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流浪者搭个屋檐

源自印度的B1617变种毒株来势汹汹，打过防疫针不等于防疫，连早前似乎对冠状病毒天生免疫的小朋友都染病了，越来越多中小学和大专学府的学生受到感染。

2021年5月15日是冠状病毒疫情下五人行的最后一天，隔天进一步缩紧行动管制，最多双人行，暂定一个月，差不多回到一年前的局面。

5月15日行管前 “不五不二”，而是四舍五入三人行。果然三人行必有我师，亲自感受到这几年慈善组织为流浪者提供屋檐的那股暖流。

不同阶段的冠状病毒疫情抗疫措施。图片来源：《联合早报》2021年5月17日

 

S3P（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安全避风港

许多人眼中，新加坡丰衣足食，不可能发生露宿街头的事件。实际上，2016至2018年间，平均每年有29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接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的协助。

290人只是冰山一角，流浪汉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该数目字。当时我们可在汽车天桥底、组屋楼下、公园、海边甚至快餐店看到或风餐露宿，或长期搭起营帐，或躲在屋檐下过夜的人士，白天自行散去，踏上各自的征途。有些在海滨受访的人士表示喜欢大自然，刻意隐瞒无家可归的事实。

由于街头流浪汉多数不会主动寻求援助，2017至2019这两年，社区义工采取主动，率先接触街头流浪汉，MSF再介入提供针对性的援助。

2019年7月，MSF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民间组织拔刀相助，辅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安全（safe）、稳当（sound）、睡觉（sleeping）的避风港（places），这个落脚处称为S3P（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此项目有个好听的名堂Partners Engaging and Empowering Rough Sleepers (Peers) Network，简译为《社区伙伴》，参与的组织包括佛牙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

2020年发生冠状病毒疫情，许多公众场所都被封锁，突然间缺乏安全露宿的地方。这时候，更多教会以及樟宜路的Kassim回教堂参与S3P，建屋局则拨出一些空置的租赁组屋让民间帮忙运作。目前本地共有35个S3P民间组织，收容约7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投宿的群体扩大到因为航空管制而回不了家的外国人。

此外，本地也有一些家庭为流浪者伸出援手，打开屋门让他们入住。

 

变相的“游牧人生”还是“无依之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是SW101（社会工作倡导组）的负责人之一。2019年初，他连同蒙福关怀（Monfort Care）和其他主导人走上街头，探讨本地有多少可能无家可归的人士睡在公共场所。

2019年底发表的报告显示，新加坡有约1,0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主要是年纪偏大的华人男子，50岁以上的约六成，88％是男性，四成单身。受访的88人中，约四分之一每天只吃一餐，超过一半露宿街头一年至五年，约三成露宿已有六年或者更长。大部分无家可归者都有低薪工作，主要从事散工、清洁工、保安等。可见某些劳动领域的薪资情况恶劣，即使有工作亦未必足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

街头露宿问题的现象。图片来源：《联合早报》2019年11月9日

根据MSF和The Straits Times，“无家可归”未必是真的无家可归，而是指他们“觉得自己无家可归，不论他们是否拥有房产或租赁屋子”。流浪汉露宿街头的原因很多，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名下有政府津贴的租赁组屋或自己购买的组屋单位，由于跟家庭或室友关系糟糕，忍无可忍才离家出走。其余约四分之三的露宿者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譬如欠债或是离婚等，被迫变卖房产，导致日后没有能力再找间房子居住。

 

杨厝港福音堂（Yio Chu Kang Chapel）

杨厝港福音堂（Yio Chu Kang Chapel）是其中一家伸出援手的组织，晚间将地底停车场转型为临时宿舍， 为15名流浪汉提供遮风挡雨的落脚处。单人床、储物柜、洗衣机、厕所、冲凉房、WIFI 等基本设施都不缺，需要的话还有免费餐饮，有时候教堂的义工前来跟他们一起聊天。早晨流浪者卷起包袱，收拾干净后离开教堂，不干扰日间的正常运作。

流浪汉都无家可归吗？这群晚间寄宿的人士都是男性，年轻的只有18岁，因跟家庭不和而选择长期不回家；年长的70多岁单身人士积蓄不多，真的是无家可归；也有生意失败的人士，从谈吐中可看出他们与众不同，知识面广，走投无路下只好暂时忍辱偷生。

 

家庭暴力

冠状病毒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成员必须窝在狭小的空间，没有什么机会透气的情况下，增加家庭暴力的机率。不论起因出自阻断措施或是其他，受害者都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寄宿，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目前本地有四个MSF资助的庇护所，提供220个床位。一般上寄宿人士可居住长达六个月，由社工协助他们寻找长期住宿和工作。

流浪者的故事仿佛就像乾坤大挪移，时光倒流至19世纪的教堂和会馆，20世纪的斋堂和保良局。这些为不幸人士遮风挡雨的民间组织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应该还会存在，倘若贫富悬殊和社会安全网无法改进的话。

 

主要参考资料

宋慧纯，《联合早报》2017年10月8日

Theresa Tan, The Straits Times 16 May 2021

Chan Kok Meng, Yio Chu Kang Chapel, oral history record with Lee Kok Leong 15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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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人生（无依之地）

在洋人的地方居住与工作数年，学习到暂时放下工作，放下学业，踏上游牧征途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游牧人生，寻找的是什么？Soul searching，中文应该是“反省”、“灵魂搜索”吧？总不比原文传神，因为语言有自身的灵魂。

跟游牧人士擦肩而过，道别从来都不是永别，因为他们相信总会在路上再见到彼此，we will see each other again down the road。

李寿全的《张三的歌》不也那么唱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Nomadland

在迪士尼频道（Disney+）观赏了《游牧人生》（Nomadland）。电影很好看，节奏缓慢但发人深思。电影改编自Jessica Bruder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原著是一部纪实报告文学，讲述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后，决定变卖家当，买一辆厢型车，离开自己的小镇，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边打短期工，边游历的遭遇。一年后她找回自信，有所感悟，开始自问是否花太多时间去缅怀一个人。然后，她开启下一程，寻找答案的游牧人生。

电影里出现许多美丽的大自然风光，但美景留不住，美得叫人难过。营地中常出现互相扶持的善良的人，教导新人如何装备好自己，做个独立的流浪者。天亮的时候，游牧人收拾好行囊，重启寻寻觅觅的人生。他们走的是寂寞公路，很少人走的路，但富有启发性。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大部分角色都是由非职业演员饰演，好些都是真实生活中的游牧人。

电影于2020年9月11日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获得广泛赞誉并赢得金狮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紧接着获得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6项提名，夺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Frances McDormand（也是此片的监制）。赵婷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华裔女性。她也是该片的编剧，从北京去到英国读书，再到美国发展。

 

最佳女主角Frances McDormand

总有相逢的时候

根据维基，2013年赵婷接受《电影人》（Filmmaker）杂志的访问，追述在中国成长的经历：

It goes back to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China, being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A lot of info I received when I was younger was not true, and I became very rebellious toward my family and my background. I went to England suddenly and relearned my history.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a liberal arts college was a way for me to figure out what is real. Arm yourself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n challenge that too.

要从我小时候在中国说起，这个充满谎言的地方让你感觉就像是无法脱身一样。我小时候收到的很多信息都不准确，我也开始对自己的家人和背景变得非常叛逆，于是我突然去英国以重新学习我的历史。在文理学院学习政治学是我弄清事物本质的一种方式。你得用资讯武装自己，然后也要挑战它。

赵婷这么直白，结果遭到中国当局“封禁”，不过她的话是否被民粹主义者断章取义了呢？

赵婷。图片来源：维基

4月26日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当天，中国删除赵婷得奖及其他奥斯卡信息，电影也被撤档。中国将Nomadland翻译为《无依之地》，我上微博搜索，发现网友已不再使用“无依之地”和“赵婷”，而是以“无1之地”、“成都”、“zhao婷”等取代。

光影荟“我就说一觉醒来微博怎么比想象中的安静，原来都被夹了呀！《无1之地》可还行。”

FANFUN老樊 “看到有关无1之地的微博被一条一条的夹掉，有点伤心，安慰自己这可能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吧！”

多肉多甜“《无1之地》今天看到微博上，好多人都讨论这个。其实，她目前现阶段被封杀是对的，因为这是对一个国家的底线的挑战。更何况她目前是国际上很受关注的一个导演，如果对于她过往的错误言论没有任何表态，那么可能反华摸黑将会更加猖獗。”

赵婷可曾希望回家吗？或者根本不在乎？又或者等待somewhere down the road?

是的，游牧人士的道别从来都不是永别，因为他们相信总会在路上再见到彼此，we will see each other again dow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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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业为城市争光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1年4月29日

约半个世纪前，星期六的学校统一测验后，常到小坡逛书局。奥迪安戏院旁启信街二楼的大众书局楼面大又全冷气，吸引身穿不同校服的学生席地而坐，静静地翻阅免费书。

大众书局对面是学生书店和招牌醒目的环球广告设计画室。当时小坡这一带还有其他广告商如艺光、光明、永光等。此外，本地也有以手绘电影画布为主的广告业者如南国、黎明、阳光、红白及万象等。

启信街旧店屋早已由奥迪安大厦和百胜楼取代，学生书店亦不留痕迹。有心人的穿针引线下，让我结识曾经在这里驻扎多年的老街坊，也是环球的第二代掌门人林日健，通过广告业的视角来回溯本地的社会变迁。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启信街景观。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局

 

小坡的“文化街”

昔日启信街20号为环球的办公室， 24号为环球的工厂兼住家，22号为夹在中间的学生书店。上世纪70年代中叶该地区重建，环球搬迁到芽笼峇鲁。林日健身为家中老大，从父亲手中接过业务，转眼间已度过半个世纪。

1938年，被伦敦的报章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的加冷机场刚投入运作不久，进一步带动国际商贸与旅游。环球跟其他业者一样，看好广告传媒的前景，于现武吉士广场内的马拉巴街创业。十多年后，白沙浮演变成变性人谋生的夜间场所，国泰机构则于小坡大马路兴建豪华的奥迪安戏院。戏院周遭书局林立，文化气息浓郁，除了大众与学生书店，还有上海、友联、青年、大地、黑猫等。环球搬迁到“文化街”立足，果然眼光独到，除了制作书局招牌，好些张挂在奥迪安戏院外的电影画布亦由环球经手。

 

小坡大马路奥迪安戏院周遭书局林立，文化气息浓郁。图片来源：互联网

户外广告业者的三大本领

那个年代的广告公司一般上都不讲究核心作业，商展、壁画、街招、招牌、月份牌、流动广告都不错过。

工匠制作户外广告，必须具备三大本领：扎实的美术功架，克服惧高症，学会看天气。热带气候变化多端，晴时多云偶阵雨，万一油漆未干的图画落得污迹斑斑，可就前功尽弃了。

从前的高楼不多，国泰大厦顶楼的广告方圆两公里可见。林日健的首宗高空作业就是爬上80米高的国泰大厦屋顶，现场制作喜力啤酒广告。那时候没有什么安全管制，焊接铁架、装置沙厘板、绘制酒瓶图像等都是踩在高空搭建的木棚架上进行的，避免脚软的秘诀就是锻炼出胆识之前，千万别往下望。

经过一番寒彻骨，日后制作乌桥头第50座组屋外墙的手绘汽水广告相对轻松多了。这面墙壁上先后出现过红狮、可口可乐和发达汽水，全都属于花莎尼生产的品牌，在车水马龙的立达交通圈旁格外引人注目。

乌桥头第50座组屋外墙的可口可乐壁画。图片来源：NTUC WELCOME supermarket at the ground floor of Block 50, Beo Crescent near Havelock Road. Straits Times 1974. Photographer Francis Ong.

 

广告业紧跟时代转型

对中老年人而言，或许最值得回味的街头广告就是电影画布了。上世纪30年代电影在本地流行起来，露天的电影画布紧扣着影业的步伐风行超过半个世纪。独立的戏院受到录像带和光碟的冲击而纷纷倒闭，由购物商场内的小型电影院取代，这些古早景观亦如明日黄花。

手绘电影画布分为大中小三种尺码，分别为约8米、2米和1米。工匠必须掌握三维透视的物理原理、印象派画家对光影的拿捏，以及水墨画的大写意技能，从地面仰望才能产生真人实景的效果。这些以油漆完成的作品，虽然经得起日晒雨打，却无缘登入美术馆殿堂。

二战结束后，三大世界、劳动公园、新加坡大会堂、维多利亚纪念堂等都是举办商展会的热门点，同时带动新一代立体广告。1959年于加冷劳动公园举行的新加坡自治商展，就出现两大可乐斗法的局面。当时环球为生产罐头食品和绿宝汽水的淘化大同布置会场，正在念小六的林日健跟着父亲参与现场制作。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花莎尼见到百事可乐使出浑身解数，以几层楼高的大瓶子抢尽风头，马上要求环球三天内赶制霸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由于空间有限，环球甚至漏夜从鼠辈横行的沟渠底下建起高支架，可口可乐才不至于输势。

1959年于加冷劳动公园举行的新加坡自治商会 (Singapore Constitution Exposition at Kallang)，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到会场看展览，百事可乐的巨型立体广告清晰可见。图片来源：SPH档案照

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落实工业化政策，吸引外国厂家前来投资。日本漆在本地设厂，推出统一的颜色规格，为广告业者开启一盏明灯。从前的广告公司所面对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顾客对颜色的要求，往往因各自对色泽的理解与喜好，成为“货不对办”的争议点。日本漆为相关行业提供科学化的标准，广告业者和顾客根据彩色板议定选项，果然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工业化政策吸引许多年轻人往工程科技进军，一些商家灵机一动，在博览会上以活生生的机械模型来吸引人流，譬如环球就受委把绿宝汽水厂“搬”到展览现场。观众通过迷你生产线，了解制造瓶装汽水的洗涤、消毒、装瓶、加盖、品检、装箱等自动化流程，当时的小瓶子和木箱分别由红山的新加坡玻璃厂和马里士他路的协泉裕栈提供。

美术师技艺流失

独立后的新加坡摆脱英军撤退的阴影，迈入欣欣向荣的70年代，光彩迷人的广告霓虹灯点缀着狮城的夜空，高楼外墙上的壁画亦令市容焕然一新。继红灯码头前架起第一座行人天桥后，全岛陆续搭建整百座，一些天桥亦挂上广告布条。双层巴士出现在公路上之后，车尾的流动广告牌让传统业者打造新商机。

国泰大厦顶楼的霓虹灯广告曾经风行一时。图片来源：明信片

20世纪末属于硅谷世界，随着电脑与周边科技普及化，商业打印的成本迅速下滑。过去的博览会，广告公司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筹备，如今只有3到6个小时布置会场，数码化成为别无选择下的选择。近年来出现的雷射科技与3D打印，已经为市场注入新一轮机遇。

新加坡作为国际商展会议中心，广告业者的生产力肯定为国争光，流失的则是美术师的手工技艺。鱼与熊掌如何兼得，确实难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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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报业控股不再办报时

2021年5月6日，新加坡报业控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SPH）宣布重组，将媒体业从SPH割除，为集团股东释放更大的经济价值，简单地说就是分红。

SPH是上市公司，赚钱和分红是天经地义的事，将不赚钱的业务拆股甚至整间公司除牌的做法并不新颖，值得大惊小怪吗？

值得“翻旧账”的原因有二：第一，SPH的出现，是政府推行《报纸与印刷机法令》，促成本地报纸整合后的产物。换言之，没有报纸就没有SPH。第二，报纸无论是以传统纸质或网络形式出现，都代表当地的文化。办报是商业，也是文化事业。如今SPH年近40，羽翼丰满，迈入盛年，在地产大施拳脚赚大钱后，发现养大它的家长变成累赘，决定舍弃包袱。乍听之下，所传达的肯定不会是正面的文化价值观。

SPH转型为地产公司是有迹可循的：

1996年收购The Promenade 和 Paragon；2007年发展Sky@eleven私人公寓；2009年跟NTUC联手竞标The Clementi Mall；2013年以房地产投资信托上市；2017年进军老年护理，收购Orange Valley Healthcare；2018年与2019年分别收购英国和德国不莱梅的学生宿舍；2020年收购五家日本的老年护理产业。除了地产之外，2019年SPH与吉宝企业联合收购M1电讯。

 

以商养文

过去常说以商养文，商人办报多少都带着私心，有利可图才会拨款搞文化。SPH身在江湖，决定照顾大股东的利益而舍弃以商养文，这是商业考量。

1845年亚美尼亚人Catchick Moses创办《海峡时报》，发觉没有钱赚，一年之后便为报馆找新买主了。

《南洋商报》于1923年9月6日在新加坡创刊，陈嘉庚的目的是通过舆论“拥护南京政府”，取名商报是希望通过更多商务与经济的评述来教育读者，从而拓展华人的在地经济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南洋商报》成为抗日的文化阵地。

《星洲日报》于1929年1月15日创刊，当时有人认为胡文虎存心办星洲日报来跟陈嘉庚唱对台戏；也有人认为陈嘉庚通过自己的报章打广告，胡文虎受到启发，通过办报来推销虎标万金油系列。

《新明日报》于1967年3月18日创刊，市民称之为马票报，由香港《明报》老板查良镛（金庸）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新明日报》成为斧标驱风油的宣传工具，亦为广惠肇留医院的慈善筹款打广告。多年来，梁介福药行乃广惠肇留医院的主要赞助人之一。

当年这些报章都有盈余，资金来源包括广告、订阅和散户。中文报甚至为读者提供投稿的园地，推动文化事业功不可没。

1971年《南洋商报》“黑色行动”，为日后的报业改革埋下伏笔。1974 年，时任文化部长易润堂向国会提呈修订《报纸与印刷机法令》，规定所有报社必须改组为公众公司，重组股权结构，彻底免除老板直接掌控报社的权力，同时避免报刊落入外国人手中。

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新加坡中文报业跟其他语文报章纳入新加坡报业控股的版图，SPH崛起成为媒体业的霸主。虽然合并了，中文报在以人文为主导的副刊方面依然保持着往日的旗舰特色，为读者开放耕耘的土地等，这是英文报所欠缺的。

 

慈善养文

“以商养文”与“慈善养文”并没有矛盾，有钱才可以滋润文化，就像有钱才可以做慈善一样。

这些年来我切身体会到在文化圈子里，个人也必须有哲学价值观，有使命感，才能拿捏好“慈善养文”的心态。

话说从正式职场自动请辞后，我找回从前的兴趣，转型做个“文化人”。首先是为转型做准备，在官方设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等文化殿堂做义务导览。既然称为“义务”，车费、汽油、吃饭钱都自己包下了，有些人觉得不可思议，称“文化义工”为贴钱买难受的傻子。

成为文化人之后，上过报业控股电台录制文史节目，新传媒电台录制《印象古早》，最近亦客串电台的粤语节目《老爷做广播》，通过跟主持人的互动与听众分享资讯。虽然这些电台都是商业机构，不过做节目都是慈善养文，完全没有酬劳的。

至于文史相关的重头项目，可以申请文物局、艺理会等组织的文化遗产项目补助金，大前提是最多只能资助50%（一般上约30%至40%），其余的自己想办法。这是近年来国家为了鼓励民间与政府的互动所推出的机制，既然是补助性质，想做的话当然必须抱持做慈善的心态。

做善事需要“水源”，否则坐食山空，说不定哪一天反而需要社会人士救济。一些私人机构、商业组织甚至大专院校提出是否可以帮他们做文化项目，为同学们上堂课等，听到 “文化人也需要吃饭”的时候，马上说没有budget，打退堂鼓了。可能商业管理学从来就没说过文化有价。现在的中小学倒好，学校获得教育部的特别拨款，让校外的教育工作者给同学们上轻松的文史课，或者边学习传统手艺边吸收文化知识等。

当然办报跟个人的慈善心态是不一样的，办报必须养活很多张口，那是最基本的法则。

 

有钱非万能，没钱万万不能

2020年8月31日为止的财政年中，SPH的媒体业务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为1000多万元。

2021年5月6日，SPH宣布准备将媒体业从总公司分家。如果7月至8月期间举行的特别股东大会通过重组协议，SPH将把所有媒体业务转入新成立的全资子公司SPH Media。报业控股将为SPH Media注入总值1亿1000万元的现金、SPH股票及房地产投资信托单位作为启动资本。

SPH Media将交给一家公共担保有限公司（Public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成立的非营利机构管理，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看到新局面了。担保有限公司是“非营利性”或“慈善公司”，赚取的利润都必须用来发展企业而不是分红。

重组之后，SPH Media可通过公共、私人以及政府融资。记者会当日，政府已经放出风声，表示有意出手了。5月10日的国会，通讯及新闻部长易华仁发表部长声明，由退休的前部长许文远出任担保公司主席。话说回来，股东大会还没开，已经由政府发出委任状，说明什么呢？

对读者而言，或许更值得关注的课题是改组后，新闻媒体如何与金主保持距离，捍卫新闻的公平公正，跟民众维系多年来的文化桥梁等。

新传媒是个可参阅的模式。新传媒的金主是淡马锡控股，如果你相信亚洲新闻台CNA是个新传媒走入国际的旗舰品牌，那么SPH Media是否会凤凰涅槃，创建另一个旗舰品牌呢？进一步推想，淡马锡控股是否同样为SPH Media注资？长远来说，这是否将是新传媒和SPH Media合并的前奏呢？

SPH总裁伍逸松在海皇（NOL）六年，结果NOL年年亏损，最终卖给CMA CGM。伍逸松于2017年过档SPH后数度裁员，纸媒面对广告收入一年不如一年的压力，数码转型过于缓慢，无法弥补整体亏损。不过就事论事，纸版报纸收入下滑是全球性问题，SPH对电子化大环境的反应显然缺乏敏锐度，突然面对千万元的亏损，显得沉不住气。

5月6日记者会上，伍逸松反应激烈，将CNA记者当成仇人般看待，把正常的提问当成蓄意“冒犯” （umbrage）,所折射的或许是前路茫茫，缺乏信心，甚至必须肩负砍人之余办报亦不力的罪名。

 

英国《卫报》（The Guardian）的运作模式

我在英国居住那几年，《卫报》是常翻阅的报章之一，如今还经常在网上浏览。《卫报》（The Guardian）、《泰晤士报》（The Times）、《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同为英国著名的高级报纸。

（《卫报》初成立时的建筑物 The site of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building in 182. From The Guardian）

《卫报》由The Scott Trust Limited管理，章程规定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不能让个人获益，也就是没有分红这回事。虽然《卫报》每年都在亏损，The Scott Trust Limited将其他业务的盈利拿来补洞，将老字号好好地办下去。SPH建议将SPH Media交给担保有限公司管理，The Scott Trust Limited就是类似的担保有限公司。

2018年，《卫报》纸质报章采用小型报四开的版式，也就是纸张为原来大报的一半，此外字体亦改为较大号，方便老人家阅读。《卫报》将印刷部分外包给Reach plc （2018年之前名为 Trinity Mirror），百年前出版的小报《每日镜报》（Daily Mirror）就是由它发行的。多管齐下后，报章取得80多年来的首次盈利。《卫报》亦受到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商家缩紧腰带，广告收入大受冲击。员工必须减薪，以缩短工作时间作为补偿。

20多年前The Guardian已经提供免费上网，属于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网络报章之一，2020年每个月的不重复访客（unique visitors）为2亿3800万，读者自由乐捐来支持新闻室的运作。

今年是《卫报》创刊200年，两个世纪的航程不可能没经历过大风大浪，亦不可能从没行差踏错，最重要的是懂得调动船头，不忘初衷。总编辑Katharine Viner的感言颇有意思：

…our values are honesty, integrity, courage, fairness, a sense of duty to the reader and the community; that the Guardian must always be editorially led; and that we put principle before profit. We have roots, we have principles, we have philosophy, we have values. We know who we are.

我们的价值观是诚实、正直、勇敢、公平、对读者和社会的责任感；《卫报》必须始终以编辑为主导；我们将原则置于利益之上。我们有根基，我们有原则，我们有哲学，我们有价值观。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Reach Plc

顺便提一提承印《卫报》的Reach Plc。Reach Plc 共出版110份刊物和管理70个网站，《每日镜报》只是其中之一。多元化的传媒业务足以分散风险，预计今年的盈利超过1亿英镑。

Reach Plc的电子广告是主要收入来源，过去一年增长35%，网络订户6百多万。纸版报纸的命运则跟全球趋势一样，过去一年的营收减少一成，估计两年后会减少两成以上。电子化乃大势所趋。

 

主要参考

SPH Media releases, https://corporate.sph.com.sg/media_releases/757 accessed 7 May 2021.

SPH Media releases https://corporate.sph.com.sg/about-sph/sph-corporate-profile/ accessed 7 May 2021.

Michelle Quah, Elysia Tan, Yong Huiting, The SPH Journey: A timeline of key events since SGX listing, 6 May 2021 https://www.businesstimes.com.sg/companies-markets/the-sph-journey-a-timeline-of-key-events-since-sgx-listing accessed 7 May 2021.

Larry Elliott, How did the Guardian survive 200 years? 7 May 2021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1/may/07/guardian-200-how-survive-two-hundred-years accessed 8 May 2021.

Reauters Business News 6 May 20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reach-plc-results-idUKKBN2CN0LB accessed 10 May 2021.

相关链接

 华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