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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28, 2020

怡保美食

怡保芽菜鸡


味蕾最容易撩动人心,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因此每到一个地方,免不了品尝道地的民间美食。

我们一行四人于2019年8月11日驱车来到怡保,在旅店安顿好后,步行到附近的高温街芽菜鸡沙河粉用晚餐,单是在食店外排队已经超过半个小时。据说这家芽菜鸡是当地人的最爱,我们反正有的是时间,因此耐心地等待。


(高温街芽菜鸡沙河粉。)

所谓的芽菜鸡,实际上是麻油白斩鸡,豆芽菜,再配上一碗香滑可口的河粉,其他小菜则包括卤鸡脚和鸡杂(鸡肝、鸡肾和鸡肠)。

白斩鸡用滚汤烫熟后泡浸冷水,使到肉质润滑。豆芽则以嚼劲为考量,只是在大锅汤里稍微烫一下便捞起来了。

至于沙河粉,那就跟乡情有一段渊源了。怡保为霹雳州的锡矿生产地,英殖民时期先民下南洋,先到新加坡然后北上采矿,妇女则从事洗琉琅(洗锡米)。这些华人移民多数为广东与客家人,将源自广州天河区沙河镇的河粉带到怡保,用老母鸡熬制汤头,挑着扁担在市区内销售鸡丝河粉。怡保的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河粉特别香滑嫩口,所以怡保沙河粉名气大噪。


(金宝的近打锡矿博物馆:霹雳州锡矿业的兴起与没落。)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鸡丝河粉摊贩使用当地生产的芽菜,稍微烫过水后拌上鸡油和酱油,再撒些胡椒粉作为小菜,其他菜肴包括白斩鸡、卤鸡脚等,渐渐的这种吃法流行起来。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芽菜鸡已成为主角,而鸡丝河粉则演变成清汤沙河粉,形成怡保芽菜鸡的特色。

高温街芽菜鸡沙河粉是家庭式企业,在店前负责斩鸡的妇人也是总指挥,讲得一口流利华语的印籍人士都是好帮手。万一总指挥生病,相信当天就无法营业了。


(负责斩鸡的“总指挥”。)

以上汤调配的沙河粉应数一绝,是新加坡吃不到的味道。至于白斩鸡,主要以当地味道浓郁的麻油调味,跟我隔天在大奶街吃的味道相似。


(卤鸡脚,芽菜。)

(鸡肉,鸡杂。)


(沙河粉。)

高温街饱餐后消费马币79.40元,以1:3折合为新币,每人不到7元,当然是“便宜到笑”。

饭后在附近的怡保旧街场夜市散步,老黄和安记芽菜鸡沙河粉的座位都摆到大路上,而且高朋满座,挤满食客。


(旧街场的老黄和安记芽菜鸡沙河粉。)


怡保柚子


另一道怡保特产就是柚子了。农历7月也是柚子的产期,街头巷尾都吊挂着诱人的绿油油的柚子。店员说选柚子应该选外皮带黄,色泽平均,而且起皱纹的,理由是柚皮的水分已经被吸收到果肉里。

我们买了两个柚子,其中一个水分较多较甜,另一个则不过尔尔。跟在新加坡吃的怡保柚子相比,倒觉得出口到新加坡的柚子味道鲜美,可能好的果实都往外销了。


(选柚子应该选外皮带黄,色泽平均,而且起皱纹的。)


香港点心


怡保的香港点心保持着传统味道,这是我们两个早上品尝过高温街附近的名阁香港点心和富山茶楼的感觉。名阁的工作人员提着托盘逐桌叫卖,跟从前的差别在于少了大蒸笼。富山有两层楼,装潢像以前的粤式茶楼,不过属于自助式。食客自己到柜台领取食物,只有粥品除外。此外,富山的点心种类比名阁丰富得多。


(富山茶楼外观。)


(富山茶楼。)


(第一轮点心。)

价格方面,两家茶楼大同小异,四人吃到心满意足,结账为马币80元左右,分账后同样每人不到新币7元,这种价格在新加坡可能连两笼点心都吃不到。

怡保还能够保持着传统的味蕾,或许跟较慢的生活节奏有关,因为慢,所以可以花更多时间来保留一方文化。


“怡保”的由来


到底“怡保”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它源自于当地的Pohon Epu (Pokok Ipoh)树。怡保树的汁液含有毒性,早年的土著用来制作打猎吹筒的毒箭。


(怡保树 Ipoh tree: 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 William Farquhar 发夸尔的收藏。)

怡保的旧名为“坝罗”(Paloh),据《光华日报》(2015年10月18日)的报道,其中一个说法是“坝罗”就是锡矿场内金山沟的音译。据知采矿工人用箩来“洗锡米”,箩是矿工赖以为生的工具,因此要“霸住个箩”才可有生计,久而久之,“霸箩”演变成“坝罗”。

早年当地华人称怡保为“山城”,取义于怡保四处环山,由层层叠叠,此起彼伏的山峦围绕着,景色秀丽。有山就有洞,霹雳洞内千姿百态的钟乳石是另一个亮点。


(霹雳怡保:老华人口中的山城。)

Friday, February 21, 2020

麻将

玩卫生麻将


麻将也叫麻雀,是一些家庭聚会的娱乐,亲朋戚友通过麻将游戏来联络感情。这类联谊的牌局称为“卫生麻将”。

有时候我们不说打麻将,而以“方城战”、“游干泳”来取代。如果缺少一个人,就说“三缺一”。

从医学角度来看,每10名60岁以上的年长者中,有一人被诊断患上失智症,目前新加坡有约6万人受此病影响,估计10年后将增加一倍。保持思维活跃的方法包括参与运动,刺激认知,多活动交际是预防失智症的良方。打麻将乃处方之一。

打麻将是一种老少咸宜的娱乐活动,除了手气之外,还有思考逻辑、策略、技巧与计算,认知能力和互动性强。老人家多打麻將,可以减缓大脑某些认知领域的衰退,即使对那些有明显认知障碍的老人家也是有帮助的。只要不是太吵闹或是对邻居造成不便,打麻将并没有抵触新加坡的法律。

不过,老人家打麻将别长时间坐着不动,因为容易引起血栓,也就是血管阻塞。我们不妨劝告家里的老人家喝足够的水,常起身走动,做做伸展运动,坐着也可做脚部运动。


打麻将是赌博吗?


新加坡早在英国殖民地时期已经实行了公共赌馆法令,这个法令是针对有组织的聚赌活动。从英国殖民地统治直到新加坡独立后50多年,在法律下,以打麻将作为消遣与娱乐工具是允许的,但是不能违反法律规定,也就是不能在公共场所和赌馆里赌博。

麻将是一种游戏,不过就像其他游戏如扑克牌和足球一样,可以沦为赌博的工具。以前大坡一带有许多豪华的公馆和俱乐部,有钱人在那里抽鸦片赌钱玩乐,聚会离不开牌局,而且输赢的金额大,甚至因赌而倾家荡产。

所谓一赌万事休,大家可以将麻将当作游戏,不过千万别赌博,更不要上赌场和上网赌博,将财产当作赌注。

关于因为赌输而铤而走险,家破人亡的新闻屡见不鲜。譬如2012年6月,一名曾获“模范教师奖”的女教师,在金沙赌场输光毕生储蓄后,诱骗赌客到酒店开房。趁着对方使用洗手间时,偷走他们的钱财与信用卡,结果又输光了。她因赌而惹上三项偷窃罪,坐牢十个月。


麻将是什么时候发明的?


关于麻将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源自唐朝,也有人认为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为水手解闷而发明的,当时称为“马吊”。不过,1914年出版的第一本麻将谱《绘图麻将牌谱》(沈一帆著)指出麻将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其他近代文献都认为麻将始于光绪年间。看来现代麻将很可能是晚清才发明的。

至于麻将的发源地,近代文献认同源自宁波。福建与广东省的移民下南洋时,将家乡的游戏带到新加坡来,成为大众娱乐。

差不多同时期,麻将也传到美国。1920年,在苏州工作的Joseph Babcock看到商机,写下英文版的麻将规则,然后跟合伙人在美国设立公司,教美国人打麻将。Joseph Babcock赚到一桶金后进入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读书。

为什么打麻将用四方桌?每人有13张牌?那是另一段民间趣闻:四方桌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一年四季每个季节有13个星期,因此每人手上有13张牌。四个季节刚好52个星期,共364天(52 x 7=364),加上吃糊的那一张牌,刚好365天,恰好一年。到底这是事实还是事后自圆其说,就不得而知了。


漂洋过海来打牌


早期的本地麻将多数用竹子制成;至于高级的麻将,背面用的是竹片,牌面则用象牙;更高级的则完全使用象牙。牌面的花纹是雕刻上去的。装麻将牌的容器是个木箱子。如今的麻将多数使用硬塑料。

(约80年前的高级麻将,牌面用象牙,底面则用竹片。)

 
(从前装麻将牌的木箱子。)

1920至1930年代,麻将已经在本地流行起来,太太团除了玩扑克牌,就是打麻将了。

1940年,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Singapore Chinese Women Association)举办麻将和桥牌比赛,为当时的抗日赈灾筹得300元善款。


 
(1930年代,打麻将成为一些妇女的娱乐。新加坡华人妇女协会举办麻将和桥牌比赛,为当时的抗日赈灾筹得300元善款。图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其他族群打麻将已不是新鲜事,本地好些外国朋友甚至成立兴趣小组,每个星期安排牌局来联络感情。对于非华族朋友而言,打麻将时喊着“吃、碰、杠、胡”等术语,给他们带来另一种刺激感。

这些外国群体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会(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ssociation)的麻将小组历史最悠久,已经成立10多年了。

主要参考资料

1. “会馆在公共赌馆(私人组织豁免)通告后所面对的法律问题”,accessed 22 May 2017,http://www.sfcca.sg/node/1266

2. “麻将”,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accessed 7 Jan 2017,https://zh.wikipedia.org/zhcn/%E9%BA%BB%E5%B0%86

3. “输光10万陪人开房后偷钱.新加坡模范女教师为赌坐牢”,《星洲日报》2012年6月6日,http://www.sinchew.com.my/node/1274672

4. 苏文琪,“爱上打麻将的非华族”,《联合早报》2016年2月1日,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newsletter/story20160201-577498

5. 庄秀慧,“长时间打麻将 或患经济舱综合征”,《新明日报》2016年10月14日,http://www.zaobao.com.sg/zlifestyle/powerup/story20161014-677453

6. Joseph Babcock, “Rules of Mah-Jongg”, Mah-Jongg Sales Company of America, San Francisco and Shanghai, 1920.

相关链接

Tuesday, February 18, 2020

新冠肺炎(Covid-19):让我们认识自己

源自武汉的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引起恐惧和焦虑,大大影响正常作业,譬如中国武汉农历新年前“封城”,各地小区实施出入限制,春节后回到北京的人士必须隔离两个星期,各大城市正在面对复工复产复市的困境等。

新加坡是个开放式社会,2019年的中国客为320万人次,约占总游客量的五分之一;樟宜机场每80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降,风口浪尖上,自然容易受到疫情的冲击。今年出席新春团拜时,身体健康,出入平安的贺语已经取代过去的恭喜发财,财源广进。

最新的新冠病毒研究提出蝙蝠中的菊头蝠最有可能是源头。由于武汉疫情暴发时值冬季,菊头蝠正在冬眠,蝙蝠直接感染人的可能性不高,穿山甲可能是传播路径的中间宿主。虽然病毒的传播链依然处于推测阶段,野生动物身上带着多种病菌,它们可以百毒不侵但人类不行,因此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与禁食野味是合理的结论。


民间面对疫情的反应


危机爆发初期,人们面对无知数,反应过敏是常态。经历过二战或上世纪60年代中叶和70年代初缺米困境的老人家,有些依然刻骨铭心,在家里存放应急的米粮

许多现代的本地家庭三餐都在外头解决,2020年2月7日看到橙色警戒,不清楚什么回事,于是以讹传讹,掀起星期五元宵节前夕至星期天连续三天抢购食物与日用品的局面,商家来不及上架,形成貌似全国缺乏物资的假象。经过一个周末,民间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当然也可能是该买的都已经买够了,不需要在短时间内补货。如果几天时间就将情绪稳定下来,我觉得对广大民众而言,这个心理调整期是挺快速合理的。

话说回来,那个周末我自己老神在在,以为一生经历过多场硬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见多了,决定以不变应万变,谁知道米缸快见底的时候竟然买不到米,还好有米粉取代。


(2020年2月9日星期天晚上某超市,空架子来不及补货。)

2月9日星期天早晨八点,因新山的文物馆项目而去了对岸一趟。开车越过长堤,两地关卡特别顺畅,平时这个时段拥堵两个小时的常景消失了。

绕到Jalan Sutera 3 的陈记(手工)西刀鱼丸,“包下”空荡荡的全厅,老板陈先生用心地做好清甜的西刀鱼酿豆腐,再三嘱咐我要趁热吃,40年的功力可不是混出来的。言谈间了解到一贯的新加坡客和当地的老饕都闹失踪了,他在新加坡打工的女儿周末回到新山,宁愿关在家里吃快熟面,怕在外头感染病毒。


(新山的陈记(手工)西刀鱼丸:往日的老饕都因疫情而暂时失踪了。)

享用美味的早餐后前往Mid Valley Mega Mall,在二楼的咖啡馆进行四人会议,三名当地人都戴上手术口罩。我打趣道,既然他们都戴上口罩,避免将病毒传染给我,我感到很安全,所以无需多此一举。

会议过后在这家霸级购物商场换个地方独自用餐,顺便观察一下稀疏的人群,发现有约一半人戴着口罩,原因是新山已经有两起确诊病例,源头跟在新加坡君悦酒店(Hyatt Hotel)进行的国际会议有关。商场内的商家都挂上“Masks sold out”的牌子,跟新加坡的情形一样,口罩都被抢光了。至于底层的超市Village Grocer,架子的货物充足,并没有出现民众抢米囤粮的情况。

接下来几天,搭乘地铁去了两趟牛车水,非繁忙时间牛车水地铁站与周边常见的老人家聚会都不见踪影了。

2月15日星期六晚上到星耀樟宜(Jewel Changi) 走走,在那儿走动或进餐的人士不多,门前冷落车马稀,城市生活难得有这样的个人空间,但也凸显商家生意量不足的困境。星耀樟宜给予业者一半的租金回扣,为期三个月,那是人性化的做法。


(星耀樟宜:疫情冲击下人群稀稀落落,人面不知何处去。)


危机暴露人性


危机下所展现的是人的心理素质,也是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最好时刻。

2003年沙斯与2009年H1N1流感疫潮期间,我都在国防部工作。国防部是新加坡最主要的政府机关之一,除了全职的制服与非制服人员,还有数万名后备军与尚未成年的国民服役军人,不论是在军营或野外集训,或是同一条船上出海巡逻,同袍之间都无法避免长时间紧密接触,迅速建立起防疫机制成为当务之急。2003年还遇上海军的英勇号跟商船相撞事件,许多后续工作必须同时进行。在这种情形下,最主要的是对彼此的责任与互信。

想起2016年看过的韩国片《尸杀列车》(Train to Busan)。《尸》以活尸(zombie)为题材,刻画人为疏忽所导致的病毒,使遭感染的人变成活尸。被活尸咬到的人也变活尸,传播速度非常快。韩国陷入危机,只有釜山的情况受到控制。

金融证券经理人硕宇忙于工作导致离婚,也忽略了跟着他的女儿秀安。秀安思念母亲,说出最想要的生日礼物是去釜山找妈妈,硕宇不得已带着女儿乘搭前往釜山的死亡列车。这趟看似单纯的旅程,却成为逃离地狱的最后机会。

乘客在丧尸袭击中求生的故事固然是影片吸引人的环节,更叫人回味的是探讨人性的画面。在最危急的时候,个人的形象无法再包装,那是真正的人性流露的时刻。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新冠肺炎传播到世界各地,武汉民众是不知情下的受害者,却背上千夫所指的压力,说起来也真冤。还好,提供援助,说些鼓励的话,为民间送暖的好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本地的朋友圈中,多数淡定从容如常过活,有些避免不必要的应酬,在家享受天伦。中国移民朋友中,有人理性有人焦虑,但负面情绪的传播速度广,将积极面对生活的正能量都踢翻了,整体的感觉是微博圈可能是最大的恐慌源。这组人以“祖国”为楷模,认定新加坡必须像中国那样全面封城,由此衍生出批判本地的防疫策略不足,揶揄新加坡有佛性、听天由命、变成第二个武汉等,甚至出现新加坡政府草菅人命、无能、无作为等冷嘲热讽,造谣生非的言语。

后来微信圈有篇文章比较中国与新加坡国情的异同,说出新加坡是个国际社会,封城等于封锁经济,而且疫情受到严密监控之类的公道话。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移民李叶明于2月16日发表《来点实际的!我为什么对新加坡有信心》,分析自己从担忧到恢复信心的过程,因果关系浅白明了。虽说公道自在人心,微信群听不听得进去就不得而知了。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就全中国包括特区在内,香港的信息度最透明。新加坡跟香港同为国际都市,监控疫情的大方向大致相同。当中国还在支吾疫情的时候,新加坡已率先于2020年1月3日采取2003年沙斯时期的防范步骤,包括在樟宜机场设立体温检测站,对从武汉飞抵新加坡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查。

鉴于新冠肺炎在中国当地和境外的病例持续增加,加上根据过去十多年的经验,新春期间的人流量预料会激增,1月22日起所有从中国抵新的乘客在樟宜机场入境时接受体温检测,并分发给他们相关的健康告示传单。

1月28日起,不论任何国籍人士,在过去14天曾前往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校职员、医护人员与乐龄护理人员,回返新加坡后必须强制申请14天缺席假。

1月29日起,禁止14天内曾前往湖北的旅客及持有中国湖北签发护照的旅客入境或转机。

2月1日晚上11时59分起,从中国大陆入境的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长期准证持有者,仍能入境新加坡,但需要申请14天的“缺席假”。新加坡政府也暂停签发各种准证给中国的访客,之前签发的短期签证和多次入境签证也会被撤销。缺席假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

2月18日晚上11时59分起,以具法律约束力的居家通告(Stay Home Notice)取代缺席假,过去14天到过湖北以外中国地区的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长期准证和工作证件持有者将接获14天的居家通告,隔离期间不得外出。官方的说法是基于预料将有更多人从中国回返新加坡,相信另一个没说出口的原因是有些人申请缺席假后,除了不上班外如常外出,制造社区感染的风险,因此必须加紧防范。

新加坡所采取的,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人都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应对做法。


春江水暖鸭先知


1月23日,也是武汉宣布封城的时候,新加坡出现第一起确诊病例,病患来自山西,与家人从广州来到本地度假。其他许多不知道自己带着病毒的武汉游客,已经如往常的春假般飞往世界各地了。各地井然有序地采取相应国际卫生标准来控制疫情在社区传播的风险,比较戏剧性的反而是自己人窝里反的情况。譬如:

- 1月24日浙江人与武汉人因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同机(酷航)而掀起骂战[1];

- 1月27日上海人拒绝与武汉人于日本名古屋同机(中国南方航空)返回大陆[2];

- 2月16日河南郑州的公寓小区让小区业主投票表决,多数人支持不让住在这儿的医务人员进入小区,有业主甚至写道:“在医院工作接触各类病人,我是邻居坚决不能让入住。”[3]

上述是同胞歧视同胞的几起案例,“歧视”是中国内地官员与媒体率先启用的字眼。或许这样的语气重了些,“防范”应为较中性的词汇。虽然这些个案跟中国内陆与世界各地对湖北武汉所发出的爱心与鼓励比起来微不足道,但凸显出对立的情绪比恐怖主义更可怕,人情冷暖在“zombie”那一刻显露无疑。

如果在疫情面前,自己同胞都无法容忍对方,其他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少数人士,对返新的中国移民或准证持有者感到不自在,只是人性的自然反应,实际上多数本地人是明白事理的。可惜的是,本地人的善良却被视为理所当然,在微信圈里几乎不值一提。


为何现代移民磨合其路漫漫?


本地的新冠肺炎事件进一步证明移民社会磨合的重要性。上世纪40年代,父亲从中国南方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那时候的移民很快就适应本地生活,没几年就由新客变“老客”,投入时代的洪炉了。为什么有些现代新移民已经在新加坡生活多年,堪称“老移民”了,但还是保持着大陆公民的心态,对内地的关注远超过新加坡,甚至于不看本地新闻,而是通过微信圈来获取经处理过的片面信息?

约半年前,我跟一块儿徒步的朱女士在国家美术馆听过讲座后,到一楼的咖啡馆聊天。朱女士从北京移民到本地20多年,心思细腻的她早已觉察到上述现象。朱女士认为新移民若想真正共拥一片蓝天,唯有像早年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打拼的先民一样,调整大国崛起的心态,走进本地人的圈子,感受在地社会的脉搏,否则至多只是在一个宜居城市赚钱过日子的经济动物罢了。

朱女士不代表新移民老移民说话,但她温文中肯的谈吐充满睿智,发人深思。不幸输入本地的新冠肺炎唤起人间百态,不禁叫人千头万绪,我们离同甘苦共患难的日子到底有多远?

[1]: 杨丹旭,“恐鄂”情绪大发酵,《联合早报》2020年1月29日
[2]: 上海游客拒与武汉游客同机 名古屋机场起冲突,《联合早报》1月28日
[3]: 让不让医务员回来 小区投票表决挨轰,《联合晚报》2月16日

注[2020年2月19日]:早报数码
(文 / 刘智澎 剪辑 / 林伟健 摄像 / 邝启聪编导 / 刘智澎发布 / 2020年2月19日 7:58 PM)

根据早报数码,来自中国山西的王先生是新加坡第一起确诊病例,他与家人从广州来到新加坡度假,感觉可能患上新冠肺炎,决定负责任而不要将疫情传给新加坡,在中央医院住了一个月,终于在2月19日康复出院。他表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在国外过年,大年初一住在医院里。治疗期间连续三天呈阴性反应后,第四天又回复阳性,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完全痊愈。治疗过程最主要是个人心态,从酒店到医院,大多数人都尽忠职守,让他倍感安心。他觉得因为来了新加坡,让他侥幸“躲过一劫”,因为国内病人太多,情况复杂。可能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相关链接
1960年代的“面粉运动” (Eat More Wheat Campaign)

Friday, February 14, 2020

1915年驻守新加坡的印度军团叛变(Sepoy mutiny)

隐藏在教堂里的故事


圣安德烈座堂坐落在City Hall地铁站的出口,教堂于约180年前由移居本地的苏格兰人创建,在原地见证了城市变化。


(苏格兰人创建的圣安德烈教堂,于1837年开启第一场礼拜)

教堂跟传统庙宇一样,通过牌匾石碑,为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留下了印记,让搜寻历史、找寻记忆的人士有个寻根之所。

圣安德烈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

莱佛士签约租下新加坡,哥罗福买下新加坡,新加坡人多少听闻过。至于巴德沃尔,本地人也许比较陌生。当年的海峡殖民地中,槟城的北海(Butterworth)以巴德沃尔命名。巴德沃尔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期间(1843-1855),成立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Rifle Corps SVRC),负起维持内部治安的任务。此外,白礁灯塔和莱佛士灯塔都是他在任期间兴建的。


(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

教堂的左墙上则看到了三面牌匾,纪念的是1915年2月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教堂左墙上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教堂左墙上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教堂左墙上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对证了名字后,新加坡有三条马路的命名可能跟当时的罹难军人有关:蒙巴登的Walton Road,麦波申的Harper Road, 里峇峇利的Holt Road。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是响当当的军官元帅, Philip Walton 是新加坡炮兵志愿团的炮手(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 ),Corporal J. Harper 和Private A.J.G. Holt 则为正规军人(中士与二等兵)。


牌匾背后的故事


结合了维基,Singapore Infopedia和《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的说法,兵变的经过是这样的:

英国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原本在新加坡驻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军团受命前往法国前线,英殖民地政府将印度第五轻步兵团(Sepoy)从印度调来新加坡,总部设在亚历山大军营(Alexandra Barracks,与后来的吉门军营只隔一条马路),目的是看守德国战舰埃姆登号(SMS Emden)的战俘。


(吉门军营现观)

当时有约309名德国人被囚禁在东陵军营(Tanglin Barracks),包括来自埃姆登号的战俘。埃姆登号原本在青岛驻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14年8月),德国战舰从青岛南下,在印度洋肆无忌惮,掠劫了八艘商船,1914年10月14日袭击槟城,击沉了俄罗斯和法国战舰,新加坡以西的商业航道一概关闭。两个星期后,埃姆登号在科科斯岛(Cocos Islands)外被澳洲军舰摧毁。


(科科斯岛(Cocos Islands)在地图左下方)

这支第五轻步兵团的约八百名军人都是孟加拉回教徒。来新加坡前,步兵团已经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这两派互相排挤对方,一派赞成的另一派必定反对(维基的说法)。

来到新加坡后,他们必须调整生活作业,譬如在印度,他们都有羊肉羊奶供应,新加坡则吃不到羊肉,只分配到鸡肉与少量的鲜奶。他们食量大,只好自掏腰包加菜。由于新加坡的生活费远高于印度,使他们更加恼怒,累积了许多负面情绪。

英国军官意识到印度第五轻步兵团有煽动叛乱的可能性,决定将它转调到香港执行驻军任务。由于没有交代,谣言开始在右翼阵营传播开来,说他们将到美索不达米亚,跟土耳其回教兄弟打仗。

德国俘虏在东陵军营跟看守军朝夕相对,Oberleutnant Julius Lauterbach借机怂恿他们发动兵变(Singapore infopedia的说法)。

2月15日,开往香港的运兵船“诺尔号”(Nile)将于隔天启航。英国军官在阅兵仪式上表扬印度军的贡献,并表示大家已经完成在新加坡的任务,隔天就要离开了,但就是完全没提到香港为下一个目的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对印度军来说,英国人分明是刻意隐瞒,前往土耳其的谣言几乎成真了。

下午3.30时,右翼阵营403人启动武装叛变,首先在亚历山大军营夺取军火,然后兵分数路,第一批留在亚历山大军营袭击英国军官;第二批沿着巴西班让路前往岌巴港,见到洋人便杀;第三批冲到五公里外东陵军营释放德国俘虏,把德国人当成朋友,给他们枪械弹药。不过,多数德国俘虏似乎并不认同印度军的做法,印度军走后,他们留下来照顾死伤者。

德国人确实有逃跑的计划,他们已经挖好了隧道,有些俘虏利用渐暗的天色逃跑了。

由于叛军的组织能力不强,第二天便处于守势,沦为亡命之徒。英国人得到多方支援,进行反击,十天后兵变事件结束。

至于左翼的军人,他们依然效忠,当他们的同僚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批投降了。


借助盟国的势力镇压叛乱


1915年2月15日兵变当日为农历年初二,许多军人都在休假,殖民地政府左支右绌,只好打电报向附近的船舶求救。镇压的过程中,锡克警察、新加坡志愿军、柔佛武装部队(由苏丹亲自指挥)和英国海军,增援了正规部队。

还有一支“不可能”的军队伸出援手。

大家都记得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新加坡落入日军手中。日军是在新加坡沦陷前一个星期(2月8日)越过柔佛海峡,在新加坡的西北部登陆的。

早在1915年,日军便已经登陆过新加坡,协助英国平息印度军叛乱。

根据《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的叙述,日本领事招募了190名日本特警,和巡洋舰“渥太华”(Otawa)和“对马岛丸” (Tsushima)的149名海军,跟法国和俄罗斯军人联手搜捕叛军。日本共派出339人,是阵容最强大的外国部队。

日军能够光明正大地踏上英国的领土,关系到1905年修订的《英日条约》,任何一方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他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面相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依照《英日条约》对英国伸出援手,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占有太平洋的德国领地外,更重要的是控制了德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包括青岛的海军基地。英国亦准许日本舰艇在印度洋巡逻对付德国,并利用槟城的港口设施。事实上,日本战舰在印度洋护送船队,甚至派战舰到地中海支援,保障了新加坡和本地区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安全,让英国海军集中全力在欧洲主战场。

《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引述塚田(M. Tsukada)在1916年3月在东京出版的《From Nanyo》书中,记载自己在新加坡逗留的经过:

“总督亲自打电话给日本领事,告诉他英国人应付不了局面。日本人于是决定招募义勇军,订下4个条件。他们只助守卫市区,应当获得和英国义勇军同样的待遇。此外,日本义勇军只在日本军官指挥下作战。最后,他们只作战到日本军舰到来。”

塚田将印度军形容为“就像小孩子,脾气好的时候很容易相处,愤怒时却像猛虎或魔鬼”。又说,“马来军官遇害后,马来士兵们逃掉。15日晚上马来警察害怕极了,不敢出门。马来人缺乏战斗力”,印度兵“确实野蛮”,得由英国人和“毫无组织的义勇军”来应付。

塚田指出,英国人“不久前还很傲慢,如今却垂头丧气,收起翅膀,万分喜爱我们。谁会变得那么可怜吗?2月16日上午8时,300名日本人在领事馆面前集合,荒木和退休中尉、担任过日本海军前军医处处长的铃木检阅了队伍。由退休中尉和田发号施令,上午10时把他们送到义勇军总部。退休的日本士兵成为义勇军队伍的组成部分,穿着不同的衣服。他们排列得整整齐齐,显得那么勇敢,使阿瑟爵士(Sir Arthur Young)决定派他们到巴西班让作战。”

塚田认为,人们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改变了。“在人行道上,各民族毫无例外地给日本人让路…我们当时在军事上占领了一部分英国领土---确实只有一个很短时期,但太阳旗在新加坡中心升起,意义何在?亚历山大军营是在新加坡岛中心,而新加坡是南洋的心脏。”

塚田的语言,跟20多年后的日战相比,似乎成为“启示录”般的预言。

英国人则觉得日本其实并没有什么贡献,因此越快将他们送走越好。或许这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所说的话。

叛变的士兵在军事法庭受审,47人被枪毙,137人终身监禁,28人支持叛变被判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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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变的士兵在欧南监狱被公开枪毙。图片来源:互联网)


叛变跟反殖民地有关?


一些叛军的口供显示他们受到新加坡的印度回教徒,以及以三藩市为基地的革命组织(Ghadar Party)在旁遮普(Punjab)所发动的叛变的影响,趁着英军跟德国开战,兵源不足下争取独立。

半个世纪后,研究肯定了印度军可能受到印度国内反叛势力的支持,意图推翻英国的殖民地统治。

英国人并非省油的灯,立刻成立政治情报部门来对付颠覆活动。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隔年正式成立了刑事情报部(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演变为日后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与现在的内安部(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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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February 07, 2020

露天巴刹:美功火车站与合艾金永菜市场(Maeklong Railway Station and Kim Yong Market)

美功火车站的铁路人生


火车是古老的交通工具,美功露天巴刹(Umbrella Pulldown Market)比火车更加古老,当古老的铁路与更古老的路边摊相遇的时候,将撞击出什么火花?

美功火车站(Maeklong Railway Station)是一个终点站,火车抵达后停留一段时间再驶回曼谷的终点站。


(美功火车站是个终点站。)

火车快入闸前的特色景观就是在轨道两旁谋生的露天摊贩,一如既往的摆着摊子售卖各种当地日常蔬果肉类,有些则是专为吸引游客的包装食品。火车开抵前两三分钟,阳棚和阻道的物品都往内挪,有些则知道火车离地的高度而原封不动。腾出的空间刚好让火车擦身而过,地上人们拍火车,车上乘客拍路人,各得其乐。火车过后,一切马上恢复原貌,前后不过五分钟。


(火车开抵前两三分钟,摊贩开始清理轨道。)


(火车徐徐入闸。)

(火车刚过,一切马上恢复原貌。)

一天四趟火车,摊贩重复往返的动作八回,这是在美功卖菜的生活方式。

对我来说,最贴身的经历就是火车在鼻尖缓缓驶过,仿佛死神就在鼻尖上的那种感觉。

美功巴刹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已经存在。1905年火车站落成时,因政府与人民无法达成赔偿金协议,只好让摊位在轨道旁继续运作。结果阴差阳错的成为独特的旅游景观。


(火车在鼻尖缓缓驶过,仿佛死神就在鼻尖上。)


回到六七十年代露天巴刹的现场:合艾金永菜市场


据说当地人称金永菜市场(Kim Yong Market)为有钱人的巴刹,或许是这里地处合艾市中心,光顾的都是附近的居民店家以及酒店住客,价格比其他偏远地区稍微高些。比起新加坡,这些超新鲜的果菜鱼虾都价廉物美得多。


(金永菜市场街口。)

巴刹摊位设在道路两旁,路中央是逛街买菜的人潮,偶尔大家往路旁让出一条车道让车子驶过。这是我们一度熟悉的新加坡风景线,到了上世纪80年代已经绝迹,由小贩中心和超市所取代。


(巴刹摊位设在道路两旁,路中央是逛街买菜的人潮。)

(偶尔大家往路旁让出一条车道让车子驶过,这是我们一度熟悉的新加坡风景线。)

最勾起甘味的回忆的,是在巴刹旁一间咖啡店,品尝到颇有童年感觉的猪肉粥和粿汁,年纪较大的店家使用潮州话跟我们交谈,较年轻的潮州话已经不灵光了,估计他们的背景是早年的潮汕移民。在异地生活久了,后代已经丧失原乡的语言能力。


(最勾起甘味的回忆的,是在巴刹旁一间咖啡店,品尝到颇有童年感觉的猪肉粥和粿汁。)


从前的乡土记忆


火车站与露天巴刹,我都有特殊的感情。火车站是个悲欢离合,聚散两依依的地方。火车承载一车车的过客,每趟来往的人潮,离开月台涌向四面八方,似乎都有下一个目的地。而露天巴刹所承载的是过去式的记忆,划过时代的聚合离散。

我成长的年代,最熟悉的早晨巴刹有四个:振南街,潮州巴刹,三马路(奎因街),牛车水。振南街和潮州巴刹最靠近我家,振南街在哥里门桥的一端,潮州巴刹在桥的另一端,不远处的三马路巴刹就在外婆家楼下,这些巴刹什么语言都用上了,虽然鸡同鸭讲,但在巴刹里,鸡鸭的语言是相通的。

牛车水露天巴刹主要语言为广东话,几条街的巴刹大得令人咋舌,而且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最常见的是看鱼贩劏生鱼前,先狠狠地“挞生鱼”,捉起大生鱼往地上猛摔几回,再拿起大木棍往头壳狠狠地敲两下,将生猛的生鱼打晕后才宰割。我也亲眼目睹过血淋淋的巨钳大斧砍巨鳖,活抓四脚蛇剥皮等肉搏战。

这些露天巴刹可谓早年路边摊的延伸,先民挑着扁担沿街叫卖,后来殖民地政府发俗称“礼申”(license)的小贩执照,规定在那一根灯柱与灯柱间营业,新加坡独立后延续使用。一般上有牌照的合法小贩的货物稍微昂贵些,无牌小贩的则较廉宜,半卖半送下把生意都抢过来,但是一旦被地牛逮个正着,只好无语望苍天,这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合法小贩了。

这些露天巴刹的底蕴就是湿漉漉的温情。鱼摊的冰块融化,洒水让蔬菜保鲜等,都使到地面湿漉漉的,家庭主妇见面互通情报,菜贩送两条辣椒等,都是超市所感受不到的人情味。


(振南街:头戴白帽的小贩人称“白篮”,从卖菜转为卖鱼虾,是一名无牌小贩。)

打造现代城市的步伐中,我们得到一些,也失去一些,失去更多的或许是乡土的记忆。那是一种过去的生活方式,当我们遇上以为已经流失,却出现在眼前的光影,感受到那种生活情感,会引起心头的某种触动。

大家是否愿意走回头路,回到从前的日子?

在唐城图书馆的《重回甘榜》讲座上,我向现场观众抛出这个问题。多数人的反应是不介意重接地气,回到简陋的乡村,在池塘边的榕树下度过晚年。为什么?城市的奢华他们已经享用过了,如今迈入老年,生活成本的压力是主要的负担,更希望回到较有人情味的地方,回到生命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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