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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21, 2019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作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 英国学者 
原文刊登于 BBC 

在英国赴华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逝世百年之际,英国学者比尔·海顿撰文回顾这位改变现代中国的威尔士浸信会教徒的生涯。

(李提摩太通过《万国公报》也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西方人。他蓄着胡须的遗照仍然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展出,他的雕像今天仍站立在他曾共同创办的山西大学校园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表彰他是第一个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

如今,在他去世百年后,他几乎在英国被人遗忘,但他的工作成就仍在现代中国留下印记。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脑海里的传教士形象是殖民时代里的漫画形象。我们担心将“白人救世主”置于帝国主义受害者之上。但有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曾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

与维新运动的渊源


李提摩太于1919年4月17日在英国去世。之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位特别访客。这位客人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他前往当时位于伦敦近郊的戈尔德格林地区的小房子去看望李提摩太。

梁启超当时正在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途中,他代表中华民国进行游说活动。但他想在伦敦首先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李提摩太。

梁启超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之一、中国新闻之父、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为何如此热衷于拜会一位当时已经近75岁高龄的前浸信会传教士?

童年与赴华


李提摩太的故事始于1845年的英国威尔士卡马滕郡山区一个小村庄,当时村里只有一个教堂。

24岁时,李提摩太就读于威尔士哈弗尔福特韦斯特神学院。

遥远的中国成了他成就终生事业的地方。经过4年的学习和历时3个月的远渡重洋,他于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

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士协会把他送到中国北方山东省曲阜市,从此他就入乡随俗,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穿着当地的衣服,学习中文。1878年,他迎娶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玛丽·马丁,他们共生了4个孩子。

饥荒救助


1876至1879年间,中国北方遭受大饥荒。北京周边省份至少有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夫妇俩对当地官员的无能和消极反应感到震惊,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救援工作,并动员他们在英国的基督教信众予以支持。由此,“中国饥荒救助基金”1878年1月在上海成立,这实际上成为第一个(在华)国际援助组织。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PHOTO COURTESY OF PROF ANTHONY E. CLARK, WHITWORTH)

更重要的是,正如学者理查德·波尔在他撰写的一本关于李提摩太在赈灾中发挥作用的书中指出,经历了这场人类灾难,李提摩太确信,他必须敦促中国的领导者们消除饥荒和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并大幅提高农村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

目睹了中国人大规模死亡的惨状,重新唤醒了李提摩太内心深处的政治和精神使命感。

广学会


1891年,李提摩太被任命为广学会(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和实用知识传播协会,SDK,或者也叫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CLS)的秘书长。广学会的目的是翻译和传播基于基督徒原则的各种资料。

正如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坚信,广学会的使命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有社会性。

广学会在宣传福音的同时,也以同样的努力宣传西化的福音。

该协会的明确策略是接触“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他们在中国部分精英人士中找到了共鸣。

《万国公报》


广学会的策略之一是出版中文刊物《万国公报》,该刊物文章内容包罗万象,有基督教的论点,也有关于欧洲的进步和呼吁(世界各地)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李提摩太自己撰写或翻译的。

这一刊物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乃至于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发行了他自己的版本。

1895年10月,康有为和他的年轻弟子梁启超去拜会了李提摩太。双方相见恨晚。梁启超也就此担任了李提摩太几个月的私人秘书。

李提摩太因此成为康有为发起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一名创立成员。

在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期间,梁启超汇编并出版了一份他的维新派同伴需要阅读的关键书刊的参考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许多欧洲著名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历史书、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又译《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它的中文翻译本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


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事变。仅仅百日后,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

李提摩太原来计划面见光绪皇帝之日,正是戊戌政变的当天。但他似乎事先已经得到警报。他和广学会的其他成员于是一起努力,帮助维新派领导人逃离中国。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亡到日本,但他们的同事、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被处决。

在流亡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仍然继续写作,鼓动维新。他们的思想对维新派人士以及后来在1911年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后来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任命了政府职务,继续主张自由社会变革。

1913年,康梁两人在北京与李提摩太重逢。梁启超借此机会阐述了他对如何书写中国民族历史的看法,很多观点直接受到李提摩太及其翻译作品的影响。

晚年


李提摩太1916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由于身体不好,他一年前已经在上海辞去了广学会秘书长的职务。广学会为表彰他的贡献,在一份动议中指出他的名字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签署后不久,战胜国宣布在巴黎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当时人们憧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和平与正义将占上风、新成立的国家的权益将得到尊重的世界。

梁启超虽然当时已经不是民国政府官员,但他决心个人参加会议。

李提摩太当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很活跃,他一直在游说领导人们支持建立一个维护全球和平的新组织:国际联盟。

梁启超在伦敦见到李提摩太,向他赠送了自己的十卷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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