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夫多妻家庭照

生儿育女从民间男欢女爱、个人选择之事提升为国家大事并非现在才有的事，追溯新加坡近代史，自脱离英国殖民地，从自治（1959）到独立（1965）以来，生儿育女一路来都是国家级的大课题。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时代，PAP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争取妇女选票，赢得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权，并在1961年国会立法通过妇女宪章，落实一夫一妻制来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一夫一妻制也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膨胀，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在1970年代全面通过強大的政府机制，印发大量宣传海报，鼓吹“两个就够了”（Stop at two）的小家庭政策，并鼓励妇女进行结扎手术，避免因为“好玩”而给国家制造更多混淆。

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不愿意太早结婚，婚后也不愿意多生小孩。到了1982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已经与韩国、香港和台湾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生育率从1950年代中期每名妇女生育6名子女逐年下降， 1973年4.3，1975年2.1，至1982年1.7，“两个就够了”才匆匆喊停。当时的政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的趋势，其实一般家庭早已走向小家庭路线。“Stop at two”矫枉过正，是小家庭计划太过成功还是跟不上大势？

为了扭转局势，提高生育率，政府有选择性地鼓励生育，在1980年代通过金钱及入学优先的诱惑，以“七分靠先天，三分靠努力”的优生学论来加强精英主义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并由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举办未婚高级公务员与大学毕业生等联谊活动；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政府实施“一万元节育奖励计划”，希望通过人口素质的控制来提升人力资源的水平。

1983年8月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道：“我们的生育库如果不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让她们置身事外，那么社会的智商水准就会愈来愈低……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口……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坚持“下娶”。李光耀甚至打趣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可能不会遏制Polygamy（一夫多妻）。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12/where-have-all-children-gone.html

讲起Polygamy，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摄影文化展馆有一幀摄于1930年代的一夫多妻，男性享尽齐人之福的家庭照，两个太太一左一右，八个孩子分散两旁。少数类似的家庭延伸到1970年代，甚至1980年代。有访客说在那个不算是很久远的年代，这样的家庭已经算是小规模了。

想起来的确如此，记得小时候做印刷的父亲带我去跟他的老板拜年，入屋叫人，有叫大婆的，有三婆的，也有六婆，男孩子全都在印务馆谋个官职，后来还因分家产搞得伙计们都“冇眼睇”。一家印刷馆养活整村人实在不容易。

曾几何时，新加坡面对着一连串的社会变迁，这类大家庭已经不复存在，摩登夫妻婚后不是不育就是以生活费为由，意思意思一下，人口替代水平小于1.3。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回1970年代，新加坡政府是否还会施行“两个就够了”的小家庭计划？

照片中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应该如何分辨？

(齐人之福的家庭照，谁是大老婆，谁是小老婆？c.1930s)

有人根据两位夫人的穿着打扮来猜测，认为在男士左边那位珠光宝气，一脸贵妇相的夫人是原配，右边那位比较苍白，没什么打扮的应该是受到“大姐”的欺凌的小老婆，苦情惯了，所以连拍家庭照都不挤不出笑容。

也有人作反向思考，认为那位贵妇应该是小老婆，小的被纳入这户家庭后还生了站在身边的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当然更加得宠了。至于大老婆，失去地位后被打入冷宫，又没有脱离“恶势力”的能力，只好就这样度过一生。

靠左还是靠右，所影响的可是春秋大局，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以现代西方文化来考量，国际礼仪所依照的是“尊右”原则，也就是右大左小，男左女右代表的是男士以女伴为尊的gentleman风度。宴客时，男女主人如果并肩而坐，女主人坐右边；如果男女主人对坐，女主人的右边是首席，男主人的右边是次席。 至於西方尊右的由来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不过右边是right，也是“正确”的意思，拉丁文的左边sinister在英文的意思是邪恶、不吉祥，或许这也是西方尊右的原因。

摄影是法国人发明的技术，后来通过美国Kodak的软胶片，俗称菲林来发扬光大，在吹起一片西风的大环境下，一家人站在一起拍家庭照时是否也受到西方右尊的影响？看来未必，因为当年的华人还是秉持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观念，西方的技术可以引为中用，但骨子里还是守候着祖先留下来的一方文化。因此从中国文化来窥探玄机应该会有所获。

中国先秦以前官制是“右尊左卑”，《礼记‧王制》记载：“殷人学国老于右学，学庶老于左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史记‧田叔列传》记载：“贤赵臣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由此出了“无出其右”的成语，都足以说明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尊右”的传统。

不过影响更深远的是道家以左手为敬手：楚人尚左，老子，楚人也，故以左边为大边。

中国传统社会有“左东右西，前南后北”的说法，这个方向的理念跟现代人看地图认方向正好相反，小学时老师已经教导我们定位，将右手指向太阳升起的方向，那就是右边，左手所指的方向就是左边，正面是北方，背后是南方，因此是左西右东，前北后南。其实到头来东南西北方都是一致的，只是东西方文化地理出发点刚好相反，因此需要更多时间去互相了解磨合。

既然在中国文化中前后左右有尊卑高低之分，那该怎么分呢？南尊北卑，东为首，西为次，帝王坐北朝南，左侧是东方，因此，在崇尚东方的同时，左也跟著尊贵起来。左青龙右白虎、文左武右、男左女右、左高右低都是“尊左”的习俗。

从尊左的习俗中回头看中国史，虽然各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是武将出身，国家机制却是重文轻武，文官比武官的地位崇高，所以一方中原文化才足以感化“蛮夷”。

以流传下来的尊左的习俗来回头看东方的男左女右，虽然跟西方的男女位置一致，含义却完全不同。

再以流传下来的尊左，左高右低的习俗来看这张静静守候在博物馆的角落的家庭照，答案已经很明显。所谓长幼有序，大婆和二奶的身份是无法对调的，大婆的珠光宝气和老二苍白的表情是天渊之别，不晓得在这个家庭生活的老二是否如许多粤语残片的剧情那般受尽欺凌，在忍辱吞声中告别一个不算是很久以前的年代？

旧加冷机场的‘大哥大’（Old Kallang Airport and Dakota）

2011年的全国大选以来，新加坡沸沸腾腾，低薪工友的wage shock therapy， SMRT管理失策，牺牲维修工程来搞零售，全岛交通大瘫痪，中国籍巴士司机旷工/罢工风云，14家PAP旗下的市镇理事会竟然跟PAP公司挂钩，到头来演出一套围魏救赵的大戏，多位高官甚至国会议长被斗出一笔笔的风流账，把女人拉出来救命，千错万错都是狐狸精的错，真是目不暇给，一百岁没死都有新闻听。

一介草民如我只求心安理得，睡觉时可以高枕无忧，一觉到天明，庆幸没权没势，不用直接卷入风云。但对老婆大人而言，年过半百的阿伯最靠不住，因为有点闲钱兼有点闲情，临老入花丛，拼搏一辈子的棺材本就这样消耗光光的例子满街都是。风流账可大可小，道德规范不了，如何遏制老伯伯，老来只对老娘风流可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管理学哩！

当年老伯追老娘还处于纯纯的年代，连求婚的事儿都省了，只是问她有没有带身份证，就驱车到Bukit Merah的HDB总部，填了申请表格，大功就此告成。那时虽然HDB价格时不时来个大调整，但买HDB的屋子真的是affordable，没有太多顾虑，对我这种不喜欢赊账live in credit，奉行传统保守理财策略的草民而言，不用为了四面墙一个屋顶劳碌一世，那才是最大的吸引力。衣食住行本来就是政府应该为国民承担的责任，只是到了1990年代中之后，affordability的定义已经逐日被曲解，与asset enhancement挂钩，结果发展到今天的田地，万一HDB价格下泻，80%居民就得见财化水，到时是另一番民怨，所以政府只能继续“affordable”下去，无形中也为私宅定下高价位，公宅私宅一起抢市场，骑虎难下。

当年老伯追老娘的日子说起来还挺窝心的。老娘跟她的父母姐妹同住在旧加冷机场Dakota Crescent大牌68号的三房式政府组屋，高楼没有阻隔，前窗对着大巴窑，厨房对着东海岸，视野辽阔，凉风习习。1980年时只花了26,000 元就可以新居入伙。老娘的父亲当一名客栈苦力，后来转行在丹戎禺小贩中心卖猪杂汤潮州饭菜，就已经有能力供满那间屋子，兼养大众千金。

组屋底层有一间叫做“稻香村”的咖啡店，老娘最喜欢酿豆腐和云吞面，吃着吃着，老伯也爱上了那摊“广记云吞面”。广记经营了二十余年，直到2004年地皮被征用为止。

（Dakota Crescent大牌68号的“稻香村”。NAS 1988）

（“稻香村”的广记云吞面，在最远处的右角。NAS 1988）

老组屋的地段卖了给私人发展商，夷为平地，现在是Dakota Residences私人公寓，老街坊多数搬到旧加冷机场熟食中心后面Jalan Tiga和Jalan Lima的新组屋，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松林（Pine Close）。广记云吞面搬到Bedok South，可能不适合“当地人”的口味，有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未几就搬回来旧加冷机场Pine Close前面的咖啡店，现在连老伯老娘的孩子们也爱上了云吞面的味觉。

（当年Dakota Crescent的老街坊多数搬到旧加冷机场熟食中心后面Jalan Tiga和Jalan Lima的新组屋，有个很美丽的名字，叫做松林 Pine Close）

话说当年没安排父母见面喝茶还好，一见面就不得了；不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的那种不得了，而是原来早年两位父亲在Hill Street警察局对面的店铺工作，只隔了三个店面。见到面后第一句话就是“原来是你”，虽然是广东话潮州话对对碰，但也聊得开心。不用说，接下来一切都“赚啦赚啦”，就是随便啦的意思，既然有得“赚”，事情也成功了一半。

Dakota Crescent我惯叫大哥大弯，取其谐音。旧加冷机场和“大哥大”之间是否有什么裙带关系？虽然旧加冷机场的气势远远比不上今天有三大搭客大厦的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但旧加冷机场身为新加坡第一个专门为民航设计的国际机场，被尊为大哥大应该是当之无愧。

加冷河畔原是一片沼泽，以一座山丘般大小的700万立方米的泥土填平后化腐朽为神奇，成为国际机场，1937年投入服务。战后航空业急速发展，旧加冷机场供不应求，1955年由巴耶利峇机场（Paya Lebar Airport）取而代之，旧加冷机场结束短短18年的历史使命。

加冷机场还是有迹可寻的。加冷机场的搭客大厦后来由人民协会接管，直到2009年，如今前途未卜。加冷机场的飞机跑道是今天的旧机场路（Old Airport Road），停机坪是国家体育场和室内体育场的所在地。

（加冷机场鸟瞰图。c.1940s）

1954年5月13日学生运动所爆发的513事件或许大家都不陌生，在两个月前的同一天，一架 BOAC （British Overseas Airways Corporation）的客机在加冷机场发生意外，成为新加坡民航机场的第一宗，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类似的民航事件。当时这架BOAC的客机降落速度太快，撞上跑道，引起大火，至少32名乘客和空服人员丧生。

（1954年3月1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NLB）

（BOAC客机在加冷机场跑道撞毁。NAS 1954）

1954年对BOAC而言实在是倒霉透顶，一年内发生四起空难，使到新加坡人闻BOAC色变，能避则避。广东人说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可能BOAC真的是取坏了名字---Beware Of Air Crash！

为了争取日益庞大的华人市场，BOAC还大打东方牌，在飞往香港的航班上，空姐的制服是曾经被国民党列为中国国服的旗袍。1959年在新加坡罗敏申公司的一场服装秀中，一名模特儿踏出BOAC的机舱，两旁站着身穿旗袍，仪态端庄的空服人员，或许BOAC也可美名为Beholder Of Awesome Cheongsam （来自黎上增先生的灵感）。

（1959年在新加坡罗敏申公司的一场服装秀。NAS 1959）

BOAC成立于1946年，是英国政府的资产，服务的路线包括中东、亚洲和美洲。1974年跟另一家同样归英国政府拥有，专跑英国内线与欧洲的British European Airways （BEA）合并为British Airway。

在BOAC的民航空难之前，加冷机场曾经发生过另一起军机空难。二战期间美国大量生产运输机Dakota DC-3。1949年6月29日，一架英国空军的大哥大运输机在雷雨中撞毁，机上20名军人全部罹难。

旧加冷机场的Dakota 地名就是为了纪念这场空难。

以前不知道这个大哥大背后的故事，还可以在大哥大跟老娘谈谈情说说爱，现在重新踏上这个地方，倒有些许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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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公的布袋木偶戏台 （2 of 2）

木偶戏种

所谓一方水土一方情，不同语言社群带来了各自的娱乐消闲活动。电影和地方戏曲是主要的大众娱乐，而戏曲则多与宗教社群节庆有关。中国传统戏曲在新加坡扎根百余年，跟着早期紮着辫子的清朝客工沿着水路来到新加坡。牛车水戏院街（Smith Street）36号的梨春园，余东璇街（Eu Tong Sen Street）24号的庆升平戏院、21号的庆维新戏院与大华戏院，马真路（Merchant Road，戏馆街）41号的怡园、哲园、景春园，阳春园，丹贵园和升春园等，都是地方戏曲的大本营。

本地戏种之一的木偶戏是由幕后演员操纵木偶的表演方式，是一门“手的技艺”，在中国古代又称傀儡戏、魁子、窟子。傀儡戏的原始功能是驱魔除煞，傀儡是人扮鬼面来驱鬼，因此木偶戏台上的丑角一般上都造型丑陋，有的额头比脸部大了近三倍，额头上半部涂上朱红色，下半部绘上飞扬的皱纹，黑森森、圆滚滚的眼珠与眼白形成强烈的黑白配，一幅凶神恶煞的模样，以期达到“人吓鬼，吓走鬼”的效果。

东南亚木偶戏源远流长，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的皮影戏，泰国的仗头木偶戏，新加坡的华族木偶戏，越南的水上木偶，菲律宾的现代偶戏等艺术都是本地区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加坡可看到中国南方沿海地区的木偶戏种，包括福建布袋木偶、潮州铁枝木偶、海南仗头木偶和兴化提线木偶。

布袋木偶以中空的布袋作为身体，让表演师傅的手和指头藏在里头，头部则由木头、纸板等做成。师傅手掌中的木偶小巧敏捷，但木偶始终是木偶，真正灵活的是师傅的掌中功夫。

（布袋木偶）

酬神戏答谢神恩

遥想将近半个世纪前没有电视的童年，临时搭建的戏台往往成为合家共赏的大众娱乐。当时的街戏在特别庆典如中元节和庙会时的演出是免费的，酬神不是演大戏便是唱木偶戏，由商贾、炉主或做公德的信徒赞助。这类神功戏是由庙堂所供奉的神灵来决定的，通过投掷茭杯与神灵沟通。通常每日演出两场，午场下午两点开锣、五点结束。夜场七时半开锣，演至午夜。

左邻右舍老早就从家里搬来木凳霸位，并邀请亲朋戚友一块儿普天同庆。流动小贩消息最灵通，那儿有街戏那儿走，纷纷推着小摊子赶来霸位做生意。演木偶戏虽然不比大戏那般热闹轰动，但在没有其他娱乐消遣下，台前幕后还是人山人海，看街戏为平淡的生活增添许多不平凡的色彩。

虽然来自中国各地的戏曲配乐不同、方言各异，但在舞台设计和曲目题材上都大同小异。古典文学与民间故事如三国演义、白蛇传、西游记、武松打虎、包公审案等经典都通过地方戏与木偶戏来传播。戏台上的人物造型忠奸分明，看到那张脸就知道是忠臣贪官、好人坏人；剧情的警世意味也格外鲜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倘若没报，时辰未到。在那个正规教育并不普遍的年代，街戏扮演了文化教育的角色，巧妙地结合了传说与现实，传达华人的传统价值与道德伦理。

新加坡华人社会延续祖先的传统，在家祭拜祖先与神灵，全岛各地则设置庙宇，定期举行酬神活动，答谢神恩。二月初二土地诞，三月廿三妈祖诞，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观音诞，七月中元节，九月初一至初九连续九天的九皇爷诞，处处都有神功戏。酬神活动之一的妈祖诞对于早期帆船时代乘船到新加坡的移民，意义特别深长。

古人无法解释海上的天险，只好把命运托付给神明。相传宋代的林默娘是莆田湄洲的一个民间女子，她有预知气象变化、驱邪治病和泅水航海的本领，又常在惊涛骇浪中救助遇难的船只，深受渔民的爱戴。宋雍熙四年（公元987年）重阳节，林默娘登上湄洲峰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民间传说她已经成仙登天，奉她为航海保护神，就是我们常说的妈祖、天后娘娘等。

中国沿海南来的先民把妈祖供奉在船头，安全抵岸后建庙祭祀，答谢妈祖庇佑一帆风顺，并祈求日后出入平安。这些庙宇是新客的心灵停泊站，团结身在异乡的同路人，渐渐的，一些地缘性、血缘性与业缘性的社团组织便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了。

自开埠以来，新加坡有许多供奉妈祖的庙宇，著名的古庙有福建会馆设立的天福宫（1840年）和潮州人的粤海清庙（1826年），还有其他历史悠久的如海南人的天后宫（1853年），广东人的宁阳会馆（1822年）和广西暨高州会馆（1883年），后港的钟头宫和半港天后宫，林厝港的阿妈宫等，阿妈宫村甚至成为林厝港著名的地标，现在还保留着阿妈宫路（Ama Keng Road off Lim Chu Kang Road）。当年陈开顺等人进入新山拓荒开港，也在地不老河畔的陈厝港设立天后宫，可见妈祖对南来先民的影响力。

（林厝港的阿妈宫村。NAS 1950s）

（林厝港的阿妈宫 Ama Keng。NAS 1960s）

博物馆内“老班新赛乐手戏班”的戏台旁所展出的手抄戏本和戏牌，原属中国福建兴化的“新得月提线木偶戏班”所有，戏班成立于上世纪20年代。演酬神戏前，庙堂必须先做法事，拜祭神灵，而所上演的剧目必须通过抛掷茭杯来决定。依据传统习俗，仪式内容是掷出两个约掌面大小的半月形，一面平坦、一面圆弧凸出的筊杯，探测神灵的意愿。筊杯的凸面为“阴”，平面为“阳”。一平一凸为“圣杯”，取义阴阳平衡，表示神明喜欢看这出戏；两个平面向上为“笑杯”，表示神明还没决定，必须重新请示；两个凸面向上为“怒杯”，表示神明并不认同。

（福建兴化的“新得月提线木偶戏班”的手抄戏本和戏牌）

戏台故事的延伸

发展至今，由于听得懂方言的观众群越来越少，大众娱乐的选择也增加了，单单是膝上的随身电脑与手上的平板电脑已经可以叫数码族当个快乐的宅男宅女，一般的酬神戏都观众零落。但因为演戏主要还是为了娱神，所以还是照演不误。

根据《联合早报》莫美颜和李白娟的报道，成立于1930年代的新和平木偶戏班是本地现存唯一能以兴化话演出的木偶戏班；成立了近百年的新赛宝丰班则是较活跃的潮州木偶戏班。1970 年代是潮州木偶戏班最风光的年代，单靠木偶戏的演出就可以养妻活儿，到了1980年代后却迅速走下坡，从一个月演出十多天到一整年演出不到十场，繁盛景象只堪回首。

《新加坡琼州会馆135周年纪念特刊》记载，1926年时新加坡已经有海南木偶戏班，1947年符祥春和两名朋友组成“三春隆木偶戏班”，曾经到印尼廖内演出。1997年，新兴港琼南剧社成立“琼音木偶剧团”，让热爱地方戏的老人家可以在幕后边耍木偶边唱戏，把琼音保留下来。

至于木偶戏班所面对的共同的困境：木偶不会老，能讲方言的上一代却逐渐老了。

（在牛车水上演的木偶戏，站在木凳上的小朋友是最忠实的观众。NAS 1980s）

一座布袋木偶戏台背后蕴藏着先民从中国南来讨生活的大无畏的勇气，走出来就有路，登上一叶孤舟，将生命中的未知数托付给将来。戏台记载了新加坡从乡村走入城市化的道路，从田园风光到繁华都市是一个单向的现代化的进程。戏台也承载了过去的娱乐与生活，是许多人一生中的共同回忆。

阿公的布袋木偶戏台 （1 of 2）

老班新赛乐手戏班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电影与戏剧文化馆内有一座华丽的布袋木偶戏台。站在戏台前凝思，彷佛回到某个简朴的年代，看着木偶戏师傅以灵活的双手为平民大众带来美妙的夜晚，戏演完了带着满足的心情走入梦乡。

这个在1950至1960年代为观众带来欢乐的戏台原属于 “老班新赛乐手戏班”，是一家布袋木偶戏剧团，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中国福建来到新加坡落户。

（“老班新赛乐手戏班”华丽的布袋木偶戏台）

新赛乐手戏班的戏台下了许多功夫， 雕梁画栋之余，还使用了一千个小灯泡做装饰。那个年代新加坡还没城市化，乡野处处。乡间的夜晚漆黑一片，有街戏演出时，流动发电机点亮了戏台，也照亮了夜空，璀璨夺目。这座戏台还可以在一小时内组装，转移阵地非常方便。木偶的脸谱以彩绘来表达不同的人物形象，生旦净丑，忠奸分明。

戏台下方的六幅屏画取材自《西游记》中脍炙人口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画匠通过惟妙惟肖的画工，让古典名著在民间流传，起着文化传承的功用。

戏台左右两旁的窗口用来悬挂黑板，分别写下日场与夜场的曲目，喜欢看什么戏，一目了然。

从商家通过戏台所打的广告也可以窥探新加坡城市发展的急速变迁。设计戏台的梁宣华画室的电话号码从五位数（40263）演变成六位数（440263），显示新加坡走入繁荣的过渡期。1950年代的电话号码只是成千，到了1960年代初已是上万，到了我家拥有第一台电话的1980年代已算百万，迈入廿一世纪则是八位数，五十年间翻了一万倍。现在的摩登戏台，甚至使用流动电话号码。

（从电话号码可以窥探出1950至1960年代新加坡城市发展的变迁）

（2000年代的木偶戏台，用的是手机号码。）

新、马、中的转折点

广告中老班新赛乐的地址是星洲柔佛律56号。在那个淳朴的年代，不论是星洲、新加坡、星嘉坡、新嘉坡、石叻坡，星加坡、星架坡等指的都是Singapore，小小的新加坡，竟然有这么多中文名，但并没有在华人社会中引起混淆。1967年政府成立统一街名翻译委员会， 1972年4月25日，我们才有了新加坡这个国家级名正言顺的中文译名。

柔佛律是当年 Johore road 的民间译名。柔佛律不在马来西亚的柔佛州，而是小坡维多利亚街的一条支路，现在的莱佛士医院对面的公共停车场。当年这一带的商店以传统手工业为主，如纸扎店、香烛店、铁桶店等，也是著名的红灯区，花街柳巷承载着夜间的另一类繁华。

除了柔佛律之外，新加坡以邻国马来西亚的地方命名，或与马来西亚一样俗名的的街道倒是不少，分散在新加坡河两岸的大坡与小坡以及梧槽河一带，如马六甲街（Malacca Street）、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漆木街（Carpenter Street）、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海山街（Upper Cross Street）、美芝路（Beach Road）、彭亨街（Pahang Street）、吉兰丹路（Kelantan Road）、丁加奴街（Trengganu Street）、霹雳路（Perak Road）、槟榔路（Penang Road），巴生巷（Klang Lane）等，反映了新马之间曾经共拥的年华。

十九世纪初，莱佛士签下新加坡租约后，第一任驻扎官法夸（William Farquhar）招徕一批马六甲华人，他们躲过荷兰与海盗的封锁线来到新加坡，牵动新加坡的经济命脉。1821年2月，第一艘来自中国厦门的商船在新加坡靠岸，掀起连绵不息的华人移民潮。

（新加坡河畔的戏台：华人移民也带来家乡的娱乐。NHB 1890s）

1844年，天猛公伊布拉欣借鉴新加坡港区如杨厝港、蔡厝港、林厝港等地垦殖甘蜜胡椒的经济效益，在柔佛推行港主制度，招募一群以陈开顺为首脑的潮州人从新加坡移居新山开港垦荒。

1860年，中英签下“北京条约”，五口通商，输送中国华人到英国殖民地当外劳。

1893年满清政府废除移民禁令，大量南方移民到新加坡谋生。当时新加坡的华人约占四分三，其余来自马来群岛和印度等地，人口结构逐步成型。

1934至1938年间，新加坡面对严重的私会党治安问题，禁止没有特别专长的中国男性入境，结果迎来了将近二十万名中国女子，无心插柳下解决了男女失衡的社会问题。

1970年代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后推行工业化，大批马来西亚人来到新加坡读书工作，安家落户。

1980年代，中国摆脱毛泽东时代的阴影，开启另一轮人口大迁徙。

这一连串的转折点，谱下了新中与新马之间的情缘。

"Jurong Oil Rig" and Spyros

89 workers were injured on Dec 3^rd, 2012 when an oil rig at Jurong Shipyard listed to one side. The injured victims were mainly from India and Bangladesh. Men were seen throwing themselves into the sea from three storeys up after a malfunction on the three-legged jackup rig caused the platform to list by more than 10 degrees. Despite the massive structure failure, fortunately there were no fatalities. Jurong Shipyard also managed to activate the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swiftly and all the workers were accounted for within an hour.

(Jurong Oil Rig listed on Dec 3, 2012. It was upright on Jan 15, 2013, about one and a half month after the incident. The Straits Times, Jan 16, 2013)

The brakes on one of these three legs appeared to have given way. It caused that side of the platform to slide downwards despite that just two days earlier, the braking system had been subjected to a load test by applying 9,000 tonnes of weight on each leg. Altogether, the three legs are designed to bear about 40,000 tonnes.

The oil rig accident was triggered by a failed braking system. Fail-safe mechanisms would usually kick in to lock the jacking system. For this particular case, the safety or back-up systems may be failed or were disabled by someone. This could possibly happen if workers were doing repair work on these back-up systems. “Jurong oil rig” was described as one of Singapore's worst industrial accidents in recent times.

The jackup rig involved in the accident is the Friede & Goldman (F&G) JU-3000N. Co-designed by Jurong Shipyard and naval architecture firm F&G. When completed, the rig could operate in waters up to 120m deep and could drill to depths of over 9,000m. It typically took three years to build and cost about US$220 million (S$268million).

I used to share the Piper Alpha story when conducting naval platform engineering seminars at one stage of my career. The major oil rig accident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life lost and industry impact is the offshore oil production platform Piper Alpha, which was located in the British sector of the North Sea oil field and operated by Occidental Petroleum. At its peak, Piper Alpha produced 300,000 barrels (48,000 cu.m) of oil a day, or a turnover of about $30 million (US) a day by today’s standard. On July 6, 1988, Piper Alpha engulfed in a catastrophic fire and caused the death of 165 men (out of 226) on board the platform itself and 2 men on board a rescue vessel. Piper Alpha was eventually lost in a sequence of structural failures. Over and above the tragic loss of life, the financial damage was in excess of $3 billion (US).

(Piper Alpha. Photo source: www.arres.co.uk)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massive fire was not the result of an unpredictable “act of God” but of an accumulation of errors and bad decisions. Most of them were rooted in the organization, its structure, procedures, and culture. Risk assessment (severity versus frequency) and ALARP ((minimise risk to) 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were subsequently introduced as part of the safety standards. The enquiry made 106 recommendations for changes to North Sea safety procedures, all of which were accepted by industry.

The “Jurong oil rig” was reminiscent of another major industrial accident that happened 34 years ago - The Spyros disaster. At about 2pm of 12 October 1978, Liberian-registered Greek oil tanker Spyros exploded at Jurong shipyard, killing 76 people and injuring hundreds. It remains as Singapore's worst accident in Singapore post-war history, in terms of lives lost. It is also Singapore's worst industrial accident.

(Greek oil tanker Spyros exploded at Jurong shipyard. NAS 1978)

Spyros explosion occurred as about 150 workers, including women, returned to the engine and boiler rooms of the ship after their lunch break. The blast flung debris from the 35,600-tonne ship as far as 100 metres away and started a flash fire that prevented dockside workers from rescuing those trapped inside the ship. Due to the after-lunch timing, the number of casualtie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s many workers were returning to the repair works. Many were burnt to death. Others suffered serious burns and inhalation of toxic gases. One of the problems of the kin of the deceased was identifying the bodies. Many bodies were charred beyond recognition. DNA profiling technology in 1978 was not as what it is today.

(Injured victim rushed to hospital. NAS 1978)

(One of the problems of the kin of the deceased was identifying the bodies. NAS 1978)

An inquiry found that due to a common practice of local shipyards in turning around ships under repair in the fastest possible time, safety procedures especially for hot work (welding, gas cutting etc.) were generally ignored. For Spyros, sparks from the cutting torch used during repairs, caused a fire which ignited an explosive vapour mixture within the aft starboard fuel tank of the vessel. The fuel tank had been contaminated by crude oil. The explosion ruptured the common bulkhead between the tank and the engine room, releasing the burning oil into the engine room and setting it on fire, killing the workers there instantly.

Indeed during 1970s, safety practices in shipyards were not strongly enforced. For Spyros case, a repair cutting tool might have caused the sparks to ignite the vapour of the crude oil on the tanker. More safety regulations were implemented after the disaster.

The district court findings placed the main blame on a hull fitter whose hot work resulted in the ignition for the blast. Malaysian worker Lim Hock Hoe was accused of using an oxyacetylene cutting torch near the aft starboard bunker tank without any hot-work certificate. He was also accused of applying heat to a part of the same tank before it was inspected and certified to be free from any explosive or flammable substance and saf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eat. He was sentenced to six months’ jail for causing the death of 76 people.

Subsequently, Lim Hock Hoe won his High Court appeal against the conviction (The Straits Times, Feb 21, 1980). The Chief Justice, Mr Wee Chong Jin, found there was no criminal liability on Lim’s part. However, Mr Wee told him: “you have to live with the fact that it was your act which sparked off the chain of events that day (Oct 12, 1978).”

As for the rest:

Jurong Shipyard was fined $20,000 and Jurong Shipyard Executive was fined $30,000.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0, 1979)

Shipyard's safety officer acquitted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2, 1980)

I was a Singapore Polytechnic student at that time and joined many of my friends to 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 to pay visits to the unknown injured personnel. We met many general public at the hospital who were there to give courage to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I am quite certain that Singaporeans were not branded as emotionless in that era. On the contrary, Singapore was a caring society inherited from the Kampong spirit then. Somewhat 30 over years later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pollster Gallup (2012), while Singapore has developed into a first-world economy, Singapore is also the most emotionless society in the world, beating the traditionally po-faced Georgia, Lithuania and Russia in a survey of more than 150 nations.

(We met many unknown general public at SGH, giving courage to the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Singaporeans were not branded as emotionless in that era. NAS 1978)

Jurong Shipyard was absorbed under Sembcorp Marine in the later years. 34 years later, another major industrial incident happened again in the same shipyard although it has changed owner. For Spyros incident in 1978, the victims were mainly Singaporean. For the "Jurong oil rig" incident in 2012, the victims were mainly from India and Bangladesh who come to Singapore to make a better life. It reflects major manpower landscape changes in the high risk industry.

Note (10 November 2017):
According to 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0, 2017, Jurong shipyard was fined $400,000 over the "Jurong oil rig" incident by District Judge Adam Nakhoda on 9 November. The maximum punishment is a $500,000 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