Hill）的考证，新加坡的确有两颗大龙牙，形成龙牙门。据说当年在绝后岛Blakang Mati的沙滩 Tanjong Rimau 和新加坡本岛有两块形状有如牙齿的花岗岩，马来人称为启航石（Batu Berlayar），英国人称靠近新加坡本岛的大石为 Lot's Wife （创世纪Genesis Chapter 19）, 中国的航海家称这条两块花岗岩间的狭窄水道为龙牙门。绝后岛Blakang Mati 这个听起来叫人怕怕的岛屿今天一点也不可怕，它是新加坡的吸金石，有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圣淘沙Sentosa。

（Miss P Thomson 保留龙牙门炸毁前的风貌。c.1848）

（早期的的龙牙门。c.1823）

据Gibson Hill的说法，龙牙门（Dragon Teeth's Gate）指的是新加坡岌巴海港（Keppel Port）的入口处，在拉珀多公园（Labrador Park， Tanjong Berlayer）和圣淘沙之间的水道。后来郑和航海图上也记载着龙牙门，以龙牙门为座标，但是此龙牙门在白礁下方，不像是新加坡。

Gibson Hill所说的形成龙牙门的那块大石头，1848年8月被英国殖民地政府炸毁。

“龙牙门            门以单马锡番两山相交，若龙牙，中有水道以间之。田瘠。稻少。气候热，四五月多淫雨。俗好劫掠。昔酋长掘地而得玉冠，岁之始，以见月为正初，酋长戴冠披服受贺，今亦递相传授。男女兼中国人居之。多椎髻，穿短布衫，系青布稍。〔地〕产粗降真、斗锡。贸易之货，〔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盖以山无美材，贡无异货。以通｛众｝〔泉〕州之贸易，皆剽窃之物也。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舶人须驾箭棚、张布幕、利器械以防之。贼舟二三百只必然来迎，敌数日，若侥幸顺风，或不遇之，否则人为所戮，货为所有，则人死系乎顷刻之间也。”----《岛夷志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苏继庼校释本，1981年，213、214）

《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渊撰写。汪大渊曾于1330和1337年两次随中国商船到西洋（印度洋）。回国后，花了五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记载。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岛夷志略》书成。

（拉珀多公园 Labrador Park 的地标。2010）

（拉珀多公园 Labrador Park 内，旅游局复制的“龙牙”。2010）

（拉珀多公园 Labrador Park 望过去龙牙门对岸的“绝后岛”，今天的圣淘沙。2010）

有趣的是在1349年元朝时代出版的《岛夷志略》，已经有“单马锡”（淡马锡）这个名称，而在淡马锡这个地方已经有“中国人”居住，使用“赤金、青缎、花布、处瓷器、铁鼎之类”。

“处”州是今天的浙江省丽水市，处州龙泉窑是南方青瓷的代表，生产历史已有1600多年。当年龙泉窑的青瓷已经在淡马锡使用，似乎印证了“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说法。淡马锡也是个海盗出没的地方，抢劫商船，谋财害命。为何当时居住在淡马锡的“中国人”竟然跟杀害中国同行的海盗相依为命呢？

明朝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远至东非索马里。郑和下西洋比汪大渊晚了七十年，郑和航海图上也记载着龙牙门，以龙牙门为座标。但同时又在不同的地点出现淡马锡，加深了龙牙门是不是新加坡的疑团。

（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图（新加坡附近水域），龙牙门用甲扣，船用？长腰屿过龙牙门。）

（明茅元仪根据郑和下西洋编的《武备志》，地图已经现代化，记录了淡马锡）

郑和以CEO的风范，率领超过百艘船只组成的越洋舰队下西洋，带动国际贸易，在马六甲设立官厂，使马六甲成为繁华的海港，四百年来兵家必争之地。后来明朝实行海禁，滞留在海外包括逗留在马六甲的华人回不了家，只好落地生根，娘惹与峇峇的历史开始萌芽。

汪大渊在郑和下西洋前已经在淡马锡见过华人，所以最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不可能是跟着郑和船队来到南洋的。

（郑和船队模拟）

（马六甲官厂四周的繁华景象模拟）

在更早的西汉年代，海上丝绸之路衔接南中国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印度洋，公元三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可能已经发现到新加坡这个地方，称新加坡为蒲罗中Pulau Ujong，即半岛尾端的岛屿。最早来到淡马锡的华人，是否可以追溯到那个久远的年代？

三国东吴孙权在赤乌八年至十三年间（公元245-250年）派遣康泰出航，到了蒲罗中,回国后写了《吴时外国传》：

蒲罗中人，人有尾五、六寸长，而且有吃人的风俗。---《太平御览》

12世纪初，中国宋朝受到蒙古攻击，1126年北宋开封失陷，在随后的150年，陆路贸易路线被切断，宋朝只好放宽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经商的禁令以筹集资金。华南人扬起风帆，到海外经商，是否因此掀起小小的移民潮，落户淡马锡？

《明史》记载在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约1415年前后，一支中国使团前往爪哇途中遇到暴风雨，船上一些成员被冲上“班卒”海岸，爪哇人还得出钱把他们从当地居民手中赎回来。汪大渊对班卒的记载如下：

“班卒　　地势连龙牙门后山，若缠若断，起凹峰而盘结，故民环居焉。田瘠，谷少登。气候不齐，夏则多雨而微寒。俗质。披短发，｛假｝〔缎〕锦缠头，红油布系身。煮海为盐，酿米为酒，〔名明家西。〕有酋长。地产上等鹤顶、中等降真、木绵花。贸易之货，用丝布、铁条、土印布、赤金、瓷器、铁鼎之属。” ---《岛夷志略》（中华书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苏继庼校释本，1981年，196）

“班卒”应是马来文pancur，泉水的意思。福康宁山的西面（River Valley Road）曾经有一个山泉，据说在14世纪时有一个马来王族居住在山上，山泉是王族沐浴的地方，称为禁泉（Pancur Larangan）。1820年至1930年间，山泉为来往新加坡河的船舶提供纯净的“矿泉水”。后来由于许多人在福康宁山脚开凿水井，导致山泉干枯。

（据说福康宁山的西面有个山泉，是马来王的妃子们沐浴的地方，称为禁泉 Pancur Larangan）

1819年莱佛士登录新加坡，当时已经有华人的甘蜜园。1822年12月23日，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William Farquhar 致函给莱佛士的秘书：

“从政府山（皇家山，福康宁山）向西朝向军司令住家院子的地段，至今仍未被占用。只有东北边靠近马来线路的西端部分，在我们建立新加坡之前，已经有一个华人甘蜜园。”

从种种迹象看来，华人比莱佛士更早在淡马锡这个海上的城市（古爪哇文Temasek的原意）立足。至于远古时代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从“中原”迁徙到2600公里以外的新加坡还是个谜。或许你也和我一样，很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解开这个环古谜团。

附注（2013年11月14日）：文中提到公元三世纪新加坡可能叫做“蒲罗中”，这是根据许云樵教授的说法。我后来多翻了些资料，觉得有商榷的余地。此文章收录在博物馆义工研习坊。

附注（2016年11月15日）：龙牙门到底是不是新加坡？2012年后的这段时间，我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找到新的辅证，认为有商榷的地方，详情可见《龙牙门美谈---二之一》和《龙牙门美谈---二之二》。

附注（2020年1月15日）：关于蒲罗中，我参照了西方地图，认为更有可能是从前的扶南“极崎头处”，详情可见我近期发表在《联合早报》上的文章《蒲罗中是不是古代新加坡？》。

相关链接
“龙牙门”美谈 Dragon Tooth Gate（二之一）

“龙牙门”美谈 Dragon Tooth Gate （二之二）

蒲罗中是不是古代新加坡？

男为砧板，女为鱼肉？新加坡妇女宪章 Singapore women’s charter

老婆大人为了身边挚友离婚之事，已经忙了大半年。两夫妻反目成仇之后，感性多过理性，各挑对方的坏，忘记对方的好，莺歌细语、打情骂俏的浪漫都成了虚情假意的代名词。资产、儿女、日常开销和赡养费谈不拢，两人却已开始物色新对象，筹备新生活。

过去的年代，多是男人休妻纳妾，华族女性受到封建无理的压制，只能在屋檐下争宠。她们能有多大的社会地位，可以在律师馆法庭争取自己的权利？

实在很难想象五十年后，今天的新加坡妇女和1960年代前的妇女，生活在那么截然不同的世界。

1961年之前，结婚并不需要到婚姻注册局（ROM）去宣誓领取结婚证书，当时新加坡并没有ROM，只要摆过喜酒、有婚照、有证婚人等就算是合法婚姻。新加坡的宗乡会馆鼓励文明婚姻，为新人撮合良缘、在会馆证婚等，希望能够摆脱封建的束缚，进入一夫一妻的新时代。不过，将千年的旧包袱连根拔起，最有效的方式还是通过明文律法。

1961年9月15日施行的妇女宪章 Women’s charter（Cap. 353），对新加坡的男人、女人、儿童而言都是一个转折点。69页的法律条文，最大的功效是摒弃一夫多妻制，实行一夫一妻的文明婚姻，同时为妇女结婚的最低年龄设限，必须至少18岁。在思想层面上，它改变了男女对婚姻的责任、男女关系的观念以及女人的社会地位。ROM在同年同月同日投入服务。

（The women's charter. An ordinance to provide for monogamous marriage and for the solemnization of such marriages. 1961 ）

 “(The Charter will see) an end to marriage of children, no more than halfway through their teens. Last year there were 170 child wives under 14 years old and 13,000 between the ages of 15 and 19. … One girl had been married thrice before she was 16. Another, aged 15, was wife to a man four times her age.”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of March 1960 (pg. 6)

“ (A) major advance in social legislation not only in the country but in South East Asia.” ---Goh Keng Swee described the Bill during the debate in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The Straits Times 7th April 1960.

谈到妇女宪章，不能忘记半个世纪前，凭着一股正气，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国会中，为妇女的未来仗义力争的国会议员陈翠嫦（Chan Choy Siong，1934 - 1981）。

陈翠嫦先后在养正小学和南洋女中受教育，念书期间在牛车水帮忙父亲卖猪场粉，街坊昵称她为“猪场粉妹”。中学毕业后在和丰油厂当书记，20岁加入人民行动党（PAP）。1957-1963年任PAP的中央委员，1957年至被选为牛车水区市议员。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政府立法议会选举，陈翠嫦获选为立达区（Delta）国会议员，1970年从政坛隐退。

（何佩珠Hoe Puay choo （1959年当选为Bras Basah 区立法议员）, 陈翠嫦Chan Choy Siong, Lady Macmillan, Felice Leon-Soh。NAS 12 Feb 1958）

2011年新加坡全国大选，27岁的丁佩玲（Ting Pei Ling）和23岁的佘雪玲（Nicole Seah Xue Ling）成为亮眼的对象。陈翠嫦当议员时，也充满青春活力，只有25岁。当时的国会议员，年龄多数是20至40岁之间的热血青年，年纪最小的蔡厝港区议员王清杉，是一名商店店员，只有22岁。在首届自治政府内阁部长中，最年轻的是出任内政部长的王邦文，30岁。李光耀是新加坡第一任总理，36岁。

当时的议员，不重视学历，也不看文凭，要的是政治理想和服务的心态。即使是PAP的议员，通晓英语的并不多，他们在立法议会上发言都用华语或马来语。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1/07/orchid-evolution.html

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061

陈翠嫦属于草根一族，通晓华语和方言。1960年4月6日，妇女宪章在立法议会中进行二读，她以华语发言：

“Mr Speaker, Sir, regarding the Women's Charter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the Minister for Labour and Law at the last Assembly sitting, with a view to improving the lot of women, I support the motion of the Minister. This Charter, as drafted has incorporated some of the provisions of a number of Ordinances. It has also incorporated 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It has also adopted those of the existing laws in China, which have some merits. Therefore, I believe the Minister has improved this Bill, which is applicable to and practicable for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This Bill, I believe, will receive the support of all sections of the people.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Women's Charter is to enable women to have their rights safeguarded by legislation, and to give people far-reaching stability in marriages.

The marriage system provides for monogamy to enable both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to enjoy equal status in their matrimonial life. The previous evil custom will vanish with the coming into operation of this Charter The passing of this Women's Charter will not only enable women to be safeguarded in law but will also bring about a revolutionary change in society on a practical basis.

On this side of the House, I wish to point out tha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is Women's Charter is twofold. The problems of women are the result of an unreasonable society. Men take women as pieces of merchandise. The inhuman feudalistic system has deprived women of their rights. In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istic society, the tragedy of women was very common. Men could have three or four spouses. Men are considered honourable, but women are considered mean. It was common in those days to regard having one more female in a Chinese family as being very despicable. Women in our society are like pieces of meat put on the table for men to slice.

The P.A.P Government has made a promise. We cannot allow this inequality in the family to exist in this country. We will liberate women from the hands of the oppressor. With the passing of this legislation, women can contribute their part to the country. Our country has now obtained self- government. To safeguard the stability of ou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e must first of all have internal stability. We must put our society in order. Only then can we safeguard ou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On the whole, the matrimonial system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the social order. There is a Chinese proverb, which says that if every family has matrimonial harmony, then we can control the country. The people in the old days abused marriages. They took to marriages as a schoolboy would take to playing. The rich had their way with marriages. This created disorder in the society, and the women rose against this unreasonable social system.

In Singapore und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arriages were given a feudalistic aspect. The ideals behind marriage were not respected. In this new society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have many wives. To the rich people, their wives are their property. But to the poor, things are very difficult. These are due to the bad marriage system and it also affects our society. In order to show respect for marriage, we must have a sound marriage system. Of course, to depend only upon a law to get rid of all these bad practices and customs is very difficult, because marriages in Singapore have not been put on a proper basis for many years. It takes a very long time to educate the people to regard marriage in the proper light. Only then can we have a good and sound marriage system. Only then can we solve the problem of marriag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en and women. ”---Singapore Parliament Reports. Vol 12. Sitting date 1960-04-06

陈翠嫦和王邦文结婚后，生育了三个孩子。1981年，在车祸中去世。

（The Straits Times Feb 13, 1981, reported the news of Mdm Chan dies in car smash-up）

王邦文回忆起陈翠嫦为妇女宪章奋斗的经历，她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封建思想的包袱，还有当时党内好些男议员的父亲也奉行一夫多妻制，意见有很大的分歧。不过，她很幸运，有一位肯为妇女请命的律政部长贝恩（Kenny Byrne）支持她。当然，最终大家都必须面对最现实的考量：1961年PAP分裂，社阵成立，PAP更迫切需要妇女的选票来组织下一任政府！

“She started the Women's League in early 1956. The Women's League had sub-committees attached to all the party branches. For a long time, the Women's League was confined mainly to the Chinese educated, working class women. She was one of the very few Se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ed. The others were primary educated.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people to come out to work in the Women's League. The English-educated would not come in.”

“The feudal social setting prevailing in the fifties was loaded against the women. The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family and the society at large was inferior to men. Polygamy was common. Education for girls took a backseat vis-a-vis the boys. Most girls were not educated, or at best primary school educated. Very few had secondary education. Jobs were not easy to come by and pay was never equal for the same job.

To take part in politics was frowned upon if not ridiculed. One needed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o brace oneself against prejudices of society, and opposition from family elders, to take part in active political campaigning. Especially for a party which could lead on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colonial authority ...”

“I would not like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Woman's Charter was easily passed. Actually it was a very tough fight. She was lucky that Kenny Byrne was the Minister for Law. He was sympathetic. . . . But some in the party, well, they kicked up a row.

Especially when it came to the registration of marriages. At that time, it was quite common for a man to have more than one wife. Even within the party, some members, well, their fathers had more than one wife. So how were they going to register? There was a ruckus.”

“Women had won the vote on 1955. After that time, the women's vote wa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after the party had split in 1961. The PAP needed the support of women! By 1961, the women's vote was crucial in Referendum and subsequent electoral fights with the Barisan Socialist. So women became powerful, and they could demand their rights. ” ---p177.  Chew, Melanie. Leaders of Singapore. 1996.

回顾半个世纪前建国的艰辛的路程，十分钦佩受教育不多，却勇于摆脱殖民主义与封建思想的束缚，出一分力，发一分光的许多有名与无名英雄；也向一位贫困出身，却为新加坡现代化的进程作出莫大贡献的草根一族陈翠嫦女士献以至上的敬意。

2016年3月1日注：
随着妇女抬头，在职场上担任要职，今后应该如何公平地对待婚姻离异，2016年2月29日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了妇女宪章（修正）法案，首次允许因残障或患病丧失谋生能力，没有保险或资产收入的男方向前妻申请赡养费。不过，他们必须是在婚前或婚姻有效期间丧失谋生能力。

妇女宪章改变过去只保护妇女的形象，让它有弹性与空间，是与时并进的做法。

相望烟水里--最忆江南的乌镇

智利诗人聂鲁达（ Pablo Neruda， 1904～ 1973）加入智利共产党，支持斯大林的红色国际革命，被执政党追捕，过着流亡的日子。1971年出乎意料的获颁诺贝尔文学奖。他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when the leaves fall for gorgeous, life context was distinctly visible）。”

年轻的岁月有散发不尽的青春，当年华逐日老去，朱颜渐改，脱下华丽的外衣，展现出的才是经过一番彻骨的生活历练。

（生命的脉络）

江南有华美的叶片，也有生命的脉络。心里有一个江南，江南离不开水乡。

江南第一水乡“周庄”，有这么一段迂回转折的故事：1984年，在美国留学的陈逸飞以周庄的双桥为题材，创作了《故乡的回忆》这幅油画，连同他的其它37幅作品，在纽约的阿曼德.哈默画廊（Armand Hammer）展出。陈逸飞结合油画和传统的中国水墨画手法，描绘了江南的田园美景，姑苏的小桥流水，将美国观众带入神话般的境地。

当年十一月，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阿曼德.哈默访问中国时，将高价购下的《故乡的回忆》当作见面礼，送给邓小平，让中国人真正认识了周庄，同时带领默默无闻的周庄走向全世界。

（陈逸飞，故乡的回忆，1984） 

周庄的双桥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方一圆，交汇成十字，样子像是古时候人们使用的钥匙，也称为“钥匙桥”。我倒觉得双桥的神韵不在于通过结构力学交接的桥面与桥洞，而是在于水面和水中桥身的倒影，真与幻相交那一瞬间的人文气息，才是双桥真正的魅力。

（周庄的双桥桥面一横一竖，桥洞一方一圆，交汇成十字。）

(传神的江南水乡原来也可以通过刺绣来表达。源自：岁月留痕 http://mapletree89826.blogspot.com/2011/10/blog-post_09.html)

周庄成为旅游热点，喧嚣的人潮已经破坏了千年古镇的恬朴宁静，很难感染周庄的美。希望可以找到远离城市喧嚣的一片宁静，因为希望，所以寻找，结果爱上了桐乡的乌镇。

身在乌镇，油然想起小学和中学时代教我们作画的周璧珊老师和何逸平老师的水彩画，乌镇就像娥眉淡扫的水彩画，不单调也不浮华，这个小镇，充满了幸福。

初识乌镇，源于《似水年华》这部在中台取景的电视剧，男女主角分别是中国的黄磊、台湾的刘若英和马来西亚的李心洁。当时在上海被剧名吸引住，买下这套23集VCD，追看时才发觉乌镇的美，是美在年华逝去时不经意累积的痕迹，有付出、有回味，任年华似水，似水年华……

“来过，便不曾离开”是刘若英在乌镇留下的话。如果没有黄磊和刘若英的造访，乌镇会更加安静醇美，但他们让更多人记住了乌镇的似水年华。黄磊身兼导演，为《似水年华》作总结时，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似水年华》是我的镜子，可是它照出来的不是一个清晰的我，是一个清晰的你。当然，我希望每个人看到的是自己。这个故事是我自己讲给我自己听的，每个演员是演给自己看的，每个观众也是给自己看。我觉得，可能有过情感的经历，甚至要有情感领悟的人，会在剧中有那一丝感动，而且那感动完全和剧中人的表演没有关系，只是他在那一集演完或是全剧演完的时候，他会在跟他身边的人坐在一起的时候，沉默了一下，脑中会突然闪过一瞬间；有没有过那样的一个背影，一个眼神，一个呼吸，一个坚定，一个忘却。我觉得大概年纪小一点的朋友会幻想，可是有一点年纪的人就会开始去回忆。”

(乌镇有七座桥，全都可抵达同一个目的地，“双桥”（左右逢源）是第一座，从反方向看也是第一座，不过是最后第一座。)

看完了《似水年华》，对过去的生活，对过去的经历，确实有一股难以形容的感动。

人人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为了找寻对江南对青春的回忆，也给小朋友一点幻想，2004年我们走入乌镇。距离上海约一个半小时车程的乌镇，几乎原原本本地保留到现在，生活的核心似乎不曾改变，生活依然故我，破旧的民居，斑驳的小桥，依然是潺潺流水，依然是枕河人家…… 时间仿佛是停滞的。

（乌镇。2004）

（乌镇，典型的江南水乡。2004）

也很下意识地来到蓝染布坊，见识很传统的乌镇手艺；刻意踱步越过乌镇的“双桥”（左右逢源），为的是找寻一路上掉在泥土的岁月。

（蓝染布坊）

乌镇人家最引以为豪的是茅盾先生。1896年7月4日茅盾在乌镇出生。茅盾十岁丧父，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童年时代，茅盾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和史地知识，20岁北大预科班毕业，国共合作分裂后离开武汉，流亡上海与日本。回国后潜心从事文学创作，以故乡乌镇为题材，写了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和《林家铺子》，后来在上海编辑《小说月报》，写下《子夜》。中国解放后茅盾成为第一任文化部长，毛泽东写信给茅盾都称呼他为“雁冰兄”。文革时挨批靠边，1981年去世。

（茅盾故居，1985年修复完工。）

（茅盾与同乡妻子孔德沚）

茅盾以孝为先，常常回乌镇探望母亲。茅盾的同乡妻子孔德沚在乌镇长大，是一个文盲，甚至问茅盾“北京远，还是上海远？”很多人不解，一个文化部长的妻子居然是一个文盲？茅盾只是一笑置之。

茅盾并没有舍弃目不识丁的孔德沚，和她左右逢源，牵手相伴到老。

茅盾令乌镇风光过，不过乌镇孕育一代文人的年代已过百年，沉默中度过的漫长岁月竟如弹指一瞬间。追忆江南，真的是似水流年。

（沉默中度过的漫长岁月竟如弹指一瞬间。追忆往日的江南，真的是似水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