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产儿 Premature babies

早产知多少

新加坡每年有约4万名新生婴儿，其中约10-15%为早产儿，早产婴的定义为早过36个星期出生。卫生部长颜金勇说，早产有上升的趋势，20年前为7.2%（The Straits Times Jul 9, 201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调查报告（2010），早产儿占了5岁以下孩童死亡的第二位，最多孩童死于肺感染。少过22个星期出生的婴儿存活率很低，这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器官还没发育好。少过28个星期出生的婴儿被列为严重早产（extremely pre-term），少过32个星期为中度早产（very pre-term）。超过32个星期至37个星期出生的婴儿为轻度早产（pre-term），轻度早产的婴儿多数都能够活下来。

（早产儿。Straits Times Jul 24, 2012）

早产的原因很多，怀胎过密、烟酒、压力、堕胎、多胞胎、高血压、糖尿病、产妇高龄、超重或营养不足等都是常见的个案，较少见的有负责输送食物的脐带扭曲或太细小等，婴儿在母体内长不大。

少过32个星期的早产婴不能自然生产，必须剖腹提早将婴儿取出来。过早出生的婴儿发育不全，他们无法保持自己的体温，甚至会忘记呼吸。除了特别医疗外，他们也需要许多额外的精神支持。对他们讲话，触摸、拥抱等都是力量的泉源。

在这个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的是父母，尤其是母亲。孩子是父母的结晶，孩子是家庭的喜悦，有哪对正常的父母愿意看着小小的生命还来不及张开眼睛就匆匆离开人世？又或者看着孩子躺在加护病房，突然有一天消失？面对着为生命搏斗的早产儿，父母必须更勇敢的面对死亡之余，还必须拿出正面能量，对未来怀抱希望，才能够为婴儿提供追逐生命的勇气。

早产儿能够活过来，健康地成长，也说明一件事：他们是天生的战斗家（born fighter），已经跟生命搏斗过一回，这是值得自豪的。

在新加坡生养早产儿的费用“曾经”是挺高昂的，留医两三个月，扣除所谓的“津贴”之后，医疗费两三万元是相当普遍的，最高的可达六万元。对一般现金不多的市井小民而言，这笔开销近乎于倾家荡产。过去，政府并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大选效应过后，才在2013年实施保险制度，部分费用（约20%）通过公积金的保健户头与现金支付，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The Business Times 11 Mar 2013）。

一位母亲的感受

重看一些网民的交流与留言，焦虑与无奈之情字字真挚。

例如一位署名voncm的母亲写道：

….那是非常可怕的经验。我每天都在婴儿加护病房饮泣，每当我想起他、看着他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流泪。我觉得一切都是我的错，怀孕的时候并没有好好照顾身子，使他面对这么大的风险。看着这么多针管插在他身上，却无法分担他的痛苦与不适，我觉得十分无奈。 有一位早产婴的妈妈看我每天都在哭泣，她自动走上前来安慰我，她说其实婴儿知道自己的妈妈的快乐与悲伤。我在他面前伤心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也为跟着伤心，这会影响他的发育。从那时起，我尽量忍住不哭，但我忍不住的时候会走远一些。 我知道我必须向这位妈妈一样坚强，才能够度过这场考验。她的婴儿也面对同样的问题，感染、视网膜、心脏有孔、血凝块等，接受了多次手术，将近六个月后才出院。 ….the experience is very overwhelming. I cried everyday during son's NICU days. Tears just rolled whenever I thought of & looked at him. Felt it was my fault not to take more care during pregnancy and caused him such risk. Felt so helpless that I couldn't take over the pain & discomfort of needles & tubes on him. Another premmie's mummy who saw the daily crying, actually took the liberty to talk to me. She said that baby can feel when mummy is happy or sad. It's no good to cry because baby will be sad too & this doesn't help with the development. From then on, I tried very hard to hold back the tears or walk further away when I can't control. Because this mummy is so strong, I knew I had to be too, to pull through this crisis. Her premmie had all the similar problems (infection, ROP, PDA, blood clot, etc) & went through all surgeries. Eventually discharged after nearly 6 months stay.

儿科专家的回忆

何乃强退休前是竹脚医院的儿科主任，在“回首50年---见证国家医学的进步”（《源》2015年第4期，总116期）中提到过去新加坡医学上所面对的早产婴呼吸停止的棘手情况。

早产婴发育未成熟，肺部表面活性物质（surfactant）不足，因此肺部无法扩张，引起缺氧。如果不施行人工呼吸，让婴儿获得足够的氧气，脑细胞就会受损。此外，还会引起 “呼吸窘逼症”（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RDS），呼吸完全停止。婴儿胎龄越低，RDS死亡率越高，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早产儿就是因为RDS而夭折。

上世纪70年代，本地缺乏医疗仪器，只好把插管置入婴儿的器官，另一端连接一个气囊，将气体用手轻轻泵入，频率为每分钟三四十次左右。医生与护士轮流操作，手指酸麻，大家都劳累不堪。

到了1990年代初，本地才批准将补充表面活性物质（Surfactant Replacement Therapy，SRT）的药物注入肺部。当时欧美国家已经开始使用，东南亚则处于启步阶段。自从有了表面活性物质的药物，日臻先进的医疗仪器和专门医护人员，早产儿存活的机率才提高了。

不曾遗忘的往事

不期然想起一段感同身受的往事。

21年前，我在有薪合约的资助下前往伦敦当一名研究生。孩子由于脐带太小，食物供应不足，在母体内长不大。在伦敦医院的手术室里亲眼看着他从母亲的肚子里“拿出来”，身体只是比一根笔杆稍长，所谓的哭声就像小猫那样啊啊两声，所谓的“抱”，就是用两根手指在下颚提起来。

（约三个星期后。早产儿需要更多的呵护。Mandy，UCH London 团队中一位尽心尽力的护理人员。1994）

当孩子身上的插管全都拔除，我将他抱回新加坡前，接受了BBC的访问：由衷感激英国的NHS（National Health Service，全国医疗保健）机制，在尽责的医疗团队与全面的健保下救活了一条早产的小生命。我们在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London跟许多父母在一起，见证了死亡的惨痛，也见证了存活的喜悦。

（伦敦大学学院医院UCH London）

在那个跟其他父母患难与共，心有灵犀的一刻，我们不吝伸出双手，给予对方爱心善意，使大家活得更有信心。这过程让我深深感受到有那份传承，惠及更多人的义务。以爱以善为人生主导，生命自有热和光。

回新后跟一位竹脚医院的“大医生”辩论过。他以政府的口吻告诉我，英国的医疗政策必定解体，NHS必亡。我不以为然，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有良知，有同理心的医疗政策不会叫他们的国民破产，也不会叫他们的国民有病无门，要点在于应对。

我们作个君子约定，只要都还活着，21年后笑看秋月春风。

转眼间21年过去了，英国的医疗机制并没有灭亡，依然老有所依，幼有所靠。本地的第一世界医疗机制终于肯低头借鉴他国的制度，大刀阔斧，不套NHS之名，却套NHS之实。

写下此文的目的，无意挑战什么政治或医疗体系，只想提出警惕，别忘了从政或行医最原始的初衷，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此外，也希望能为育有早产儿的父母提供一点点精神鼓励：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要对人生存在希望；能力所及之处，给他人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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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 to London

Before sunset

有你同行 Chinatown Volunteers (Banda 3)

民间义工

农历七月中午时分，沿着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走到万拿街（Banda Street）大牌五号，参与义工为独身老人家筹办的庆中元活动。农历七月还没过完，大马路已经张灯结彩，准备下一个中秋佳节。大街上，又遇到踩着三轮车收纸箱的镜头，它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司空见惯的风景线。妇女的背影跟一列列的灯笼与灯柱上的竞选海报非但不调和，还带着讽刺的意味。

万拿街大牌五号是1980年代建成的一房式租赁组屋，除了住着许多贫穷的老人外，还有一些带着小孩的印度人家庭。

在万拿街服务的义工有两组，一组称为“万拿三”（Banda 3），另一组“万拿六” （Banda 6），都是属于民间发起的组织。“三”和“六”代表他们活动的日子，分别为星期三和星期六。

（牛车水万拿街大牌5号，属于现代化的贫民区）

以“万拿三”为例，为了鼓励老人家跨出房门，义工组织了每个星期三晚的例常活动，让老人家聚在一起，将信封上的邮票剪下来，由义工拿去变卖，存到的钱用来资助中元会、新春联欢和郊游等。

民间有一条义工和商家自行组织起来的价值链。义工通过跟各商号的联系，将信封保留下来，让老人家坐在一起剪邮票，同时交朋友聊天，生活有个寄托。这些邮票并非特别的收藏版，没有转售的价值。商家买进后，只是随意放在某个角落，出发点同样是做善事。

（万拿三义工团。图片来源：Phyllis Tan）

当然这笔邮票钱远远不足以应付活动开销，活动经费主要由狮子会、商家和义工赞助。以投标中元会福物来说吧，老人家每星期出席活动，或者自动报告行踪，都可获得积分。一年累积下来的分数就是他们投标福物的本钱。这些福物都是实用的日常用品如风扇、电饭锅、被单、枕头、鸡精、米粮等，足以让大家度过轻松的下午，皆大欢喜地捧着“战利品”回家。

万拿街大牌五号只是一个城市的缩影。由于义工必须跟老人家建立起人际关系，所付出的精力与时间不少，所能接触的实在不多。这些都是迷恋GDP的人士所难以体会的。

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世界上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荣登榜首，在巴黎、奥斯陆、苏黎世、伦敦、东京等世界之都之上（Worldwide cost of living 2015）。迷恋排名的人士怎么能相信这个社会上还有无依无靠的穷人，生活在鲜为人知的阴暗面，必须通过义工带来阳光和喜气呢？

何冠英女士个案

1980年代前，街头巷尾常看到妈姐的身影。白衣黑裤，扎辫子或挽髻是妈姐的象征。转眼间，流水带走了光阴的故事。在急促的城市变化中，妈姐徐徐老去的生命已经被逐渐遗忘。

万拿街大牌五号曾经住过一群年老的妈姐，到了今年下半年只剩下三位。其中一位名叫伍亚七（七婆）的妈姐，侄儿从曼谷过来，将不良于行的老人家接到泰国去，数月后七婆却带着伤感回来老窝。年初在国家博物馆发布《广东妈姐》时，我有幸结识了好些新交，包括年轻的李佩珊。自愿跟“万拿六”同行的李佩珊，甚至将七婆的故事记述下来，在顺德会馆的妈姐展厅展示。

妈姐精神确实感染了许多人。因为《广东妈姐》，跟顺德会馆达成共识，由顺德会馆出资出版，并将售书所得捐赠给广惠肇留医院，获得公众人士踊跃的回馈。此外，顺德会馆也承诺设立妈姐基金，资助新加坡剩余的妈姐的特别活动。数月下来，顺德会馆除了邀请她们参与了顺德亚洲区同仁大会的晚宴外，也赞助了冯宝宝来新加坡表演，跟老人家同欢共乐的部分经费。

其中一位住在万拿街的95岁老妈姐何冠英女士，虽然已经有轻微失忆，身体还是颇硬朗。中元会结束后，何女士跟我一人一袋，将福物提回楼上住家。她自豪地说，屋外堆满了杂物的就是她的家，很容易辨认的。打开房门，跟其他妈姐一样，对着门口那面墙安置了观音。但她的屋子里堆满了杂物，连睡觉的木板床都不放过，只留下容纳一个人的小空间。何女士每天就这样爬着椅子上床，卷缩起来睡觉。何女士倒不以为意。

（何女士的睡床。在一些牛车水商家的乡土情下，杂物都可以换钱。）

何女士拒绝福利部的救济，认为自己单身寡人，开销不大，简简单单有时一天，钱应该拿去接济有需要的穷人。她平时在楼下商店走动，收集纸箱和丢弃的物品，需要钱用的时候就拿到附近商店变卖。商家通过“再循环”来买回自己丢弃的用品，作为老人家的生活费。这就是牛车水商家的乡土情！

我问何女士，这样一个小空间睡觉，能睡得舒适吗？她得意地回答，这是刻意布置的。床上杂物多，小偷摸进屋子，不晓得贵重的钱财藏在何处，就会知难而退了。

义工已经为何女士收拾过了，屋子里头杂物虽多，但没有异味，就由她了。那些杂物对我们而言是垃圾，对何女士而言是可以跟商家讨价还价做交易的筹码。那些杂物就是她当了半辈子家佣，走过一个时代后，年将近百依旧坚持自食其力的谋生工具。我们狠得下心肠，连人生最后的一点尊严都不给她吗？

超越局限

举行“这里是新加坡发布会、讲座兼图片展”时，跟主办单位书写文学协会取得共识，为老人家加办一场窝心的活动。“万拿三”召集了牛车水五个义工组织，带了百多位老人家到国家图书馆16楼（The Pod）齐欢庆。环形玻璃窗往外望，小坡的旧貌新颜尽入眼帘，打造了多少共同的回忆！

（2015年10月25日国家图书馆16楼：济济一堂的聚会）

（何冠英女士。摄影：梁金菊）

除了由书写文学协会和我负责的图片展与讲座外，经禧民众俱乐部戏剧粤剧部和艺联剧团的表演艺术家都参与了这场温馨，别具意义的聚会。

（经禧民众俱乐部戏剧粤剧部。摄影：梁金菊）

（艺联剧团。摄影：梁金菊）

对书写文学协会的朋友而言，除了筹办这个聚会外，他们也接受我代义工的邀请，参与了别开生面的郊游和中元会活动，为老人家带来温馨。

（郊游）

（中元会喊标）

这类耕耘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毕竟民间力量难以突破时空的局限，能接触到的人不多。不过，从参与的社会人士和义工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信念，一套超越金钱与排名的价值观：能够给多少人带来内心的喜悦，就能制造多少份感动。对平民百姓而言，这就是精神上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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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在他乡的季节：梳起不嫁的金兰姐妹（九之三）

广东妈姐，ISBN 9789810941109

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

这里是新加坡

乌敏岛 Pulau Ubin

2015年8月份踏上乌敏岛，这次随行的张玉云是位“外国人”，严格说起来是从英国回新探亲的马来西亚人。

上世纪60年代新马分家后以柔佛海峡为界，好些家庭莫名其妙的被分割在长堤两岸，一家人变成有些是新公民，有些是马公民，玉云的家庭乃其中之一。

两个月后，在新山老街遇见当地文化闻人舒庆祥，他对当年在《马·星洲日报》共事，桌子一前一后的“小妹妹”印象深刻。

将这番话传到英国，玉云表示“老舒”是当年全马文笔最出色的记者，玉云本身不看足球，却为老舒的球赛评论着迷。

原来20年后，大家还是如此惺惺相惜，谁也没忘记谁。可爱的大马人。

这种情怀，就像许多本地人对乌敏岛的情意结一样。它是新加坡最后一个充满乡土气味的岛屿，一旦失去，南洋风味的感觉就永远找不回来了。

近来乌敏岛曾经引起民间的回响，以为政府有意开发乌敏岛，因此纷纷为最后一个乡野请命。后来当局说并无此意，事情才告一段落。

（乌敏岛上的矿湖）

在岛上走了四个小时，估计有十多公里路，玉云表示乌敏岛是这趟探亲游最难得的经历，疲倦但大有斩获，是非常愉快的疲倦。

乌敏岛每年吸引了30万人次过岛郊游，为川行于樟宜尾与乌敏岛两公里水域之间的驳船带来了150万元的商机。

乌敏岛是个小岛，只有10平方公里，比新加坡本岛小了70倍。小岛虽然比小更小，却比本岛更包容，自然、原始、淳朴、甚至停顿。岛上除了保留着登岸后的古早店铺，以及华人和马来人村长的老屋外，原有的红树林、亚答子园等继续生长，不过细微中已经起了些许变化。

（每年约30万人次来回于乌敏岛和新加坡本岛，为驳船业带来150万元的营收。）

（岛上的戏台依旧，它曾经是岛上的课堂）

（亚答子）

首先是充满蕉风椰雨气息的池塘转型为荷花池，出水芙蓉的风姿永远叫人迷恋。一般上，荷花和睡莲容易叫人混淆，它们都是大家熟悉的水生花卉，同属睡莲科植物。最容易识别的方法是荷花的叶片挺出水面，在风中摇曳；睡莲则浮在水面上，活像睡美人。

（荷花池）

其次是岛上的动物多了，野猪生了小猪，猪妈妈带着小猪在野地觅食，成为岛上充满动感的风景。小猴子也由猴妈妈率领，住在村长家附近的竹林中，见人也不觉得害怕，人猴在同一个天地拥有不同的生活空间。

（母猪与小猪）

（野猴）

第三是村民逐渐老化了。原村长的儿子林初帝老先生守候着乌敏岛家园，已经在数月前去世，留守家园的是他的妻子陈女士和那头忠狗。陈女士表示孩子在码头出租脚车，黄昏时分才会回来。年老丧偶的陈女士表示年纪大了，已经没什么气力，就这样坐落一个又一个的黄昏。

陈女士也是岛的女儿，在靠近外展学校那一头度过年少，长大后嫁给岛的儿子，此后一路来都在岛上生活。小岛的田野风味就是她和老伴熟悉的故乡，认为人跟黄土是不可分割的，对新加坡本岛四四方方的生活很不习惯。土地被政府征用后，他们租回原地，继续在岛上过活。

陈女士让我们“自由行”，在屋子里活动拍照。触目所及的都是曾经熟悉的农家陈设，古早味浓郁的厨房、木板缝隙间可偷窥的房间、煮饭炒菜的灶头都是现代城市人不再使用的。黄狗跟了我们一阵子，累了，懒洋洋地躺在洋灰地，守候着似乎停顿的岁月。

（陈女士的家。黄狗跟主人一样，累了。）

（农家煮食的灶头）

这样淳朴的乡村曾经是新加坡本岛的特色，不过在城市化的步伐中已经消失了。就如玉云所说的，她从前的老家也挺类似，彷佛看到自己的童年，英国的乡村格局则现代化多了。

我倒觉得英国的乡村更像新加坡以前的别墅，不免想起初次到伦敦南部Surrey桂平的家作客时，她就住在名叫Cheam Village的宁静的乡村。我在伦敦Waterloo搭乘一个小时的火车，下车后看不到想象中熟悉的乡野景色，还以为摸错了路。

第四个变化，来自别人怎么看我。跟一群年轻的马来人借脚车来摆post，他们uncle前uncle后的，不免再度提醒了我，在别人的眼中，已经不是昔日的小弟和帅哥了。乌敏岛未老，人则不得不面对现实，跟往事干杯。

当然同行的“外国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被auntie前auntie后的，这倒是可以聊以自慰的。哈哈哈。

（同行的香港学生Lorant，在英国居住的马来西亚人张玉云，玉云的宝贝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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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敏岛 Pulau Ubin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大时代 （3 of 3）

新谣纪录片：我们唱著的歌 The songs we sang

十年一觉新谣梦

《我们唱著的歌》是邓宝翠花了两年多时间制作的新谣人文纪录片。为了重现80年代在百胜楼（书城）无条件拥护新谣的光景，许多热血人士都响应号召，挤满书城各个角落，对邓宝翠伸出友谊之手，让她能够重拍上世纪的风光。

（热血人士齐聚书城，再造80年代的场景。图片来源：吴绳绪）

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没有冷场，回忆一个只有十年的超短新谣时代的过程中，导演的诚意给我们带来丝丝感动，我觉得观众的诚意同样制造出双向的心情对流。

不过就如邓宝翠在电影结束后的对话会上所流露的消极的情绪，她所面对的是因资金和版权所引发的连串不可思议的挑战。制作完成后，电影只可以在国际电影节上映一场，安排在滨海艺术中心一千多人的剧院跟观众见一次面。这部美其名由文物局资助的电影的实际赞助费只有30%，其余的由制作人自己想办法。

陨落的流星

电影的宣传文字写道：

“一把吉他，三几好友，无数好歌。当年的青青岁月，你可曾忘我唱着。唱着友情，唱着梦想，唱着迷离的忧伤，唱着华丽的希望，唱着自己的心声，唱着我们的歌。

重温新谣的发展，回味你我的青春。由本地独立电影人邓宝翠执导的华语人文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以历史的角度，配合人文的情怀，细腻地拼凑这场轰动一时的文化运动，如何缘起如何转变，并借此重新审视我们共有的记忆。”

（本地独立电影人邓宝翠执导的华语人文纪录片《我们唱着的歌》）

关于新谣的起源以及比新谣更早的本地文艺歌曲的起起落落，我曾经通过文字作了些“回忆录”。感性地看新谣，我们会感怀包含着随性、自信、甚至很乡土、充满傻气的本地原创歌谣的冒起与迅速陨落。理性地看一个时代，歌曲代表着某个时代，每个时代都有它的流行曲，经得起时代考验的都成为经典金曲，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歌。新谣的生命力比当年文团的创作强悍，或许也是因为有商业“黑手”在背后推动的原故吧？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创作，就像巴金的家春秋、鲁迅的呐喊与彷徨、茅盾的子夜与林家铺子、老舍的骆驼祥子与茶馆等，都曾经风靡一个时代，但现在多少人会去欣赏？“友谊的歌声”、“满怀激情迎新春”、“我们是生活的歌手”之类的文艺歌曲活在70年代的文团伙伴心中，新谣同样活在文艺歌曲没落后的过来人心中，当下本地年轻人关注的可能是One Direction和Taylor Swift。因为有不同的时代，所以才会有不同的缅怀。或许这就是怀旧吧？

回想80年代末，我也是其中一名跟新谣告别的支持者之一。新谣给予我许多珍贵的回忆，丰富了年轻的岁月，但变质的新谣则使人深感遗憾与无奈。那时候新谣从纯真、随性、简单、筑梦的特色走向商业化的道路，失去最原始、感情最真挚的精髓。转型后的创作，失去了本土的特色，跟港台的中文歌曲没什么分别，实际上好些新谣人物都走入港台的歌艺圈，为当地歌手写歌作曲，甚至在他乡的舞台蹿红，以台湾歌手的身份打入黄金满地的中国大陆。

他们怎么说？

姚礼莹认为当年的水草三重唱歌手之一的许南盛在片尾所说的关于真诚的一句话值得深思：“虽然片尾似乎突然地结束，但那句话说得也很恰当，真诚还是最重要。”

吴绳绪表示：“回顾纪录片（我们唱著的歌），用的不外是民间的私藏，还有海蝶、广播局（现新传媒）的档案。再来就是孙燕姿、林俊杰演唱会片段、《明天会更好》MV。看似简单，可是想起当年弹唱人和海蝶的版权纠纷，还有现在孙燕姿、林俊杰所属国际唱片公司，可以想象邓宝翠面对的难题，肯定超乎我所能想象的。但我还是很希望这纪录片能够出版成DVD，让更多国人有机会欣赏。”

刘健茂回忆当年：“其实60/70年代，许多文艺团体也曾创作（集体创作）了许多比较文艺的歌曲，如实践艺术学院，南方艺术团，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生活剧社等等团体所创作的歌曲。印象中有：《红棉花开》、《在那辽阔的大海旁》、《歌玉蜀黍》、《锄头落处》、《我们是生活的歌手》、《新加坡河之歌》、《生活之歌》、《登上了高高的山顶》等等。不是只有新谣。当然也有本地创作的流行歌曲（记得上官流云就应该创作过许多歌曲）、电视剧歌曲等等。当然还有很多很多….”

许愫芬对歌曲的兴趣广泛：“每一个人聚焦于不同时期的歌曲，不表示其他歌曲不好。我也很喜欢友谊园舞曲，我也喜欢听country song ，西洋歌曲和张国荣等巨星的歌。我也爱中国民间小调，文艺歌曲….”

价值观的取舍

的确，无论选择哪一条路，“真诚”是一个价值观的考量，影片以许南盛的一个镜头一句话来结束虽然很突兀，但想想确实是很不错的安排。就像新谣时代突然间结束，文艺青年突然间销声匿迹，华校生突然间变成历史名词，一个时代突然间终结，一个文化层突然流逝一样。在新加坡式的效率中，希望一个突兀的安排能刺激更多人思考，尤其是拼经济、拼排名、拼人均收入以外的人文的思考。

也深深感受到《我们唱著的歌》制作团队面对着商业版权与制作经费的种种无奈。我在10月份跟书写文学协会联合主办的数百人的SG50系列活动争取到当局的50%资助，但还是面对着一人一半的架构下，一万多元的财政赤字，更何况一部只有30%赞助的电影。

商业版权是双面刃，主要维护大财团的利益，对小户可能杀伤力远远超过亲和力。想象一下查阅WIKI和不吝分享的大众博客必须付版权费的后果？想象后的后果是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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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谣邂逅：唱过的同一首歌（Xinyao）

我们是生活的歌手 - 七十年代的激情

《双城记》与郭宝崑(1 of 2)

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一）

新鞋子旧鞋子

太平 Taiping

小城故事多

去年四五月间，跟博物馆的义务导览员一行人前往勿洞，沿着南北大道北上，进入霹雳州，过了怡保约95公里，抵达太平这个小城。

马来西亚关卡到太平需要六小时的车程。在怡保到太平这段路是越走越宁静，大道两旁的奇峰怡景，让人有走入中国的名山大川的错觉。

（到了怡保后，道路两旁的奇峰怡景）

说太平是个小城，是因为人口不多，只有二十万人，但从触目所及的社团组织如广西会馆、海南会馆、福建会馆、茶阳会馆、清远会馆、江夏堂、九龙堂、古冈州会馆等，可窥探到先民到太平开荒，打造新生活的那段史迹。

其中古冈州会馆的“古冈州”指的是宋朝以前的广东地区，涵盖了五个地方：台山、新会、开平、恩平、鹤山。其中，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合称四邑。新加坡与其他地方如美国各地、温哥华、马六甲、雪兰莪、墨尔本、新西兰等地的海外同乡会都成立了由四邑组成的冈州会馆，至于包括鹤山在内的古冈州会馆则是较少见的。

（太平街景：广西会馆，古冈州会馆）

太平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太平湖了。太平湖由十多个小矿湖连接而成，灵气逼人，山水自知，当地人还为太平湖立下了湖畔八景呢！

太平、拉律、邦咯协约

太平原名拉律（Larut），19世纪初还是个名不见经传之地，据说只住了三名华人。后来，人们在拉律发现了丰富的锡矿，马来税务官Long Jaffar跑到人口众多的槟城雇请华工，乘船到十八丁上岸，开采锡矿，然后将锡苗出售给槟城华商，跟槟城华人的关系日渐密切。

19世纪中叶，华人矿工从槟城与中国南方涌入拉律。到了1874年，华人人口约三万人，翻了足足一万倍。

拉律的锡矿场由马来王族掌控，海山和义兴两大帮派负责开采经营。海山和义兴之间发生过许多纠纷，在1861年至1872年间还爆发了三次规模庞大的“拉律暴动” （1861，1865，1872），赔上许多华工的性命，两党间的腥风血雨一直到1874年才划下句点。

1861年第一次拉律暴动，起因是矿场争夺水源，海山将义兴打败。

1865年第二次暴乱是因赌博起争执，海山扣留了十四名义兴党员，杀了十三名，留下一个活口。义兴党员纠众复仇，烧杀了四十名海山党员。

1872年第三次暴乱，义兴党魁跟海山党魁的近亲通奸被捕，结果奸夫淫妇被浸猪笼。义兴心有不甘，由新上任的首领率领人马，将海山逐出拉律。海山为了复仇，施展调虎离山之计，假意邀请义兴首领讨论委任华人甲必丹（Captain，首领）事宜，接着派重兵袭击留在拉律，毫无防备的义兴党员，死了整千人。

那时霹雳苏丹无法平息这场冲突，英国人则看准了千载难逢的时机，由海峡殖民地总督 Andrew Clarke出面（新加坡河的克拉码头因他得名），会见两大巨头，接着委派后来成为第一任华民护卫司的毕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跟双方详细磋商，为和谈铺路。

1874年初，相关人士在邦格岛（Pangkor Island）举行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共识，1月20日由二十六名出席会议的两帮华人签署《邦咯协约》（Treaty of Pangkor）。在协约中，钳制海山与义兴的“和平”条款包括：

（一）停止械斗，解除武器，拆除防御工事。

（二）自由回返拉律，重操旧业。

（三）不可破坏拉律的和平，任何一方若不依照条文行事，将被罚款五万元。

英国根据《邦咯协约》，委派参政司常驻霹雳，州内一切政务都由参政司做主，实际上是把苏丹的权势架空。霹雳州就这样落入英国人手上，丰富的锡矿也成为英国人的囊中物。

在那个年代，身为帮派的老大，必须照顾手下众人的生活，通过打斗来解决利益争执是中国内地的文化，也是在异乡求存最直接了当的解决方式。不过，经历过连串的拉律事件后，华人深深感悟到身在异地应该和谐共济而不是自相残杀，决心重新整顿拉律，将拉律易名“太平”，希望从此以后，永远太平。

（太平湖：希望从此以后，永远太平）

第三次拉律暴动是权势的转捩点，启开英国政府势力介入马来半島的序幕，除了由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三州府组成的海峡殖民地外，1884年成立了马来联邦（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彭亨），1909年成立了马来属邦（柔佛，吉兰丹，吉打，丁加奴，玻璃市），马来半岛完全落入英国手中。

渔港码头

较少游人到访的是距离太平市中心二十余公里外的古迹：十八丁渔港（Kuala Sepatang）和炭窑。正由于有古迹有故事，太平给人留下了一道可供回味的历史空间。

时光仿佛停顿的十八丁渔港，被一片茂密的红树林包围，码头边小渔船漂浮在水面，连厕所都是最原始的，用几块锌板制成，门栓不过是条草绳，绕着铁钉转几圈。厕所地面铺上几块木板，中间留个长形大洞，“大号小号”全都直落河面，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之势。

（十八丁码头的锌板厕所，大小号都直落河面）

渔港最引人注目的建筑物莫过于一家台湾人开发的民宿旅店，屋顶有一只半身的老鹰，以犀利的眼神与游人互相对望。鹰爪下有鱼产干粮店，鲜鱼虾米铺满晒渔场，鱼腥味随着轻风阵阵吹送，淳朴悠闲的生活打造出一道典型的小渔村风景线。

（“老鹰”民宿）

（“老鹰”民宿的鹰爪下有鱼产干粮店，鲜鱼虾米铺满晒渔场）

  

遥想当年，十八丁连贯槟城与西马内陆的海上货运干线，成为马来王族和华人帮会内战期间，封锁太平锡矿出口的要塞。而今，清清幽幽，淳朴悠闲的小渔港，怎么也看不出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拥有过峥嵘的岁月，甚至是个举足轻重的港区，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十八丁：讨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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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世界 It's a small world

当荷花盛开的时候

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结识了一位名叫Maureen的法国籍女子，在新加坡从事室内设计，义务导览员是她的业余作业。Maureen跟我分享了对先驱画家张荔英（Georgette Chen）的“荷花”的观感。张荔英以19世纪法国印象派的手法描绘了东方的荷花，将荷花含苞待放至完全盛开的过程都表达在这幅作品中。

（张荔英：荷花）

张荔英在浙江出生，年轻的时候到巴黎学画，参与过巴黎的沙龙展。Maureen认为张荔英通过法国艺术的影响力，表达出东方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精神，这是最完美的中西文化的交融。她所期待的，就是这么一个和谐共处的世界。

面对这样的内涵，这样的气质，我出于常理心，向Maureen表达巴黎被恐袭的问候。Maureen以坚定的语气表示感激，民间的法国人非但会如常地生活，而且会变得更团结、更坚强，对无辜的穆斯林进行报复只会加深仇恨。

法国有600万名穆斯林，约占常住人口的7-9%。在约三分之二的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方，穆斯林无可避免地面对融入社会的种种挑战（资料来源：CIA)。从Maureen身上不难发觉，民族的自尊、自信与包容能够为法国的软实力争取不少分数。

创世纪

信教的朋友将天主与穆斯林之间的纷争追溯到人类的起源。《圣经》第一章“创世纪”叙述亚当和夏娃不听从上帝的话，偷尝禁果，种下罪根。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务农，亚伯放羊，两人都将最美好的收成奉献给上帝。上帝特别喜欢亚伯的羊和脂油，该隐一怒之下，将亲兄弟给杀了，结果被上帝放逐。

世代延续后，亚伯拉罕（Abraham，阿拉伯语音译为依布拉欣）有两个儿子：以实玛利（Ishmael）和以撒。穆斯林根据《可兰经》，认为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撒有两个孖生儿子，其中一个叫雅各（Jacob），被公认为犹太人的先祖。此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纷争持续不断。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本是同根生，因此连创世的内容都是相似的。

手头上有一本《中文译解古兰经》，由沙地阿拉伯的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局发行。卷一，黄牛章，第35和36节写道： 我说：“阿当啊！你和你的妻子同住乐园吧！你们俩可以任意吃园里所有丰富的食物，你们俩不要临近这棵树；否则，就要变成不义的人。”然后，恶魔使他们俩因为吃那棵树的果实而犯罪，遂将他们俩人从乐园中诱出。我说：“你们互相仇视下去吧！大地上有你们暂时的住处和享受。”

假设创世纪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从世纪之初，嫉妒、仇恨、暴戾、残杀等人性的缺陷已经存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顶多只是个感叹号，并不能改变人性所引起的争端。

你站在那一方？

11世纪十字军东征，在伊斯兰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时至今日，伊斯兰教激进分子还在指责欧美挂着十字军之名，在中东进行不义的军事行动。“好人”和“坏人”之间存在着一大片灰色地带。

就以11月20日晚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ISIS）在巴黎发动恐怖袭击，数百名平民死伤的个案来说，法国第一时间向伊斯兰国宣战，要对方血债血还。法国几乎获得全世界的同情，欧盟也一致同意协助法国对付恐怖分子。面书制作了法国的红白蓝三色旗，让全世界的网民一起哀悼。

我在工作场合上认识了许多法国朋友，曾经流连在罗浮宫、奥赛博物馆、圣母院、巴黎铁塔、塞纳河畔等地，没闲钱也去香榭里舍大道感受一下雍容华贵的生活，在巴黎度过浪漫的日子。由于有接触，有感情，难免对无辜生命的乍然流逝感到哀伤。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什么当面接触，也一样会出于普世的价值观，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互联网的启示

关于网民对巴黎恐袭的关注度，海峡时报通过互联网上的数据，由Rebecca Pazos整理出一份报告 “Graphic: How the Internet cared more about Paris than Beirut”（November 17, 2015）。

巴黎恐袭前，黎巴嫩首府贝鲁特受到自杀式袭击，43人死亡，100人受伤。国际社会对于黎巴嫩人的遭遇似乎无动于衷。新加坡人的反应跟国际社会一样，关注法国远远超过黎巴嫩，比例为100:2。

（国际社会与新加坡对恐袭的关注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November 17, 2015）

一波紧接一波的叙利亚穆斯林难民逃亡到欧洲，估计目前已超过四百万人。土耳其早在2011年起，已经陆续接收了两百多万人。巴黎恐袭前，ISIS在土耳其杀害了128人并导致500人受伤。海峡时报的报告并没有引用相关数据。

不过，海峡时报将巴黎恐袭跟8月份在曼谷闹市炸弹引爆事件作了比较，关注的比例为100:40，对欧洲大陆的关注度远远高于亚细安屋檐下的旅游大国。

推特（Twitter）的反应也是如此，网上流传超过670万则为巴黎祷告和310万巴黎被攻击的讯息。至于黎巴嫩被袭击，只是稍为超过9千则。

（Twitter的反应。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November 17, 2015）

这些个例显示出对某些族群我们会伸出友谊之手，会同情，会拥抱；对某些族群，我们不是忽略了他们的存在，就是至多略带无奈地轻叹一声，更多时候是无动于衷。

不过，到了某个转折点，人的心态会有所转变。

10月31日在埃及上空解体的俄罗斯客机证实被机上的炸弹炸毁，俄罗斯配合法国，出动战机炮轰ISIS的叙利亚基地拉卡。

过去两三年的战乱，已经有超过16万名叙利亚平民被杀害。11月16日在推特为叙利亚人民祷告的讯息首次超越巴黎，希望这些拥有现代化武器的军事强国能够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

（Twitter 11月16日，为叙利亚祷告首次超越巴黎。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November 17, 2015）

政治学家Samuel Hunting将双方的报复行动称为“文明的冲突” （clash of civilisations），当这个世界以文化、种族与宗教来分化的时候，冲突就会出现。无论以什么理由、什么形式出兵都一样属于暴力恐袭的行为，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对立所造成的伤害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西方将穆斯林边缘化，忽略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同样以和平和理性为主轴，教导全球16亿以上的穆斯林彼此尊重，跟其他人一起和谐地生活。

正因为恐袭牵涉到人性与人道，任何意图将世界划分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非黑即白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它模糊了极端分子将伊斯兰教扭曲为邪教，造成穆斯林大逃亡的视线，甚至将穆斯林跟伊斯兰国混为一谈，令那些逃亡的难民受到更多伤害。

容易被曲解的伊斯兰教义

《可兰经》多处谈到正义与非正义之间的战争，万一被断章取义，后果将会不堪设想。例如：

卷四，仪姆兰的家属章，第169和170节： 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阿拉那里享受给养。他们喜欢阿拉赏赐给自己的恩惠，他们又给那些还未赶上他们（留在人间）的教胞报喜讯：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 卷五，妇女章，第69节： 凡服从阿拉和使者的人，都与阿拉所庇祐的众先知，忠信的人，殉教的人，善良的人同在。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

当我们身处某个特定的环境，不断地接收到类似的信息的时候，人的脑子会怎么想？是被洗脑还是排斥？

小小世界

源自美国，后来扩展到巴黎和东方的迪斯尼乐园有个“小小世界”，深受大人和小孩喜爱。

（迪斯尼乐园：小小世界）

“小小世界”里各种颜色鲜艳的小舟在水中游荡，漂流到不同国家，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但音乐的旋律却是一样的。无论身在何处，都听到不同的民族语言合唱着同一首歌，传播着同一个博爱的讯息：“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It's a small world”是由Sherman Brothers为1964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所谱写的主题乐章，歌曲配合世博会所宣扬的世界和平的精神，简单易懂的歌词传达了强烈的地球村信息： It's a world of laughter, a world of tears. It's a world of hopes and a world of fears. There's so much that we share that it's time we're aware.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There is just one moon and one golden sun. And a smile means friendship to everyone. Though the mountains divide and the oceans are wide. It's a small world after all.

世界和平是一个崇高的理念，当利益起冲突的时候，武装行动却往往成为解决争端的方式。世博会有它的政治与经济考量，迪斯尼乐园则是个花得起钱的家庭才可以寻求快乐的桃花源。过了半个世纪，1964年的世界和平的精神并没有落实，“It's a small world”只是一首长大后就会忘记的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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