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法与新加坡

南中国海对新加坡有战略意义吗？

在国家博物馆导览时，最常碰到来自大中华区的访客。他们对中国的近代史了如指掌，但很希望多了解先民下南洋后跟家乡所维系的那一条生命线。我们往往在这方面有许多交流与互动，甚至忘了时间。

从前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年代，南海（南中国海）是下西洋的必经之路，中国帆船穿越过新加坡海峡，经过淡马锡（新加坡），续程印度甚至非洲，完成海洋贸易的壮举。

来自西洋的船只来到东方，从南海将中国瓷器、茶叶、丝绸运到中东和欧洲，途径新加坡，将马来群岛的香料也一起运到西方，制造了许多财富。

（Bellin, J. N. (1755)地图：从前的新加坡也称为石叻坡Salat Buro，绝后岛（圣淘沙）也叫长腰岛 Pulo Isle Panjang。不过到底长腰岛指的是新加坡本岛或是绝后岛，有不同的解读。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英国人将新加坡视为跟中国做生意的理想中途站，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网络，逐步发展成繁忙的商港。

到了清朝浩瀚移民的大时代，一船船的广东省和福建省华工、妇女和反清志士沿着南海水路下南洋，当时甚至流行带着种子和棺材下南洋之说。万一漂流到荒岛，可以种植来养活自己，万一途中死去，到了异域也可以找块土地下葬。实际上，万一在船上病逝，尸体就会被扔下海，避免传染病蔓延。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的人口集散地，猪仔华工、被卖身的妓女和妹仔（奴婢）、种植员工和矿工都先到新加坡，然后运送到印尼、马来亚各地。19世纪中叶，南非、澳洲、纽西兰等地的管制华工入境条例还没实施前，新加坡成为海路中途站，让这些华工航向更遥远的地方，打造他们的淘金梦。

清朝跟外国开战，屡战屡败，终于领悟到自傲落后的结局，于是派遣官员前往西方取经，学习洋人的管理与科技。官员在新加坡停留时，由英殖民地政府和华人商贾款待，对新加坡的繁华景象赞不绝口。

（20世纪初的新加坡源顺街 Telok Ayer Street。图片摄于海唇福德祠）

孙中山搞革命，康有为百日维新失败逃亡，新加坡是他们必经之地。

中日战争爆发，新加坡成立筹赈会，为中国抗日筹款，并派遣三千多人的华侨机工，在蜿蜒的滇缅公路上为重庆的基地运送物资，日军的炮弹下死了一半。躲过敌人炮弹的，却躲不过自己人的无知，留在“祖国”的机工在文革时不幸丧命，命运是一首悲歌。

徐悲鸿来新加坡画画为抗日筹款，最后之行在新加坡居住了两年，直到日战蔓延到新加坡来，才继续逃亡之路，辗转回到重庆。

（徐悲鸿在新加坡画下的名画“放下你的鞭子”，主角王莹因为“抢”了江青的一部电影的女主角，被怀恨在心，文革时期死于狱中。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上世纪70与80年代，越南船民投奔怒海，在南中国海上漂流。根据难民的反馈，独立不久的新加坡是最人道的国家。多年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看一看这个亲切的老地方。

作为一个串联东方和西方的商港，新加坡90%的贸易都通过海洋。新加坡去年的国际旅客达1500万人次，是全球第五大的国际流动人口的城市。

新加坡一路来就是这样，为来往南海的船只和后来腾云驾雾的乘客提供方便。有些过客落地生根，有些桑梓情深。

新加坡一路来都不是南海争议当事国，但是作为一个依赖开放的海洋和天空来生存的国家，南海是连结新加坡和全世界的重要通道，南海的安全与自由跟新加坡的存亡息息相关。

新加坡不是大国，没有强壮的臂力跟人“拗手瓜”，只能依靠国际法规行事。例如跟马来西亚的白礁争议，最后就是通过海牙的国际海事法庭解决的。

大国基于自己的利益和各种依据，往往不会遵守国际法庭不利的判决。最近中国就南海九段线的历史性主权拒绝海牙的仲裁，既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大国，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沿着这条线路，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最近的南海争端上，新加坡要求声索各方谨守国际法、尊重海洋法的判决、不妨碍航海和飞越自由。

南海的直接声索国有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些亚细安（东盟）国家对南海的主权诉求，主要是依据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过亚细安国家“各怀鬼胎”，做法不一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较早前发表的谈话，以及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上的解说，所面对的竟然是亚细安的缄默，变成强为亚细安出头，感觉上似乎被孤立了。

为何亚细安不同一鼻孔出气

9月份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印尼总统佐科出席印度尼西亚投资论坛时表示： “很高兴再次访问中国，我2014年10月上任后，第一次国际出访就来到了中国。当时中国还是印尼第十三大外资来源国，而现在已上升至第三位。我们一起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要做得更多。” 中国企业对印尼投资累计已超过8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亚细安累计投资总额的七分之一，印尼已成为中国在亚细安最大的投资地点。

去年佐科访问中国时，双方已经签署了有关在基础设施建设、航空航天开发、海上搜救等方面开展合作的共8项协议，其中包括有关印尼首都雅加达至万隆的高速铁路建设的备忘录等。全长150公里的雅万高铁已经动工。

对于佐科提出的海洋国家构想，中国已经表示为港口开发和岛屿间的通信设施建设等提供400亿美元的资金。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0月访华，中国淡化了针对南海仲裁案的言论，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当事国通过磋商和谈判来和平解决有关争议。 “我们愿意继续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南海有关国家积极探讨在南海开展务实合作，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实现南海有关国家的共同发展。”

这是杜特尔特上任三个多月来的首次国事访问，跟印尼佐科一样，首次以总统身份出国就访问中国。杜特尔特的中国行被称为是中菲关系的“破冰之旅”。过去在阿基诺三世的六年总统任期内，阿基诺为了迎合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与中国谈判协商，使得两国关系降到冰点。杜特尔特上任后，与中国谈判协商，为菲律宾的经济找到出路。

杜特尔特访华的成绩单相当靓丽，签订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协定，包括用于支持菲律宾基础设施建设的90亿美元的贷款（中国政府提供60亿美元，中国银行提供30亿美元的信用贷款）。两国多个部门签订了13项谅解备忘录，包括经济、动植物检疫、农业、旅游、产能合作等。

中方允许菲律宾渔民进入有主权争议的黃岩島海域捕魚，解决了最迫切的民生问题。

杜特尔特被传统媒体丑化为口出狂言，讲话不经大脑的政客。许多在新加坡工作的菲律宾人不看传统媒体，而是通过互联网来传达讯息。他们眼中的杜特尔特面懵心精，亲民随性，没有架子。从他漂亮的将南海危机化为转机，就可看出政治家的功力。

菲律宾之后，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访华，签署了30项不同领域的协议及谅解备忘录，全面深化两国关系。这是纳吉2009年上台以来第三次访华，两国的双边贸易将近1000亿美元（2015年）。相比之下，新加坡跟中国的同期贸易额约900亿美元，比马来西亚少了10%。

马航摆脱了MH370飞机神秘失踪，中国旅客杯葛马来西亚的阴影，明年1月起将增加飞往八个中国城市的11条新航线，让往返两国的航班增加35趟。

纳吉此趟访华最具标志性的，莫过於首次对中国展开了军事贸易，顶著异议与压力，向中国购买了四艘濒海任务舰。

纳吉刚向国会提呈2017年財政预算案，访华期间谈妥了几个合作项目，中国政府將提供全额低息贷款给大马政府，以承建预计在2017年初动工的东海铁路计划。阿里巴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将担任大马政府数码经济委员会的特別顾问。

看到这些利益重大的合作项目，不难理解为什么南海的直接声索国都不声援新加坡了。

樟宜海战与海洋法

回望新加坡所坚持的必须遵守的“海洋法”，起源确实跟新加坡的地缘环境息息相关。那是1603年2月25日，也是新加坡（Sinca Pora）首次明文记载在西方航海史里。这场因海上掠夺的行动所引发起的“樟宜海战”（NavalBattle of Changi），是一场富有历史意义的海上战役。

17世纪的南中国海和东南亚的海域和香料贸易，完全由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垄断。后起的荷兰为了分一杯羹，通过柔佛王朝和渔民暗中协助，2月25日在新加坡外海截获了葡萄牙的“卡塔尼娜”号（Santa Catarina）。由于船上的中国瓷器、本地香料等货物的价值，占了整个荷兰东印度公司总值的一半以上，掠夺行动可能受到荷兰国王的包庇。葡萄牙向欧洲法庭（教会）申诉，但荷兰的律师则指责葡萄牙船只影响了航海安全，双方僵持不下。

（运载中国外销瓷的克拉克船（Carrack）模型。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为了此事，葡萄牙动用海军和船队封锁柔佛海峡和新加坡海域，并占据柔佛王朝的首府Johor Lama。当年10月，荷兰海军在哥打丁宜的渔民的协助下围攻旧海峡（柔佛海峡），以四艘远洋战舰对付约四十艘葡萄牙小船。葡萄牙不敌，先往白礁和南中国海逃去，后来回到峇淡岛重新组织起来。

葡萄牙早在1511年就占领马六甲，在东南亚海域活动了近一百年，对这里的海域非常熟悉。人“海”生疏的荷兰海军，照理占不了葡萄牙的便宜。Johann Theodore de Bry的记录提到柔佛苏丹间接参与，协助荷兰海军。柔佛苏丹原为被葡萄牙占领的马六甲王朝的后人，背后的意思显而易见了。

柔佛王朝有荷兰帮他们出一口气，乐得隔岸观火，王室在丹娜美拉（Tanah Merah）和荷兰旗舰上看这出戏。

根据Johann Theodore de Bry的地图和记录，葡、荷在10月初开战，1603年10月10日的第三战也是最后一战，在樟宜外海、白礁和峇淡岛之间的海域发生，最后葡萄牙海军战败了。Johann Theodore de Bry为这海战刻画的地图上标出了各个地名和沿海的地标。新加坡的名字出现在地图上，可见在那个年代，新加坡并不是个寂寂无闻的不毛之地。

（Johann Theodore de Bry的樟宜海战地图。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经过了“樟宜海战”，欧洲各国开始注意海上贸易所引起的利益争议，于是以欧洲殖民者的价值观和切身利益，促成了海洋法与各公约的讨论和制订。许多数百年前的原则和理论，都成为今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

今天的新加坡，就是依赖西方的海洋法来争取赤道北半球的生存空间，相信这也是为何新加坡总理要强为亚细安出头的主因。新加坡熟悉西方的经商之道，问题在于对东半球的中国和亚细安各国的文化与处理事务的方式，我们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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