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的紧急状态时期：峇冬加里屠杀案中案 Batang Kali Massacre (1 of 2)

今年三月间如常到马六甲小住几天，这回在马来西亚报章上阅读到引人注目的新书介绍《越洋控诉———峇冬加里屠杀惨案》，在附近书局已经上架，买了一本。发生在马来亚紧急时期的峇冬加里屠杀案在有心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坚持下，化悲愤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取代喊话，终于成功入禀伦敦高庭，为当年不幸被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而丧命的平民平反。这则公道自在人心的国际性新闻新加坡报章在2009年后便没有跟进，是出于政治的敏感性，还是有别的原因？

（《越洋控诉———峇冬加里屠杀惨案》，ISBN 978-983-40397-1-4）

这两年来出席过好些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政治”集会，由前“政治犯”（在没有公开审讯下被政府扣上的罪名）在集会上提出诉控，也出版了书籍，让大家深一层理解到他们沉重的心情，思考政府在引用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下造成家破人亡的人间悲剧的铁手腕作风。在诉说个人的惨痛经历下所表现的是许多负面的情绪，但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能够引导新思维的正面方向。我觉得这个为平民平反的“峇冬加里屠杀”个案值得新加坡一群有识之士引为借鉴，是一个反省思考的契机。

当今有两个前英国殖民地在英国法庭控告英国政府，一个是马来西亚，另一个是非洲国家肯雅。

重温受国际媒体重视的马来西亚峇冬加里屠杀案这宗历史事件时，必须先回顾1948年6月16日三名欧籍白人橡胶园经历在和丰遇害至 1960年7月31日的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Malayan Emergency）。

（1948年颁布的紧急法令 Emergency Act）

1948年初，马来亚共产党（马共，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重新拿起武器，走入森林，展开武装斗争，争取马来亚独立，在马来半岛建立一个由无产阶级统治的共产主义政权，这期间马共也通过外围组织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等地区活动。后来1963年2月2日发生在新加坡的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 Store），在内安法令下逮捕了大批左翼人士，林清祥、方水双、傅树楷、林福寿和 Dominic Puthucheary 等111名社阵的主要党员被捕入狱。

根据官方的说法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便是亲共分子，跟马共有密切联系，但是当事人都极力否认，他们只是具有左倾的信念，但在那个年代不是左就是右，再不就是向往人类平等的共产主义，或不论是谁当家日子都一样过的一介草民。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12/dr-goh-keng-swee-2-of-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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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共成员在二战前已经组织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 Anti-Japanese Army, MPAJA)，日据期间在马来半岛向日本部队进行游击战斗，战后MPAJA自动解散。二战期间，马共是英国的盟友，获得英方的物资补给与武器装备上的支持。但如后来的马共总书记陈平（王文华）所说，所有MPAJA与英方的“协议的正面意义，并没有掩盖这项交易中阴暗的一面。英国人和我们大家都看到这点，彼此都不相信对方。” （《陈平：我方的历史》）

马共曾经是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但在1948年初，英政府无视于陈祯禄协助左派草拟的“人民宪章”，悍然镇压以马共为首的左翼和民族主义者，马共觉得被逼入穷巷，在同年三月宣布放弃宪法谈判，企图通过武力夺取政权。马共的决定，使英政府进一步大举逮捕马共和亲共组织的成员，同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这时期，马共重新建立与乡区居民的联系，并把前MPAJA另名为马来亚民族解放军，英国人称之为Malayan Races Liberation Army （MRLA）。

“马共在紧急时期所用的军火来自136部队的空投这个事实，巳多有论述。这的确属实．但是并不多、事实上它们在我们大战后所收集的所有军火中，只占很小的百分比。我们早期所收集的军火，主要来自日军侵略马来亚时，英军退守南部时在战场遗留下的武器。在马来亚被日军占领时期，我们也从日军手中取得微量的军火。但是，在东京宣布投降不久之后，我们才真正地获得了大量军火，这些军火，有些是日军部队所遗弃的，但大部分是通过和日军守卫部队的高级军官商谈的的结果。总结起来，我们的秘密部队在森林所收藏的军火共有5千支枪，其中从136部队空投所获得的武器还不到10％。”（《陈平：我方的历史》）

日本学者明石阳至解释为何马共能够从日军手中得到军火，因为战争结束，日本人不再是敌人，抗日军走出森林，跟日本人成为朋友。抗日军从这个时候开始要打英国人，争取马来亚独立。（《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

马共与英军武力对抗下迫使英国以“紧急状态”出招，紧急状态对马来西亚人而言是重要的，因为它导致了最后的独立，但是对世界史而言，那是场肮脏的小战争，两方面都有许多暴行，遭殃的是平民百姓：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以及马来亚的阿沙原住民。

至于绅士派的英国人并不那么绅士，英国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把战事局限在马来亚内部，因而摆脱联合国与其他外国势力的干预，各类不人道的犯罪事件、通过内安法令将疑似马共的华人驱逐出境，导致妻离子散、以及将超过50万华人（占总人口的10%）赶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在全马建立550个新村等事件都有详细的资料记载。

（山林边缘的新村，还有个类似监狱的瞭望台）

（新村：铁丝网内生活）

（后期慢慢改善的新村生活，是人民劳动的结晶）

根据马华公会的资料，移殖到新村的累积人数如下：

1950年3月： 18,500人； 1950年10月： 68,875人； 1951年6月： 110,000人； 1951年10月： 334,000人； 1952年6月： 470,509人； 1954年底 ：573,000人。

（新村分布图）

1953年共产阵营老大苏联斯大林去世后，马共内部发生了是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争执。1957年马来亚独立，也直接打击马共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奋斗目标，许多共产党游击队员放下武器，重返家园。一些坚持共产主义理念的游击队员继续在泰国边境地区的深山老林里活动多年，一直到1980年代末才放弃武装斗争，居住在泰南勿洞和平村。

根据英政府的估计，马来亚民族解放军从1951年的7292人逐年下降，到了1957年仅存约1800人。1948年6月至1957年8月间，共有9581名马共军员战亡，有超过11500名男女曾经是叛乱者。解放军中有90-95%华人，其余是马来人和印度人，崛起于彭亨的第十支队则几乎全是马来人。（Review of Emergency, Director of Operation, Public Record Office: Air20/10377, September 1957）

（森林中的马共，Image Courtesy: Roy Follows）

（森林中的马共，Image Courtesy: Roy Follows）

在紧急状态的对抗行动中，撼人的峇冬加里集体屠杀事件持续至今，虽然规模远远小过日军屠杀华人，但出发点如出一辙。65年后的今天，英国政府跟日本一样，还是无法对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承认错误。

根据目击者的说法，1948年12月11日傍晚，英军基于三名警员被马共伏击，派兵进入雪兰莪州峇冬加里地区（Batang Kali）乌鲁音新村的橡胶园，指该村窝藏马共成员。正在生火煮饭的村民恐惧异常，一再解释自己不是马共成员，也没有窝藏游击队员，更没有武器。英军置若罔闻，他们从一名年约20岁的工人罗会南身上搜出一张中文证件，不加辨别就断言那是马共的证件，当场近距离开了三枪射杀罗会南。其实那是一张采集榴梿的准证。

隔天，英军枪杀另外23名手无寸铁的村民，事后还针对这起集体屠杀事件编造了漏洞百出的故事，称死者为“盗匪”（Bandits）。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3, 1948）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4, 1948）

七天后，罹难者家属在屠杀现场找寻到被随处遗弃的亲人的尸首，悲愤难平，他们筹集了德士费，从乌鲁音到吉隆坡向英国官员申诉、向中国总领事申诉、向广肇会馆申诉……从坐上德士那一刻开始，他们就展开了为家人申冤讨回公道的漫长之旅。

2012年，三位古稀之年的罹难者家属站在英国的高等法庭上，沉痛的控诉，牵动了人们的恻隐之心。人间有正道，英军对华人的屠杀事件已经到了第三代，但每一代都不乏有志之士，秉持良知，为罹难者家属挺身而出，在正义为获得伸张之前，绝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