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六）咏琪

咏琪是个“奇”女子。

1990年，她手上拿着一份早在十年前已被夷为平地的旧地址，面对着车水马龙。怀着侥幸的心理，在禧街的旧警察局前问一个过路客，是否认识信封上署名泰麟的男子。

所谓老马识途，我们为旅客在新加坡路线图上指点迷津是常有的事，但在三百万人口的城市中找一个名不经传的普通人？

就凭这一问，她知道泰麟的新地址，登门造访。那个晚上，我认识了咏琪堂姐。

咏琪是国麟和婉茹的女儿。早年父亲和随着蒋介石大军逃到台北的堂兄国麟还偶有书信来往，后来音讯就慢慢断了。还依稀记得小时候翻阅过国麟的信件，以毛笔字书写，挥舞彩虹，叫我明白写字也是一门艺术。

跟咏琪一见如故，她又像典型的台湾人那样善于找话题，天马行空，整个晚上不愁寂寞。她说这一趟新加坡旅游，剩下最后一天空档。当她满怀激情，却又茫然地面对着大马路时，心情非常失落。在无助的情况下，唯有抱着大海捞针的心态，反正是捞不着的，捞起一瓢咸水也好。尽人事，听天命，就当作在新加坡河畔逛了一圈，不枉此行。谁晓得对方是个老街坊，那天心血来潮，一早乘了巴士，回到老地方，没晓得除了新加坡河水依旧悠悠流淌，警察局还保留着原来的建筑风貌外，老家已经变成一条双行车道。

皇天不负有心人，两个失意人碰在一起，就这样撞击出一段都市奇情录。

或许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隔门不相逢，上一代留下的血缘牵于一线，冥冥中又为我们续缘。没想到我也这么“禅”。

咏琪说是啊，人与人相遇相知，本来就是很玄很偶然很奇迹很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像夫妻那样，茫茫人海中为什么偏偏就是他陪伴着你走完一辈子的路？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嘛！不要轻视我们不经意中所做的一点一滴芝麻小事，累积起来，或许就决定我们的未来，甚至下辈子，如果你相信人有来生的话。

再见咏琪是五年后。台北的秋天没一丝寒意，倒是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阵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雨后在故宫博物院外留下一环七色彩虹。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心中有彩虹，人间自然温馨。

2007年12月，北半球的冬天。关卡人员善意提醒我台北跟常年如夏的新加坡不一样，台北很冷的，离开机场前记得添上风衣。不过那个星期阳光普照，就像热带气候一般。

十二年前后我们的生活各自兜了一圈，十二年前台湾还零星地打着反攻大陆的口号，如今搞三通；台北的大中至正摇身一变，成为自由广场；绿营气势已尽、挣扎求存，蓝营正在如火如荼准备接手台湾......。世事峰回路转，人生何尝不一样。宋先生（咏琪的丈夫）说咏琪跟癌细胞搏斗了六个月，以为打了胜仗，还高高兴兴地去了美国迪斯尼一趟，最终还是上演了一场滑铁卢，败了。

想起1990，不过这次没有奇迹。

从1949延伸.....(五）国麟和婉茹

国麟是萍芳的哥哥，我称他为伯父。虽然国麟和父亲以堂兄弟见称，国麟至少年长了二十岁以上。如果留在乡下，国麟可能是个耕田公（农夫），因为有一位在省城居住，膝下无儿的契爷的协助，国麟得以在广州岭南大学毕业，后来还娶了同学婉茹为妻。

岭南大学1888年创校，由美国美北长老会海外差会创立，是一所不隶属于任何教派的基督教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1952年把岭南大学归入国立中山大学，结束了64载教育史命。

岭南是什么地方？苏东坡在惠州（当今广东省惠阳东）吃荔枝上瘾，写下《惠州一绝》：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苏东坡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和杜牧的“长安回望绣成堆，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使荔枝脱颖而出，在大江南北大行其道。

苏东坡对荔枝爱惜有加，甚至以牺牲仕途相许。“日啖荔枝三百颗”也许是苏东坡对广东话的误解，还原成广东话，应该是“一啖荔枝三把火”。若一天之内狂吞三百颗荔枝，体内便会燃起九百把毒火，不被烧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才怪！

说到荔枝，父亲记忆中的岭南荔枝湾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他孩提时代曾经跟国麟去过一趟，边划着小舟游河，边在水面采荔枝，颇有“我们俩划着船儿采荔枝呀采荔枝”的诗情，与乡下地方比起来是另一番画意。荔枝湾景色迷人，“荔湾渔唱”是明代羊城八景之一，渔民清早出江捕鱼，黄昏归舟，渔歌互答，乐也融融。 张维屏“千树离支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离支，即荔枝）就是荔枝湾风光的生动写照。

驱车在荔湾路闹市兜一圈，竟然就是昔日“一湾溪水绿，两岸荔枝红”的水乡。

国麟是文化人，如果他在天有灵，应该不会反对我在这儿风花雪月一番。他的工笔画自成一格，晚年时还在台北搞个展。1995年上午，我登上内陆航机，从高雄飞往台北。第一次在台北富锦街跟婉茹见面时，就为客厅墙壁上的公鸡着迷了一阵子。

婉茹见到我先是无限惊讶，接下来恍如他乡遇故人，多少陈年往事陡地涌上心头。她说阿泰，很高兴四十多年后还能见到你，然后重复着父亲说过的故事：1949年，国麟放弃广州何济公制药厂的工作，跟着国民党到台北安家。直到仙逝前的那一刻，还很遗憾归不得的故乡的路，那不曾忘却的思念....。

我说我不是阿泰，阿泰是我的父亲。婉茹端详了一阵子，哦，哦，你不是阿泰，可是简直就是阿泰的化身，面容、谈话的语气都像足阿泰...。说着说着，婉茹又叫我阿泰了。

阿泰你记不记得那年溪水涨得厉害，我又赶时间去公塾教书，那时你只有这么大，划着舢板过来，把我载过对岸...。

父亲曾经跟我提起过这件事。为什么这样的小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呢？父亲说婉茹是学校老师，出入穿着旗袍，不苟言笑。看到这么严肃的老师，能不惧畏三分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国麟娶妻，父亲还是小孩，负责提灯笼迎亲。晚上玩新娘，小孩不懂事跳到床上去，婉茹说他们好顽皮。小孩以为婉茹在责骂他们，从此跟这个“新移民”打着心结。当年父亲把婉茹撑到对岸，婉茹竟然握着他的手，低头说谢谢，从此尽释前嫌。这里头所包含的最原始的人情与道理，能忘记吗？

婉茹说;乡下小孩子都比较好动，不爱读书，跟书香世家的文化差异似乎很遥远；又不晓得什么原因，总是对我这个外人不理不睬。阿泰你知道走夜路那个打着火的灯笼对一个女人有多重要吗？阿泰你小小就会撑船，帮了我一把，对你来说或许是个小小的善举，但对我来说就是那盏心灯啊！

那个晚上，婉茹还是兴致勃勃，很high。咏琪（婉茹的女儿，我称她为表姐）表示这么多年来，婉茹很少这么兴奋一整天。把藏了将近四十年的心事斗出来后，心情格外舒畅。分手时，她还是吩咐我阿泰要多多保重，四十年前我们是一家，四十年后我们要继续保持联络。

此情此景，我不介意继续冒充阿泰。

从1949延伸.....(四）淑意

第一次跟萍芳见面后，谈了很多家常事。萍芳说她不该回来，既然回来了她就不该走。这个“她”，指的是淑意，我的祖母。

1920年代，中国南方妇女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到南洋来，逐步解决了新加坡劳动市场与男女失衡等问题。自此，新加坡人口逐年递增，发展成一个成熟的都会。淑意是涌入新加坡的南方妇女中的一分子。

为什么淑意在新加坡小住数年后又回到乡下农村呢？萍芳说淑意在新加坡有一份工作，认识了应元，过后随着应元回乡下结婚。应元就是我的祖父。应元新中两头跑，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记得父亲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也没见过应元几回，只知道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结婚的时候应元也没出现，只记得我出生后不久，应元才来去匆匆，抱抱我之后就走了。以后的消息就是应元病逝了，埋在乡下的祖坟。

萍芳说淑意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和蔼静默、勤奋坚强，虽然丈夫不在身边，也没钱寄回家，她还是任劳任怨，一手带大两个孩子。父亲追忆说日战时期，日本经香港入侵广州，顺利把整个鹤山占领了，至于谁是汉奸，大家心里有数。那时新中水路不同，全无应元的音讯，淑意什么小买卖都干。那是村里有个关税人员叫仲春的，作威作福，淑意的小本货品如拜神的元宝等都被假公济私，没收到自己家去了。

1949天云变色，大家站起来打倒军阀地主，仲春不可幸免，被村民拖了出来。淑意并没有指责仲春的不是，还帮忙照顾他的妻子。她认为时过境迁，仲春已成落水狗，我们也无需落井下石，给他一条活路吧！

当时局势纷乱，淑意毅然咬紧牙根，让孩子离开家，千里迢迢到新加坡找出路，其实心里直淌血。

为什么淑意不该离开家乡呢？萍芳叹一口气，说好说坏，她一个女人，留在乡下，可以彼此照应，大家有饭吃饭，有番薯吃番薯。五十九岁人还要离乡背井，去新加坡投靠儿子。那时新加坡也有暴动，有流血，也不知道是个甚么世界！

哥里门桥(Coleman bridge)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从清明扫墓中，我知道父亲有个哥哥，英年早逝。淑意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遗憾终身，宁可凑足盘缠，再踏上阔别三十年的老地方。这是一条不归路，此后十年，淑意没再离开过新加坡。

父亲仔细推敲，确定他是在1959年办妥手续，把淑意接来新加坡的。当时中国搞封闭，年纪小过四十的都不能出国。新加坡也被马共搞得团团转，中正等学潮后，好多学生选择回中国。殖民地政府颁下命令，凡是选择回中国的，便不能回来新加坡。中国来新的老人家，必须申请准证，确保他们不是来搞政治，也不是来增加新加坡的经济负担。所以能够把淑意接来新加坡，其实也是大费周章的。

淑意怀念家乡吗？萍芳问。我跟淑意相处短短七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晚饭后，祖孙俩静静地站在哥里门桥上。哥里门桥衔接大坡与小坡二马路，车水马龙，笛声源源不绝。桥下淌淌流水，是新加坡河也是黑水河，退潮时河床还会发出阵阵恶臭。我的兴趣是驳船驶过后掀起的层层波浪，充满动感；淑意的情意结则系在船上。她说船会把她送回家乡，家乡是她的童年，是她的生活，是她的回忆。唔，祖母老了!....

牛车水沙莪巷(Sago Lane)福寿殡仪馆，道士打斋念经时格外热闹，其余时间则冷冰冰阴森森。殡仪馆内分成四个隔间，每个隔间躺着一具直挺僵硬、脸色发白的尸体，发出阵阵闻得到但无法形容的尸味，偶尔还会有“僵尸”从床上爬起来。“僵尸”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在殡仪馆的床位吃住养病，穿着一身黑衣，随时准备进入极乐世界。沙莪巷的气氛跟沙莪街的菜市场差别天渊。

沙莪巷除了福寿殡仪馆外，还有郭文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等，是名符其实的死人街。入夜，整条街塞满奔丧的人潮，麻将、鼓乐、哭嚎、诵经，上演着另一类生活交响曲。出殡后还有头七、三七、七七，到了百日除孝，淑意应该得偿所愿，回到家乡了。

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淑意的名字学得最顺手，或许这就是缘分。以后每一年清明，我都写着淑意的名字。父亲说心诚则灵，这个纸包袱会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彼岸，淑意接收后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从1949延伸.....(三）昆麟

说起来我和昆麟（伯父，父亲的堂兄）一见如故，酒逢知己千杯少，放下辈份，大可成为忘年之交。

昆麟和他的胞弟炽麟（叔父，父亲的堂弟）在乡下出生，求学时期适逢日军侵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日軍侵华后人心惶惶，饥荒世情，乡下地方也无可避免。

中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继续开打，战争、人祸都不是平民老百姓所愿意见到的。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昆麟和炽麟选择党派以外不可预见的未来，1947年跑到香港。今天在香港尖沙咀中港城乘搭渡轮到鹤山港只需三个小时左右的水程，再乘车十分钟便回到乡下了。距离是这么近却又是这么遥远，1947年的一个信念，从此离乡四十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12月25日，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香港人称这天为“黑色圣诞节”，并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

1945年日军撤退，香港重光，英国国旗再次在香港总督府内升起。当时香港只剩下60万人，其余100万人避难离去；1951年，岛上人口激增至207万。这些人，一部分是逃避日军如今回笼的港人，一部分则是国共内战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最终以广东话为国语的“单一民族”。

当时因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分身乏力，无法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国民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1987，昆麟在维敦乡老家）

昆麟在1947年到香港后便投入印刷行业，搭上香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列车，湾仔利东街华伦印务陪伴着他的一生。2000年代和昆麟在好彩酒家喝早茶，他还是重复着十余年前对我说过的话，表示虽然打拼了半个世纪也退休了一段日子，印刷业始终是他的热爱。

1984年，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决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结束英国统治，主权交还中国，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方承诺特别行政区以一国两制方针，暂不实行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回归后50年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亦可享有除外交及防务外的高度自治权，是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虽然邓小平拍着胸膛，对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许下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对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灾难心有余悸，或是对共产政权感到悲观不安的港人，回归就如1949，是48年后的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加拿大、澳洲、美国、英国等地都是香港移民的首选。1990年代初，新加坡不也趁此机会，吸引了好些香港移民吗？

昆麟和成千上万的港人一样，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多了严寒的天气，少了局促的人潮。昆麟问我向往吗？我倒觉得旅游消闲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我们身为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作为人所累积的生活经验的影响。有得选择余生，我们也许会以经历过的模式来考量，而不会贸贸然投入另一个生命的未知数。

（香港，梅窝）

其实我对他们那一代当年选择一无所知的未来，反正走出去就有路的勇气佩服得不得了。

昆麟说思前想后，他已经少了当年那股走一程看一程再决定下一程的拼劲。他像一群已经归化并拥有加拿大护照的移民一样，在1997前回流香港，回到一个生活了半个世纪，有感情、有回忆的地方。

从1949延伸.....(二）温家的儿女们

姑妈萍芳嫁了给同村姓温的男子，所以表哥表姐们（兆江、志明、婉明）都姓温。“温”在百家姓中排行116，如果不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许有人会问有姓温的咩？温姓的汉族占中国全国的0.14%。可别小看这百分之0.14，以中国十数亿人口来衡量，折合起来有两百万人之多。

1993年在萍芳家（其实是兆江的家。他们同住）闲话家常，婉明对新加坡的生活甚感兴趣，因此也问得最多。八十年代新加坡靠工业化成功崛起，与香港、台湾、韩国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外汇储备都数一数二，再加上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内阁班子样样都争第一，新航、机场、箱运码头、绿化市容、城市的清洁度、fine（精致）与fine（罚款）等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不然邓小平就不会让深圳与上海以新加坡为发展模式，发展速度之快，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有关儒家学说的辩论，未必绝后，但肯定空前。台湾尖锐作家龙应台质问新加坡不中不西，历史短浅，华文教育寿终正寝，新加坡政府到底何德何能，胆敢把新加坡搬上国际舞台，自称为儒家的权威？政治动机何在？

说到头来，人的基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人均收入与屋价物价成正比，怀着那儿赚钱那儿花的心态，日子会比较好过。

兆江、志明和婉明都经历过文革，当过红卫兵。问起文革的经历，大家都轻描淡写的把话题支开，我也只好识趣些，不好把伤痕文学搬到屋子里，砸了喜相逢的雅兴。

(1996年，我家。墙上兆江的草书自成一格）

以后较熟络时，人生早已跨入二十一世纪00年代，头添华发，文革几乎是上辈子的事了，话题也多围绕在孩子身上。匆匆用过晚饭，婉明的孩子上补习班去，十点才回家。天天如此吗？我好奇地问。婉明说是啊！家家的孩子都如此，我们家的孩子不进补，以后靠什么跟别人竞争啊？

我暗地里咂舌，掉头看看我家的两个小朋友。他们做个鬼脸，悄悄地说他们要的是童年。他们说的是英语，婉明等人听不懂，话题扯到双语教育上。虽然我家的小朋友在家里以华语和长辈交谈，也观赏八频道，但水平宛如江河日落，英文比华文强多了。这是时势造化，形势比人强。

（带去过桂林的萍芳等人游新加坡小桂林，小巫见大巫）

婉明的好友给了我一个吉隆坡的地址，是一个失散了四十余年的亲戚。虽然新马只是一水之隔，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是坡，但此坡非彼坡，两坡相隔300余公里，比鹤山到广州还要遥远，不是乡下，说找就找的。

最有挑战性的倒还不是距离，而是把中文地名反译回马来文。我和一位地头蛇花了几个晚上推敲，过后驱车在吉隆坡Cheras区自个儿东转西转，寻寻觅觅。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找到了这家几十年字号的传统杂货店。

杂货店老板并没有我那种兴奋之情，他看着我上下打量，将信将疑，后来痛定决心，说都几十年没书信来往了，看来他们一家子早已在文革期间落难，现在也不晓得是哪家子存心串门行骗；要不就是打着如意算盘，以为我们在南洋淘金，想分一杯羹。信，还是由我拿回去吧！

抹了一鼻子灰，就不晓得婉明和她的好友知道实情，会有什么反应？没有太大的希望，就没有太大的失望。反正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走出了第一步，对方是否愿意迈出另一步是对方的意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江河变天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改变人们一方面对泱泱大国经济腾飞的羡慕，另一方面对中国内地小市镇与“乡下人”的误解。至少现在有了答案，足以心安理得地放下上一代人留下的包袱。心头的大石碎了，心情反而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