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妇女下南洋

节录自《广东妈姐》第四章“南方妇女寻出路”

1930年代是女性入境的高峰期

如果说19世纪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华人出国谋生的窗口，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是另一个转捩点。新马同样受到经济萧条的重创，一方面限制华人男子入境，另一方面却为华人女子打开了出国谋生，甚至移民的渠道。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入境新加坡的华人女性远远超过男性，无形中也解决了因男女失衡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了全世界，以对外贸易为生的新加坡自然无法幸免。当时的大商家如陈嘉庚、林义顺等人都相继破产，橡胶园、黄梨园、锡矿场纷纷倒闭，员工失业，走向街头当流动小贩。新加坡所能提供给外劳的工作相应减少。

以华侨领袖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为例，他拥有商店百余家，工厂三十多所，树胶及黄梨园万余英畝，聘请的员工有上万人。这场世界性的不景气使到他的企业兵败如山倒，只好遣散所有员工。

殖民地政府多年来被私会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搞得团团转，可以借着这个喘气的机会，筛选素质比较优秀的外劳。1929年，第一道限制移民法令开始实行。到了1933年，英殖民地政府通过外侨法令（Aliens Ordinance），以固打制来管制入境的华工。法令赋予政府执行权，根据国内的需求，每个月发出固定数额的入境准证，情形就像现在控制车辆的拥车证一样。不过，这项法令只是针对男性，女性有数年的自由期，直到1938年后才受到管制。

在中国，争取机会下南洋的男子还是非常踊跃，结果水涨船高，出洋的水费相应提高。有些经纪甚至利用固打制所带来的商机，以配套的方式来售卖船票。他们设定每一张固打票必须附带三四张非固打票，也就是利用男人来游说更多女性移民到南洋。

根据张峻峰的口述历史（Acc. No. 000328/2），1937年他在厦门下南洋时，还有抽签这回事。当时的船费、食用、客栈、住宿等花了百多银元，都是借来的。他也知道新加坡有入境管制这回事，所以乘船到新加坡的多数是女人。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新加坡是天堂，争着前来淘金。等了几个月，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抽中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到了新加坡之后才知道跟想象中差得太远，新加坡的生活其实是很悲惨的。

（张峻峰的口述历史表示必须先到棋璋山登陆验身，在洋人面前，华人没有尊严。照片摄于新加坡的外岛特展，1937）

1933年至1938年间，英政府每个月发放500张入境证。推算起来，这几年合法入境的男性华人只有约三万人。可是，入境的女性则多达十九万，是男性的六倍。她们多数来自顺德、东莞、和周边农村，年龄介于18至40岁之间。她们在新马主要从事家佣、割胶、洗琉琅等行业。也有一些来自三水和清远等地区的女子，跟男人一样，从事建筑工作。

（1930年代的入境证）

这些从广东地区过来的女子大大改变了本地粤籍人士的男女比例。对比1931年与1947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报告，粤籍女性的增长率超过双倍，从阳盛阴衰变成12名女性对10名男性。

1860年，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已经有五万人，是1830年的八倍，不过华人女性少过一成。到了清朝末年与民国年代，在新加坡生活的男性移民每十年增加三至五万人。女性移民则增加了十倍，从1891年的三万余人到1947年的三十多万人，男女比例渐趋平衡。

妇女为什么下南洋？

1871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之中有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1,653人从事未分类职业，英殖民地官员McNair 在海峡殖民地报告书说这些未分类的妇女主要是妓女。由于这份职业统计不分种族，所以很难确定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一般相信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

根据叶汉明的“华南家庭文化与自梳风习”与范若兰的“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相信19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顺德女子从中国过番。顺德均安镇沙头村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等人到新加坡做家佣。

到了20世纪初，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她们之中十之八九前往新加坡讨生计。

顺德妈姐跟缫丝业息息相关。珠三角曾经是缫丝业十分发达的地方，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宋朝以来，顺德女子已经种桑养蚕。鸦片战争爆发前，顺德已经是广东主要的蚕丝产区。1873年，陈启沅在他的家乡西樵简村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半机械化缫丝厂“继昌隆”，牵动了珠三角的经济命脉。隔年，顺德龙江建立了第一家缫丝厂。1875年，顺德大良创建“怡和昌”缫丝厂。到了1884年，顺德已经以机械缫丝厂取代传统的手工缫丝业，成为广东的缫丝业中心。1887年，顺德缫丝厂有42家，产值占广东省的九成以上。

（缫丝机：顺德的缫丝业占广东省九成以上）

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兴起后，生丝出口激增。广东作为中国丝业中心之一，对美国的销售额占了总出口的80%

1922年左右，顺德的135家机器缫丝厂占全广东省的八成，几乎全顺德人民都从事丝业相关的行业，缫丝工二十万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南国丝都。机器缫丝厂吸引了大批年轻女工，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缫丝业的规模跟上海等地不相上下。

从事缫丝业的女工叫繅絲女，又叫鬼枑女。她们把蚕茧放在沸水里浸泡后，抽出丝头，用小竹棍将丝头穿过机器上的小孔，然后把蠶丝一圈圈地抽出來，作为织布之用。

鬼枑女的名字跟抽丝的机器有关。华人将外人称为“鬼”，洋人就是“红毛鬼”或“鬼佬”，洋人的机器也顺理成章，称为鬼机械。至于枑，传统的木制丝车的结构跟互字相似，结合起来，成为“枑”字，所以缫丝女工也称鬼枑女。

（传统的木制丝车跟“互”字相似，所以缫丝女工也称鬼枑女）

跟长江比起来，广东的蚕茧不受季节性影响，为缫丝业专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植桑养蚕显然比起种植棉花、水稻等农作物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在顺德掀起了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稻田已经不及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

蚕丝业为顺德带来繁荣与财富，广东省的货币有三成操纵在顺德人的手中。顺德一片升平，可从顺德博物馆收录的《趁墟谣》一窥全豹：

年复年，日复日，一旬三圩一、四、七。年复年，年年趁圩人万千。 圩中何所有？衣服适身食适口。新丝卖去织绫罗，洋杂土货多罗罗。 近日丝多价越起，洋船采办来千里。广丝装学湖丝装，广州价比湖州美。 家家早期夜眠迟，出丝要赶趁圩期。

在缫丝业的高峰期，缫丝女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上个世纪初，一个女工每年工作250天左右，就可以挣到200元以上，跟平均五口的农家每年的生计相若。缫丝女工有这么一笔丰厚的收入，在农村的经济地位跟着提高。她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开放，挑战传统的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大家庭关系等，出现了独立性强的“自梳女”与“唔落家”等现象。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中国丝的品质缺乏统一的规格，无法跟上欧美生产自动化的步伐。于是，美国转向日本购买生丝。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全世界都受到重挫，丝价从1923年每担2,420元滑落至1930年的650元。虽然过后丝价微升，从大趋势而言，中国生丝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导致珠三角的缫丝厂大量破产。

范若兰的“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显示，1929年广东珠三角地区还有146家丝厂， 七万多台丝车， 1934年仅剩四分之一。丝厂倒闭使赖以维生的工农生计维艰，近十万人失业。

这场发生在遥远的2600公里之外的缫丝业革命，影响了一群中国女子的命运。按照传统习俗，应该是男人走出来找出路，养妻活儿，这个年代却正好相反。当时新加坡同样受到不景气的冲击，加上其他社会问题如男女比例失衡，私会党争地盘等，英殖民地政府实行固打制，不接受沒有特別技能的中国男子。

男人没法子到南洋来，只好改由女子出国赚钱养家。当时也有些女子在家乡结婚，当生育机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跟婆婆的关系依然无法改善，身心受到伤害。为了躲开不合理的生活压力，她们决定离开家乡。丈夫不同意，她们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转一圈，然后来到新加坡，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在1934至1938年短短五年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南方妇女来到新马。她们告别农村，越洋寻出路的勇气，竟然缔造了新加坡三代的繁华。中国女子往南洋寻出路，也解决了新加坡男女失衡的问题。有些女性找到如意郎君，开枝散叶；有些女性对婚姻没有信心，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她们当中好些人还来自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过番；有些则义结金兰，从地缘业缘结下有名无实的血缘。

（1930年代，5年间有30万南方妇女告别农村，来到新加坡。她们当中有些还赤着脚，将生命托付给不可知的未来。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来的妇女下南洋的主要动力是家贫，但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她们的决定一般上还是跟男人有关。以来自顺德及周边乡镇的妇女而言，相对较多的是独立性强或是对婚姻有恐惧感，因此延续当地的习俗，决定终身不嫁。她们选择离开家乡，从此不用受到家人的管制。有些妇女有不愉快的婚姻，跟夫家合不来，而决定“不落家”，离家出走。她们当中也有人在农村有家庭有孩子，但是男人受到固打制所限，由她们代为出洋，扛起养家的责任。

这些出洋的女子还是保留着乡土观念，每个月按时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至于已经结婚，跑到新加坡来寻出路的，甚至会寄钱回乡，让丈夫娶小妾，传宗接代。

如今，顺德妈姐已经成为过去的代名词。现在的家庭女佣来自菲律宾、印尼、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女人为了养活一家人，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有遇到好雇主的，赚够盘缠回家，甚至学了一手好厨艺，回家开餐馆，宾主关系一场，继续保持联络。也有被雇主虐待，最后走上不归路的，每天上映的都市风情画，彷佛是妈姐的年代的再现，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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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妈姐，ISBN 978981094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