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公共利益使用个人数据 Private Data, Public Good?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本地推出“合力追踪”手机应用程序（TraceTogether mobile app），协助追踪跟确诊病患有“密切接触”的人士。

卫生部对密切接触的定义是：两人距离约两公尺内，并接触半小时。

科技局解释，“合力追踪”是一款移动应用程序，协助当局追踪流动人员往来，任何人在安装 “合力追踪”应用后，只须注册手机号并打开蓝牙，手机便会与附近其他安装同个应用的手机，交换蓝牙信号。

原则上，“合力追踪”是个“为公共利益使用个人数据”而开发的应用程序，不过只有25%的国人下载，跟当局预期的75%相差甚远。

新加坡人一贯听话，这回竟然反应冷落。对于此非一般常态，我颇感兴趣，接受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IPS）孙婉婷博士的邀请，线上出席2020年5月13日通过“Online via IPS Facebook”进行的IPS座谈会《私人数据，公共利益？》（Private Data, Public Good?）。

座谈会内容

主讲者认为“合力追踪”的下载率不理想，所收集到的数据根本无法进行接触追踪。原则上，汇集起来的众多个人数据就是大数据，可能可以用来改善设施，从而使个人和整个社会受益。

例如韩国发生第一波疫情的时候，就是利用有效的个人数据来控制疫情。2015年中东呼吸综合症，韩国爆发中东地区之外的最大规模疫情。韩国通过法令，允许相关部门提取公民的数据作为未来的国家应急用途。

当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时，韩国已经通过手机与信用卡来获取使用地点的数据。不过最近第二波疫情在夜店爆发，使用个人数据可能陷入尴尬的局面，原因是违反一些同性恋或双性恋者的意愿。

新加坡人因对隐私及数据安全性缺乏了解而产生担忧，这是推行追踪应用程序最大的障碍。新加坡政府必须确保人民信任政府会保护其个人数据，其中一种方法是对所收集的内容，用途和目的保持透明。应用软件开发商也应该透明，让用户知道发展商从用户那里收集什么信息。

另一方面，人民本身可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数据是如何被收集与使用的，亦必须意识到同意使用的重要性。主讲人提出《数字公民宪章》的构想，作为保护和共享个人数据的原则。

新加坡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制定“合力追踪”法令，强制国人下载应用程序呢？如果真的制定相关法令，国会不可能不通过，但是这将进一步制造政府是“老大”的情况，长远来说这样的先例是弊多于利的。

科技局对迷思的解释

本地人对合力追踪的迷思，科技局曾经做过解释：

合力追踪应用程序只能显示设备之间的连接，而不能显示其位置。因此，该程序并不收集任何地理数据，政府无法用此程序来定位个人行踪。此外，记录会储存在个人手机，若卫生部需要该记录来完成密切追踪工作，当局需要寻求个人同意分享，才可读取。

合力追踪采纳多重安全防护来保障个人数据隐私，所使用的蓝牙是小范围的点对点通信科技，只能在约10米距离内发送信息，无法在个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通过电脑来读取手机上的信息。

此外，该程序采纳安全和隐私保障，下载应用导致数据泄露的风险很低。

个人资料保护法令与合力追踪的信任度

科技局、卫生部或其他政府机构的多方解释，都没有触及“信任”这个敏感的关键词。人民对政府正确合理地使用个人数据的信任度有多高？

新加坡国会于2012年通过《个人资料保护法令》（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2 ），简称PDPA。个人资料可包括：全名，身份证或护照号码，个人照片或视频图像，手机号码，个人电邮，指纹，姓名和住址。任何公司机构都不能为了提供您某项产品或服务，而不合理地强迫您同意他们收集、使用或披露您的个人资料。

2019年更新的PDPA，只有在法律规定下或有必要证明身份时，商家和业者等才能向公众索取身份证号码。

PDPA的概念是这样的：

同意–组织只能在个人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某些例外）；

目的–组织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以适当的方式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前提是它们已将收集，使用或披露的目的告知个人；

合理性–组织只能在合理的情况下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

虽然在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方面PDPA提供“合理”的个人保障，但是由于掌握资料就是掌握权力，相信普罗大众对于个人资料是否遭到有心人窃取或滥用还是有所保留的。

合力追踪手机应用程序其实是“步步追踪”，资讯都储藏在手机里。不过字面上，追踪“跟确诊病患有密切接触的人士”并不在原来的PDPA范围，原来的法令或许没有提供适当的个人保障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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