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1989年对30年前的中国具有特别的影响力。1989年适逢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酝酿着高昂的民族情绪。胡耀邦逝世成为六四事件的导火线 ，北京各大高校学生为胡耀邦举行追悼会，数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提出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化的诉求，并在数日内演变成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抗议示威活动从4月15日开始至6月4日结束，持续七个星期。中国政府为结束抗议活动，动用军队强制驱散人群，军民冲突下造成人命伤亡。

事后我询问家在广东的表哥表姐，他们表示只是约略听到一点风声，说北京有一小撮人士制造小骚乱，此外一切都十分平静，可见内地新闻封锁到家。

那时我重回校园拾梦。曾经风起云涌的云南园宁静一片，周遭学子似乎对六四事件无动于衷。新加坡的校园和北京高校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身处不同的地理、历史、经济与政治环境，所向往所追求的生活自然大不相同。

不过，本地的中国银行和分行并不平静，发生挤提现象。社会人士有些为了抗议北京大屠杀，有些担心局势会影响到资金流动而前往提款。没几天，挤提蔓延到本地的广东省银行。

一路来，香港都是大陆政局的探温计，尤其是面对着“九七回归”的不稳定性，港民对中国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悲神州一夜成血海，哀赤子顷刻断英魂”，感同身受的香港人穿上素服，在新华社对面的伊丽莎白体育馆门前的天安门广场死难同胞灵堂吊唁，全港市民支持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所发起的“罢课、罢工、罢市日”，向民主烈士致哀。

如今30春秋匆匆过，五四运动纪念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六四30周年。香港是最重视悼念“六四事件”的大中华区，每年的烛光晚会吸引数以万计的人潮。然而，近年来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似乎出现倒退迹象，是否还是如常于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盛大的六四烛光晚会？

本博客网的读者郭兆树30年前在海口工作，亲身经历海南岛海口市人民声援北京学生的小规模示威活动，通过此文发表他的感想及所拍摄的一些照片。

六•四30周年——看1989年海口示威游行

作者：郭兆树，图片由作者提供。

海南岛原是广东省的一个行政区，1988年建省，省长是梁湘。我是在1989年一月份左右抵达海口市，我是受雇於一位新加坡海南人，他在本地与其他人合股开了一间旅行社，他也在海口市独资开了一间餐厅；我的工作就是管理餐厅兼旅行社驻海南代表，一人打二份工。

1989年6月4日，中国爆发了轰动世界的六四事件。在5月份，海口已经出现了零星的小规模游行耒声援北京大学生。后来才晓得梁湘是趙紫阳那一派的，很显然这些示威游行是得到省政府的允许，甚至可以说是省政府鼓动他们出来游行。我拍下的这场游行是以往众多游行中规模最大的。三十年前还没有数码相机，用的是膠卷相机；相片经过了三十年已经退色了。

游行的当天早上餐厅职员就来告诉我，说今天中午左右会有游行而且还会封路，因为我工作的餐厅离省政府大院不远怕会受影响。在新加坡长大的人脑袋里都认定示威游行是犯法的，怎么这游行还预先通知，公安还封路让游行队伍使用，这不像是示威游行倒像是庆祝游行。不管怎样，早点吃午饭，然后拿起相机就朝目的地走。

走沒多久远远就看见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路上车辆稀少。沒多久远远就传耒嘈杂声，看来队伍是靠近了。我拿着相机混在人群中，有人问起就说是广州来的记者，因为我会讲广东话。当时在海南一般人擁有相机的不多，何况我还拿着日本的Nikon相机，冒充记者最适合；这场合千万别说你是外国人。有一張照片显示了一位女记者身上挂了两部相机。

初初我还只是站在人群里拍，有人对我说这个角度拍不到东西，看到其他记者都跟随着队伍拍，我既然是“记者”於是也跑到路中央去拍，在路旁维持秩序的人也没拦我。别说当时，现在回想起来都很"爽"。

从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好多政府机构都出动，像海南电视台，海南日报甚至海南省委党校。如果不是省政府帶头主办的游行，谁有这个能耐请得动这些大机构。但是过了六四，秋后算账，省长梁湘就大禍临头了。我是回新后才从早报得知他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罪名是用公款替自己做了一套西装和替老婆买机票等。如果跟现在的大老虎周永康相比，这真的是一粒花生米。所以说，搞政治要站对边，站错边后果严重。

海南要建成大特区，工厂倒没看到几间，外省驻海南的办事处和公司倒开了不少，还有是大大小小的按摩和芬兰浴在海口隨处可见。六四过后，全中国进行扫黄，那些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的娛乐，不论大小、合法戓違法一律关闭。当时在海秀路的一座宾馆，它有一座三、四层楼的独立建筑物被港商租下，花了百万人民币装修成按摩、芬兰浴中心。搞通了各方关系，领了牌照，营业不到二个月，六四风暴一耒被令停业，撤消营业执照。可怜的港商无端端的就亏了这筆錢。

我个人认为六四事件是有新思维的新当家想干一番改革，但是保守的老当家们反对，加上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局势已出现改变，老当家们怕因此会把老店砸了，几十年的老招牌被摘下。不过我认为新当家並不想砸老店，毕竟他们是老店培养起来的並且长期在老店工作。他们只不过想把老店換換门面，就好像在本地的一些老当店，有好多已改头換面以新的面貌营业，但不管怎么改它还是一间当店。

游行队伍在海府路的省政府大院展示力量

照片的背景是省政府大院，位於海府路，游行队伍到此展示力量。目前省政府已不在那里办公，搬到一座宏伟的大楼了。

游行队伍走在海府路上

海府路在当时是唯一通往琼山县府城的路，所以称海府路，海口—府城的路。

还我三十条 建我自由島

有一布条上写着"还我三十条建我自由島"，三十条是指建省时中央政府给予海南的优惠政策，不过在落实上並不是很积极，导致民间有些怨言。

当年在海口有一个“金盘工业区”项目，另一个是鬧得沸沸扬扬的洋浦港(由香港熊谷组公司承包)，最后双双都以失败告终。如果当年洋浦港能搞成，它是中国第一个"自贸区"。

1996年省政府发布了新的发展方略：努力把海南建成新兴工业省和热帶高效农业基地，同时发展成海島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白色：朴素忠厚的形象？

从照片上看当时的人和学生大都喜欢穿白色上衣，是否跟天气炎热有关，这我就不晓得。89年海南人普遍上都相当朴素、忠厚，不像广州受香港影响变得很快；或许这跟海南的经济有关。

不过海口市的男人给我的印象不是很好，爱面子又不愿吃苦。相反的，海南妇女勤劳幹活，任劳任怨，令你不得不赞赏。

井然有序的学生队伍

学生队伍游行时井然有序。我在旁边听他们交谈，可以得知是学校叫他们出来的，当成是学校的一场活动。听那些女学生在问要走到哪里？是不是到省政府大院就解散？

相关链接

再寻2046

从"法国大革命"到"六四" - （1）

从"法国大革命"到"六四" - （2）

惜缘——怀念前丽的呼声优秀播音员冯静萱

黄坤浩  图文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9年4月20日

4月14日，是静萱出殡的日子。我在小贩中心吃完早餐，喝了一杯浓浓的咖啡乌，头脑还是昏沉沉的。我蹒跚着走路回家。本想要去送静萱最后一程路，发现血压很低很低，就不敢逞强出门。

4月10日早上，陈伯汉打电话给我，说静萱过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为什么事前没有一点消息？”陈伯汉激动地、语带气恼地说“我都不知道！”是的，陈伯汉在话剧组里人人敬他如师傅，我称他为陈指导。爱徒静萱患重病多年他竟全然不知情，你说他能不生气吗？接下来，我愣在餐桌边几乎无法吃完盘中的早餐。

4月11日，在静萱的灵堂见到她的大女儿。“坤浩叔叔！那天――”我握着她的手，喉头哽咽。连“节哀”二字都讲不出。

“那天”是指去年11月29日上午，我在全国眼科中心看完医生后遇见静萱陪伴着她的夫婿龙志为去复诊。那时静萱和大女儿神情如常和我打招呼后，还聊了一会儿天儿。倒是龙志为因准备切割白内障而神色凝重。

谁料到，4个月后静萱突然就和我们阴阳两隔。她去世后我才听说她已经和癌症苦斗了十年。她坚决不动手术，不接受化疗。但接受某印度医师的食疗。她与女性的“天敌”勇敢地苦斗了那么多年，宁可独自承受命运的煎熬，也不让朋友们知道或分担她的苦。

2014年我正为新剧作《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筹备发布会。特地邀请冯静萱和龙志为录制15分钟的广播剧《汉丽宝与独眼海盗》，准备在新书发布会上播放。他们夫妻俩欣然答应我的要求。有一个晚上，他们一下班后便抽空到我友人的录音室排演与录制。静萱当时的丹田气有点不足，脸色疲惫。现在内疚地反复思忖，难道那时的她是否病情已进入后期或复发期了？她在话剧组里，大家都敬她为大姐姐。她爱护后进的组员如弟妹。多少年后的今天，才知道她那次抱病帮我录制广播剧。为此，我深深感受到她那浓浓的江湖儿女情，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侠义精神！录音那天晚上，他们来不及吃晚饭，夫妻俩匆匆吃了一碗清汤便离去。清汤是友人的妈妈特别烹煮的，原来静萱是她崇拜的播音明星。

（冯静萱）

去年中秋节，静萱大概已经病入膏肓了。之前，在某佛教团体的邀约之下，她答应为他们的中秋节联欢会演唱。临演出时她咳得很厉害，但仍抱着病躯上台演唱粤语童谣《月光光》。邀约者每念及此，几乎泣不成声。

记得8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陈指导正在丽的呼声录音室里听我朗读一篇稿子。“我们需要这样雄厚的音色。”一个甜美的声音突然透过虚掩的大门飘进来，一个美丽的倩影也闪现在玻璃窗外。“她是我们优秀的播音人冯静萱。”陈指导随即这样跟我说。

自那天起，我就成为华语话剧研究组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名快乐组员。在陈指导与静萱的呵护下，我有不少机会录制广播剧。除了编写广播剧，还编导了一出一小时长的舞台剧《爱情营》，参加了1984年的台庆综合演出。我特邀本地戏剧家林晨先生前去观赏。散场时，我请他批评《爱情营》，他一言不语，反而竖起拇指问我，“那位独唱《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女歌手是不是香港来的？”至今我都没告诉过他们夫妻，林晨当年如何欣赏静萱的才艺。

那天早上，我在小贩中心接到静萱病逝的噩耗后，从小贩中心走回家，步履蹒跚。一路上，满脑里尽是静萱录音时，全神投入地表演我的广播剧的情形。当晚她播演汉丽宝王妃，她使出浑身解数，为了坚决保持贞节，她智斗独眼龙海盗的惊险音容，历历在目。

一到家里，静萱的叹息声仍旧萦绕耳际，我再禁不住了，颤抖着手打开电脑。当汉丽宝王妃被海盗逼迫跳入惊涛澎湃的马六甲海时，静萱连连呼唤，“苏丹，哥，你在哪里呀？救救我。哥，救我… …”我激动得眼泪盈眶。我永远忘不了她那被海浪声淹没的最后的求救声。

那最后美丽感性的声音是属于他的龙哥的，我必须把音频还给龙哥。

相关链接

马六甲与新加坡 - 剧作家的《碧海丹心》（Malacca and Singapore）

海葬与追思

殡葬习俗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是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每逢此时，土葬坟场、骨灰瓮安置所、庙宇等都迎来扫墓祭祖的人潮。

传统华人丧葬，人死后入土为安。自从上世纪70年代政府禁止全国各地华人坟场下葬后，新加坡政府移风易俗，倡导火葬。政府规定土葬墓地的使用期限为15年，期满之后必须起坟另行安排火化。时代巨轮辗破入土为安的观念，人们已普遍接受火化，估计往生者的火化率约八成。

如果家中有亲人往生，一般会在住家附近或殡仪馆举行丧礼，并在报章发布讣告，通知无法逐一联络的朋友。随着社交媒体深入民间，通过脸书（Facebook）、推文（Twitter）、WhatsApp群组等发讯息也是颇常见的。出殡后，遗体送到万里或光明山去火化。较小型的蔡厝港火化场则用来火化起掘出来的骨骸。

在新加坡，火化后的骨灰除了安置在骨灰塔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海葬

海葬是本地兴都教徒的殡葬习俗。近年来，选择海葬的华人有所增加，相信主要原因包括：（1）往生者生前交代，（2）过世时年纪轻没有后人（如最近因维修装甲车时发生意外去世的前新传媒艺人冯伟衷），（3）思想开放或没有子嗣的老人家，（4）对大海一往情深的人士。

关于海葬，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文革时期遭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骨灰被偷偷保藏了九年多，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根据他海葬的遗愿，在青岛乘着军舰驶至外海，由遗孀王光美和子女将骨灰撒入海中。

1976年与世长辞的周恩来生前有三点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中共只同意“不保留骨灰”一项。遗孀邓颖超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向撒骨灰的小型飞机，也等于是周恩来挥手告别后，骨灰分别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抛洒。据知邓颖超去世后同样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入天津的海河。

1997年邓小平离开人世，遗孀卓琳转告中共有关邓小平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飞机在1800米的高空，卓琳及家人相继将混合着鲜花的骨灰撒向大海。

根据报道，新加坡殡仪馆2015年办理的海葬约300起，一些业者则表示海葬约占10%至16% [1]。 海葬仪式相对简单，死者家属领取骨灰后次日就能举行。一般是从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租船，行驶至新加坡本岛与德光岛之间的指定水域。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用白布或红布包裹骨灰，或者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骨灰瓮，由亲人投入海中，同时撒下鲜花。实马高（Pulau Semakau）以南2.8公里的海域是另一个划定的海葬地点，可以从滨海南码头（Marina South Pier）乘船出海。

（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

2018年4月，国家环境局公布计划在丹那美拉海岸，建造一个供公众为去世亲人撒骨灰入海的全新场所，公众不必坐船出海也能完成往生者的心愿。不过约1600人签名抗议，理由是海葬场所靠近战备军人俱乐部（NSRCC）和教育部海上活动中心（Ministry of Education Sea Sports Centre），影响正常的风帆活动。有些公众人士则表示丹那美拉海岸上空飞机频繁，地上孩子欢笑耍乐，严重破坏海葬的庄严与最后告别的心情[2]。

（拟议中的丹那美娜海葬设施所在地。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根据维基百科，海葬的习俗最早起源于北欧海盗。他们以小船载着尸体，挂上风帆在大海中漂流。后来，海军也采用海葬仪式，为无法运回陆地安葬的战友告别。海葬典礼通常在日出或日落前举行，全体舰员在后甲板上列队，将遗体包殓好放置于木板上，告别仪式完毕后将木板稍微倾斜，让尸体滑入海中。

陆地生态葬（树葬）

新的海葬地点公布两个月后，国家环境局发出新文告，表示与各个宗教组织，殡葬业者和公众展开咨询后，顺应一些公众的意愿，跟随韩国、台湾、中国、美国和澳洲等地，实施陆地生态葬。当局得到的反馈包括整个葬礼的体验必须庄重，设施不限于任何宗教信仰等。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心篇章”殡葬公司创办人洪鈺琇认为，相对于海葬，有些人更希望将亲人骨灰撒在陆地，让灵魂可以安息。有些则因为亲人不会游泳，不想去世后骨灰被撒入海里。把骨灰撒在陆地上，至少家属有个能探望亲人的地方。[3]

我在做创建碧山亭文物馆项目的时候，曾经跟文物馆委员之一的郑伟权交换过树葬的看法。他认为死者为大，在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处理身后事是人生最后的大事。如何安葬亲人，以什么方式与亲人道别，都是依往生者的遗愿来执行。儒家有“慎终追远”的说法，祭祖在华人传统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许多宗乡团体都举办春秋二祭悼念先贤的活动。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实体，往生者没有固定的“棲身”之所，让后人随时前往追思，让家族关系一代代地延伸。实体失去了，祭祀就变得没有意义，追思活动很快就会消失。

的确，从精神意义来说，海葬和外国的树葬都不注重“扫墓”的形式，不执着于遗骸或骨灰的长期保存。慎终追远必须调整心态，采用不同的纪念方式来追思。

（不赞成海葬和树葬的人士认为，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固定栖身的场所，长远下去将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

海葬的追思活动

在校友郭义珠和他的胞弟郭义人的邀请下，我在2019年5月19日卫塞节当天，参与了他们家族对父亲郭仁伯的追思活动。

日战结束后，海南岛跟其他中国南方地区一样，国民党到处抽壮丁，造成人心惶惶。1947年仲冬（农历11月）夜间的谭门港，郭仁伯支付等值于5元新币的船费，跟着一群年轻人，踩着冰冷及腰的海水，挤上百米外的帆船。满载两百多人的帆船上为甲板下为舱，在海上漂流十多天，抵达廖内群岛。在夜色掩护下，改乘小舟在实乞纳海边上岸。对于这段海南人漂洋过海逃壮丁的历史，1948年6月9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有详细报道。

五年前郭仁伯往生，勿洛第53座组屋底层的灵堂上没有宗教仪式没上香，倒是悬挂着九幅生前留下的墨宝。郭仁伯的书法自成一格，我曾经在郭老别致的灵堂上欣赏过。两年前也在海南博鳌拜访过他的弟弟郭仁仲，书法同样有股大气，在博鳌深具名望。

（政府组屋底层没有宗教意味的灵堂布置，墙上悬挂着往生者遗留下来的墨宝。照片提供：郭义珠）

郭仁伯的另一个遗愿就是海葬。往生后骨灰撒大海，豁达的心态已经摆脱当年“漂”的苦难，进入逍遥飘逸，渡洋回乡的境界了。

出海追思必须先跟船家安排。郭家租下两艘10人渡轮，在樟宜渡轮码头上船。船只行驶到樟宜海滩与德光岛之间，根据GPS定位系统停泊，那是当年郭仁伯“下葬”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填海中的炮台岛（Pulau Sejahat），以及已经相连的小德光岛和大德光岛。这些岛屿都是我年轻时流连过的地方。

（三岛相连的炮台岛，小德光岛和大德光岛。出发时天色灰蒙蒙。）

（根据定位系统抵达目的地后，两艘船只绑在一起，准备追思。）

郭家将准备好的小吃如海南人过节日的忆粑（糯米糕）、红龟粿、包点和菜燕，跟鲜花瓣排列在船尾甲板上，这回还带上郭仁伯和家人的照片，一起回味曾经共拥的美好时光。

（船尾甲板上摆设的祭品。）

郭义人特别准备一些可在水中分解的纸条，让亲人写下寄语，跟鲜花一起撒入海中。花瓣随着潮汐漂向德光岛，纸条则被海水吞没，可能已经跟先人沟通了。

（撒下鲜花的时候，出现蓝天白云。）

（寄语与鲜花置入水中的一刻。）

出发前天空有点阴霾，回程蓝天白云，海风卷起浪花，脸上带着咸味。刹那间时光仿佛停顿在40年前年少轻狂，乘着驳船到这些外岛消磨青春畅谈理想的老时光。说停顿的老时光也不尽然，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最后的归宿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我到底要保留骨灰，海葬，还是陆地生态葬呢？或许可以开始规划了。

（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最后的归宿的时候。）

参考资料：
[1] Audrey Tan, “More opting for fuss-free burial at sea”,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8, 2014. 
[2] Low De Wei, “Sea burials in Tanah Merah: NEA to work with sailing fraternity amid opposition”, The Straits Times, May 7, 2018.
[3] 李熙爱，环境局后年起推出陆地撒骨灰服务，《联合早报》2018年6月23日。

相关链接
从1949延伸......（十七）陈顺花之起坟（1 of 2)

从1949延伸......（十八）陈顺花之起坟（2 of 2)

芽笼老房子内的艺术创作 Artists Raina Kim Li and Yin Chua

人生三几十 - 请听樟宜海浪（3 of 3）

沉睡中的小岛

“遥望”大小德光岛

Pulau Tekong

被“武装”的德光岛 Pulau Tekong

海南人“做年”

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作者：比尔·海顿（Bill Hayton） 英国学者 
原文刊登于 BBC 

在英国赴华基督教传教士李提摩太逝世百年之际，英国学者比尔·海顿撰文回顾这位改变现代中国的威尔士浸信会教徒的生涯。

(李提摩太通过《万国公报》也是最早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等等欧洲思潮及人物介绍给中国的人。)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西方人。他蓄着胡须的遗照仍然在中国的博物馆里展出，他的雕像今天仍站立在他曾共同创办的山西大学校园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也表彰他是第一个用中文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

如今，在他去世百年后，他几乎在英国被人遗忘，但他的工作成就仍在现代中国留下印记。

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脑海里的传教士形象是殖民时代里的漫画形象。我们担心将“白人救世主”置于帝国主义受害者之上。但有一些传教士，如李提摩太这样的人物，曾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中发挥了关键

与维新运动的渊源

李提摩太于1919年4月17日在英国去世。之前不久，他接待了一位特别访客。这位客人是现代中国“第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梁启超。他前往当时位于伦敦近郊的戈尔德格林地区的小房子去看望李提摩太。

梁启超当时正在前往凡尔赛和平会议的途中，他代表中华民国进行游说活动。但他想在伦敦首先拜访的第一个人是李提摩太。

梁启超是中国维新运动的领头人物之一、中国新闻之父、近代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他为何如此热衷于拜会一位当时已经近75岁高龄的前浸信会传教士？

童年与赴华

李提摩太的故事始于1845年的英国威尔士卡马滕郡山区一个小村庄，当时村里只有一个教堂。

24岁时，李提摩太就读于威尔士哈弗尔福特韦斯特神学院。

遥远的中国成了他成就终生事业的地方。经过4年的学习和历时3个月的远渡重洋，他于1870年2月12日抵达上海。

基督教浸信会传教士协会把他送到中国北方山东省曲阜市，从此他就入乡随俗，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穿着当地的衣服，学习中文。1878年，他迎娶了另一位英国传教士玛丽·马丁，他们共生了4个孩子。

饥荒救助

1876至1879年间，中国北方遭受大饥荒。北京周边省份至少有上千万人死亡。李提摩太夫妇俩对当地官员的无能和消极反应感到震惊，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救援工作，并动员他们在英国的基督教信众予以支持。由此，“中国饥荒救助基金”1878年1月在上海成立，这实际上成为第一个（在华）国际援助组织。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PHOTO COURTESY OF PROF ANTHONY E. CLARK, WHITWORTH)

更重要的是，正如学者理查德·波尔在他撰写的一本关于李提摩太在赈灾中发挥作用的书中指出，经历了这场人类灾难，李提摩太确信，他必须敦促中国的领导者们消除饥荒和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并大幅提高农村民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水平。

李提摩太全家1887年在山西。

目睹了中国人大规模死亡的惨状，重新唤醒了李提摩太内心深处的政治和精神使命感。

广学会

1891年，李提摩太被任命为广学会（全名为：中国基督教和实用知识传播协会，SDK，或者也叫中国基督教文学协会，CLS）的秘书长。广学会的目的是翻译和传播基于基督徒原则的各种资料。

正如广学会在1898年的年度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他们坚信，广学会的使命不仅仅是宗教性的，也有社会性。

广学会在宣传福音的同时，也以同样的努力宣传西化的福音。

该协会的明确策略是接触“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他们在中国部分精英人士中找到了共鸣。

《万国公报》

广学会的策略之一是出版中文刊物《万国公报》，该刊物文章内容包罗万象，有基督教的论点，也有关于欧洲的进步和呼吁（世界各地）政治改革的文章。其中许多是李提摩太自己撰写或翻译的。

这一刊物当时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乃至于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学者用完全相同的名字发行了他自己的版本。

1895年10月，康有为和他的年轻弟子梁启超去拜会了李提摩太。双方相见恨晚。梁启超也就此担任了李提摩太几个月的私人秘书。

李提摩太因此成为康有为发起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的一名创立成员。

在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期间，梁启超汇编并出版了一份他的维新派同伴需要阅读的关键书刊的参考书目。这份书目包括了广学会的《万国公报》和李提摩太翻译的许多欧洲著名书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历史书、罗伯特·麦肯齐的《十九世纪史》（又译《泰西近百年大事记》），它的中文翻译本销量超过了100万册，对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

1898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事变。仅仅百日后，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软禁了光绪皇帝。

李提摩太原来计划面见光绪皇帝之日，正是戊戌政变的当天。但他似乎事先已经得到警报。他和广学会的其他成员于是一起努力，帮助维新派领导人逃离中国。康有为和梁启超都逃亡到日本，但他们的同事、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被处决。

在流亡期间，康有为和梁启超仍然继续写作，鼓动维新。他们的思想对维新派人士以及后来在1911年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启超后来被中华民国历届政府任命了政府职务，继续主张自由社会变革。

1913年，康梁两人在北京与李提摩太重逢。梁启超借此机会阐述了他对如何书写中国民族历史的看法，很多观点直接受到李提摩太及其翻译作品的影响。

晚年

李提摩太1916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由于身体不好，他一年前已经在上海辞去了广学会秘书长的职务。广学会为表彰他的贡献，在一份动议中指出他的名字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议签署后不久，战胜国宣布在巴黎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当时人们憧憬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和平与正义将占上风、新成立的国家的权益将得到尊重的世界。

梁启超虽然当时已经不是民国政府官员，但他决心个人参加会议。

李提摩太当时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很活跃，他一直在游说领导人们支持建立一个维护全球和平的新组织：国际联盟。

梁启超在伦敦见到李提摩太，向他赠送了自己的十卷著作。

相关链接

跟新加坡情牵一线的“万木草堂”

英国寻古墓：两个对新中关系影响深远的西方人物（William Farquhar and Karl Marx）

中国农村妇女下南洋

节录自《广东妈姐》第四章“南方妇女寻出路”

1930年代是女性入境的高峰期

如果说19世纪的鸦片战争打开了华人出国谋生的窗口，上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是另一个转捩点。新马同样受到经济萧条的重创，一方面限制华人男子入境，另一方面却为华人女子打开了出国谋生，甚至移民的渠道。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入境新加坡的华人女性远远超过男性，无形中也解决了因男女失衡所引起的社会问题。

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影响了全世界，以对外贸易为生的新加坡自然无法幸免。当时的大商家如陈嘉庚、林义顺等人都相继破产，橡胶园、黄梨园、锡矿场纷纷倒闭，员工失业，走向街头当流动小贩。新加坡所能提供给外劳的工作相应减少。

以华侨领袖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为例，他拥有商店百余家，工厂三十多所，树胶及黄梨园万余英畝，聘请的员工有上万人。这场世界性的不景气使到他的企业兵败如山倒，只好遣散所有员工。

殖民地政府多年来被私会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搞得团团转，可以借着这个喘气的机会，筛选素质比较优秀的外劳。1929年，第一道限制移民法令开始实行。到了1933年，英殖民地政府通过外侨法令（Aliens Ordinance），以固打制来管制入境的华工。法令赋予政府执行权，根据国内的需求，每个月发出固定数额的入境准证，情形就像现在控制车辆的拥车证一样。不过，这项法令只是针对男性，女性有数年的自由期，直到1938年后才受到管制。

在中国，争取机会下南洋的男子还是非常踊跃，结果水涨船高，出洋的水费相应提高。有些经纪甚至利用固打制所带来的商机，以配套的方式来售卖船票。他们设定每一张固打票必须附带三四张非固打票，也就是利用男人来游说更多女性移民到南洋。

根据张峻峰的口述历史（Acc. No. 000328/2），1937年他在厦门下南洋时，还有抽签这回事。当时的船费、食用、客栈、住宿等花了百多银元，都是借来的。他也知道新加坡有入境管制这回事，所以乘船到新加坡的多数是女人。那时候大家都以为新加坡是天堂，争着前来淘金。等了几个月，看到自己的名字被抽中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到了新加坡之后才知道跟想象中差得太远，新加坡的生活其实是很悲惨的。

（张峻峰的口述历史表示必须先到棋璋山登陆验身，在洋人面前，华人没有尊严。照片摄于新加坡的外岛特展，1937）

1933年至1938年间，英政府每个月发放500张入境证。推算起来，这几年合法入境的男性华人只有约三万人。可是，入境的女性则多达十九万，是男性的六倍。她们多数来自顺德、东莞、和周边农村，年龄介于18至40岁之间。她们在新马主要从事家佣、割胶、洗琉琅等行业。也有一些来自三水和清远等地区的女子，跟男人一样，从事建筑工作。

（1930年代的入境证）

这些从广东地区过来的女子大大改变了本地粤籍人士的男女比例。对比1931年与1947年的英国人口普查报告，粤籍女性的增长率超过双倍，从阳盛阴衰变成12名女性对10名男性。

1860年，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已经有五万人，是1830年的八倍，不过华人女性少过一成。到了清朝末年与民国年代，在新加坡生活的男性移民每十年增加三至五万人。女性移民则增加了十倍，从1891年的三万余人到1947年的三十多万人，男女比例渐趋平衡。

妇女为什么下南洋？

1871年的新加坡人口普查，在职的妇女约为5,000人，她们之中有650名制裙工、550名女佣、240名织补工、215名编筐工、400名小贩、500名渔妇，1,653人从事未分类职业，英殖民地官员McNair 在海峡殖民地报告书说这些未分类的妇女主要是妓女。由于这份职业统计不分种族，所以很难确定华族妇女所从事的职业，一般相信主要是女佣、小贩和妓女。

根据叶汉明的“华南家庭文化与自梳风习”与范若兰的“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相信19世纪80年代已有一些顺德女子从中国过番。顺德均安镇沙头村早在1886年就有黄银欢、黄润金和黄就等人到新加坡做家佣。

到了20世纪初，据香港船政司统计，1906年出洋妇女中女佣人数为3,533人，1907年为2,619人，1920年为2,833人，她们之中十之八九前往新加坡讨生计。

顺德妈姐跟缫丝业息息相关。珠三角曾经是缫丝业十分发达的地方，与长江三角洲并驾齐驱。宋朝以来，顺德女子已经种桑养蚕。鸦片战争爆发前，顺德已经是广东主要的蚕丝产区。1873年，陈启沅在他的家乡西樵简村设立了中国第一家半机械化缫丝厂“继昌隆”，牵动了珠三角的经济命脉。隔年，顺德龙江建立了第一家缫丝厂。1875年，顺德大良创建“怡和昌”缫丝厂。到了1884年，顺德已经以机械缫丝厂取代传统的手工缫丝业，成为广东的缫丝业中心。1887年，顺德缫丝厂有42家，产值占广东省的九成以上。

（缫丝机：顺德的缫丝业占广东省九成以上）

机器缫丝厂在珠三角兴起后，生丝出口激增。广东作为中国丝业中心之一，对美国的销售额占了总出口的80%

1922年左右，顺德的135家机器缫丝厂占全广东省的八成，几乎全顺德人民都从事丝业相关的行业，缫丝工二十万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南国丝都。机器缫丝厂吸引了大批年轻女工，从事专职的缫丝工作，缫丝业的规模跟上海等地不相上下。

从事缫丝业的女工叫繅絲女，又叫鬼枑女。她们把蚕茧放在沸水里浸泡后，抽出丝头，用小竹棍将丝头穿过机器上的小孔，然后把蠶丝一圈圈地抽出來，作为织布之用。

鬼枑女的名字跟抽丝的机器有关。华人将外人称为“鬼”，洋人就是“红毛鬼”或“鬼佬”，洋人的机器也顺理成章，称为鬼机械。至于枑，传统的木制丝车的结构跟互字相似，结合起来，成为“枑”字，所以缫丝女工也称鬼枑女。

（传统的木制丝车跟“互”字相似，所以缫丝女工也称鬼枑女）

跟长江比起来，广东的蚕茧不受季节性影响，为缫丝业专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植桑养蚕显然比起种植棉花、水稻等农作物更加有利可图，于是在顺德掀起了弃田筑塘、废稻植桑的高潮，稻田已经不及全县耕地的十分之一。

蚕丝业为顺德带来繁荣与财富，广东省的货币有三成操纵在顺德人的手中。顺德一片升平，可从顺德博物馆收录的《趁墟谣》一窥全豹：

年复年，日复日，一旬三圩一、四、七。年复年，年年趁圩人万千。 圩中何所有？衣服适身食适口。新丝卖去织绫罗，洋杂土货多罗罗。 近日丝多价越起，洋船采办来千里。广丝装学湖丝装，广州价比湖州美。 家家早期夜眠迟，出丝要赶趁圩期。

在缫丝业的高峰期，缫丝女工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上个世纪初，一个女工每年工作250天左右，就可以挣到200元以上，跟平均五口的农家每年的生计相若。缫丝女工有这么一笔丰厚的收入，在农村的经济地位跟着提高。她们的思想意识逐渐开放，挑战传统的夫妻关系、父女关系、婆媳关系、大家庭关系等，出现了独立性强的“自梳女”与“唔落家”等现象。

不过好景不长，由于中国丝的品质缺乏统一的规格，无法跟上欧美生产自动化的步伐。于是，美国转向日本购买生丝。

到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全世界都受到重挫，丝价从1923年每担2,420元滑落至1930年的650元。虽然过后丝价微升，从大趋势而言，中国生丝已经没有什么价值，导致珠三角的缫丝厂大量破产。

范若兰的“二战前新马华人女佣的工作与社会活动”显示，1929年广东珠三角地区还有146家丝厂， 七万多台丝车， 1934年仅剩四分之一。丝厂倒闭使赖以维生的工农生计维艰，近十万人失业。

这场发生在遥远的2600公里之外的缫丝业革命，影响了一群中国女子的命运。按照传统习俗，应该是男人走出来找出路，养妻活儿，这个年代却正好相反。当时新加坡同样受到不景气的冲击，加上其他社会问题如男女比例失衡，私会党争地盘等，英殖民地政府实行固打制，不接受沒有特別技能的中国男子。

男人没法子到南洋来，只好改由女子出国赚钱养家。当时也有些女子在家乡结婚，当生育机器，一连生了几个孩子，跟婆婆的关系依然无法改善，身心受到伤害。为了躲开不合理的生活压力，她们决定离开家乡。丈夫不同意，她们就用自己的积蓄，先去香港转一圈，然后来到新加坡，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

在1934至1938年短短五年中，有19万以上的中国南方妇女来到新马。她们告别农村，越洋寻出路的勇气，竟然缔造了新加坡三代的繁华。中国女子往南洋寻出路，也解决了新加坡男女失衡的问题。有些女性找到如意郎君，开枝散叶；有些女性对婚姻没有信心，冰肌不染红尘垢，自挽青丝度一生。她们当中好些人还来自富裕的家庭，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过番；有些则义结金兰，从地缘业缘结下有名无实的血缘。

（1930年代，5年间有30万南方妇女告别农村，来到新加坡。她们当中有些还赤着脚，将生命托付给不可知的未来。图片来源：互联网）

这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来的妇女下南洋的主要动力是家贫，但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她们的决定一般上还是跟男人有关。以来自顺德及周边乡镇的妇女而言，相对较多的是独立性强或是对婚姻有恐惧感，因此延续当地的习俗，决定终身不嫁。她们选择离开家乡，从此不用受到家人的管制。有些妇女有不愉快的婚姻，跟夫家合不来，而决定“不落家”，离家出走。她们当中也有人在农村有家庭有孩子，但是男人受到固打制所限，由她们代为出洋，扛起养家的责任。

这些出洋的女子还是保留着乡土观念，每个月按时托水客把钱带回家乡。至于已经结婚，跑到新加坡来寻出路的，甚至会寄钱回乡，让丈夫娶小妾，传宗接代。

如今，顺德妈姐已经成为过去的代名词。现在的家庭女佣来自菲律宾、印尼、缅甸、斯里兰卡等地，女人为了养活一家人，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有遇到好雇主的，赚够盘缠回家，甚至学了一手好厨艺，回家开餐馆，宾主关系一场，继续保持联络。也有被雇主虐待，最后走上不归路的，每天上映的都市风情画，彷佛是妈姐的年代的再现，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

相关链接

清朝阿嫲下南洋

圆明园与新加坡
红头巾
丝丝蚕
天地会

广东妈姐，ISBN 9789810941109

新加坡布商行业 – 百年沧桑

作者：李德耀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特辑》2019年4月12日

小的时候，我家在新巴刹一带，傍晚晚吃过晚饭后，常常会和大我两岁的表哥，结伴去新加坡河河口的“国“前（“国”是英语的 Court，法院的意思）一带溜达，听海浪吹海风。途中往往经过潮州马车街和十八间后（沙球劳路）一带，道路两旁有许多商铺，其中绝大多数是布店。

白天，这里路上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汽车、货车、罗里堵成一团。这里曾经是新加坡最主要的布匹批发市场。曾几何时，50多年后的今天，这一带的门店都已经成为酒廊，餐馆；除了酒气烟味，再也闻不到布匹特殊的香味和苦力的汗臭味。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行换旧行，这种变换的速度，令人有一晃隔世的感觉。

（沙球劳路上其中一间店屋外墙还保留着“正记布庄”的名字）

早期的布商

最早的华人布料生意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人口的增加带来市场的需求，布匹商贩开始涌现在大坡一带。这些商贩有的摆地摊，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推着车子，在巴刹、集市沿街叫卖。当时主要的布匹多来自欧洲，小部分来自中国和日本。由于欧洲布匹花样新颖，质量好，被视为上等货，俗称土库货，这些货源由本地洋行垄断。华商只能从他们手中买下，批发给零售摊贩、马来亚和印尼的商人。新马著名的侨领，后来成为甘蜜种植大王而富甲一方的陈旭年，年少时也曾经当过布贩。

早期从事布商行业多为潮州人。一批经营布匹生意有成的潮州商人王邦杰、陈德润和黄芹生等人，于1908年成立新加坡布行商务局，那是最早的布商行业公会。王邦杰、陈德润也是1906年端蒙学堂的创办人；黄芹生则是潮州八邑会馆的发起人之一。由于主要的行商都是操控在潮州人手里，以至在后来好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误称 “新加坡布行商务局” 为“新加坡潮州布行商务局” 。 

1914年爆发一战，欧洲商品来源吃紧，市场缺货，欧洲布匹奇货可居，布业行商乘机囤积居奇，从中牟取暴利，很多因此而致富。

二战前后

上世纪30年代初，广东人布商引进上海生产的布匹与丝绸，其中以价格低廉，耐洗耐穿的“大成蓝”为最大宗。大成蓝这种深蓝色斜纹布深受劳工喜爱，几乎成为估俚、三水女工和矿工的制服。

二战前夕，世界各地经济放缓，英殖民地采用制裁和固打制手段，打击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英货却能独家享受特惠税等优惠政策，形成英货布匹垄断局面。

1942年2月至1945年8月，新加坡进入日据时期。早在二战爆发前，多数英国洋行已经逃之夭夭，期间也有不少华人布商在检证中被杀害。布匹生意被日本人收归军管，本地布业基本上处在停顿的状态。

二战结束后，欧洲洋行重返新马。战后的东南亚迎来经济发展大潮，市场供不应求，洋行以配给方式来供货。

韩战给新马的橡胶业带来强劲的需求，经济发展蓬勃。这是新加坡布商行业的黄金时期，批发商遍及北干拿路、漆木街、十八间后、小坡和惹兰苏丹一带。布匹大量出口到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等地。

（上世纪70年代的沙球劳路是“布庄特区”。Photo credit: SPH）

新马合并至新加坡独立

1963年，印尼反对成立马来西亚，对新马进行全面的制裁和对抗。依赖转口贸易为生的新加坡布商遇上另一个寒冬。随着1966年苏哈多总统上台，两国贸易恢复正常，新加坡布商业再度进入利好时代。据当时经营再昌公司的陈才群说，布商不怕布匹存货卖不出去，每三两个月就会有印尼的盘商前来，把各个批发商的存货扫清。新加坡的进出口商，俗称九八行，也会配合这些印尼进出口商，把商品从新加坡走私到廖内。

随着便宜的日货和中国货开始充斥市场，布匹的生意每况愈下。行商之间恶性竞争，从削价到将账期从两个月延长到一年多，批发商资金周转严重拮据，一旦小盘商无力还款，市面上就会出现一片倒闭潮。

上世纪70年代，成衣业兴起，加上邻国筑起关税壁垒，使得我国转口优势不再，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新加坡布行商务局由130多名成员锐减至目前的30多家可见一般。
布商转型

从19世纪末至今，新加坡布商行如乘坐过山车般，起起伏伏，最终由盛而衰。近20年来，除了少数的窗帘布料商之外，更多的布商无奈退出市场。一些布商为了求存开始转型，有条件的干脆生产成衣，如李国基的星纶投资；有的改做假手饰，如陈才群的再昌公司和大庆公司；也有进军地产业，如颜有政的丰美布庄。总之生存的，都是适者。

今年高龄81岁的前布商陈才群，就是转型成功者中的一位。1955年来到新加坡时，陈才群只有18岁， 在姑丈的再昌公司当学徒，住在这家沙球劳路的布庄楼上。

来新加坡后的第三天，他就换上背心，穿上短裤，脚踩日本式拖鞋，跟着布店的伙计一起去大坡和小坡一带卖布，推销兼送货。

陈才群说，那个时代，人们都是自己裁制衣服，很少有像样的成衣好买，买布制衣很普遍。对于女性来说，缝纫是必备的基本技能。如果不懂得缝纫，谈婚论嫁时，媒人不敢上门说亲。婚事说成了，嫁妆也少不了一部缝衣机。

邻近国家新兴纺织工业兴起，新时代女性受到良好的教育，有更多的工作和事业机会，都使得传统的手工业作坊面对淘汰的命运，并连带拖累布匹零售行业。如今的成衣制品已经完全能满足人们对穿着的方便、时尚和个性化等需求。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型带有温控、医疗监控和治疗功能的衣服已进入试验阶段，这是传统布匹纺织行业不能不面对的挑战。一言以蔽之，人间正道是沧桑。

相关链接

潮州学堂 I attended Teo Chew School

潮州人，家己人

林德宪法 Rendel Commission

2019年3月3日，在喜耀文化学会进行的开埠200年讲座上，我跟出席的朋友分享关于林德宪法的资料及看法。

林德宪法是二战结束后，为了安抚民心，从殖民地统治过渡到自治的策略。

二战对新马的政局与民生的影响深远：甘榜精神的微妙变化、政治转向与思想觉醒、争取在地公民的权益，都是二战后急速发展的社会进程。

日据时期，日军政府将各族群进一步分而治之，鼓励马来人参与“马来亚乡土防卫义勇军”，催生马来民族主义；成立“印度国民军”，训练男女战士解放印度；另一方面则通过检证所设下的目标，任意屠杀华人。日本投降前甚至刻意煽动种族情绪，柔佛和霹雳都发生马来极端主义者排华事件[1]。

民族主义情绪延伸至上世纪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新加坡华侨政治认同由中国转向本地，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青年团则反对给予华人公民权益。这股极端的情绪时起时落，1964年7月12日，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Syed Jaafar Albar）在巴西班让的新星戏院发表演讲时加以煽动，把巫统反华人、反新加坡政府运动推向高潮。最终引发起大规模的“7.21华巫种族暴动”（Prophet Muhammad Birthday Riots）。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不论是40年代、50年代或是60年代，民间马来人多数保持中立，甚至保护华人，采取暴力手段的多数是极端分子。

玛丽亚事件催生本地马来人与回教徒反殖民地情绪

二战结束后，反殖情绪在华社萌芽，上世纪50年代进入高峰期。

1950年的“玛丽亚事件”是二战留下的遗憾之一。英国官员为了协助玛丽亚的生母从阿米娜（养母）手中夺回女儿，欺骗阿米娜从登嘉楼来到新加坡，然后由荷兰与英国政府合演一出戏，通过司法程序让玛丽亚回到生母身边。这番伎俩引起马来人与回教徒对洋人与殖民地政府的强烈不满，演变成砍杀洋人的暴乱事件。虽然后来事件平息下来，但反殖情绪已经浮现，这可从后来新加坡成立的多元种族政党看出端倪。

“英荷联军”的做法，连出任新加坡市议会主席的英国人麦尼斯（Sir Percy McNeice）都看不过眼。他在口述历史中提出下列看法[2]：

- 荷兰人认为玛丽亚身为一名白人女子，必须在欧洲家庭里成长，不能跟马来人在一起，这种单向思考是完全错误的。荷兰当局自以为拯救了玛丽亚，其实是毁了她的一生。

- 如果玛丽亚留在阿米娜身边，跟丈夫曼梭在一起，她可能会比较开心，她的生活也会过得好一些。

- 玛丽亚虽然皮肤白皙，看起来不像马来人，但没关系，马来人喜欢肤色较浅的孩子，在那个战争的年代，许多马来人收养华人的孩子也是基于此原因。

- 记者Lilian Buckle的丈夫在社会福利部工作，她利用内幕消息的优势，进入修道院，拍摄煽动性的照片，刊登在报章上。这项举动激怒马来人，认为白人侵犯玛丽亚的宗教自由，在回教世界里，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林德报告书

1953年由尼皓总督委任九人委员会，重新审核新加坡的宪法，作为缓冲反殖情绪之计。1954年2月林德宪法出炉，随即在议会上通过並立即实行，以作为1955年4月举行的立法议院的宪法基础。

林德宪法的委员包括：林德 （George Rendel，英国外交官）、陈振传 （Mr OCBC）、Nasir A. Mallal （进步党）、林有福 （劳工党，前进步党员）、陈才清 （CC  Tan, 进步党）、 Tan Sri Datuk Professor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以及三名英国人。

（林德九人委员会。图片来源：NAS）

Ahmad bin Mohamed Ibrahim在马来亚Gombak出生。新加坡独立后成为首任总检察长，曾经参与新马合并谈判，制定新加坡的新回教法等。完成使命后回到故乡，在马来亚大学执教。

林德委员会报告书提出新加坡独立的首要考量：

- 食物与水供来自马来亚联邦，新加坡无法自供自足。

- 新加坡缺乏政治经验，无法成立稳定的政府。

- 新加坡是个贸易港，需要稳定的政府机制来维持。

- 国家意识与被赤化的存在风险。

林德委员会已经考虑到新马合并是取得独立的途径，不过避开“合并”的字眼，而是以“大组织”来取代：

- 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的政治关系，有必要加强合作，目前互相猜疑的局面使到双方不愿意进一步磋商。

- 只有双方关系取得良好进展，新加坡才有可能成为这个大组织的一个独立运作的成员。

报告书总结，让新加坡人民通过议会选举，成立一个在英国控制下的自治政府。英殖民地政府负责制定法令条例，内部安全 （包括国防）、外交与财政等完全由英国掌控，公民则可享有结社、言论、集会、出版等方面的有限制的自由。

林德宪法的主要影响力

林德宪法的演变迅速，新加坡在10年间经历林德宪法选举（1955）、自治（1959）、合并（1963）与独立（1965）。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可以看出以下改变：

1. 释放限度权力

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抵制林德宪法，认为选举只是民主的假象，英国总督操纵大权。因此，人民行动党只派四人参与林德宪法选举，以了解议会的状况。

人民行动党员兼工会领袖林清祥则认为“1954年至195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转捩点。一个从实施‘紧急状态’转入实行林德宪法制改革的转捩点，一个由充满高压的白色恐怖转入极有限度自由、民主开放的转捩点。”[3] “林德宪制的进展，说明英国不得不做些政治让步，政治气氛因而稍微开放，许多新的职工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1955年大选竞选活动期间，群众情绪高涨，冲破了自1948年6月紧急法令实施以来的白色恐怖氛围。”[4]

2. 亲英政党参与制宪

林德九人委员会中共有三名进步党员。进步党（SPP）于1947年成立，主要人物包括：John Laycock（李光耀的老板）， Nasir A. Mallal，陈才清，林有福（后来跳槽到劳工阵线）。进步党是亲英政党，主张以渐进式取得独立，1963年完全自治，过后跟马来亚合并取得独立，不过没有设定时间。李光耀以竞选代理人的身份协助老板参与1951年的竞选，为日后组织政党留下伏笔。

3. 政党是号召群众的主力

劳工阵线与人民行动党都是反殖的政党，它们的共同点包括：

- 承诺结束殖民地统治，争取独立。

- 争取华工与受中文教育人士。

- 通过民众的语言来团结民众。

新加坡于1959年自治，比进步党的计划提早四年，跟这两个政党的群众基础不无关系。

4. 社会运动加速求变

1955年，在林德宪制下，新加坡有了一部新的宪法，规定在立法议院的32名议员中，人民可以选出超过半数的25名代议士，其他7个席位则保留给4名官委议员和3名前议员。[5] 此外，在自动的注册法令下，选民由原本的7万5000名增加到超过30万名，包括22万5000名初次享有公民权的受华文教育的华人。这是新加坡历史上首次举行的立法议院选举，是新加坡实行新宪制后的第一件政治大事，“由30万选民选举治理百余万人口的政府，新加坡人民上了民主政治的第一课。”[6]

4月2日的投票结果，劳工阵线赢得10席，华巫联盟 （UMNO-MCA）3席，组织联合政府。

其他中选议员来自：民主党 2席，进步党 4席，人民行动党 3席，独立人士 3席。

这个选举结果令劳工阵线有点措手不及，内选后由马绍尔出任首席部长兼商务部长，其他内阁包括：劳工与福利部长林有福，教育部长周瑞麒，交通与工程部长哈米德（Abdul Hamid Bin Haji Jumat），卫生部长布拉加（A J Braga），地方政府、土地与住宅部长汤玛士（Francis Thomas），首席部长工商部助理朱马霍伊（J M Jumabhoy）等。哈米德代表巫统，其他人士来自劳工阵线。

人民行动党排出四人团队，三人当选：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蒂凡那（落选）。

赢得选举的独立人士Ahmad bin Ibrahim后来加入人民行动党，出任自治邦政府的卫生部长与劳工部长，32岁时因长期疾病英年早逝。有人怀疑林德宪法选举时，Ahmad bin Ibrahim是人民行动党刻意安排的棋子，万一选民不接受政党，至少还有一名“独立人士”进入议会。

对于殖民地政府而言，这是场“变天”之战，英国原以为进步党会获胜，结果人算不如天算，还政于民的日子已经不远。

5.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进步党亲英政权的终结

进步党由讲英语的“精英”组成，在过去的立法议会选举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曾经赢得多数议席，虽然当时的投票并不踊跃：

- 第一次民选（1948）：进步党 3/6（参选6席，赢得3席）

- 第二次民选（1951）：进步党 6/9

- 市议会选举（1952）：进步党13/18

当亲民的替代政党出现后，进步党及重组后以自由社会党再战江湖，结果都不堪一击，不论是立法议会、市议会或是自治邦选举都相继失利：

- 林德宪法立法议会选举（1955）：进步党 4/25

- 市议会选举 （1957）：自由社会党LSP 7/32

- 自治邦选举（1959）：自由社会党  0/51

6. 市议会选举 ：为自治邦选举探温

根据林德宪法与麦尼斯委员会建议， 1957年12月21日，全部32个市议会议席公开竞选，人民行动党成为民心所向：

- 人民行动党13/14（参选14席，赢得13席）， 巫统2/3，自由社会党7/32，劳工阵线 4/16，工人党 4/5，独立人士 2/11。

当时的政局所出现的最大变化，就是马绍尔于1956年领军到伦敦出席独立谈判铩羽而归后，退出劳工阵线，另组工人党。

由林有福接手的劳工阵线显然受到周瑞麒压制学生运动、指责林清祥号召民众“打警察”、宣布南大无权颁发学位等所影响，声誉一泻千里，参选16个席位，只赢得4席。

1959年林德宪法下的第一届自治邦选举，不出所料的，人民行动党以狂风扫落叶之势，赢得55个国会议席中的43个席位，从自治走入与“大组织”马来西亚合并、分家、独立的时代。

主要参考资料：
[1] 邱克威，蔡慧钏，《淙淙巴冬河 巴冬华人社会发展史》，巴冬永春会馆出版。
[2]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Oral History Interviews, Accession Number 002036, Reel/Disc 16
[3]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脊顶图书出版社 2014年7月，ISBN 978-981-09-0989-5，第382页。
[4]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脊顶图书出版社 2014年7月，ISBN 978-981-09-0989-5，第378页。
[5] Lim Tin Seng, “1955 Legislative Assembly general election”,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4-07-07_134339.html accessed 14 May 2019.
[6] 吴元华，“论新加坡华语文的政治价值”，作者的博士论文《人民行动党与政府的华文政策研究1954-1965》第二章补充改写而成，发表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97，http://www.huayuqiao.org/articles/wuyuanhua/wyh04.htm

相关链接

林德宪法（Rendel Commission）- 60年前的民主选举

大检证 Shingapōru Kakyō Gyakusatsu Jiken

新加坡梦（3 of 4）

处在夹缝间的玛丽亚（Maria Hertogh - In Search of Identity）- 二之一

处在夹缝间的玛丽亚（Maria Hertogh - In Search of Identity）- 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