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宪法是二战结束后，为了安抚民心，从殖民地统治过渡到自治的策略。
二战对新马的政局与民生的影响深远：甘榜精神的微妙变化、政治转向与思想觉醒、争取在地公民的权益，都是二战后急速发展的社会进程。
日据时期，日军政府将各族群进一步分而治之，鼓励马来人参与“马来亚乡土防卫义勇军”，催生马来民族主义；成立“印度国民军”，训练男女战士解放印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检证所设下的目标，任意屠杀华人。日本投降前甚至刻意煽动种族情绪，柔佛和霹雳都发生马来极端主义者排华事件[1]。
民族主义情绪延伸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新加坡华侨政治认同由中国转向本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青年团则反对给予华人公民权益。这股极端的情绪时起时落，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Syed Jaafar Albar）在巴西班让的新星戏院发表演讲时加以煽动，把巫统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运动推向高潮。最终引发起大规模的“7.21华巫种族暴动”（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论是40年代、50年代或是60年代，民间马来人多数保持中立，甚至保护华人，采取暴力手段的多数是极端分子。
玛丽亚事件催生本地马来人与回教徒反殖民地情绪
二战结束后，反殖情绪在华社萌芽，上世纪50年代进入高峰期。
1950年的“玛丽亚事件”是二战留下的遗憾之一。英国官员为了协助玛丽亚的生母从阿米娜（养母）手中夺回女儿，欺骗阿米娜从登嘉楼来到新加坡，然后由荷兰与英国政府合演一出戏，通过司法程序让玛丽亚回到生母身边。这番伎俩引起马来人与回教徒对洋人与殖民地政府的强烈不满，演变成砍杀洋人的暴乱事件。虽然后来事件平息下来，但反殖情绪已经浮现，这可从后来新加坡成立的多元种族政党看出端倪。
“英荷联军”的做法，连出任新加坡市议会主席的英国人麦尼斯（Sir Percy McNeice）都看不过眼。他在口述历史中提出下列看法[2]：
- 荷兰人认为玛丽亚身为一名白人女子，必须在欧洲家庭里成长，不能跟马来人在一起，这种单向思考是完全错误的。荷兰当局自以为拯救了玛丽亚，其实是毁了她的一生。
- 如果玛丽亚留在阿米娜身边，跟丈夫曼梭在一起，她可能会比较开心，她的生活也会过得好一些。
- 玛丽亚虽然皮肤白皙，看起来不像马来人，但没关系，马来人喜欢肤色较浅的孩子，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许多马来人收养华人的孩子也是基于此原因。
- 记者Lilian Buckle的丈夫在社会福利部工作，她利用内幕消息的优势，进入修道院，拍摄煽动性的照片，刊登在报章上。这项举动激怒马来人，认为白人侵犯玛丽亚的宗教自由，在回教世界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林德报告书
1953年由尼皓总督委任九人委员会，重新审核新加坡的宪法，作为缓冲反殖情绪之计。1954年2月林德宪法出炉，随即在议会上通过並立即实行，以作为1955年4月举行的立法议院的宪法基础。
林德宪法的委员包括：林德 （George Rendel，英国外交官）、陈振传 （Mr OCBC）、Nasir A. Mallal （进步党）、林有福 （劳工党，前进步党员）、陈才清 （CC Tan, 进步党）、 Tan Sri Datuk Professor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以及三名英国人。
（林德九人委员会。图片来源：NAS）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在马来亚Gombak出生。新加坡独立后成为首任总检察长，曾经参与新马合并谈判，制定新加坡的新回教法等。完成使命后回到故乡，在马来亚大学执教。
林德委员会报告书提出新加坡独立的首要考量：
- 食物与水供来自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无法自供自足。
- 新加坡缺乏政治经验，无法成立稳定的政府。
- 新加坡是个贸易港，需要稳定的政府机制来维持。
- 国家意识与被赤化的存在风险。
林德委员会已经考虑到新马合并是取得独立的途径，不过避开“合并”的字眼，而是以“大组织”来取代：
- 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治关系，有必要加强合作，目前互相猜疑的局面使到双方不愿意进一步磋商。
- 只有双方关系取得良好进展，新加坡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大组织的一个独立运作的成员。
报告书总结，让新加坡人民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自治政府。英殖民地政府负责制定法令条例，内部安全 （包括国防）、外交与财政等完全由英国掌控，公民则可享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等方面的有限制的自由。
林德宪法的主要影响力
林德宪法的演变迅速，新加坡在10年间经历林德宪法选举（1955）、自治（1959）、合并（1963）与独立（1965）。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以下改变：
1. 释放限度权力
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抵制林德宪法，认为选举只是民主的假象，英国总督操纵大权。因此，人民行动党只派四人参与林德宪法选举，以了解议会的状况。
人民行动党员兼工会领袖林清祥则认为“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法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3] “林德宪制的进展，说明英国不得不做些政治让步，政治气氛因而稍微开放，许多新的职工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55年大选竞选活动期间，群众情绪高涨，冲破了自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白色恐怖氛围。”[4]
2. 亲英政党参与制宪
林德九人委员会中共有三名进步党员。进步党（SPP）于1947年成立，主要人物包括：John Laycock（李光耀的老板）， Nasir A. Mallal，陈才清，林有福（后来跳槽到劳工阵线）。进步党是亲英政党，主张以渐进式取得独立，1963年完全自治，过后跟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不过没有设定时间。李光耀以竞选代理人的身份协助老板参与1951年的竞选，为日后组织政党留下伏笔。
3. 政党是号召群众的主力
劳工阵线与人民行动党都是反殖的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包括：
- 承诺结束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
- 争取华工与受中文教育人士。
- 通过民众的语言来团结民众。
新加坡于1959年自治，比进步党的计划提早四年，跟这两个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无关系。
4. 社会运动加速求变
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新加坡有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在立法议院的32名议员中，人民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25名代议士，其他7个席位则保留给4名官委议员和3名前议员。[5] 此外，在自动的注册法令下，选民由原本的7万5000名增加到超过30万名，包括22万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权的受华文教育的华人。这是新加坡历史上首次举行的立法议院选举，是新加坡实行新宪制后的第一件政治大事，“由30万选民选举治理百余万人口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上了民主政治的第一课。”[6]
4月2日的投票结果，劳工阵线赢得10席，华巫联盟 （UMNO-MCA）3席，组织联合政府。
其他中选议员来自：民主党 2席，进步党 4席，人民行动党 3席，独立人士 3席。
这个选举结果令劳工阵线有点措手不及，内选后由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兼商务部长，其他内阁包括：劳工与福利部长林有福，教育部长周瑞麒，交通与工程部长哈米德（Abdul Hamid Bin Haji Jumat），卫生部长布拉加（A J Braga），地方政府、土地与住宅部长汤玛士（Francis Thomas），首席部长工商部助理朱马霍伊（J M Jumabhoy）等。哈米德代表巫统，其他人士来自劳工阵线。
人民行动党排出四人团队，三人当选：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蒂凡那（落选）。
赢得选举的独立人士Ahmad bin Ibrahim后来加入人民行动党，出任自治邦政府的卫生部长与劳工部长，32岁时因长期疾病英年早逝。有人怀疑林德宪法选举时，Ahmad bin Ibrahim是人民行动党刻意安排的棋子，万一选民不接受政党，至少还有一名“独立人士”进入议会。
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这是场“变天”之战，英国原以为进步党会获胜，结果人算不如天算，还政于民的日子已经不远。
5.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进步党亲英政权的终结
进步党由讲英语的“精英”组成，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曾经赢得多数议席，虽然当时的投票并不踊跃：
- 第一次民选（1948）：进步党 3/6（参选6席，赢得3席）
- 第二次民选（1951）：进步党 6/9
- 市议会选举（1952）：进步党13/18
当亲民的替代政党出现后，进步党及重组后以自由社会党再战江湖，结果都不堪一击，不论是立法议会、市议会或是自治邦选举都相继失利：
- 林德宪法立法议会选举（1955）：进步党 4/25
- 市议会选举 （1957）：自由社会党LSP 7/32
- 自治邦选举（1959）：自由社会党 0/51
6. 市议会选举 ：为自治邦选举探温
根据林德宪法与麦尼斯委员会建议， 1957年12月21日，全部32个市议会议席公开竞选，人民行动党成为民心所向：
- 人民行动党13/14（参选14席，赢得13席）， 巫统2/3，自由社会党7/32，劳工阵线 4/16，工人党 4/5，独立人士 2/11。
当时的政局所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马绍尔于1956年领军到伦敦出席独立谈判铩羽而归后，退出劳工阵线，另组工人党。
由林有福接手的劳工阵线显然受到周瑞麒压制学生运动、指责林清祥号召民众“打警察”、宣布南大无权颁发学位等所影响，声誉一泻千里，参选16个席位，只赢得4席。
1959年林德宪法下的第一届自治邦选举，不出所料的，人民行动党以狂风扫落叶之势，赢得55个国会议席中的43个席位，从自治走入与“大组织”马来西亚合并、分家、独立的时代。
主要参考资料：
[1] 邱克威，蔡慧钏，《淙淙巴冬河 巴冬华人社会发展史》，巴冬永春会馆出版。
[2]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ccession Number 002036, Reel/Disc 16
[3]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脊顶图书出版社 2014年7月，ISBN 978-981-09-0989-5，第382页。
[4]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脊顶图书出版社 2014年7月，ISBN 978-981-09-0989-5，第378页。
[5] Lim Tin Seng, “1955 Legislative Assembly general election”,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4-07-07_134339.html accessed 14 May 2019.
[6] 吴元华，“论新加坡华语文的政治价值”，作者的博士论文《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补充改写而成，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wuyuanhua/wyh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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