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和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的交界处，以前的俗名叫“十字路”。上世纪60年代落成的广惠肇留医院（留医院）正门大楼屹立在十字路的一角，被列为受保留的历史建筑。从前的报章称留医院为rumah miskin（济贫之家），可见为平民服务的慈善医院早已成为实龙岗路的地标。
1910年殖民地时代筹办的留医院不仅是一所民办医院，它更是新加坡近代史上一个规模庞大，救贫济困的典范。
那时候，新加坡的医院设施不足，政府通过华民护卫司署翻译官何乐如劝请华人领袖创立一家慈善医院，以应付人口激增的需求。祖籍潮汕，母亲为广府人的何乐如联络当时的广帮领袖黄福基（黄亚福）与梁敏修，将政府的意愿传达给他们。
黄福基与梁敏修召集广惠肇三属人士商议，即席筹得万余元。接着又得到邱雁賓、吴胜鹏、陆寅杰、朱树铭、谭庆云、林雨之、李星南等支持，筹足十多万元，筹备开设广惠肇方便留医院，第一届董事会由黄亚福出任总理兼主席。
当时位于实龙岗路705号的陈笃生医院搬迁到摩绵路的新院址，时任总督安德逊爵士便将这块占地6英畝的陈笃生旧院址连同建筑物转让给留医院。
1911年2月23日，黄亚福跟殖民地官员签下文件，产业费为五千元。至于日后的运作，土地租约九十九年，租金每年一元，有效期至2010年。
这份形同免费的租约对政府和留医院都非常重要。对殖民地政府而言，这个做法是对民间积极响应号召，成立慈善医院的友善肯定。这样一来，民间才会在往后的活动中跟政府互相配合，共创未来。对留医院而言，由于不需要缴交昂贵的土地费，免除后顾之忧，能够全心全意投入慈善医疗服务。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律法已经相当先进，遵照英国的法律行事。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是一家受到宪法约束的法令机构，由广惠肇人士负责管理。在“广惠肇留医院法令”下，留医院必须向公众承担下列责任：
- 为贫穷人士设立产妇和接生病房。
- 为贫穷人士提供医疗服务与其他协助。
- 作为一家慈善医院，门诊不分种族籍贯，住院则只限广惠肇三属人士。
- 通过民间捐款，免费施医赠药，重病者免费住院。
此外，为了确保留医院在法定范围下妥善运作，华民护卫司和政府的医疗服务官员有权到留医院视察。
法令亦清楚阐明留医院成立的目的是作为慈善医院，为来自中国广东省的广府、惠州府和肇庆府人士服务，金钱不能充当其他用途。
碧山亭与留医院关系密切
多年来，碧山亭与留医院紧密合作，为在留医院去世，无人认领的往生者处理后事。
1957年的碧山亭地形图显示，为留医院保留的义地分布多处。最初，留医院过世的先民埋葬在第二亭的加字山总坟，到了1938年，原有的留医院义地已经葬无可葬，因此进一步扩张到第二亭以外的其他山地。
（1957年的碧山亭地形图显示，为留医院保留的义地分布多处。）
对身在异地的先民而言，入土为安乃人生最后的归宿。留医院与碧山亭紧密合作，为先人料理身后事与立碑。碧山亭负责拨地与安葬留医院的往生者，留医院则负责“执金”（捡骨头）和骨灰瓮的费用。
“执金”虽然是过去广东人殡葬文化的习俗，但是二次葬并非广东人独有，福建人和客家人也有类似的风俗。第二次葬时子孙必须先选好墓地，择定良辰吉日开棺拾骨，把骸骨依序从脚骨至头骨捡起来，洗净后再火化。一般相信执金可以帮助先人的灵魂从地下回到地面，逢年过节时能回家与亲人团聚。这种仪式可能源自移民文化，通过执金将先人的遗骨带回故乡或者福泽之地。新加坡的老坟场一再搬迁，二次葬甚至多次葬已包含 “逼不得已”的成分。
关于设立广惠肇总坟义塚，1923年立的万缘胜会碑记（记载1921年第一届万缘胜会事迹及后续）写道：“癸亥年（1923年）六月廿五日拨留医院义塚費银三仟元正”，可见当时碧山亭与留医院的关系密切，已经资助在留医院逝世的人士。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会议记录显示由吴胜鹏、区冕堂、陈赞朋、林文田等人参与的碧山亭三属同人大会，表决同意广惠肇留医院的要求，将第二亭的树乳园（橡胶园）作为“历年在医院亡故之先友执骸迁葬，作为义塚之用。…法律事不必过虑，是留医院执金，自然归留医院担当。”
吴胜鹏跟陈嘉庚的关系密切，担任第一届华侨中学的副总理，成为陈嘉庚的副手。陈嘉庚等人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吴胜鹏身为财政团的成员之一，连续九个月的募捐运动筹得叻币134万元，创下筹款记录。
殖民地政府指定林文田为陈嘉庚领导的广帮公债委员会主持人，较少被提及的是另一位由陈嘉庚点名加入筹赈会的曾纪宸。
新加坡东部实乞纳地区（Siglap）有一条以曾纪宸命名的Kee Sun Ave。曾纪宸在英华学校读书，后来父亲将他送回广州受教育。父亲往生后曾纪宸辍学回到新加坡，以他的聪明才智建立起人脉，成为广帮侨领之一。他跟当时的粤商一样，担任多个广东人社会组织的领导。
移民潮的年代，如果大舱船客有人感染疑似传染病，全体船民都必须到棋樟山（圣约翰岛）“熏硫磺”和“用臭水（消毒水）冲凉”，三天后同船人没人生病，才被送到新加坡本岛。至于被怀疑染病的船客，则被禁在圣约翰岛上观察和治疗一个月。
1920年代后期，检疫管理大致上制度化，基本设施完善。归根究底，视察员定期巡视与监督起着很大的作用，曾纪宸就是代表广帮的视察员之一。
曾纪宸于1938年出任广惠肇留医院主席，直至二战结束，在任期间维持留医院于日据时期的日常运作。当时留医院的义务司理梅启康在第三轮的检证行动中被传召，他要求回留医院交代事务后隔天到宪兵部报到，因坚持不供出抗日分子的名单而蒙难。人心惶惶下，继续领导医院业务可真的是提心吊胆的。
当时许多商界人士都在多个慈善与宗乡组织担任要务，广东人创建的坟山、医院、会馆和学校的义务董事几乎都是同一批人士。独立后的社会经历过巨大变迁，先民创建的学校不是关闭就是交给政府管理；留医院采纳企业管理模式，进一步注册为慈善团体，在政府的监管准则下运作。碧山亭则维持十六会馆联合领导的方针，与留医院由不同人士管理。
虽然如此，多年来碧山亭对留医院的捐助并没间断。留医院地契满期后，获得政府批准，留在原地发展。碧山亭秉持一贯做法，拨款一百万元支援留医院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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