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盘根，芳草寻源

从中文现象谈起

自从两个月前有关新加坡文化与传承的文物局翻译事件重新浮台，并在大中华区竞相报道之后，新加坡的母语问题在华人文化社群里热了两个月。真理是越辩越明，能够开诚布公的讨论华人身份、文化认同等课题，至少表示我们的社会虽然还无法达到“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能忍”的至高境界，但还能容得下“你说你的，我做我的”的声音。至于新加坡政府是否能够摆脱一贯的经济模式，以民主成熟的心态来落实所谓的四种官方语言，而不是继续以挂羊头卖狗肉的姿态来将中文边缘化，纵然我们心里有数，但还是拭目以待，期待奇迹。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对于新加坡中文每况愈下，市侩一点是已经走向失去新加坡行销策略所打的双语牌的优势，文化一点是失去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的空间。民间早已认清的社会现实，落到官方手中，却以“O水准”考试的成绩与特选中学的高华牌来自我安慰，甚至以“母语B”来迎合时势。不论是根据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或是瑞利分布（Rayleigh distribution），只不过是统计学方程式，“A”只有排名的价值，并没有实质的社会意义。

（教育部的信息。http://www.seab.gov.sg/oLevel/generalInfo.html）

在一所曾经是传统华校任教的华文老师就道出了许多老师和学子间矛盾的心声：

"每年中三高华学生的普通水准华文会考成绩没达标（B4以上），总按惯例，作作样要逐出师门，明年不允许修读高华。可是，他们总是赶不走，死都要上高华，我内心窃喜，还以为自己很有魅力。最近一位同学坦言：只为了有修读高华，就不用再接触华文了，唉！我的心...."

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郑惠芳所提的语文现象阐明了新加坡社会的急速演变（联合早报，2013年10月20日）：

“约20年前，经常还会碰到一些受华文教育的审稿者能对翻译作品提出精辟的见解。之后10年，拥有类似程度的审稿人开始减少，不过顾客一般仍能辨识好与坏的翻译作品。近年，好的翻译审稿人可遇不可求，更糟的是，一些华文程度一般甚至是只略懂华文的员工被指派为审稿人，非但无法好好地审定翻译作品，有些还会坚持要专业翻译员听从他们的指示更改作品。再看看近日的发展，似乎机构和公司有指派审稿人已是值得鼓掌嘉许的了，因为错漏百出的翻译作品都能堂而皇之地出街，显示一些机构对翻译的不谨慎乃至不在乎态度。”

三餐以外还有所求吗？

新加坡有冠冕堂皇的四大官方语文，语文的外衣看似简单，政策则错综复杂，对于不尊重使用中文的群体，在众所矢之下官方只以英文中译的效果“并不完美”来草草收拾残局，后来在互联网与中文媒体多方夹攻下才通过新闻与艺术部长雅国先生在国会自圆其说一番，最后才表示会针对影响深远的新加坡四大语文政策好好检讨，进一步证明政府对人文课题并不像GDP那样重视，否则当翁山淑枝面对新加坡媒体，提出了针对新加坡的观感，认为整体上新加坡人追求到世界级的物质财富，但是并没有好好思考过在新加坡式的成功之余还可以做些什么的时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就不会在隔天面对亚洲新闻台（Channel News Asia）电视观众时叫新加坡人放眼世界，看看新兴的国家如“越南、中国和印度，他们说的不是生活平衡，他们饥渴、焦虑，他们是在抢走你的午餐。我觉得我最好还是保住我的午餐。”

李显龙先生似乎还是耿耿于怀，在10月30日结束法国行，向媒体发言时以“舢舨2.0”（sampan 2.0）来回应，说如果国人认为新加坡像一艘游船，大家可以尽情享乐，那就肯定完了。充其量新加坡只是小舢舨的提升版。

的确，作为一国总理自然有龙头的忧虑，而求三餐温饱是民生存活的最基本要求，但如果脱离殖民地统治五十年来还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定律（Maslow law of needs）的最底层（Physiological need），是不是反射政府无能？平心而论，行动党政府是大经济魔术师，无需自我贬值，差只差在社会价值考量只停留在课本理论而不够人性化，财富分配的模式跟社会现状有太大的落差。

我觉得放眼世界的眼光老是注视着午餐未免太过短视，山高水长，峰回路转，沿走另一条思路，景色自然不同。我们不妨谦卑一些，放下身段，往自己的灵魂深处探索，我们生而为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走过一段漫漫人生路之后，我们的一生除了物质与财富，还有何求？再看看其他经济体如何在物质以外的精神层次提升，而不是永远叫国人封锁自己，停留在午餐的层面上，成为金钱的奴隶，永远优雅不起来。

扎根是心灵探索之旅

对人文有良知，跟“政治”格格不入，更像个谦谦学者的杨荣文先生已经在2011年的大选中下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杨荣文似乎更乐意摆脱行动党，成为主管物流，跟新加坡文化已经脱节的生意人。除了杨荣文，还看不到有那一位政府精英具备文化的大气，能够履行提升人文的使命。我等一介草民心有隐忧，如此下去，新加坡只能走向第一世界经济体，但人文素质比第三世界还不如的经济动物。

在这个多年来政府一厢情愿的将多元种族，多元籍贯融入英语化的大环境下，许多老一辈的国人和末代华校生，在建国的历程上奉献了他们的青春，白发苍苍中累积了两代人的记忆。表面上，记忆就像开枝散叶的大树，政府为了制造新加坡认同，以官方的模式来收集落叶，认为叶子所承载的就是“I remember SG”式的新加坡记忆。所谓老树盘根，我倒觉得此时此刻，更应该注重的是深埋在泥土底下剪不断理还乱的华人情意结，以最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扎根”。

讲到新加坡华人的根，不能不提早期的大量华人移民。清末民初的中国有“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之说，换个角度来看华人大迁徙，有钱人往西行，去的是更远的欧美，成为地方富豪，要不就是学习西方治国模式如邓小平、周恩来等有志之士，准备振兴中国；革命家往东行，去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摩拳擦掌干一番伟大的革命事业；至于下南洋的，多是被清朝通缉的落难之士或是没有什么文化，受家贫所逼，与其饿着肚子，不如出去闯一闯的乡民，通过“地方意识”和“国家意识”来换取身份认同。在新加坡，他们通过会馆社团等地缘组织来凸显地方意识，去世后的墓碑上还会刻上祖籍，来自哪个省和县、甚至镇和村。

（19世纪移民欧美的中国富豪在西方人士眼中的负面形象。照片来源：华裔馆）

国家意识最能表现在心怀祖国上，他们的祖国并不是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新马，而是遥远的中国；他们支持清朝捐款鬻官、支持孙中山革命、支持国民党和共产党、支持中国抗战、响应中华民族主义的号召。1945年日军投降，新加坡华人游行庆祝，旗帜上的大字是“祖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而不是新加坡。1956年第一届亚非万隆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给海外华人两条路走，一是向居住国效忠，二是回到解放后的中国，对身处马来群岛的新马印华人而言，这番话平地一声雷，引起华人对身份认同、根在何处的动荡。

（新加坡华人庆祝日军投降，旗帜上的大字是“祖国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

照片来源：IWM-UK）

周恩来一席话也无疑解脱了许多华侨的思想包袱，对“祖国”（中国）充满热忱的知识青年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从旧照片可以看到知青们围在船舶的甲板上，开心的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别，船上还悬挂着“爸妈亲友们祖国再见吧”的布条。后来1966年鬼哭神嚎的文化大革命，好些归国的知青被指为走资派，吃尽苦头，心头上的伤痕可是雄心勃勃的当年所无法预料的。

(知青们登船回“祖国”，开心的向送行的亲友们挥别，船上还悬挂着“爸妈亲友们祖国再见吧”的布条。图片来源：SBC 1988)

至于大部分留下来，落地生根的华人，也面对各种困境，马共与英殖民地政府之间的斗争除了引起马来人对华人不信任之外，在紧急状态下全马50万华人（总人口的10%）迁徙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新村，新加坡左翼与右翼分子之间的政治斗争引发起街头暴动等。弹指数十年间，以今天向钱看甚至可以拔根的眼光，实在很难想像那段血泪编织成的岁月背后，年轻人为所谓的新加坡认同感所付出的探索与热忱，并因此而被归纳为左派。今天重看蔡名智1955年的画作《马来亚史诗》，参加集会的学生聚精会神地聆听着领袖爱国情绪激昂澎湃的演讲，马来亚爱国主义正在逐渐崛起，我们还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心头的震撼。

（铁丝网围起来的华人新村）

（蔡名智的《马来亚史诗》（1955），年轻人正在探索国家与身份的认同）

树木与树人都少不了骨气

早在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正是通过延绵不断的教育，中华文化才得以扎根，生生息息。同样，在海外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是保持华人认同，坚守中华文化的重要堡垒。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新马华人早已意识到求人不如求己，华社必须在英殖民地政府的管辖下自力更生。19世纪中叶，本地的私塾学堂开始萌芽，沿袭着科举制度，教导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继19世纪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后，20世纪的新加坡华人宗乡团体和庙宇纷纷出资设立华校，教导现代学科知识。创办于1905年的崇正学校是新加坡最早的新式学校，紧接着广肇学堂（养正学校），应新、启发、端蒙、道南、育英、爱同、宏文、静芳等校相继成立。华校发展最蓬勃的年代是在1930-1949年间，成立了二百余间庙宇学校、会馆学校和乡村学校。

-1880-1909：10所新华校

-1911-1919：14

-1920-1929：30

-1930-1940：76

-1941-1944：5 (日战时期)

-1945-1949：117

-创校日期不明： 101

1918年，由陈嘉庚倡议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成立，掀开了华文教育的新篇章，此后新马各地的华文中学相继出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峡殖民地政府实行割断新马与中国大陆交往的政策，新马的中学毕业生不能像以往那样回中国念大学，华文中学也面对缺乏师资的问题，在本地创办中文大学成为华社刻不容缓的任务。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在福建会馆的会议上倡议建设南洋大学，并宣布个人捐献500万元，随后福建会馆捐献裕廊500英亩地段作为兴建大学之用。当时政府不承认南洋大学，福建会馆在公司法令下成立南洋大学有限公司，表达了非办大学不可的决心。

（屹立在华裔馆的陈六使先生铜像）

南大筹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南洋各地的华人看到的是未来的希望，纷纷慷慨解囊，例如：

-1953年1月16日，陈六使先生认捐500万作为建校经费

-1953年5月4日至8日，快乐世界、天一景、南天、大世界、新世界等舞厅的舞女们举行义舞

-1953年起，新马两地南大杯篮球义赛

-1954年3月与4月间，三轮车夫“一人一元”义踏运动，将劳力所得捐献给南大

-1954年8月7日，全新加坡的德士司机参加筹款义驶

-1954年10月17日至26日，驳船与罗厘车工友义载

-1954年，吉隆坡南艺义演
-1956年新加坡青年、铜锣、工商合唱团义唱

-吉隆坡小贩义卖两天

-个人捐款

（三轮车夫参加义踏，左为三轮客车同业工友联合会代表庄庆水。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热烈捐献的华人社团。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吉隆坡糕饼小贩谢明捐献义卖的款项$157.71。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星洲舞女协会举行五晚义舞，筹得$11,960.39。图片来源：南洋大学历史图片集）

南大校友王慷鼎博士对南大办学初期，在海外的南大挍友们的学术成就的调查报告：

南大办学最初的十一年，有八届毕业生，毕业生总人数为三千多人。当时因为政府对民族教育的偏见，南大学位不被承认，好多南大生纷纷到外国寻找出路继续升造。南大生在公平合理的学习环境里有机会发挥真正的学术能力，其中四百多名南大生（超过毕业生人数的12%）在海外大学考取了硕士、博士学位。其中超过百分之八十拥有高等学历者在海外大学当教授，在研究院当硕士博士生的指导敎授，当大学讲师，当系主任，当院长，当医生及出名的科学家。 在社会上也有许多的南大校友成为著名的工程师，律师，高级公务员及杰出的社会领导。 在医疗上除了数名校友成为医生之外，我们也有校友能在暴发性流行病传播时第一时间检定致病病毒。 在生命科学研究上，我们也有校友能够改变鱼类的基因，使得鱼类在寒冷的气候里繁殖与生长。 我们有校友发现了造成心脏休克的基因。 在国外的南大生能有在学术科学的成就及对当地社会的供献，都是陈六使先生及创办南大各先贤们的功劳。 试想在世界上有那一间著名的大学在最初办学的十一年有这样的成就呢？

隔着高墙的理念

前南大毕业生体现的是当年华人逆境求存的骨气，他们的奋斗史源自华社各阶层的血汗史。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沿用殖民地政府英文为上的政策，逐步通过关闭华校、禁止方言来打造美国的大熔炉模式。1980年南洋大学在政府的强势下“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而寿终正寝，表面上是宣布新加坡告别中文教育，实质上是断根！

（当年父亲（左）和朋友参观还在兴建中的南洋大学。南大是华人的希望。1955）

建国总理在多本自传中提到个人的政治奋斗史，将读者带到历史现场，从跟左翼以及前南大毕业生的斗争中排除异己，终于掌握大权；后来经历过新马分家后打造第一经济体的新加坡。建国总理和他的团队对建国的功绩不可抹杀，但建国总理在富裕的峇峇家庭成长，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对于华人先民的血泪史，很遗憾的，无法从他的许多丛书中得到启发。简而言之，建国总理扎下的土生华人的根跟许许多多华人先民在这片土地上所扎下的根是不一样的，象由心生，根也因树种不同而相异。我们通称自己为新加坡人，其中有很错综复杂的磨合过程。

在中国崛起，个人主义滋长，道德观念变得模糊的当儿，建国总理尝试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身份来劝请家长让年幼孩子尽早接受双语教育。我们相信建国总理苦口婆心的一番话是希望通过个人的影响力来纠正过去的错误，尝试找回华人的根而不单只是一如既往的经济牌，但政府部门对他当年的政策贯彻始终，已经筑起一道高墙，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离信约中的“不分种族、言语”来“实现国家之幸福”很遥远。破坏容易建设难，打“诚信”牌的新加坡政府犯了历史性的错误，要将大局纠正过来，就必须付出多倍的精力，那是另一条漫漫长路。

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必须认同一撮人“以英语为母语”，只顾眼前经济利益的短视，因为到头来主导人生走向的，不应该只是物质与财富，有良知的人都知道芳草寻源，树无根不立，安身立命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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