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论剑

金庸为香港《明报》和新加坡《新明日报》写连载武侠小说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通过每日傍晚发行的“马票报”结识了射雕英雄传，知道了世界上的某个角落，有一座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比武论剑的华山。

《笑傲江湖》也以华山派为主线，使华山多了一些江湖味。

后来阅读另一位武侠名家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借用古诗来描述月夜华山：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伸手摘星斗，吐气接太虚。

华山是耸立了几亿年的山峰，一块硕大的花岗岩随着地壳运动脱茧而出，崩裂成东南西北中五峰，为小说家提供了论剑的创造力。自此，“华山论剑”一词广泛流传，被借喻为高手过招、学术争鸣等重要场合。

（花岗岩崩裂成峻峭的五峰）

2003年10月8日， 年近80的金庸终于登上华山北峰。据说金大侠年纪大了，力气不足，由他人抬上北峰，振臂挥毫，留下了“华山论剑”四字墨宝。中国的报章有了新的跟进，说金庸将华山论剑的位置定在北峰。

撇开花边新闻不提，这几个硬朗大字棱角锋芒，突出了小说中惊心动魄的比武场景，为华山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棱角锋芒的“华山论剑”）

我是在2018年9月下旬上华山的，比金大侠晚了十五年。由于避开了十一黄金周、春节之类的人气旺季，一路上都相当顺畅，没遇上拥堵的人潮。整天都漂着灰蒙蒙，时大时小的雨点，只足够来回西安，走西峰、中峰和北峰。上山容易下山难也不尽然，上山考体力，下山磨损大，一天下来对体力脚力都是考验。还好，三几天后，双脚紧绷的感觉消失了。

在山上发现中国人游华山，流行在铁链上层层叠叠地套锁，锁感情、锁健康、锁平安，也锁住了登山客的扶手。卖锁头成为山上的热门生意。

（中国人游华山，流行在铁链上层层叠叠地套锁）

中国水墨画以淡定意境取胜，这种以单调的黑白色彩来打造平衡气韵的艺术精髓，是一般外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根据维基资料，元朝的文人多呈现消极避世思想，隐逸于山水，中国的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就这样形成了。最传统的水墨画，仅有水与墨的黑与白，但由于纸色的关系，整体观感是略为偏黄的。但现代水墨画，也有工笔花鸟，色彩缤纷，也称为彩墨画。

华山远景，雾茫茫中渗透着水与墨，近观的峭壁与华山松则是另一类特色。

（华山实景就是水墨画，淡定的古文化）

华山实景的淡定，或许可以代表古文化。放在今日一般内地群众争先恐后的实景，我倒觉得淡定从容更适用于对未来的追求。

（华山松）

回头望华山，始终挥不去金庸笔下的影子，或许是以前“中毒”太深了。有人曾经问金庸：“人生应如何度过？”金庸回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金庸小说中的华山曾经闹哄哄过不只一场，江湖人物最终都不如归去，就像他小说中的许多英雄人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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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报

清朝阿嫲下南洋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3月2日

从地底出土的文物显示，古代新加坡河口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和皇后坊一带，曾经是个繁华的市集。两百年前借助于英国人的行政机制，古老的商港复兴，跟国际海洋重新接轨。这段殖民地的开拓史也是串联新中两地的华人史，新加坡成为近代中国华人浩瀚下南洋的中心枢纽。

趁着开埠纪念活动，我重新打开旧饼干盒，里头保存着阿嫲的船证、旧照和其他印迹，谱写着个人命运与大历史场景环环相扣的乐章。

1920年代下南洋经历

阿嫲是清朝人，从封建帝制走向民国。她在顺德家乡听过白驹荣、薛觉先等老倌唱戏，难怪对丽的呼声的“光绪王夜祭珍妃”之类的粤曲听得入神。感觉上清宫是遥远的传说，不过对过来人而言，清朝并不遥远，记忆犹新。

顺德蚕丝业主导清末民初的广东经济约半个世纪。由于养蚕比种植棉花、水稻等农作物更有利可图，顺德各地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繁华盛世的景观就如《趁墟谣》所唱的：

年复年，日复日，一旬三圩一、四、七。年复年，年年趁圩人万千。圩中何所有？衣服适身食适口。新丝卖去织绫罗，洋杂土货多罗罗。近日丝多价越起，洋船采办来千里。广丝装学湖丝装，广州价比湖州美。家家早期夜眠迟，出丝要赶趁圩期。

好景不常，上世纪2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走下坡，农村生产的蚕丝滞销，自力更生的妇女只好纷纷跑到香港、新加坡等地另谋出路，负起养家的担子。

阿嫲就是在那个时候跟众多华南妇女挤在同一个船舱来到新加坡。蒸汽船的航行时间约5天，已经告别了漂洋过海一个月的帆船岁月。那个越洋的年代，流行“中国人坐中国船”，本地林秉祥兄弟的和丰轮船成为下南洋的首选。和丰面对欧洲和日本客船的竞争，降低大舱搭客的船费，阿嫲因此受惠。据说从林秉祥的祖籍福建龙溪前来的老乡，船费甚至一律全免。

（新加坡河畔保留的建筑物“和丰油较有限公司”，可供追溯昔日林秉祥的和丰集团的辉煌史。）

客轮抵达新加坡时，先停泊在岸外，由政府官员上船进行检疫。由于船上发生疑似传染病例，挤大舱的船客一律转运到棋樟山（圣约翰岛）隔离约两个星期。检疫期间三餐都由自己料理，此外必须赤着身子让政府官员淋“臭水”（消毒药水），侨民只好将小岛上所遭受的曲辱，当作异地寻梦的前奏。

隔离期结束后，阿嫲被带到“大人”（华民护卫司）面前问话。由于当时很多年轻的女子都是被拐带到南洋做妹仔（奴婢）和娼妓的，大人必须确认她们是否被人肉贩子卖到本地。

阿嫲终于嗅到新加坡本土的气息，由姐妹介绍到广东人垄断的印务所当制簿女工。那个时候的广东人行业还有粮油酱园，洗衣熨染，建筑女工，家庭女佣等。阿嫲工作数年后返唐山嫁人，或许她并没想过，30年后会再度过番，在他乡终老。

1950年代入境限制

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前，同样乘坐和丰轮船来新加坡，不过和丰已经转售给另一家船务公司。他在大舱的个人空间约1米x 2米，这名副其实的“一席之地”是吃、喝、睡觉和放置行李的地方。

不久，共产党取得中国政权，殖民地政府视共产主义为严重的安全威胁。在反殖的浪潮下，草木皆兵的阴影笼罩着本地社会，身份受到怀疑的人士都被政府当作马共看待。根据广东华侨博物馆的资讯，1950至1958年间，新马有约两万华人或自愿，或因疑似马共的身份被遣返，分成38批回到祖国（中国），至于从印尼回国的则更多了。

殖民地政府甚至颁布法令，凡是回去中国的便不能再入境。至于申请从中国来新的华人，一般上只有55岁以上的老人家和小孩才会获批。此外，为亲人申请来新居住的本地人必须证明自己有正当职业，不会增加政府的负担。这突如其来的法令使父亲和阿嫲两地相隔，深感无奈。

中华总商会领导的公民权运动，于1957年10月中旬获得立法议会通过，在本地居住超过8年的华人，自动成为公民。父亲刚好达标，以公民的身份申请年满55岁的阿嫲入境，这回很快就批准了。

阿嫲百味杂陈地环视乡下老屋最后一眼，带着村民的祝福，乘坐长途巴士下香港，再由当地的中兴旅店安排下一趟行程。她终于登上1957年12月2日开往新加坡的芝万宜号（TJIWANGI）客轮，坐的是经济舱 40号床铺。这个时候，和丰轮船已经结业。

（船证上写着船名、上船日期、床铺、目的地，此外还有香港华民护卫司秘书处的签名。船证的反面是人头照和香港威灵顿街的“合昌摄影艺术院”的印章。）

香港上环的中兴旅店专为办理签证的回乡客和前往新马的客户服务，父亲于上世纪90年代初回乡探亲时，也是先到中兴旅店下榻后才回乡的。

（香港上环中兴栈，右方为内河船码头，1917年。图片来源：香港华洋行业百年──饮食与娱乐篇。）

芝万宜号客轮由荷兰公司经营，1950年投入服务，来往于香港、新加坡和印尼之间，10年后才川行到更远的澳洲和日本。芝万宜号启航后，载送过多批愿为祖国奋斗的新、马、印华侨和年轻学生回中国。

（芝万宜号客轮（Tjiwangi）. Credit: https://www.hetscheepvaartmuseum.com/collection/order-images, inventory number 1993.7596.）

斗转星移中，不论是新加坡的海岸线或是移民厅，都展现出新时代新风貌，中国银行和亚洲保险大厦最引人注目，不合时宜的制度亦已废除。阿嫲在路边摆着咖啡摊的红灯码头外下船，转搭接驳船上岸。这回她不需要到棋樟山隔离，亦不需要接受官员的盘问。暮色中码头的红灯显得格外温馨。

（等候船期时，阿嫲（右）到香港虎豹别墅一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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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故人来

阿嫲的木枕头

食在他乡的季节

我的祖国

虎豹别墅

分流不分流：40年的分流教育走入历史

王乙康教育部长宣布取消实行40年的分流制度。

明年起，25所试点学校可让普通源流学生从中二起，根据强项修读较高水平的地理、历史和文学科目。同样的，一些学生也可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较低水平的科目。例如，快捷源流学生可选修普通工艺程度的机器人科目。

从2024年起，教育部将在各中学推行科目编班，让学生根据能力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不再以“快捷源流”（Express）、“普通学术源流”（Normal Academic）和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来分班。 

分流制度源自吴庆瑞

分流制度是吴庆瑞的产物，多年来社会上已经有许多质疑的声音。若追踪一下，不难发现分流制度以革命的速度全力推行，去分流化的过程则是缓慢渐进的。

吴庆瑞在任期间（1959-1984），推行三大影响深远的政策：（1）国家经济方面，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2）国家防务方面，推行国民服役法令，由以色列训练陆军，台湾训练空军和海军；（3）教育制度大改革。

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三（后来改成小四）与中学分流、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提高教师薪金至专业水平。 其中，分流制度引起最大的争议，因为它加深精英主义与社会分化。

“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Goh Report，吴庆瑞报告书）提出本地的教育制度过于刻板，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最终念到A水准。至于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都必须离校，等于浪费人力资源。

（吴庆瑞报告书：教育损耗率。E: Enrollment 招生率，A: Attrition 损耗率，L: Leave 完成该阶段后离开。1970年代新加坡有29%学生没完成小学教育。71%升上中学，其中36%中途离校，21%完成中学教育后没有升学。14%学生升上高中，其中5%学生中途离校，4%完成高中教育后没升学。最后升上大学、Singapore Polytechnic, 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 和教育学院的只有9%。相比之下，台湾有20%大学毕业生，日本则高达38%。资料来源：NAS）

1979年3月30日，国会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接受Goh Report作为新教育制度（New Education System）的基础。 1980年，中小学分流制度全面执行。

历届教育部长的做法

由于整个教育体系是根据分流制度建立起来的，大修的话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信这是迟迟不敢大刀阔斧宰圣牛的原因之一。黄小芳整理出一份分流制度演变的记录：[1]

1979年3月27日的国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解释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因为“留级可能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不同孩子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并需要以不同的速度学习，政府必须接受这个原则。（吴庆瑞）报告中提议推出不同教育源流，以迎合学习进度较慢、一般、高于一般，以及杰出的学生。”

（吴庆瑞报告书：为什么需要教育分流。资料来源：NAS）

2001年3月15日的国会，张志贤捍卫分流制度，“比起要求所有学生都在同一个课程设计底下学习，分流制度是一个更好的做法。为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越多，分流的选择就越多。”1980年实施分流制度前，只有58%的小一生持续完成中学课程。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是93%。分流制度有显著成效。

2004年，尚达曼首次对备受争议的分流制度作出重大调整。他在国会上宣布，小学EM1和EM2源流在年底合并，但保留EM3。原因是，EM1及EM2的学科大致相同，只不过EM1学生修读的是高级母语，而EM1及EM2的学生的能力已经出现重叠的情况。

2006年的教育部工作计划研讨会上，尚达曼指出，约四成的EM3源流学生在小四分流考试中，至少有一课及格，也有能力和EM1和EM2合并源流的学生，一起上该科目的课程。他宣布于2008年完全取消小学分流，让教育制度变得更灵活。

2014年，王瑞杰任教育部长期间，科目编班计划开始推行。某些科目掌握能力较强的学生，可选择和较高源流的学生一起上课。

如今教育部认为科目编班计划已经日趋成熟，能有效取代现有制度，由王乙康对外宣布。

（吴庆瑞报告书中所建议的分流教育制度，多年来该制度经过修订，2019年由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画上句点。资料来源：NAS）

教育回归人性

9年前听台湾作家张曼娟谈她的美好时光，娓娓道来中了解到她自小到大，几乎每一科都不及格，只有中文最棒，甚至可以边读书边写成名作《海水正蓝》。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她可以凭中文强项一路升上大学文学系，修读博士学位。她没想过当工程师或物理学家，无法理解自己的生活上只用简单的加减法，为何必须学习深奥的代数与微积分。她在台湾的语文教育领域中，为孩子栽种出许多棵阅读树，潜移默化中影响许多人。

当时我的直接想法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强项，不受政治经济效益所困。

分流制度实行的首10多年，我以补习老师的身份接触过学术成绩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感受到精英的自傲自信与普通标签的自卑失落的强烈对比。但我觉得更多时候，这是学生被安置在某个框框中，自然表达出的相应情绪，就像龙游浅海，虎落平阳，没有机会展现特长一样。

后来自己的孩子入学了，通过参于学校的活动，明白到一些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顾虑。教导普通源流学生的老师，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远比其他老师大得多；教导精英的老师，所面对的会考压力则是无形的。有些老师在学校排名这类变相分流下心理不平衡，一些老教员会告诉他人曾经在某名校任教，却隐瞒在邻里中学教导普通源流学生多年，直至退休。

如今，我以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带领学生认识新加坡，通过“文化之旅”跟教育界保持接触，感受到普通源流的学生也可以选修快捷源流的课程所带来的激励性。同学们在跟我交流，对问题提出看法等所展现的自信，是以前的普通源流学生普遍缺乏的。我这个陌生的外人给予他们的能力肯定，可看出眼眸中所闪烁的火花。政府终于屠宰分流这头圣牛，这是结合民意的结果。

40年前的国会辩论

翻查1979年针对教育制度大改革的国会记录，国会以4天的时间，让议员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畅所欲言。发言的议员都大力支持分流制度，只是促请教育部执行时，必须避免标签效应。以下是一些摘录：[2],[3],[4]

3月27日安顺区议员蒂凡那（C.V. Devan Nair）：我是一个慢学习者，我的家长和老师 都十分怀疑我的能力。我的小学考试勉强过关。那个时候，我的学校Rangoon Primary School按照我们的学业成绩分配中学，一般或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去维多利亚中学，优秀的则分配到莱佛士书院。我的两个哥哥都去莱佛士书院。很自然的，我被插上标签，父母和兄长都看不起我，使我受到伤害。但同时，它也激励我“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摆脱那个标签，我恳请教育部不要将这些孩子分配到不同的学校，避免连学校都被插上标签。

3月28日，实龙岗花园议员刘德顺博士（Dr Lau Teik Soon）：将聪明和普通孩子分流进入超级和一般学校将出现阶级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分流教育应该在同一所学校进行。

3月28日，梧槽区议员兼卫生部长杜进才（Dr Toh Chin Chye）: 聪明的学生属于少数群体，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教育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照顾更多不那么聪明的学生。

3月28日，蒙巴登区议员叶尧清（Eugene Yap Giau Cheng）：吴庆瑞报告书的分流建议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而制定的，这是合情合理的。校长、老师、家长、学生都必须了解这个新体系的运作方式，主要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成为有用的公民。大家必须接受每个孩子的学习能力都不一样。我觉得分流制度对家长与学生都触及敏感的领域，如果进入较好的班级，那就没问题，如果分流到较差的班级，这些人就会不高兴。有些孩子可能很聪明，但由于并没有在良好的学习环境成长，他的未来却被裁定了。这不是孩子们的错。我们应该帮助这些群体，避免好的变得更好，差的变得更差的情形出现。

3月29日，甘榜景万岸议员Encik Mansor Haji Sukaimi：我们原则上同意教育制度必须照顾到学习进度较缓慢的学生。我们不认为需要将学生分成三个不同的教育源流，两个就够了。对于学习能力较慢的学生，这些班级的人数应该少一些，投入更多优良的师资和设备，给予这些学生更多帮助，这样才能降低耗损率。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才能够为学生提供努力的动力，并为他们提供寻求和体验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

分流制度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Quah May Ling于1989年的学术报告，引用西方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信如果学生对自己感觉良好，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同样良好。反之亦然。因此培养积极的自我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份报告，分流制度本身不会使到学生失去自我肯定的价值，重要的是被分流到较低的班级后，我们给予这些学生的协助。[5]

这也是王乙康近日来为分流制度辩护的论点，贴标签并非政府本意，造成歧视向来不是政策的出发点，而是一种社会反射动作。标签无处不在，我们是否希望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墙，取决于社会的选择。

说开了，分流制度就是儒家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崇高教育理念。翻阅了多份档案后，我相信分流政策并没有贴标签的意图，可是在无视反射行为的情况下影响了两代人。政府必须接受的是“I know best”早已成为政府的标签，推行政策时往往缺乏敏感度，去除这个高姿态标签就像去除分流制度的阶级标签一样困难。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小芳，“圣牛今不再 回望分流制度40载”，《联合早报》2019年3月5日 

[2]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7-3-1979 , Vol:39 , Start Col :74, End Col :78

[3]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8-3-1979 , Vol:39 , Start Col :146, End Col :150

[4]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9-3-1979 , Vol:39 , Start Col :220, End Col :244

[5] Quah May Ling, “The effects of streaming on the self-concept and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9 VOL 10 NO 2, pp51-58,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相关链接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时代巨人 （1 of 3）

西安回民街

特色美食

2018年中秋节前，跟晚晴园的导览员李伟成夫妇结伴前往西安。连日来细雨纷飞，临走前倒有两日靓丽的好天气，可以逍遥地在市中心溜达，感染当地的人气。

西安为十三朝古都，最大的特色是城的格局，以钟楼为中心，东西南北各有城门城墙。古代老百姓进城出城，当代西安依然流传着“进城出城”的日常用语。

（钟楼为西安城的中心）

（钟楼西望，图中央的古建筑物为鼓楼，回民街就在鼓楼旁）

西安有六万多名回民聚居在回民街周遭，号称“七寺十三坊”。回族是唐宋以来，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东人在丝路上定居下来，与汉族，维吾尔族等互通婚姻，逐渐融合成的一个民族。

唐玄宗开元年间，大唐盛世发展得最辉煌，长安（西安）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是个重要的陆路枢纽，带动了东西文化商贸。可以想象那个时候，来自中东地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牵着骆驼经丝绸之路，抵达长安城做生意。随着大量回教徒迁入，伊斯兰教开始在中国传播。

回教徒 “依寺而居”，周围形成“寺坊”，以浓郁的回教文化氛围，为古老的鼓楼打造了别具风情的风景线。

唐玄宗改元天宝后，贪图享乐，杨贵妃万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朝政腐败，官逼民反，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领导了“安史之乱”。八年内乱，唐朝元气大伤，躲不过前朝由盛变衰的命运。

回民街就在钟楼地铁站的出口。回民街不单只是旅客的景点，当地居民都把这里当做逛街休闲的主要场所，就像台湾色彩浓郁的人气夜市一样。回族人士在这里经营餐饮业，将西部的饮食文化带到中原。回民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热情友善、彬彬有礼。

（回民街跟台湾夜市异曲同工）

清真菜源自回教，把动物分为可食与禁食类。牛、羊、骆驼、鹿、白兔、鸡、鸭、鹅、鸽子、老鼠和一般鱼虾都能吃，性情凶暴的虎豹豺狼飞鹰狗等都不能吃，猪形态不佳，不择食物，性情懒惰，也不可吃。

由此线路，不难理解回民以牛羊为主食，糕点为辅。回民街上好多店铺都打上百年老字号，老字号有老字号的传统，新招牌有新招牌的魅力。食味是个人化的，融入口中的是厨师的食材与心思。我觉得那才是重点。尝过的特色菜肴中，最别致的清真食品是羊泡馍，小片的蒸花馍和去肥除骚的羊肉浸泡在鲜美的汤汁中，形成独特的风味菜。烘培出来的花馍跟羊肉搭配，味道同样鲜美。

馍是陕西话，说白了就是馒头，可以蒸制，也可以烘培成面包和蛋糕。

（回民街老金记羊泡馍）

（烘培的花馍和羊肉搭配，味道一样鲜美）

（花馍蛋糕与面包）

清真大寺

根据网站的资料，回民街的清真大寺是中国兴建的第一座清真寺。清真大寺的入口在不起眼的化觉巷。寺院跟中国古建筑群一样，以中轴线为格局。四进院的尽头就是容纳千多人的礼拜大殿了。

（礼拜大殿位于清真大寺的尽头）

清真大寺内保存着王鉷所撰的《创建清真寺碑》，落款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此有始建于唐之说。经过多次的扩建，形成现在的规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石碑是明代的伪作。

古建筑群的明清风格浓郁，看不出唐朝寺院的影子，唐代风格的牌坊可能是仿古复建的，不过这不足以否定唐代创建的说法。因为历经了宋元明清，尤其是对元朝的愤懑，可能前朝的影子已经荡然无存。

（清真大寺内的仿唐牌坊）

叫人遗憾的是，参观清真大寺就像参观其他中国古迹一样，许多地方都围起栏杆，闲人止步。清真大寺的旅游指南将院落的古老珍藏说得再天花乱坠，到头来只可言传，不可意味。

由于清真大寺就像古代的寺院与大宅，不像其他地区的回教堂那么富有阿拉伯、波斯风味，我怀疑这就是中国的回教堂以“寺”为名的来源。不过也有人说，寺是招待宾客的地方，故名。

（清真大寺的四进院格局）

在国家博物馆所接触的中国访客中，常有什么是“回教”、“回教堂”的提问，有些访客甚至强调新马使用“回教”是错误的。我作了一些考究，以前中国是清真教与回教并用，清真教、伊斯兰教只是新中国统一的词汇。新马的两百年华族文化有其独特性，中国访客大可敞开心胸，通过新马认识先民文化，没有必要因大国重新崛起而“去除”祖先的回教。

许多中国以外的回教堂都有精致的圆顶、宣礼塔和礼拜殿。对于“回教堂”的资格，新马的回教主流遜尼派（Sunni）有具体的要求，一旦某个场地被正式划定为回教堂，该场所将作为回教堂用途，直到末日。教徒必须捍卫它，不容许非穆斯林占用或摧毀。

过去本地居住在甘榜的华人，以庙宇为中心，宗教、教育、经济、文化、欢度节日、民事纠纷都离不开神庙。西安回民的情形也一样，居住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寺坊，平时作业都离不开清真寺，共同的文化饮食与宗教信仰成为团结回族的力量。

回民移民到西安，华南先民移民到南洋，国内移民与往外跑，有许多相似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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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格南的异族风情 Kampong Glam

潮剧老“鲨鱼”忆当年：潮剧艺术的黄金时期

作者：黄坤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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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声留影》掀起老“鲨鱼”的回忆

看完南华儒剧社有限公司于2016年出版的《潮声留影》巨型画册，一下子勾起了我五十年前迷恋潮剧电影的美丽回忆。那时候，我还在念旧制高中一年级，对着毫无实用的高中国文（中华文选），死啃着那些似懂非懂的文言文，越发增加我们对现实的不满。谁知道1959年的一部潮剧电影《火烧临江楼》的来临，再加上张祯利华文老师的启发与引导，我对华文的学习与人生观渐渐变得乐观积极起来了。

日前特约了老同学老芮回忆当年迷恋中国潮剧电影的那些疯狂岁月。两杯咖啡后，两只老“鲨鱼”竟然说了一个上午当年如何沉迷潮剧的痴迷状态。事隔多年的今天，我们竟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潮剧粉丝轶事。根据《潮声留影》，1959至1965是本地中国潮剧电影的黄金时期。1959 年首部中国局部彩色电影《火烧临江楼》的放映，像一阵旋风掀起了一阵观赏潮剧的热潮。之后6年内，一共放映了6部高水平的中国潮剧影片。

在那6年里，中国潮剧电影已经拥有一批影迷。这之前我们管潮剧戏迷叫鲨鱼。这群潮剧鲨鱼来自各方言族群，对每部影片都口碑不绝，都奔走相告。老芮坦言每部中国的潮剧影片都没落下，而且每部影片都看十几二十次。当时他是个刚出道的辅助华校小学老师，薪水极低，穷得叮当响，如此的花费，恐怕要向学生借钱。其实还有人看《苏六娘》就看了五十多次。想起我岳母当年挎起一张凳子徒步越过长堤去新山看潮剧，足见老芮痴迷潮剧还比不上我岳母、一个东莞人。

《苏六娘》

当《苏六娘》于1960年在金华电影院首映后，就像一颗原子弹，轰动了整个华社。从1960年11月12日的电影广告，得知该影片已公演32天，有4间电影院同时放映，前后共演234场，场场爆满。广告商模仿了影片中的台词，打出一句脍炙人口的顺口溜“欲吃好鱼白肚鲳，欲看好戏苏六娘。”那时潮州老乡见面不问“吃饱没？”改口问“看戏没？”。该片最终共献映了72天，打破当年最佳卖座西片的票房纪录。

端蒙中学的师生大部分是潮州人，他们受到影片的影响最深刻。有的甚至在课间即兴表演杨子良与乳娘讨亲那一段，全班同学无不捧腹大笑。可惜当时班里没有女同学，要不，都会上演苏六娘与表兄花园践约那一段呢。那年庆祝60周年校庆，我已毕业，听说在老师的鼓励下有同学演出折子戏《齐王求将》。有一非端蒙中学的学生，听了老师的一句戏言“学好潮语去汕头娶个苏六娘”，多年后果真去汕头讨了个“雅亩”（潮语：美丽的老婆）。

《苏六娘》演出后，引起本地工会文工团与校友会纷纷模仿划船与过渡的舞步并演出《桃花过渡》折子戏。当然，《苏六娘》对本地的影响不止是演艺界，它丰富了潮语的词汇，也提高了人们反对封建婚姻的意识，并且揭露了封建社会“为寡妇立贞洁牌坊”的残酷陋习。

我记得1959年《火烧临江楼》在东方戏院放映时，有一天张祯利老师在廊道对我说，“看戏了没有？你看那个演王双福的小生仔，身材略矮，但中气足。他敢于追求相国千金，他那不卑不亢的精神，要学习！戏里精彩的台词、戏文都在课文里！要学习！”就这样，我常去他的寓所谈天，他鼓励我今后要看解放后整理过的潮剧。当《苏六娘》放映时，剧本与画册都可在书坊买到。我几乎是饥不择食，把剧本的每句台词每句戏文都读到倒背如流。后来，姐妹们跟邻居借来留声机与苏六娘的黑胶唱片，我们这下子可疯了。天天学唱戏，成了戏痴了，连唱片也打碎了。结果与姐妹们凑钱赔人家了事，幸好当时父母不知情。

（姚璇秋是一代潮剧名伶。图片来源：互联网）

《陈三五娘》

《陈三五娘》于1960年10月在金华电影院放映前，“丽的呼声”有线电台已经日日播放唱片，听得“鲨鱼”们个个如醉如痴。爱看《罗米欧与朱丽叶》的青年男女，看到罗密欧翻墙入室，几乎目瞪口呆。当他们看到来自福建泉州的陈三，乔装磨镜师傅，打破镜子，屈身为奴三年，然后登堂入室带走主婢二丽人，爱西方文化的小伙子至此会自叹不如。陈三与五娘的相思病，五味杂陈，欲生欲死都不得。恐怕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的相思病。

很多年后，有人告诉我那时候不少青年仿效戏里的戏文作诗追求女同学。是的，五娘手帕写情诗，含羞包荔枝投给楼下的陈三，热情如火，胆子之大，羡煞没有荔枝的新加坡五娘了。家里没种荔枝的女同学只好投掷纸飞机传情诗了。

《陈三五娘》一上映，我老爸脸黑黑。当时我们在福建人的甘榜里经营一家小杂货店。家里有三个待字闺中的姐姐，面貌可人。古早时在中国乡下，有人请戏班演荔枝纪，姓陈与姓黄的两条街准会闹事。我们姓黄又是潮州人。传统改不了，老爸忘记这里是新加坡，他守着店门口，门后还备了一根棍子，神经兮兮地看着来光顾的福建小伙子。几天后，老爸受不了了，偷偷跑去金华电影院看《陈三五娘》。回来时口里吹着口哨，那是“六月西湖好景致，赏心行乐莫负少年时”的调子。那时，老鲨鱼见面时不说“感谢”，而是学陈三说“多承多感！请，请了。”

（《陈三五娘》剧照。图片来源：环球潮人）

《告亲夫》

1961年的《告亲夫》，对我和老爸的艺术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冲击。老爸开始迷恋剧中的著名老生张长城。张长城在《告亲夫》中饰演大义灭亲的清官。老爸爱听他那深具磁性魅力的老生唱腔。老爸说一听到张长城的老生唱腔与道白，好过吃碗又油又甜的芋泥。从此，凡是画报上有老生扮相的照片他都以为有张长成的花边新闻。丽的呼声一传来张长城的唱段，老爸那有点重听的耳朵自然会向收音机靠拢，此时，他可顾不着店门口是否来了“陈三”。

1961年是旧制度高中会考年。我不忙于备考，却忙于看《告亲夫》。全片是黑白的，基调沉重，气氛迷离，悲剧的美美得叫人醉呀。我买了几本本事与剧本，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纪录每个演员的表情、动作与台步，尤其是老生张长城的眼神、道白、须功。我都在剧本上一一注明。根本无心温习功课了。但是，我竟然糊里糊涂考得一张甲等高中文凭。“那些精彩的台词都在课文里。”我又记起了张祯利老师的话。

《韩江花似锦》《乳燕迎春》

1962年的《韩江花似锦》，让我们欣赏到两部潮剧折子戏《闹开封》与《王茂生进酒》。张长城在《闹》里饰演开封府知县王佐。他将一个敢于挑战王亲国戚的清官演绎得正气凛然。张长城的影迷们这回又看个过瘾了，掌声不绝。

同年，来了《乳燕迎春》。这部片子又一次引起工会文工团、校友会与戏剧团体的热烈支持，因为这是新加坡人首次看到新中国的戏曲学校如何训练潮剧青年演员。潮剧戏班的“童伶”制度在新中国已成为历史。片子还纪录六年制的毕业生的两出折子戏。

《刘明珠》

1965年的《刘明珠》，给我们黄家带来了另一个潮剧偶像，她就是饰演刘明珠的范泽华。内子是福建人，从小跟父母去电影院观赏中国潮剧电影。初中二那年看了《刘明珠》后印象非常深刻，至今仍能说出范泽华三个字以及《刘明珠》的艺术形象。是的，刘明珠，一个潮州弱质女子勇闯深宫。在上京路上，她巧遇张长城饰演的海瑞。几经一番曲折离奇的磨难，刘明珠终于在海瑞的暗中协助下，凭着智慧与勇敢为父报仇，但看透了统治阶层的腐败，她毅然谢绝赏赐，走出皇宫。这个戏，完全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它要求正义的呼声是那么的强烈。

六年来的五部潮剧电影，从反对封建婚姻、争取自由恋爱、  到要求社会公正。戏迷们已经透过戏曲之美得到了全面现代意义的教育。来到《刘明珠》，挑战至上权威，暴露统治阶级的腐败，似乎充满政治符号与革命主旋律。而担任这个被迫由下向上挑战统治权威的这个角色，偏偏由秀外慧中的范泽华扮演。当她挥动手中的玉如意痛打王叔时。我几乎看到了法国大革命自由女神的风采。范泽华的演技精湛，光辉夺目，几乎削弱了张长城在戏里的光芒。

《刘明珠》于1965年8月在狮城放映，接下来十年，我们再也看不到中国潮剧电影了。那七部影片已成绝响，令人嘎然若失。后来才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于1966年5月并终于1976年10月。重看《刘明珠》，我赫然发现影片里的海瑞竟敢领导群臣脱下乌纱帽集体辞官。刘明珠不贪图富贵与权力，决然留下玉如意，不与统治阶层同流合污！通过古装戏曲巧妙地包装了革命激进思想，好！

附录：
1959年《火烧临江楼》
1960年《苏六娘》
1960年10月《陈三五娘》
1961年7月《告亲夫》
1962年10月《韩江花似锦》
1962年3月《乳燕迎春》
1965年8月《刘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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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潮剧余韵——纸影戏

追寻街边潮曲卖唱人

宝丽来 In an Instant: Polaroi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

瞬间定格，保留永恒记忆

摄影是近代的重要发明之一，它将时光留住，让照片记载着瞬间的往事与记忆。进入21世纪初，数码摄影迅速在民间普及。数码摄影最特别之处是即拍即有，可以存档，不满意可以删除，重新拍过。

摄影科技跟手机结合之后，只要一机在手，便可以随时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定格，也可以打抱不平、记录犯法的证据等。

即拍即有的摄影功能，颠覆了160多年的卷筒菲林和暗房技术。风行一个世纪的Kodak菲林曾经垄断过90%的摄影市场，但在科技突破的大环境下，必须申请破产保护并进行业务重组，以5亿多万美元将多项专利权出售给苹果、三星、谷歌、脸书、微软、亚马逊、宏达（HTC）等。

菲林的年代，摄影的价格不便宜，买菲林、冲洗底片和打印照片都是额外开销，因此捕捉镜头，按下快门等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如今一家人旅行，可能拍下上千张美照，以数码相机风行前的价格来衡量，可能得花上500新元左右。

过去的年代，好的相机价格不菲，外加这些“附加费”，真的是玩不起。我的学生时代错过了学校的摄影学会，直到有了稳定的职业后才购买了一台Toshiba的SLR相机，开始行行走走拍拍的生活。

宝丽来（Polaroid）突破传统科技

同样是菲林的年代，已经有宝丽来即拍即有相机，可视为过渡到数码摄影的发明。

许多科技的诞生，都源自简单的念头，宝丽来也不例外。

194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与家人度假拍照时，女儿问了一个天真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马上看到照片呢？”

这个“为什么”提供新点子，促使兰德和宝丽来团队苦心钻研，广邀摄影师和艺术家参与测试，完善即时摄影科技，于1948年11月26日推出世界上第一台即时相机---兰德相机95型（Land Camera Model 95）。

（世界上第一台即时相机---兰德相机95型 Land Camera Model 95）

这台颠覆传统的新发明必须等候50秒钟才完成一张照片。宝丽来不敢生产太多，首批只推出56台面世，数小时内被抢购一空。

当时的宝丽来即拍即有相片是红褐色的（sephia），1950年代黑白，1960年代走入彩色世界。1970至80年代，宝丽来成为许多消费者的最爱。

跟首台相机相比，1972年推出的型号SX-70袖珍型相机只需等候2.5秒，堪称第一台真正的即时相机，几年内售出600万台。SX-70袖珍型相机登上《生活》（LIFE）杂志封面，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标志。SX-70相机广告也出现在本地的《海峡时报》。

（宝丽来SX-70袖珍型相机）

不过，在那个海鸥牌风行的年代，宝丽来的整体成本还是偏高，不是一般人所负担得起的。

到了21世纪，数码相机突破菲林科技的局限，宝丽来濒临破产，由另一个财团收购。

（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海鸥牌相机。图片来源：互联网）

回顾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2018年底，我在国家博物馆展示的“一瞬间：宝丽来——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 In an Instant: Polaroi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通过200多件文物和艺术品，回溯即时摄影在艺术与科技的发展历程。这些展品借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维也纳摄影中心WestLicht博物馆、宝丽来收藏和艺术家。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宝丽来特展现场）

这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和美国摄影展览基金会（FEP）联办的展览，该展巡回美国与欧洲，新加坡则是亚洲唯一展地，据说其他亚洲大城市觉得此展览无法吸引访客而作罢。

（以宝丽来的彩色商标打造的3D效果）

艺术家如何运用当时的宝丽来影像呢？有些摄影家是法国摄影家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概念的跟随者，有些则探索个人、社会和人类文明存在于世界的意义。

（探索个人、社会和人类文明存在于世界的意义）

何谓“决定性瞬间”？维基资料显示，布列松在1957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说：“摄影与绘画不同，拍摄的那一秒是个充满创造力的瞬间，你所构建和表达的是生活本身所提供给你的，并且你必须凭直觉判断何时按下快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便是摄影师所创作的，哦......是的，就是那一瞬！一旦你错过，它将不复存在。”

即时摄影让拍摄者能即时分享决定性瞬间的照片。当下的社交媒体如Instagram、WhatsApp、WeChat、脸书等都成为即时摄影的新平台，通过手机即时拍照上载传阅。显然现在的“一瞬间”比以前的“即时”还要即时。

现代摄影史

1835年达盖尔（Louis J M Daguerre，1789-1851）在自制的照像机內装上一块塗上碘化银的铜版作为感光面，让它经由透镜投射的光影作为曝光，再用水銀蒸气燻沐，使影像显現出來，过后把铜版浸在食盐水中定影，制成永久性的影像照片。1839年8月19日，达盖尔向全世界公布了“达盖尔银版摄影术”。

1840年，约翰赫舍尔（John Herschel，1792-1871）以硫代硫酸钠（大苏打，sodium thiosulphate solution）把已感光的氯化银影像长时间固定在纸上，这感光纸由卤族银盐制成。约翰赫舍尔所开创的底片（negative）与相片（positive）摄影法，奠定了近代摄影的基础。他的定影方法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

1888年，美国柯达公司推出新型的感光材料（胶卷）和世界上第一台胶卷照相机，“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风靡全球一百年。21世纪电脑普及化，全面带动了数码相机的市场，把胶卷相机推入深渊，一瞬间几乎完全走入历史。

（曾经风靡全球的柯达胶卷 Kodak film。图片来源：互联网）

柯达公司的创始人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1854-1932）是摄影发烧友。他一生中捐献了一亿美金来办教育，主要捐助给罗彻斯特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最后两年在脊椎病痛中度过，最后选择自杀来了断此生，身边留着一则短讯：“To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