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2 of 4）

旧中国和日本共拥一个以父权为上的封建社会，如果父亲不在，就以长兄为首，出嫁的女人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亲、丈夫、兄弟主宰着女人的命运，女子可以被贩卖为奴为妾为娼，从此过着离乡背井、被视为低贱的生活。在太平盛世的时候还好，在饥荒的年代，女人在‘百善孝为先’的大前提下被紧压在社会的底层，被当作商品来交易。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南方的农家有约1.4公顷（约120米 x 120米）的耕地，日本九州农家的耕地少过1公顷，当时面对天灾虫害，农村收成差，九州的饥荒情况比广东和福建要严重得多。年轻的女子以个人的一生来换取家中众人温饱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是理所当然，可以接受的。

（饥荒是贩卖女子的主因。照片来源：香港Public Records Office，c.1900s）

在饥荒的年代，农家女孩在十岁左右就被父母卖给人肉贩子，一名有三四个女儿的日本妈妈解释为何她选择将大女儿卖给妓院：

“为了还债和减少家庭成员，即使少一个也好，我们以800元将长女卖给妓院六年，中介拿了20%，加上置装费等，实得500元。我不认为我们做错了什么，女儿是我们亲手养大的，我们有权决定应该怎么做，有些人还把卖女儿赚来的钱拿去旅游，甚至去泡温泉取乐呢！我们不一样，我们卖女儿是为了还债，我们并不感到羞耻。”

这些来自熊本和长崎的风尘女子是明治政府时代的牺牲品。当时的明治政府利用九州的贫困，要这些下层女子到工厂、矿场当廉价劳工，甚至鼓励她们到外国卖淫赚取外汇，赚到的钱除了整顿国内经济，还可以用来扩军，养活一群军国主义者。在那个年代，煤炭、丝绸和卖淫赚回来的外汇是日本经济的三大支柱。

在那个年代，生活在底层社会的农民的户口本上没有记载名字的孩子大多是女孩子。她们不能继承家业，也不能成为强制的劳动力，顺理成章的成为日本歌谣里“生了就让她顺河流走”的女孩子。新加坡是个大都会，是个国际品牌，但贫富悬殊，社会阶级分化。年轻女子一无所知，只是道听途说，认为新加坡是个好地方，是个金矿，为了让家人过好日子，就跃跃欲试了。

新加坡殖民地政府的记录显示在1883至1938年这五十年间，广东阿姑的年龄层在16至25岁之间，其中以20至22岁，正处于青春年华的女子居多，日本女子的年龄层也很相似。她们的共同点有：（1）她们都非常年轻，甚至未成年；（2）中国和日本都是父权社会，女人的命运掌握在男人手中；（3）极度穷困饥饿的农村生活往往是导因。

（难得一见的阿姑的照片。NAS c.1900s）

（来自日本的南洋姐，她们多数跟金兰姐妹一起照相。c1900s）

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妓院的女子供不应求，人肉贩子眼中看到的是无限商机，他们甚至通过无良的拐带农村妇女的做法来赚快钱。以九州为例，当地报章常有报导，说女子在外出时被掳劫，从此音讯全无，有些不法之徒甚至在深夜破门拐带，漏夜乘着小船偷运女子出国。长崎、莫急、甲信越和神户是主要港口，先将女子装箱，藏到船底的货舱，运到中国，再续程香港、东南亚。在这种处境下，大家同病相怜，女人与女人间的金兰结往往比血缘关系还要亲密。

殖民地政府没有阻止本地卖淫活动的意图，也没有意思限制女子入境新加坡，从事卖淫工作。他们认为卖淫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从中国带到新加坡来的风俗是华人日常习作的一部分，因此打击卖淫活动是很不实际的做法；更何况当时已经有人肉贩子拐带来自海南的小男生，在新加坡当娈童，一旦阻止妇女当妓女，还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变态性交易。

华民护卫司指出以性交易为生的华族女子来自四个渠道：（1）来自香港和广东，她们多数是自愿性质；（2）被不良分子欺骗到南洋来当妓女；（3）因为家贫而被贩卖给妓院；（4）妓女的孩子。她们长期住在妓院，跳不出类似母亲的命运，从事相同的行业。

华民护卫司要对付的是打击妇女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逼良为娼的强迫性卖淫活动，但是你有你的賊公计，我有我的状元才，别说殖民地时代，直到今天，好与坏、正义与罪恶还是并存在我们的社会中的。

（第一任华民护卫司毕麒麟曾经深入探讨在19世纪入境新加坡的中国女子的遭遇）

阿姑在她们特殊的行业中还分等级，有在妓院当红牌的，是龟婆的摇钱树，待遇自然高人一等；有在码头和路上勾引客人，自动送上门的‘咸水妹’，身份就差了一大截；还有一群年轻漂亮，有技艺在身的‘琵琶仔’，就像日本的艺伎，自小接受特别训练，掌握娱乐与性服务的技巧，是华族富商、私人俱乐部和高级餐馆的最爱。发展到今天，在社会的阴暗面，高级三陪与低级站街的情形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名词，换了地方，换了面孔。

年龄和相貌往往决定烟花女服务的对象，年轻貌美的女子从高级妓院做起，随着年华渐老，被玩到残之后，就被贬到附近低级的妓院去。表面现象每个人都曾经拥有风光过的日子，背后被逐渐遗弃的心理世界则是一片辛酸，无可奈何。从众人心仪、万千宠爱在一身到老来的焦虑、沮丧，是跳不出火坑的阿姑与南洋姐的必经之路。

有一些年纪大，无法操旧业的阿姑和南洋姐会继续留在妓院里，做领班、洗衣、裁缝、打杂、倒尿壶等下人的工作来维持生活。毕竟年纪大了，已经没有适应新环境的动力，留在妓院里至少不至于人地生疏，受人欺凌，而她们过去的性经验、避孕常识、应对不同客人的技巧等，都可以传授给后辈，让年轻的女子少走一些冤枉路。

20世纪初的新加坡，有一些年纪较大的阿姑还会买个养女，基本上是‘养儿防老’的观念，希望以后老有所靠。这些小女孩来自中国农村，有些还没找到买主已经被带上船了。女孩长大后在妓院里从事相同的行业，赚到的钱用来奉养养母，阿姑老年的生活就有保障了。

对某些阿姑和南洋姐，或许最大的遗憾就是到老到死都无法了却还乡的心愿。写实作家山崎朋子发现那些一生还债，让家人过好日子的南洋姐竟然被家人嫌弃，因此觉得羞耻，不敢回家，在没有家人的情感上的支持与财政支援下度过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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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姑与南洋姐Ah Gu and Karayuki-san - 女奴（1 of 4）

两年前的12月底，在祥和的圣诞气息中，想起早年接触过的妈姐和三水女工，不禁燃起丝丝的思念，写下了一系列的故事，同时在宗乡会馆的《源》杂志分期发表。岁月年年过，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代湮没了一群出生在平凡的中国南方农村，却在旧时的新加坡显现出不平凡气质的女番客。

翻开东方的历史，女人往往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卖力气，女人卖身子，这群烟花巷中的风尘女子比妈姐和三水女工更早涉足在新加坡这片殖民地的土地上。两年后的今天，又是岁末时分，我鼓起了勇气，涉足过去的欢场，寻找这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番客的足迹。

以前在碧山亭‘拜山’（扫墓），墓碑上除了名字之外，还可以看到往生者的祖籍，1970年代末碧山亭清山，1980年代生人霸占死地，百年坟山变成碧山旺地（Bishan），清山后的旧坟多数迁到万里骨灰亭，坐拥一片青山，也算是块福泽之地。早期从碧山亭“移居”到万里的先人骨灰塔前的碑文，照旧记载着先人的祖籍，从中可以看出早年的新加坡广东人来自高要、高明、鹤山、新会、开平、恩平、台山、三水、南海、顺德、中山、惠阳（客家）、肇庆、东莞、番禹、佛山等地。

（早期的广东移民的来源地）

至于早期从中国广东南来的女子，1930年代是高峰期，当时广东水患连连，养蚕业又追不上工业化而逐日没落，新加坡则面对严重的男女失衡（14:1）。在这个繁华与罪恶并存的城市，殖民地政府没法处理赌博、鸦片与私会党所带来的社会罪案，只好实行封锁政策，管制男性进入新加坡，结果迎来大群的三水、顺德和周边城镇南来的女子，从事建筑、家庭女佣等行业，俗称红头十（红头巾）与妈姐。

（1930年代是中国女子南来的高峰期。照片来源：Kenneth Gaw, Superior Servan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至于更早时候，女子来到新加坡，多数从事妓女工作，有自愿的，有被典当的（六年合约），有被卖身的，也有些是被拐带的。来自广东的称为“阿姑”，祖籍多为上述各地，也有少数来自福建潮州，但是就好象打响的品牌一样，她们必须告诉客人自己的身世跟广东脱离不了关系，还会讲广东话，否则就不值钱了。那些受不了这种妓院的“烟花”生活而企图逃走的女子，则被卖到苏门答腊、马来半岛等地以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真正能够从良的多是找个有钱人来赎身。

人肉贩子、龟婆和私会党组成的铁三角利用年轻的烟花女来养活一群人。当时的妓院由私会党分地盘收取保护费，阿姑的收入必须分出一半来供养龟公龟婆、私会党、政府税收等，加上拖欠的首饰置装费，脱离妓院生活难如登天。

1888年成立的新加坡保良局归华民护卫司管辖，官方称为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成立初期是为了救援被逼为娼以及从妓院逃出来的妓女，为她们提供栖身之所。随着时代的演变，保良局也成为被遗弃、被虐待的女孩，或从富裕家庭逃出来的“妹仔”（女奴）的安身之所。后来，保良局还成为婚姻介绍所，为找不到老婆的华籍男子配对。由于保良局的女孩受过管教，也能胜任一般家庭的任务，以前没有盘缠回乡娶亲的王老五，也会去保良局找个妹仔当老婆。保良局所收留的妹仔，虽然逃过了青楼的命运，但还是逃不过当丫鬟或嫁给穷小子的宿命。

1895年，新加坡华民护卫司针对华族男女失衡，带旺卖淫业提出看法，认为很多无法将妻儿一起带过来的过番客或没有妻室的男人来到新加坡，是阴衰阳盛的主因，而根深蒂固的华人传统文化与生活习惯如祭拜祖先、忠孝为先等则促成穷家女子离乡背井、卖身养家，因此卖淫是长期性的问题：

“I cannot see how the disproportion can, for many years to come, be materially lessened. The fact that the 'unpaid' passengers, if married, cannot afford to bring their wives here, and if unmarried have none to bring. The disinclination of women to leave their country,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s or mandarins, the bad name which, I regret to say, attaches to the Straits in China as regards the dangers to be met here by women,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connected with Chinese habits and modes of thought, for example, ancestral worship, filial piety, etc., all tend to keep up the disproportion referred to.”

除了广东阿姑，有一群女子从日本九州熊本和长崎地区来到新加坡，从事相同的行业，称为南洋姐。日本从幕府过度到明治时，九州依然是个贫穷的农村，高达50%的苛捐杂税没有改变；在这种生活环境下，女人，尤其是家中的长女，只好走上成为商品的宿命。当时的新加坡在日本人眼中是‘新金山’（shinkinzan），是个金矿，在码头和马路上奔波的苦力与拉车夫，来往商船军舰的水手和军人都是客源。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是高峰期，新加坡有约700名南洋姐，主要居住在小坡马来街和海南街，一部分居住在牛车水戏院街（Smith Street）和史笔宁街（Spring Street）。日本人墓地公园有超过425个南洋姐的墓碑，记载着她们不为人知的一生。至于阿姑则主要是牛车水、豆腐街（Upper Hockien Street）、香港街等地，红灯区周围正好是苦力和拉车夫的宿舍。

（1917年新加坡的妓院分布在大坡与小坡，附近是人力车夫和码头苦力的宿舍。图片来源：James Warren, Ah Gu and Karayuki-san）

阿姑和南洋姐以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为家人换取生活，但是却被时代遗忘，甚至被家乡唾弃瞧不起。对于这群在时代洪流中被淹没的弱质女子，澳洲学者James Warren的《Ah Gu and Karayuki-san》和日本写实作家山崎朋子都有很详细的研究。当时新加坡的社区领袖陈若锦（Tan Jiak Kim）认为这些年轻的女子赚钱供养龟婆等一大群人是一个畸形的社会现状，出于她们低贱的社会地位和来自中国的封建观念，成为新加坡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中的女奴:

“The majority of our unhappy women are not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free agents, especially those young girls who form the bulk of our prostitutes: they have been in most cases, sold, trained, and brought up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earning money for their mistresses...Taking into account this and the social restrictions imposed upon these poor, wretched women by the old customs of their nation, I am not far wrong when I say that they occupy a position, in a free country like this, nearly equal to that occupied by a bondage slave.”

在旧中国，虽然“刑法”禁止公开卖淫，但青楼奴役是一个受公认的机制，卖淫嫖妓是公开的习俗，除了贩夫走卒，多少文人墨客与烟花女之间的爱情就在青楼展开。妓女属于龟婆的资产，因此一旦委身青楼，几乎等于完全丧失自己的权利。至于女子为何被家人卖到青楼，除了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之外，竟然是我们引以为荣的百善为先的优良传统：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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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的眼眸

画中人

目前在国家博物馆底层举行的特展《迁变·万画》呈现一系列1950-1970年代的新加坡艺术创作，其中有一幅蔡名智的油画《筑路工人》（1955）。此画没有背景，直接把观众的集中力逼向在新加坡生活的印度劳工的脸部和双手。这名客工一脸茫然，眼神涣散，双眼空洞地望着前方，似乎忧心忡忡，前路漫漫；他的手臂上粗大隆起的青筋和脖子上的汗珠都是劳碌的见证。画家针对社会现实的不公，“画”以载道，通过画笔表达正义感。

（蔡名智的油画：《筑路工人》（1955））

另一位写实画家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描述一名在亚历山大砖厂工作的印籍劳工，茶点时间到了，工人将推车放在一旁，坐在砖头上歇息，孑然一身的画面同样表现出客工内心强烈的压迫感。

（许锡勇的木刻版画：《沉思》（1958））

当时南洋美专的创校校长林学大同样认为艺术必须肩负教育与社会责任，以粗犷的笔触描绘在新加坡《森林里垦荒的印度劳工》（1955），通过画作记载了寂寂无名的外劳的贡献。日后新加坡城市化的步伐日益加快，客工成为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

（林学大的木板油画：《森林里垦荒的印度劳工》（1955））

与中国华工共存的印度客工

自1819年以来，新加坡与印度都是英国殖民地，印度客工穿梭于新加坡与印度之间。根据1824年的记录，当时新加坡有756名印度人，占总人口的7%。此后多年来，在新加坡的印度人口都介于7%至9%左右。他们当中有为了找出路的，有执行军人任务的，也有一些囚犯被派到新加坡来垦荒，建造新加坡第一条公路谐街（High Street）、新加坡河口的加文纳桥（Cavenagh Bridge）、后来易名为总统府（Istana）的行政厅（Government House）、甘榜格南（Kampong Glam）、圣安德烈教堂（St Andrew Church）、白礁灯塔（Horsburgh Lighthouse）等。当时新加坡森林处处，面对虎患的威胁，这些印度客工还被派去开发森林区兼扮演武松打虎的角色。

人们心目中的牛车水是个华人社区，其实印度客工跟唐山下南洋的华人是唇齿相依的，例如屹立于牛车水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为南印度族群而设的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1826）和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1827）都是见证。牛车水的Mosque Street 和Temple Street都是以这些寺庙命名的。

（1860年代牛车水桥南路的詹美回教堂和马里安曼兴都庙。图片来源：NHB出版图集）

（为南印度族群而设的詹美回教堂（Masjid Jamae））

（为南印度族群而设的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

估计目前在新加坡领取工作准证的印度客工超过十万人，虽然我们都习惯称呼他们为“阿呢”（Ah Neh），这只是一个惯性的称谓，没有丝毫的贬义，实际上Ah Neh是兄弟的意思。我们也已经习惯跟他们共处的生活，在组屋区楼下打扫搬家具、大型活动后的垃圾清理、船厂建筑工地、修桥建路拉电线等粗活少不了他们。一些勤劳的客工还会在周日晚上到组屋停车场为居民洗车，乘着夜间以劳力赚取外快。洗一辆车每月赚取$40左右，如果能够在一个停车场洗上二三十辆汽车，每个月就多了上千元的收入，可能比正业更可观。千里迢迢，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来无非是为了求财讨生活。

不平静的圣诞节前夕

通常12月份都是太平的季节，大家忙碌了一整年，会利用年底佳节来收拾心情，开心一下。可是这两年来并不平静。2012年岁末，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不满待遇住宿环境等，将国内的抗议方式带到新加坡，罢工事件在平静了26年的新加坡工潮史上掀起轩然大波，也为新加坡的外劳制度敲起了警钟。一年后的12月8日晚上，33岁客工Sakthivel Kumaravelu因醉酒在小印度的Race Course Road 和Hampshire交界处，不幸被载送客工回宿舍的巴士撞死，远在家乡的亲人顿时失去经济支柱，这起意外事故还引起群体暴动，是意外中的意外。

从这两起大型的客工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两大社会现实：

其一是中介的经营模式。前来新加坡工作的印度和中国客工都必须付上一笔中介费，以印度客工来说，他们必须缴交新币约$6000-$7000，可能头一年的收入都悉数给了中介，一个劳工养活整村人，是当年的契约华工以“卖猪仔”的身份下南洋的现代版。

鸦片战争前后，殖民主义者需要大批廉价劳工开发南洋，而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国家也需要廉价劳工开矿和修筑铁路，当时清朝政治不修，国弱民贫，东南沿海各地贫民难得温饱，纷纷往外找寻出路。广东濒临大海，毗邻港澳，出洋方便，殖民者就在港澳设立不少“招工馆”（猪仔馆），打出“金山满地黄金”、“要发财去金山”等富有诱惑性的口号，使那些为了糊口，迫不及待的贫民上当受骗。牛车水的马里安曼兴都庙旁的广合源街（Pagoda Street）就有间专门提供廉价劳工的“广合源猪仔馆”。

“猪仔契约”的内容包括应募地点、工作性质、工价、每日工作时间、契约年限、预约工资等等，老实而又头脑简单的贫民就在契约上盖上手印。可是，因为契约是以英文书写，契约上真正写些什么，猪仔华工是不清楚的；实际上雇主也不履行契约，契约等于废纸。对比今时与往日，虽然新加坡依旧通过低廉的外劳薪水来压低生产成本，但法律对雇主的约束力毕竟比以前强多了。

其二是所凸显的文化差异。2012年11月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集体罢工，在处理这宗事件上，新加坡与大中华圈的民众反应不一。新加坡有关当局的法理情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情理法的考量正好是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籍司机对本地法律与合约的无知，以为通过一贯的“起义”的方式，说罢工就罢工的立即行动可以给资方施压，反而被告上法庭，送入牢房。同时SMRT按下紧急替代按钮（Eemergency Response Plan），SBS Transit的巴士司机临危受命，坐上SMRT巴士的车长位，大众交通并不像罢工发起人所预料的全面瘫痪那么一厢情愿，反而被有关当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巴士危机。

一年后圣诞节前印度客工在小印度掀起暴动，涉嫌撞死醉酒客工的载送巴士司机和女协调员被殴打，巴士车、执勤警车、救护车被毁，执法人员被攻击，不过有更多理智的客工尝试阻止同胞的暴力行动，并且协助店家关门歇业。这种通过毁灭来发泄内心愤恨是客工家乡的处理方式，但此情此景发生在一向太平的新加坡，难免使人回想起1955年以暴力告终的福利巴士工潮以及1960年代的种族暴动的场面。吸取了前车之鉴，这回警方没有动用武力，在不发一颗子弹的情况下控制大局，处理手法是值得尊敬赞赏的。

非常吊诡的是，新加坡的英文报章一路来都以Riot（暴动）来报道此事件，中文报章则在应用了“暴动”这个词语数天后改口称之为“骚乱”（commotion），英文报章也在一个多星期后改称为Mayhem(混乱)，将事情淡化。到底这一类由某一个族群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通过暴力与纵火来攻击平民与执法人员，是属于骚乱还是暴动？

（镇暴警察与滋事者对峙，隔着被纵火燃烧的警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Dec 9, 2013）

（被烧成废铁的警车。图片来源：Straits Times, Dec 10, 2013）

（我刻意回到事发现场，感觉到暴风雨后的宁静，彷佛什么都没发生过。Dec 13，2013）

两百年同一出戏？

现在新加坡530万常住人口，其中约三分一外来人口，在应付不同的文化社群的软实力上似乎已经处于边缘地带，万一真的必须面对新加坡2030年690万人口白皮书的建议，管理其中将近一半的流动工作人口，如何调控文化上的冲击，将政府体系性情化，对于习惯了硬性规划的新加坡政体肯定是门大学问。

根据有关当局暂时禁止在小印度方圆一公里内卖酒的做法，是先锁定酒可乱性的理论。虽然店家少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在安全面上，广大群众不会拒绝这项应急的防范措施。

回顾过去的殖民地政府模式，通过颁发特别管制的营业牌照与税收来赚取利润，客工一方面在新加坡赚钱，另一方面则花钱在娼妓赌博鸦片上，结果头家离不开苦力，苦力离不开声色犬马，赚来血汗钱却夜夜笙歌，到头来真正衣锦还乡的没多少。现代社会跟过去基本面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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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茶楼

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

广合源街

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新加坡梦

莱佛士与法夸结怨

爱过才知情重

《爸妈不在家》，谁比较大气？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古人早有明训。

台湾金马奖新科状元陈哲艺《爸妈不在家》的班底四度登上奖台，除了跟李安大导演握手圆梦，李安还在凌晨四点跟他们一起吃火锅。

陡然间，地道新加坡制造的陈哲艺集万千宠爱在一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见到陈状元衣锦还乡，马上在面书上恭贺，各新闻媒体竞相报道更不必说了。除了一些别具慧眼的影评人老早就竖起拇指称赞之外，如果不是康城说好，金马说棒，多少相关人士会赞扬《爸妈不在家》真的很棒，演员真的很棒？

新加坡为何缺乏自我肯定的勇气，必须由外人来给予自己信心？这种心态并不单只是表现在这部电影上，还时时刻刻出现在政府的运作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许这种社会现象可以成为下一个创作的题材。

《爸妈不在家》这一部华语片（噢，母语！）挖掘出一个熟口熟脸，却常被忽略的现实题材，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从以前梳着长辫子或挽个发髻的妈姐，到靠菲佣来带大孩子的现代版，和应该给予孩子们什么样的生活与未来。

集导演与编剧于一身的陈哲艺是应该受到肯定的，但是我觉得新加坡总理更应该关注的是陈哲艺成名背后所面对的困境，政府支助发展本地电影事业的机制和通过“社会方程式”来衡量打造人文景观的意涵。

（《爸妈不在家》宣传海报）

媒体发展局说他们也有份投资《爸妈不在家》，我们也知道陈哲艺为了这部艺术电影，过年时穷得没钱派红包，暗中掉眼泪，出席比台湾金马奖早六个月的康城影展时几乎将钱包挖空。套句老友黄坤浩的话：“今天小伙子扬名海外，政要们相继祝贺，此情何以堪？世态炎凉，市侩何其多！”

对比法国政府的慷慨，陈哲艺说：“本地缺乏回馈精神。法国政府即使面临经济萎缩，还是愿意支付两万欧元，资助我在当地发行电影。为了什么？只为了推广艺术，提升人民的文化素养。文化艺术可以让人民更团结，但我们（新加坡）却没有这种意识感。” 

法国不需要自称第一级，时时刻刻寻找first class的认同，它的信心与度量已经体现世界一流政府的大气。

艺术电影有没有市场？

艺术电影市场小，除非能够突破新马的地域局限，也不以赚大钱发大财为终极目标，才能有番作为，1980年代的香港写实电影如《半边人》和《投奔怒海》就是走这条路线的经典佳作。新加坡导演梁智强的《跑吧孩子》（2003）也相当有诚意的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昔日的时代，虽然桥段跟伊朗影片《The Children of Heaven》十分神似，可惜那是梁导唯一的一部艺术电影。刘德华赚钱之后回馈干妈叶德娴的《桃姐》也很扎实，以香港本土实况为背景，家庭女佣带大“少爷”，少爷惦念恩情反哺为题材，平实中唤起人性。这类作品未必赚大钱，但艺术与现实平衡，也有电影所该带动的情绪与思考空间，赚够钱给大家发薪。

（跑吧孩子DVD）

以《跑吧孩子》夺得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奖（郑智允）后的梁导开始意气风发，除了拼命挖金之外，还被老牛吃嫩草的真人版缠身。他的影片素质一般，但票房数字佳，两者间形成极大的落差，是新加坡社会的另一类现象。也看过梁智强成名之后的《孩子不坏》，影片甚至安排香港偶像派歌手陈晓东饰演一名老师，因和学生打赌而全裸出击，脱光绕学校运动场跑一圈。由衷希望富有艺术才气的陈哲艺不会步上梁导那种商业化，通过低俗搞笑来刺激票房的手段，糟蹋了电影，也糟蹋了才华。

新加坡中文靠边站？

《爸妈不在家》片中的中文字幕有许多憋足的词语，这是新加坡中文靠边站的后遗症。不过这是民间的看法，“大佬”们可不是这样看的。怎么说呢？

我出席了2013年11月22日晚在联合早报礼堂的年度重头戏《国是论坛》，由总理李显龙先生当主宾，为早报90划下年度的句号。

在新加坡办华文报，很显然一路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1983年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大中文报阵营强制合并为联合早报，再将新明日报等规模较小的报章划入新加坡报业控股（SPH）门下，塑造出一言堂的大环境。一言堂的报章固然正是政府的杰作，但大体上缺乏脑力激荡的成分，已是这三十年来的常态。也就是在此常规下，才能有早报90年庆，而不是早报30，或者南洋商报90。

先重温一段李显龙先生在《国是论坛》上的老生常谈（全文可参阅总理公署PMO网站）：

“在我们保留和发扬华族文化的当儿，我们要牢记，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宗教的社会。我们好不容易才建立起大家对新加坡的共识，不分种族，把自己先当做新加坡人。因此，当我们在维持甚至扩大自己族群的文化、语言的同时，请记住我们一定要继续维护各群体的共同空间。这空间是大家用共同语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语言--英语。这就是大环境，这是我们国情所需，生存的硬道理。...我们必须维持这个共同的空间，当然发扬和传承自己的文化，但是也同时维持新加坡的认同感，新加坡的identity，我们的地位。希望大家了解，维持这个平衡点，大家可以平安地、幸福地继续生活下去。”

李先生说现在以英文撰写的文章一般上都有一段narrative，中文叫解读。要解读上述那段话实在不容易，想象空间中暗藏玄机。早年的中文报经历过白色恐怖、华文沙文主义等事件，中文报在SPH旗帜下一路走来都显得战战兢兢，有些话想说又不敢说得彻底，要言论独立又不敢独立。难怪总编非常懂得做人，主持提问时间的第一句话就是非常感谢总理指引方向和鞭策，总理则回应不是鞭策，是鼓励，两人在“维护共同空间”的较量都十分到位。

（国是论坛：请记住我们一定要继续维护各群体的共同空间。这空间是大家用共同语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语言--英语。这就是大环境，这是我们国情所需，生存的硬道理。图片来源：You Tube）

我等一介草民，只能以最草根的方式去“interpret”李先生的一番话，解读为“你要维护母族语言是你的事，但必须容忍克制，因为英文英语才是国家大事的硬道理毋庸置疑”。要如何拿捏好维护母语，又不会捞过界，真难为了执笔的新加坡中文报人。难怪联合早报为自己重新定位，一份新加坡每日发行的报章，却锁定大中华区的读者群。

在论坛上，李先生也不认为新加坡中文有舍问题，我等一介草民，不能认同大佬所见，大佬们不觉得是问题的，往往是忘记从精神层面考量的大问题，就因为有这样的态度，在有意无意间将中文边缘化，才会制造出英文英语独大的大环境。

英文英语独大有什么问题？

相信没有多少国人会不认同英文英语是工作语言的观点，但对于为国家奉献过，却无法掌握英文英语的老人家，或者打拼半生后选择回归母语精神的国人，国家绝对不应该忽视他们对母族语言与文化认同的感情，永远生活在容忍与克制之中；那些选择发出声音的，则被形容为“哭父哭母”的一代。到头来这些日积月累的负面情绪总会有爆发的时候，那时整个社会可能会更加感到不安。

大佬们在物质与精神层次上重物质、轻精神，到头来就如老校友黄文杰所说的，它所连带的不单是华文文化和语言，而是整个人文和价值观都已变质了。

1957年王永元当市长，第一次将各族群的语言带进市议会，奠定日后四大官方语言的基础。发展至今，虽然表面上新加坡还是标榜着冠冕堂皇的四大官方语文，但实质上叫人无所适从。最近在国家博物馆各个新登场的特展依然故我，只有英文字说明，使到我们的义务中文导览员有更多接触公众人士的机会，听到的各类反馈凸显了母语的情意结：

- 老一辈的国人认为“本地政府在中文应用上态度僵硬，恐怕已是既定政策”。

- 访客参观新加坡电视50年的展览《TV50》，留言“母语靠边站”。

- 参观新加坡1950至1970年代的本地画作《变迁·万画》的访客、画家等，看不到画家的中文名字与简介，都觉得对这群当年以中文创作的画家不敬：“他们（政府）以为这样就可以统一国家了？”

（新加坡电视50年的展览《TV50》访客留言：“母语靠边站”）

如果政府的2030年人口白皮书真的兑现，到时，690万常住人口中只有约一半称为新加坡人，其他的都是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口。新加坡的人口政策只会不断延续，甚至扩大在新加坡生活的常住人口的多元性。历年来新加坡有多元文化的优势，政府施政却自动放弃通过多元性来思考，使到语言与思维都变得很单一，以为可以通过英文独大的方式来塑造一个新加坡民族。这套老美的熔炉政策已经在新加坡走过了半个世纪，已经无形中通过语言将国民阶级化，到底熔炉政策在塑造新加坡文化与价值观上取得什么成果，倒很希望能够看到一份非官方的报告书（如果真有一套新加坡文化与价值观的话）。

（通过刘抗1967年的画作《国庆日》来看新加坡，虽然画面上各个族群是和谐相处的，但请注意各个族群还是各自生活在各自的小群体当中。在熔炉政策下走过半个世纪，这种场面改变了多少？）

爱过才知情重

熟知政府部门运作，或参与过官方主办的各项活动，或轻敲政府部门大门却处处沾灰的国人都会了解，政府有一套从效率、资源分配出发的“社会方程式”，处理语言与人文也是从方程式着手，通过类似  x+x=2，所以x=1 的方程式来考量。可是人是人，人不是数目字，也不是代号，而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体，所以才会有政府部门僵化的言论，如何使政府的管理体系“性情化”是必须逼切着手的问题。借用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员院长杜维明教授对新加坡精英官员的进谏：

“这些精英一般对传统文化的敏感度不高，因为他们基本上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们有一种通过社会工程方式来处理文化问题的倾向。但文化不能够用社会工程方式，这是一个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问题。”  杜维明教授认为在文化认同里面，最难处理的就是语言问题。新加坡把语言看得太简单，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工具，一般的人只能掌握一种语言，只有头脑比较好的才能掌握双语，如果只能掌握一种语言，那就应该以英语为主，这无形中导致华文华语被边缘化，而语言是认同感最重要的机制之一，当你的语言被边缘化，你的感情世界也会受到很大的创伤。  --《联合早报》郑景祥报道，2013年11月26日

杜维明教授一番肺腑之言，和香港文化人梁文道今年初对新加坡趋向于单元化的感言不谋而合。民间认为政府在处理母语的情意结上不到位，，政府对市井小民之言仿佛视若无睹，那么两位文化社群中的佼佼者道破新加坡政府行事作风的严重不足，政府是不是应该好好思量，甚至大方的公开讨论该如何解决母语精神上的困境？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或许大佬们过度“务实”的态度已经严重地忽略了关爱与尊重，因此无法理解语言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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