芽笼的地貌变迁
芽笼的店屋有约80年历史，芽笼路和40多条宽敞的“小巷”（lorong）有商店、食阁、社团、庙宇、妓院、赌档、榴梿摊等，多年来共同打造着平民化的市容。近年来多添了中国大江南北的美食，各地的流莺，廉价酒店和私人公寓，亦正亦邪中展现了独特的都市风情画，几乎成为早年牛车水的翻版。如果芽笼太“干净”，可能就跟一般老城区无异了。
芽笼“单双”有序。殖民地年代，芽笼路两旁屋子的门牌一边为单数，另一边为双数，二楼为A，三楼为B，如今依然保留着这个传统。此外，芽笼双数巷乃流莺之地，我曾经步行到坐落在双数巷的某所会馆时被地头蛇误会为寻芳客，殷勤地邀请我入屋看泰妹，我笑言出现芽笼非为色，竟然招来暧昧的目光。
上世纪60年代初，建屋局发展河水山，将多余的泥土运到加冷盆地填河。实验成功后，大巴窑这个正在建屋的丘陵区的泥土都运到加冷，充分发挥了现代愚公移山的精神。芽笼3巷的甘榜韭菜的水上人家随之消失，加冷河畔的组屋和轻工业区取代了原来的村落、火锯场和砖窑。
甘榜韭菜原名甘榜国专，马来人搬进来后才易名。甘榜原址显然跟李光前有关，因为李光前往往以父亲的名字为地方、学校等命名。追溯之下，原来芽笼三巷由李光前的岳父陈嘉庚开发，后来李光前接管岳父的业务，树胶厂运作至上世纪80年代。
甘榜韭菜的居民原本住在加冷河口，称为加冷人（Orang Kallang），早在莱佛士登陆前已经在河上生活。1930年代兴建加冷机场时，多数居民搬迁到友诺士的马来村，少数往河的上游迁徙，持续着世代以来傍水而居的生活，从30户增加到300户人家。
（Suri bin Mohyani 的水彩画，为故乡“芽笼3巷甘榜韭菜（Kampong Kuchai）”定格）
沈氏通道的组屋所在地原为沙冈村，唯一受保留的万山福德祠（创建于1860年代）为昔日沙冈村的活动中心。晚上凉风习习，村民聚集在庙前粗壮的大树底下，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说书先生讲古典小说。在教育还不普及的年代，说书先生和酬神戏扮演了传达文化与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光绪二十七年的重迁福德庙碑记显示加冷河畔的沙冈福德祠可追溯至同治初年，也就是1860年代初）
火患的威胁
早期芽笼路以北的亚答屋一家挨着一家，火是最大的安全威胁。1953年芽笼3巷的火患，随着风势蔓延至17巷，将近600户人家流离失所。1958年，芽笼3巷发生了另一场大火，亚答屋区化为焦土，并引起人命伤亡。甘榜韭菜跟灾场隔了一道3米的河道，免受波及。
当时除了红十字会、蓝十字会和热心的社会人士参与了安顿灾民的工作外，各政党都如火如荼地投入赈灾。工人党在灾区旁的分部搭建帐篷，呼吁路人慷慨解囊；自由社会党市议员梁苏夫人征求加东选区的加东奥迪安、乐斯和好莱坞戏院开映前向观众筹款；劳工阵线在临时收容所慰问居民，鼓励党支持者捐赠善款。由人民行动党王永元领导的市议会则推出了志愿消防队计划，在救火车抵达前，先让乡村青年负起第一线的救火任务。
沙冈村除了成立志愿消防队外，亦在万山福德祠前兴建了一座瞭望台，充分表现了守望相助的精神。这类民间组织在昔日新加坡是相当普遍的。
南侨公学的温情
战后的年代，新加坡各地纷纷办起民间小学，让战争失学的孩童重回校园，芽笼地区也不例外。自小在芽笼居住的杨赐福，于上世纪60年代末报读了芽笼23巷的南侨公学。
（1969年南侨公学师生全体照）
学校占地不大，设计简单，每个角落都物尽其用。譬如校园前方比篮球场还小的洋灰地是同学们游戏追逐的空间，也是举行升旗礼和周会的场所。校园后侧一栋砖块洋灰砌成的小屋子，分隔成课室、教职员办公室、会客室和休息室。全校唯一的“图书馆”就是放置在休息室内的小小书橱。
学习生涯中让赐福印象最深刻的是收集了许多小故事的华文和伦理课本，潜移默化下奠定了他往后处事待人的基础，乒乓室则栽培了一批挤入全国三甲的乒乓好手。由于学校人丁不足，必须跟附近的快乐、华农、菩提等九所学校联办常年运动会，场地还是跟附近的中正总校或麦波申中学租用的。
甘榜学校的同学多数来自同一个邻里，彼此都很熟络。到了高小的时候，还会自发地举办联欢会，和蔼可亲的老师常邀请同学们到住家做客。一些昔日同窗还会聚在一起打乒乓，大板扣杀不减当年勇。
温洪光自小跟着父亲到吉隆坡生活，回新报读小一的时候，学校早已开学了。洪光的外公以为身为广东人，报读大门楼（Club Street）广东人创办的养正学校一定十拿九稳，谁知道养正学额满了不收生。到附近英校报名亦被拒于门外，只好到南侨碰碰运气。洪光并没有辜负校长给他的机会，每年都名列前茅。校长甚至骑着脚车，载他到牛车水申请会馆奖学金。
赐福印象中的芽笼生活还有 “三怪”：其一是有些住家有自来水，有些则必须到公共水喉排队，原来那些没有自来水的屋子是非法搭建的。其二是好些居民都是半夜三更搬家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躲避大耳窿。其三是有电视机的家庭不多，电视的声音格外迷人，小伙伴们将邻居的屋子挤满了，索性站在窗框上。当时的电视好像巨无霸，藏在大大的拉门橱柜内，等上一分钟才听到声音，两分钟后才出现影像。
附近的快乐世界是孩子们的另一个快乐天堂。儿童节到了，学校安排学生到快乐世界体育馆看表演，同学们还会成群结队，到游戏摊消磨一个下午。
快乐学校
提起快乐学校，昔日的芽笼街坊都记得舞女办校的传奇。虽然学校跟其他华校一样消失了，芽笼14巷67与69号原校址为校友保留住旧时光。
和平后翌年，在快乐世界当舞女的快乐歌剧社社长何燕娜发起创校，众姐妹出钱出力，学校就这样成立了。她们出身贫寒，将心比心，希望孩子们别沦落街头，期待快乐学校为他们掀开人生的新篇章。
学校成立的首几年，学童入学一律免费，书籍文具由学校提供，日常运作费则由快乐世界老板李玉荣（李光前的胞弟）、董事部和热心人士赞助。毕竟形势比人强，学校无法应付庞大的开销，只好放弃义学的方针。此时，校董已经全面改组，不是创校时的舞女班底了。
80年代初，快乐学校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售卖校舍所得的40万元，分赠给十多间学校和团体，将办教育行善的初衷贯彻始终。
繁华世界
芽笼路靠近市区有一片空旷的青草地，细数繁华梦，红尘烟雨中。1936年创建的快乐世界游艺场（1964年易名繁华世界）坐落在绿茵的草地上，跟新世界和大世界共列新加坡的三大世界。和平后，李玉荣投下巨资重建快乐世界，设有游乐场、放映中文片的新快乐戏院、胜利戏院和银国戏院，舞厅、夜总会、餐馆和百货商场。除了亲子与娱乐外，三大世界也是拍拖、相亲、婚宴的最佳场所，霓虹灯照耀一夜的繁华。
（二战后的快乐世界）
快乐世界最独特之处就是有座被誉为东南亚最佳的有盖体育馆，可容纳七千名观众。上世纪50年代本地传统大戏最风光的时期，香港的粤剧团多次前来本地，为广惠肇留医院及灾民筹款。没有演出的日子，体育馆则举行各类集会和体育赛事如拳击、摔角、篮球赛等。
（上世纪50年代，由香港粤剧红伶组织的新马南游团在快乐世界演出的街招）
风云迭起的争取自治与独立的年代，人民行动党闹内部分裂，13名国会议员退党另起炉灶，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于快乐世界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成立初期，社阵具有庞大的草根基础，获得三分之二的工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51个支部中，有35个转投社阵。1966年，社阵放弃了国会议席，选择街头抗争，自此支持率每况愈下，最后曲终人散。
潘先并是早期新加坡唯一的国际篮球裁判，在快乐世界体育馆主吹过多场赛事。当时民间盛行打篮球，有些球迷反应过烈，向裁判丢饮料，骂裁判“吃钱”等都是常事。潘先并透露有名正业为警察的裁判为了自身安全，甚至偷偷带着手枪上阵，被他苛责了一番。当时的球队都是业余性质，亚电、新航、工商校友、城隍庙都属于数一数二的强队。球员年纪大了，后继无人，体育会才跟着沉寂下来。
随着人们搬入组屋区后，电视电缆渐趋完善，留在家里观赏电视节目成为最大的娱乐消遣。1980年代的繁华世界开了熟食中心，举行敬老义卖等来力挽狂澜。不过，世界不论多大（大世界）、多新（新世界）、多繁华（繁华世界），都敌不过大环境的变迁，无声走入史册。
中日战争与新加坡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文艺团体纷纷南来为战争筹款。1938年底，武汉合唱团抵达新加坡，在三大世界轮流演出，节目有《八百壮士》、《长城谣》、《放下你的鞭子》等，新马侨汇支撑了中国的战争经济。合唱团的团员田鸣恩和李豪日后来到新加坡定居，促进了本地音乐活动的发展。武汉合唱团还是由李豪命名的呢！
本地华社对援助“祖国”抗日充满热忱，协助徐悲鸿筹办抗日救国赈灾画展，让他开拓了艺术的空间。芽笼35巷的江夏堂为徐悲鸿的寓所，在这里创作了上千幅画作，其中以画马居多，因此有人形容“万马奔腾江夏堂”。本文跟大家见面时，江夏堂已经在人间蒸发了。
（徐悲鸿的寓所在芽笼35巷的黄氏总会（江夏堂）二楼右前方）
1939年，徐悲鸿在江夏堂构思了名画《放下你的鞭子》，画中人是中国演员王莹。王莹以“中国救亡剧团”（后来易名为“新中国剧团”）副团长的名义南来，在新马展开两年的巡回演出。所演出的剧目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
徐悲鸿亦为时任总督汤姆斯（Sir Shenton Thomas）画了一幅肖像，由本地侨生集资送给总督。画中人显得忧心忡忡，可能担心战火蔓延到新加坡。日军攻入马来亚时，他有机会乘船离开，不过选择与民同在。新加坡沦陷后，汤姆斯和夫人沦为阶下囚，跟其他战俘一起关在樟宜监狱。
老房子的故事
芽笼19巷和罗弄肉脞（Lorong Bachok ）的交界处有一栋设计华丽，装饰辉煌的“江夏平心阁”，洛可可式的店屋所使用的建材如木刻、瓷砖和石膏，集合了上世纪20年代万花筒般的本地文化。木质窗户具有马来色彩，立体图像则是华族特色，锡克族警察守护着大门，铁闸门守候着旧时光。那个年代教育并不普及，许多路名都叫不出来，这些特色建筑就成为认路的地标。
（芽笼19巷的江夏平心阁别出心裁，门柱上还有锡克族警察驻守）
芽笼路462A有间叫做Gentle Beast Art Club的画室，主人Raina的专业是建筑学，走的却是当代艺术创作之路。当她知道我是船舶工程出身时，笑称我们一度是同路人，都是Architect，只是一个在陆地，一个靠海洋生活，共同点是舍弃了原来的专业，追逐曾经拥有的梦想。Raina身为两个小孩的妈妈，曾经在孩子与艺术之间挣扎过，总觉得对孩子有所愧疚。
Raina“玩”的是材料和色彩，我颇喜欢墙壁上一幅色彩盎然的画作，就像是置身花园中，和煦的阳光向我问安，向日葵对我微笑。我无法用美或不美来形容，但感觉到跳跃的音符，人间充满希望。
（芽笼路462A的Gentle Beast Art Club，主人Raina放弃建筑师的正业，走上艺术创作之路）
古老的房子是Raina的祖父遗留下来的产业，在芽笼这排店屋中共有三栋。遗产的分配是颇费心机的：三栋店屋共九层楼，每一层楼的受惠人都不一样，因此处理祖先的基业必须有商有量，取得共识下才能进行，无形中让Raina在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下继续艺术创作。
前人的智慧为当代人制造了维持血缘关系的纽带，大家唇齿相依，单飞或许可以飞得很快，但群体力量才能飞得更远。这是遍访芽笼后给我的最新的启示。
主要参考资料
何振春，《狮城老街故事》，玲子传媒2012，ISBN 978-981-07-1447-5，191-196页
洪奕瀚，《乡情祠韵---沙冈村和万山福德祠的流变与传承》，万山福德祠 2016，ISBN 978-981-11-0759-7
快乐学校年刊，http://eservice.nlb.gov.sg/data2/BookSG/publish/c/ca22c164-db62-4827-92e4-209bce4f24be/web/html5/index.html?opf=tablet/BOOKSG.xml&launchlogo=tablet/BOOKSG_BrandingLogo_.png&pn=1
《南洋商报》1958年4月7日
芽笼西区民众联络所四周年纪念特刊，http://eresources.nlb.gov.sg/printheritage/detail/0142dfd3-ad96-4e9b-8745-5d6e9b30797d.aspx. Accessed 12 February 2018
杨赐福的口述历史，2017年11月17日
Loh Kah Seng, “The 1961 Kampong Bukit Ho Swee Fir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ingapore”, PhD Thesis, Murdoch University 2008.
Phua Sin Ping 潘先并口述历史， Moey Kok Keong 访问，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Accession Number 003802
Raina的口述历史，2017年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