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逼近死亡（4 of 4）

当年从日本九州来做妓女的南洋姐会结伴拍照，寄回家乡报平安。照片中人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嘴角含笑，大概是说自己生活得很好，家乡的亲人无需挂念。也有些明信片以日本女子为题材，打扮成艺伎的模样，可能以此来吸引更多日本女子离乡背井，到被形容为“新金山” （shinkinzan）的新加坡来吸金。在有意无意间，岛国的土地上已经留下她们年轻的芊芊倩影，黑白间证实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史迹。相比之下，广东阿姑的照片就少得多，在新加坡国家档案馆看到一张可能是1900年代一名红牌阿姑的照片，穿着清朝的服装，就连布景也很中国式的。

（有些日本南洋姐打扮成艺伎模样，照片制成明信片。NAS c.1903）

（鲜有的广东阿姑的照片，穿着清朝的服装，就连布景也很中国式的。NAS c.1900s）

新加坡实龙岗中心附近有一个日本人墓地公园，墓地公园其实就是坟场，套句作家余秋雨的话：“这里真安静”，没有坟场的摄人的气氛，更像座邻里公园。1888年，新加坡的日本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七公顷橡胶园作为日本墓地，埋葬那些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的南洋姐。

坟墓会说话，多年以后在这一个宁静地躲在市区外围一角，私人住宅包围着的毫不显眼的墓园里，墓群告诉我们一个围绕着19与20世纪的民族与历史的课题。他们之所以长埋在新加坡，不是因为某一个人，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整个大时代的脉络。

（日本人墓地公园内南洋姐的墓碑，写着住在马来街（Malay Street），今天的Bugis Junction商场内。）

照片中的风光是瞬间的。走上不归路的广东阿姑和日本南洋姐有相似的出身，也有相似的下场。以那些终身无法改变命运的落难者而言，那些年纪偏大却又身无分文的妓女最要命的是感染上传染病如性病、肺痨、伤寒，甚至因卫生问题而引起的肠胃疾病等，她们连在市区边缘的后巷如Sheik Madersah Lane卖淫的机会都没有，就因疾病而走上死亡之路。虽然她们生前曾经挣过不少钱，但开销也很大，除了还钱赎回那张卖身契、寄钱回家乡让亲人有好日子过之外，许多人都是过一天算一天，有余钱就拿来打扮、喝酒、抽鸦片，没有什么积蓄。

一些上了年纪却贫困交迫的阿姑只能租个一块木板架起的床位，在那个阴暗的角落跟冷酷粗暴的嫖客进行性交易，赚取微薄的收入。1918年，这类床位以八小时计算，收费八毛钱。负担不起的时候，她们就在草场边榕树下，或者在珍珠巴刹的地板上卷缩着过一夜。当时有些善心人士在殡仪馆设立床位如“福寿养病所”，让她们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死后由殡仪馆负责收尸殓葬。

（沙莪巷Sago Lane的福寿养病所，死后由隔壁的福寿殡仪馆负责安葬。NAS 1951）

19世纪末的新加坡死亡率很高，每一千人中有33至44人死亡，当中平均有5人是因肠胃腹泻而死亡；另一个主要杀手是肺痨，在人口稠密的风月场所，肺痨以人传人的方式传开来，死亡率比其他地区更甚。

泻肚子也会死人在21世纪的新加坡可能叫人不可思议，回望百年前的新加坡确实如此，别的不提，单是自来水就已经供不应求，不像现在扭开水龙头便源源不绝。20世纪初的新加坡有约五十万人，基础设施追不上增长迅速的城市人口，加上多了一大群来自中国农村的苦力和妓女，使到卫生问题百孔疮生。除了没有足够的自来水供应之外，殖民地政府也不愿意花钱在贫民窟建立现代化的污水系统，妓院一间紧挨着一间，污水与尿液沿着开放式的小沟渠从屋后流到屋前，再流进妓院前共用的沟渠。平民区的粪便还是排在粪桶里，每个星期由挑粪工人来清理。殖民地政府对基本卫生处理的严重不足，是病人因肠道和腹泻而死亡的主因。

（明信片上的风光是很短暂的，能够还乡的女子少之又少。NAS c.1900s）

（以前新加坡没有抽水马桶，靠得就是粪桶和挑粪夫来维持排泄与卫生）

另一个叫人闻之丧胆的病因是梅毒。1880年代，医生发觉阿姑和南洋姐并不了解性病的危险性，在感染梅毒初期，她们只是觉得下体有些许痕痒，但并不以为意。新加坡的卫生官员Dr Ellis 在1891年的常年医学报告指出因性病引起的并发症是妓女入住精神病院的主因，其次是酗酒和精神错乱，值得注意的是因性病所引起的脑神经错乱越来越普遍。1893年，Dr Ellis发觉妓女生下的孩子竟然患上严重的先天性病状。 1898年，德国籍医生Dr Wispauer在九间妓院为南洋姐做每月的例常体检时发觉梅毒的严重性，妓女和她们的孩子都因梅毒而死亡，而当时医学界对梅毒这种菌体还很陌生，也没有应对的药方。

我们现在认识到妇女怀孕时一旦感染梅毒，可能会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引起先天性梅毒。1905年德国的霍夫曼（Erich Hoffmann）和谢文定（Fritz Schaudinn）发现梅毒这种柔软纤细的螺旋体病菌（Treponema pallidum），梅毒病菌通过皮肤或者黏膜破损的地方侵入人体。梅毒潜伏期10天至90天，一般上约三个星期，潜伏期间没有临床症状，只能靠梅毒血清来检验。潜伏期过后，病菌会很快地散发到全身，分解人体的细胞组织，除了看得到的皮肤出现溃疡外，看不到的是所有人体器官几乎无一幸免。

1910年，德国化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用上万只兔子实验，发明了洒尔佛散（Salvarsan）这种梅毒特效药，开创了化学治疗的途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Penicillin）被证实能够更有效地治疗梅毒，盘尼西林这种抗生素的其他医疗用途同时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医疗史。

在精神病院，后期梅毒引起的脑破坏是妓女死亡的主因，不过当时医疗人员对梅毒的认知还很缺乏，所以记载的死因往往为躁狂症和痴呆症。

根据精神病院的常年报告，这些被后期梅毒缠身的妓女由于没有疗方，只好被反锁在隔离的房间里等死，有些病人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躺在肮脏的木质地板上度过已经没有尊严的余生。

在道德范畴上，阿姑和南洋姐被视为传播梅毒的害人精，受到社会的谴责。大坡与小坡是昔日的烟花柳巷繁华地，脂粉味汗酸味中有百年前的沧桑，物换星移后故事并没有结束，花街柳巷依旧在，只是离市区越来越远，昔日的烟花女已经换了新颜。

阅读了对海外妓女的研究报告，多数偏重于妓女们悲惨的境遇，目的是要杜绝社会的卖淫现象，所以并没有对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进行深一层的探讨。研究日本女性的纪实作家山崎朋子说得好：“在报告当中必然要展示卖身生活的悲惨，报告者也势必要同情这些妓女。可是以海外妓女为先例的多种多样的日本妓女当中，在被迫卖身的同一条件下，既有绝望而自甘堕落的人，也有见识了底层社会种种丑恶之后人格越发高洁、老练，在思想上人生哲学上到达一定深度的人。而这，是以往的妓女研究所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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