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江雨惠（梅根）之死”的相关新闻报道与独立调查报告，内心一阵很痛，虽然小女孩是别人的孩子，我们连萍水相逢都不曾有过。
那一年，她只有四岁。
江雨惠（Megan），一个原本该在幼儿园画画、唱歌、奔跑的小女孩，却在家中被生母（符丽萍，犯案时24岁）和生母的同居男友（黄诗祥，犯案时33岁）折磨至死，男友暴打梅根腹部成为致命一击。她生前被生母与生母男友残忍虐待与羞辱，并且被迫睡在基里玛路一带的Suites@Guillemard公寓的烂木板，连枕头和被都没有，亦被关在阳台以致中暑。
江雨惠的幼教老师于2019年3月19日发现梅根身上有淤伤，并于当天向社会服务机构（BSS）进行内部报告。
江雨惠的生命在2020年2月停顿，丧命前做最后哭求，但母亲与男友不为所动，指女童只是在讨人关心，两人若无其事继续吸毒。当发现江雨惠断气后，生母及男友连同35岁的女友人蔡若思，试图复苏江雨惠，包括尝试用铁筷子和电线为梅根身体通电，以及把含有毒品的气体输入江雨惠的嘴巴等。生母和男友见江雨惠还魂乏术，特别定制铁桶焚烧尸体，把骨灰撒入大海。
江雨惠死前的1月17日，她的祖母在BSS人员的陪同下向警方报案，警方认为是低风险而不跟进。死去五个月后的7月20日，江雨惠的生父与祖母分别报案，警方于7月23日逮捕二人，毫无人性的灭尸案终于曝光。
江雨惠被虐死五年后，2025年4月，法庭判决生母的男友入狱30年和打鞭17下，生母坐牢19年。案件判决半年后，2025年10月，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公布独立检讨报告“REPORT
ON THE REVIEW PANEL’S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STRENGTHEN THE CHILD
PROTECTION ECOSYSTEM （16 October 2025，共42页）”。
报告不只是追问“谁失职”，更直面整个儿童保护体系的漏洞与冷漠。部长马善高公开道歉：“我们做得不够。我们必须做得更好。”
报章报道：一个本不该失去的孩子
每一宗“意外”的发生，都是一连串的闪失，只要有人留意其中一个环节，悲剧可能避免。《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的报道勾勒出一幅令人心碎的图景，这起江雨惠案件，与其他个案一样，同样有太多“如果”：
- 如果儿童保护服务处（CPS）当年能记录下幼儿园那通求助电话；
- 如果警方能不掉以轻心，跟进外婆的报案；
- 如果社会服务机构 Beyond Social Services（BSS）能在第一时间提交完整报告；
- 如果各机构之间能多一些沟通。
报告指出，至少有五个本可以挽救江雨惠的时刻：CPS官员当时接受外婆“孩子没事”的说法，没有再追问；警方误判案件为“家庭管教”；社服机构因负责人出国而延迟报告。每一个微小的延误，最终堆叠成一场无法回头的悲剧。
检讨小组提出七项建议，包括明确分工、建立申诉机制、强化通报系统与公众教育等。所有涉案机构都接受报告结果，警方、CPS及社福组织相关人员也受到处分。
《联合早报》的社论写道：“当我们的行为完全模式化、机械化，人性的觉知与正义感也可能消失无踪。”那句话，像是在替江雨惠发声。
一个四岁的小孩，在大人面前无法保护自己，不可能为自己的命运提出控诉。孩子所能依赖的，是人的同理心与制度保障。报告揭示的，并非单纯的行政失误，而是一种更深层的麻木僵化。
制度之外的失灵
我曾在政府体制之中，每当遇到特别状况，要求相关人员“bypass SOP”（绕过标准作业程序）的时候，最常碰到的“理直气壮”的回答是“the books say so, let’s follow the books”（书上是这么说的，那就照着书上所写的去做吧）,“if things go wrong, who is going to answer?”（如果出了问题，谁负责？），“it is beyond my pay grade”（这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
向这些顽固派施压，最终把事情处理好，他们还会说“你欠了我一个人情”。通常我会半开玩笑，“放心，阿公不会亏待你的，你一定会拿到额外花红的”。这句话也不是乱套，因为在行情最坏的时候，“阿公”都会发13个月以外的一笔花红，只是数量的多寡而已。
虽然我已离开体制十多年，不过相信一些根深蒂固的体制文化，不是十年光景可以扭转过来的。
“依程序办事”（follow SOP）常被视为最安全、最明哲保身的行为准则，一般相信只要照章行事，例如完成表格、记录档案，就等同于尽责。然而制度的精确执行，却往往使到人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失去判断力与敏感度。
社工界指出，个案负担沉重，每位儿童保护官平均要跟进35起案件，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政策支援，更是同理心与情绪支撑。
沟通断裂也是致命问题。不同机构对“高风险”的定义不一，信息在层层转接中被淡化、被遗忘。
再加上社会普遍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教师怕越界、社工怕担责、警员怕误判，于是每个人都“照规矩”地停滞不前，孩子被机制推向深渊。
制度并非无情，但若无人赋予它温度，它便成为冷漠的机器。
《Straits Times》报道的深层观察
相比《联合早报》，《The Straits Times》比较擅长追踪与分析这类本地社会现象。它不仅追溯各机构在江雨惠案中的具体失误，更从系统层面揭示新加坡儿童保护体系的内在压力与脆弱性。以下是几个关键角度：
1. “多点失误”的系统图景
报道用详尽的时间线呈现出案件的“断裂链条”，从幼儿园教师发现伤痕，到BSS延迟上报，再到CPS官员没记录通话，警方误判为家庭纠纷等，每个节点都有人采取行动，却没有人“完成行动”。每个人都做了“分内的事”，但没人确保孩子安全，令读者在理性阅读中感到“文明社会悲剧”的压迫感。
2. 前线社工的无力与焦虑
报道中引用一些社工的声音，他们坦言：“判断风险与否，往往是生死的分界，但我们每天要面对数十个家庭，根本无法全情投入每一个孩子。”
他们的语气疲惫，却真实。
这段引述让人看到另一面：那些被公众责备的公务员和社工，也可能是制度的受害者。高负荷、低回报、心理创伤、资源短缺，让他们在道德与现实之间无所适从。或许更需要关心的是他们。
如果系统不支撑人，人就无法支撑系统。
3. “责任分散”的心理机制
跨机构间的“角色模糊”：谁该主导、谁该跟进、谁有权干预，都没有清晰界定。这导致不同机构之间形成一种“集体免责文化”，当个案失败，所有人都“部分负责”，也就没有人“真正负责”。
这并非恶意，而是一种组织心理学上的防卫反应：在高风险工作中，人们自然倾向于规避责任。在儿童保护领域，这样的机制正是致命的。
4. 从技术到伦理的命题
一位儿童援助机构主管指出：“即使机制完美、流程清晰，如果我们不敢质疑、不敢挑战上级、不敢越过权限去救一个孩子，制度再先进也只是纸上的正义。”
这句话，将问题从“体政失误”提升为“价值危机”，极具哲理意味。当制度成为保护自身而非保护弱者的工具，是不是所有人都变成道德共犯？
这也是我们每个身处体制中的人，该问自己的问题：这场意外，可以避免吗？
这场意外可以避免吗？
那通电话、那份延迟的报告、那次未完成的家访，都可能是挽救江雨惠的转折点。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有人多问一句“孩子现在安全吗？”，结果或许完全不同。
但“多问一句”需要勇气，它意味着可能越权、可能被指责、可能背负责任。不过正是这份“人性的不安”，才是儿童保护工作的核心。
悲剧的可怕，不在于错误的决定，而在于无人敢决定。制度能设防线，却无法替代人性化的判断。只要我们仍以“程序正确”取代“行动及时”，这样的悲剧就仍有机会重演。
让制度长出温度
江雨惠的故事，是对整个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为她的遭遇感到痛心，也必须接受她是制度边缘的一道裂缝。
每一条无辜丧失的生命，都用鲜血为我们提供亡羊补牢的机会，让机制长出“温度”：
- 让前线人员拥有判断与勇气，而不仅是遵守程序；
- 让机构之间能共享信息、快速响应；
- 让公众明白：保护孩子，不只是当局的事；
- 让社工和警员有支持、有训练、有喘息的空间；
- 让制度有监督、有问责、有信任。
多年来，我们生长在强势政府的时代，相信新加坡的制度健全，甚至迹近完美，政府说了算。无可否认，新加坡在国际社会的整体表现出色，独立以来取得许多非凡的成就。不过江雨惠短暂的生命提醒我们：在一个自信于“完美机制”的社会里，真正守护孩子的从来不是制度本身，而是人。至于问责，受到处罚的都是前线人员，我们的体系是否应该让“大老板”承受责任？
当我们重新学会倾听与行动，也许那时，制度才真正有生命，有心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