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槟城与新加坡的七月歌台

槟城中元节：酝酿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迈入农历七月，槟城乔治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区正上演着已有200年历史的人鬼飨宴。大街小巷都搭棚庆赞中元，五根柱香和大士爷的身影随处可见。短短一个农历七月，整个槟岛有两百多场盂兰胜会，也就是每天平均有约10台歌台、大戏和木偶戏，营造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

（农历七月，小小的槟榔屿到处可见中元盂兰胜会。）

大士爷又称焰口鬼王，普度爷等，为道教与佛教的著名神祇。道教认为，所有来阳世享香火的七月亡灵，都归大士爷管理，中元法会都会祭拜祂。

根据马国的报章报道，槟城将以“槟州普渡：马来西亚槟州中元节庆典、仪式与实践”为题，准备提呈国家遗产局。取得国家文化遗产地位后，再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将槟城中元节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盂兰胜会的最后一晚，将大士爷火化，普度众生。图片来源：Lynn Wong。）

对比新槟两地的七月歌台

从新加坡前往槟城，沿途经过永平、马六甲、吉隆坡、怡保、太平和十八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元节活动。乡区地方人性淳朴，见到我们这些“外省人”，都会主动邀请我们上香求个平安，晚上还可以回来分烧肉。譬如十八丁有约20多户人家，祭祀竟然有7只大烧猪，每家每户都可以“肚肚平安”了。

（烧猪：十八丁的中元节祭品。）

新加坡农历七月的“免费露天音乐会”有约三百台，跟槟城不相上下。21世纪初，新加坡的七月歌台曾经走过一段下坡路，艺人被视为“路边摊”，观众开始流失。12年前陈子谦的电影《881》成功扭转颓势，再掀歌台热潮，吸引不同籍贯、族群和年龄层的观众回流。

（马里士他路的歌台秀，设施比一般七月歌台简单多了。）

歌台观众翻倍后，呈现形式出现一些变化，譬如会出动一到两名主持，LED灯光与立体音响都走向专业，现场有乐队伴奏，有些还有和声与舞蹈员，媲美露天音乐会。主持与歌手之间互相调侃，开点黄色笑话，讲福建话等来娱乐大众。每名歌手演唱三首歌，下一位歌手到了，主持人就跟歌手一起上台，向正在演唱的歌手示意唱完后就可以赶下一场了。

每个晚上，当红的歌台艺人得跑好几台，有时候甚至会“漏台”，忘记某场演出。这时候司仪就必须使出浑身解数拖延时间，以免影响观众看歌台的兴致。

（新加坡的七月歌台走向专业化后，观众开始回流。）

相较新加坡的歌台，槟城的简单淳朴得多，有点像上世纪70年代的新加坡。一般槟城的歌台没有主持人，歌手本身就是主持人，为观众介绍自己的歌，每人唱六首歌，歌多话少。此外，现场没有乐队，歌手必须自备CD。舞台布景简单不花俏，灯光使用最原始的钨丝灯泡，观众也是最“原始”的，骑着电单车脚车来到歌台前看秀。由于农历七月的天气闷热，女歌手都上演火辣辣的清凉秀，半小时的演出后还是免不了香汗淋漓。

还有一点就是槟城的歌台不太商业化，不会植入主办当局所要宣扬的商业或教育信息，让歌台失去原汁原味。当地歌台也不会说教，不像一些新加坡歌台刻意添加目的性议程，也就是常说的“agenda”，将简单的街头娱乐复杂化。

（槟城的歌台简单淳朴，连观众都很“甘榜”，骑着脚车和摩多来看歌台。）

歌台的起源

追溯起来，中元节源自先民带来的家乡文化。他们相信孤魂野鬼会在中元节到访人间，农历七月十五，阴曹地府的大门将会全开，那是阳间阴气最盛的日子，因此中元节期间都会举行各种仪式，供奉祭品来招呼这些孤魂野鬼，包括包办它们的娱乐节目，由从前的街戏与木偶戏发展到现在的七月歌台。

（彼咯的布袋木偶戏，由当地人组成的四人木偶戏班运作。彼咯（Bekok）距离太平约半小时车程。）

至于本地最早的歌台，可能跟日据时期相关。当时，舞厅遭日军禁止营业，导致许多歌舞界艺人失业。后来，“大和剧场”（大华戏院）楼上的“大家乐”食堂增设简单乐队，晚上演出时聘请女侍应生登台唱歌。驻守在新加坡的日本士兵也相当喜爱音乐表演，加上本地居民为了逃避战争期间生活的艰苦，歌台的出现满足了大家寻求短暂娱乐的需求，反应相当热烈。

战后一些来自中国的歌舞团团员见祖国动乱，选择留在新加坡，举办歌台演出为祖国筹款。歌舞团的表演时间，一般从晚上8时到午夜12时。

可以确定的是，歌台于上世纪70年代逐步取代传统大戏与木偶戏。以价格来衡量，依序为大戏、歌台与木偶戏。木偶戏的真人躲在幕后，大戏的成本高，方言流失后知音人不多，歌台有真人表演，跟当代的庶民文化接轨，是它吸引人的主因。

主要参考：
张丽苹，“‘娱人娱鬼’的中元节歌台”，2017年9月4日，accessed 29 August 2019
“‘槟州普度’申遗 近期呈国家遗产局”，《中国报》（北马人）2018年12月13日，accessed 29 Augus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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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的魅力

七月歌台

欧南路精彩旧事

作者：余经仁
图片：余经仁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版”，2019年8月15日

中峇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活动精彩的社区，与中峇鲁路相邻的欧南路，一样有特别的景物活动，让人留下许多回忆。

廊道衔接所有大楼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南路，最引人注目的景物要算是那里的监狱了。坐落在市中心的这个“不速之物”，就位于现在新加坡中央医院（旧称四排坡）的正前方，它外墙刷成土黄色，墙高五六层，墙顶围绕着铁丝网；高耸的瞭望塔，则有狱警站岗监视。狱警身旁有一面大锣，想必是在紧急时刻敲锣示警，所以可说是戒备森严，谅囚犯插翅也难飞，难以越狱。

但是，在珍贵的市区地段用来关囚犯是大浪费，果然，到60年代，整座监狱被夷为平地，改建成欧南园多栋商住大楼。这个建筑群的最大特色是建有廊道，把所有大楼全部贯穿衔接起来，因此，人们沿着廊道，可以从振瑞路这一端悠闲地走到靠近余东璇街尽头，不必担心日晒雨淋，设计堪称独特。

可是，欧南园组屋地点虽是适中，说来奇怪，它底下两层楼的商店，生意始终马马虎虎，即使是后来邻近还增建地铁站，也不见人潮。到本世纪初，它再次面临拆除的命运，目前正作第二次的发展，兴建中央医院延伸的大楼和汤申东海岸线的欧南园地铁站。

（欧南园二度发展，原有的组屋群正在拆除。（白溪君摄））

少年旅团员协助救灾

紧隔着欧南园，就来到长老会的禧年堂礼拜堂，礼拜堂建于1939年，当年奠基礼还是由英殖民地政府的辅政司亚历山大爵士主持。辅政司相当于现在的公务员首长，奠基场面十分隆重。礼拜堂分三个建筑物，即圣殿大楼、副堂与牧师楼。

1949年，礼拜堂在圣殿大楼顶楼安有一口大铜钟，每逢星期天主日上午，大钟就会“当当”响起，远近都可以听到，大楼外则有一个大型十字架，夜里亮起荧光。据禧年堂的档案，大钟与荧光十字架在新马礼拜堂还是首创。

禧年堂圣殿大楼，现在已拆除。（取自《禧年堂50周年纪念特刊》）

礼拜堂的副堂，是新加坡第一所幼儿园——星洲幼稚园的分校所在，它右边的“石津楼”，是为纪念郑聘廷牧师，以他的别号命名；郑牧师既是禧年堂的创会牧师，也是星幼的创校人之一，他对早期新加坡的教育、社会与教会，都做出极大的贡献。郑牧师最为人熟知乐道的，是他也是同盟会成员，在新加坡积极参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协助推翻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

另外，礼拜堂也是少年旅（Boy's Brigade）第11连的总部，给这个童军组织提供活动场地。路人经过欧南路时，不时可见到团员应用圣殿大楼，开展高楼运送伤员下楼的训练，其他还有急救、火警疏散、步操与军乐团等，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礼拜堂附近的河水山、四脚亭与合乐路等都是亚答住屋区，经常发生大小火患，当时，住在中峇鲁的少年旅团员，知悉后都自动自发，第一时间里投身灾场协助救灾，把平时所学的技能学以致用，精神十分可嘉。

到1970年代，由于礼拜堂阻碍中央快速公路的兴建，礼拜堂连同具有纪念性的石津楼，全部让位拆除，西移到现在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附近。

紧隔在禧年堂的是卫生院，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包括给人民注射防疫针，为中峇鲁居民提供不少便利，就近可以求医。那个时代，因为还属于殖民地或延续殖民地的福利政策，看病打针一概免费。目前大楼仍然保留。

工商学校辟有小动物园

欧南路再西行就来到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后易名工商小学），创于1920年，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校之一。校舍依约克山山岗而建，学校办学严明，1950年代收生超过3000人，它最闻名的是校园辟有一个小小动物园，园里畜养各种动物，像天竺鼠、鹦鹉、蟒蛇、猩猩、梅花鹿、鳄鱼等，吸引许多外人到动物园游览。

工商学校领导人，在那个时代就意识到“生态教学”的理念和重要性，把动物园建在校园里，让学生可以实地接近生物，学习自然生态，着实让人佩服。

工商学校这片山头，原是新加坡先驱侨领陈金钟（1829-1892）所有，陈金钟即创建陈笃生医院的慈善家陈笃生的儿子。他的妻子与媳妇过世都安葬在约克山上，同样他也将父亲的遗体迁葬在此。工商学校上世纪搬迁到淡滨尼后，留下这个慈善家族的墓地独守山岗。今天，墓地时常还可见到香烛贡品，想必是很多人感恩于他们当年盖建医院造福人群功德无量，决意以一点心意作出表示。

工商小学的遗址，现在也是中峇鲁“历史街区漫步”的行程点之一，喜好怀旧者定时会到这里来参观，聆听导览员细说工商学校的旧事。

（历史爱好者寻访陈笃生墓地。）

酱油味飘咸而来

再西行来到合乐路的交界处，当年这里是一家酱油厂的厂地，酱油厂外处处可见一个个的酱油瓮，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人们路过，不时都能够闻到酱油味飘咸而来。　　

酱油厂原地在上世纪70年代后建成阿波罗酒店，楼高18层，在那个时代算是富丽堂皇的建筑。由于酒店地点适中，不时有影星歌星光顾其咖啡屋，就像是香港的半岛酒店一样，经常星光熠熠，让人感觉十分耀目。

酒店正前方有个大型喷水池，使得这里一带风景宜人，可惜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被拆除。酒店目前依旧不变，但易名为河畔富丽华。

走一趟欧南路，距离不长，精彩旧事连篇，让人回味无穷。

工商学校从山下到山顶

1950年代工商学校毕业的校友，忆起儿时在校的往事时，人人都感觉兴奋，令人回味无穷，乐在其中。

71岁的陈皆成（股票交易员）说，学校当年依山而建，初小班的课堂在山下，然后逐年升到山顶，当时，虽有梯级攀登，但是许多同学总是连跑带跳上山，结果意外频频，经常发生失足跌伤事件。

他回忆：“祖母李惜娘学过跌打，也誓愿悬壶济世，不收分文，结果一有同学脱臼骨折，学校马上就往我家里送，由祖母当场治疗，后来消息传开，成了大家熟悉的‘校医’。”

他也说，学校许多顽皮的同学，对于校内动物园的动物，像园中的猩猩，经常都会对它们“挑衅”，结果往往被触怒，遭它从笼中伸出手来抓伤。

校长竞选去

陈皆成1959年从工商小六毕业，他也提及校长陈国祥的旧事。他说，校长每天一身白衣白裤，最早到校也最迟离校，他待学生十分严厉，办公室抽屉里有五六条藤条，粗细各有，同学人人不寒而栗，不敢捣蛋。因此，同学在校园遇上他时，都赶紧在他身边立正，恭敬地对他鞠躬。

他说：“我毕业后，校长代表联盟政党参加中峇鲁区立法议会选举，显然是想要献身政治，但事与愿违，选举结果大败沙场，从此退离学校。”

根据档案，中峇鲁区1963年选举出现五角战，最终由人民行动党的李德欣胜出，第二高得票者是社阵的孙泽宇，陈国祥只得508票，占总票数的4.3%。

另一名校友戴文雪（企业顾问，68岁）说：“当年的工商，是唯一有动物园的小学，让我们可以就近学习生物生态，度过一段美好的学习时光。”

另外，学校的古墓地，也是同学休息下课时最喜欢的游乐场，大家在那里爬高跳下，一点都不忌讳。

学生打扫墓地

谈到古墓地，柯丽珍（67岁）也回忆说，当时学校定时分配学生到墓地打扫，每星期约两三次，但无人知晓它是谁的墓地。

她也记得，登山的梯级，每隔几级的柱子都钉上木板，上书激励的格言。“对我来说，通过这些格言，真的是一边登山，一边学习，鞭策自己努力向上。”

她说，工商学校不只是她的启蒙学校，父亲柯水生也是，是她们两代人的学校。

另一方面，立于中巴鲁地区的工商，在校的学生当中，要以福建籍贯的子弟最多，俨然是一所福建学校。

根据工商学校1955年出版的《35周年纪念刊》，当时对在校学生祖籍地展开的调查，全校2289名学生中，有1619人是福建人，占学生总数的七成。在这些福建人之中，又以同安县人居多，总数292人，其他顺序是金门（250）、安溪（246）、南安（146）与惠安（123）。

受访的三名工商校友，巧合的全都是同安人。当中陈皆成在本地同安会馆中还担任副主席要职。

至于工商学校为什么会以福建人居多，相信与校长有关。工商学校早年两名校长是林则杨与陈国祥，都是金门人，早期金门（旧称浯江）属同安管辖。顺带一提的是，两位校长姓氏虽是不同，却是同胞兄弟，这是因为分别送给不同姓的人家抚养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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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时间

时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1970年代初，我升上中学的时候，拥有平生第一个手表，能够随时随刻知道时间。这个腕带手表的牌子叫做“Polex”，眼花的话可能就看成Rolex名表了。可见鱼目混珠的冒牌手表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这个Polex手表是父亲在同济医院旁马真街（Merchant Road）的钟表店买的，当时的价格为10元。这家钟表店门外还有霓虹灯广告，有时候推销Titoni梅花唛，有时候Garuda加鲁达。无论是梅花还是老鹰（Garuda 是兴都教神兽），广告牌映照着夜空，拥有一个手表成为许多人的梦想。

（马真街与大坡二马路（新桥路）交界处的霓虹灯手表广告牌。图片来源：互联网。）

早在13世纪，欧洲已经发明了时钟，意大利和英国的教堂都安装又大又笨重的机械钟，目的是提醒人们祷告的时间到了。

到了14世纪，欧洲许多市镇开始敲钟报时，发达的城市都安装公共时钟。在有时钟的城市生活，居民也特别自豪。

16世纪中叶，德国制作的小型桌钟和闹钟深受贵族喜爱。这些“小钟”只有一支时针，钟面分成四部分，时间的准确度为十五分钟（一刻钟）。

（17世纪的德国闹钟，绳子用来调时间）

17世纪的科学家根据钟摆的原理，发明第一个摆钟，也称为“老爷钟”。摆钟滴答滴答响，除了时针之外还有分针，时间变得精确后，无形中增强人们的“时间观念”。

（科学家根据钟摆的原理，发明了老爷钟）

19世纪出现许多生产钟表的厂家，瑞士的钟表业特别发达，崛起成为“世界钟表之国”，那时期生产的怀表十分畅销。

（清末民初的年代，怀表传入中国，成为富裕人家的至爱。图片来源：互联网）

瑞士手表手工精致，成为古董家的珍藏。著名的机械表如劳力士（ROLEX）、欧米茄（Omega）、浪琴（Longines）、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tin）、天梭（Tissot）都是瑞士的品牌，年轻人喜爱的SWATCH石英表也是瑞士的产品。

火车开始川行之后，欧洲的许多火车站都安置大钟来方便乘客。20世纪初，新加坡的Tank Road火车总站同样装置大钟。

（Tank Road火车总站的大钟，时间为下午12时30分。图片来源：互联网）

火车站有大钟不足为奇，连市区卖鱼菜瓜果的老巴刹都装置苏格兰钟，仿佛走到英格兰或苏格兰的老市镇。

如今的时钟千变万化，有石英钟、电子表、以及最精准的原子钟，每两千万年才误差1秒。GPS卫星导航系统就是以原子钟计时的。

过去的住家和商店的墙壁上都有挂钟，如今很多都不用了。“What’s the time now?”不需要看钟看表，看看手机、看看电脑就行了。

（老巴刹的“苏格兰钟”）

从前的“时钟”

发明时钟之前，人们对时间的概念模糊，日常生活不是白天就是黑夜，后来才逐渐使用水钟、沙漏（hour glass）、日晷（sundial）等来计时。

（复古的闹钟和沙漏）

大家听过“一炷香”时间，也听过“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以烧香来计算，也以影子移动“一寸”来估量。

在华人社会，“点线香”这种“时钟”最早出现在宋代的文献中。“一炷香”的时间概念是由僧人打坐开始的。那时的线香是手工制作的，烧一炷香的时间约半个时辰，也就是一个小时。晚上打更的更夫用线香来确定时间，所以这些线香也叫“更香”。

用线香来计算时间的准确度不高，香火会受到质地、长短、风力、湿度等影响，一炷香的时间不一定是一个小时，有时多有时少。但由于香火的原理简单易懂，适合民间使用，所以流行了整千年。

新加坡河畔李德桥（Read Bridge）上说书人讲古的年代，烧的线香更加幼细，晚风吹拂下一刻钟便烧完了，偏偏这时候故事进入高潮，不识字的船工苦力听得心痒痒，掏个银钱继续听下去。

至于以寸来计量时间，那是起源于约两千年前的汉朝。科学家发明以太阳照射的投影来计时的“日晷”，“一寸光阴”就是晷针的影子在晷盘上移动一寸所需的时间。

（植物园的日晷：一寸光阴一寸金）

钟的趣事

新加坡最古老的公共时钟是113年历史的维多利亚纪念堂大钟（俗称大钟楼）。这个大钟重1,000公斤，每15分钟响一次，在新加坡河附近都听得到。大钟成为过去在驳船上生活的船夫苦力的闹钟。

（维多利亚纪念堂的大钟：新加坡最古老的公共时钟）

自从有了时间之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时间控制了，什么时候起床、上学、进餐、约会、上床睡觉等，都受到时间的约束。

至于送礼物给华人，尤其是老人家，还是有些避忌的。寿星公寿星婆过生日，不好赠送时钟给他们，因为“送钟”跟“送终”同音，是很不吉利的。有些籍贯的习俗将手表视为钟，老人家过生日，收到手表也会不高兴的。

“十三点”

现在的时间采用24小时制，13点指的是下午1时。电子钟会出现12点，13点，14点甚至2359，也就是午夜。

从前的时钟则只有十二点，没有十三点，每小时报时一次，12点就敲12下。若出现13下就是敲乱钟，肯定是机件出现问题。

用在人身上，“十三点”不可能形容对方有气质，而是指女人行为怪异，神经兮兮，做事不经大脑。另一个骂法就是“神经病”。

 用“十三点”来形容女人，相信源自上海话。中国解放前后，许多上海人迁徙到香港，变成趣怪的广东话。十三点跟着电影、刊物等传到新加坡后，十三点似乎无处不在了。

《樯谷的博客》则认为十三点另有出处：根据1922年出版的《上海指南，沪苏方言纪要》，痴字共十三画，故沪人以“十三点”隐指痴。不过用来形容女人，是因为生理结构上比男人多了“一点”。上海话“雌、痴”同音，因此称略痴的女人为“这只十三点女人”或“这只十三点”，强调的是这多出来的“点”。上海话也有骂男人为“十三点”的，不过指的是这个男人像女人。

“十三”似乎是个特殊的数字。譬如：

- 广州十三行：广州对外贸易特区内的十三家洋行商人。
- 明十三陵：中国明朝皇帝的墓葬建筑群。
- 十三姨：可能是徐克的黄飞鸿系列杜撰的人物。
- 十三幺：打麻将糊13张幺九番子牌。
- 十三太保：唐朝末年节度使李克用的十三位儿子。
- 十三太保药方：中医妇科良方，可用来安胎、催产。

话说回来，时间以一天24小时（4x6小时），每小时60分，每分60秒来计算，跟我们日常使用的十进位相比似乎复杂多了。如果时间调成一天10小时，每小时100分，每分100秒，您能适应吗？

（现代广州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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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铁路旁

新加坡河的船事

广州十三行

牛车水的地摊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9年8月12日 
图片：本博客网主

六七十年前的牛车水，在夜幕低垂，天色渐黑时，就有各种地摊纷纷涌现，呈现不一样的景象。地摊属于流动性质，由于在夜晚，摊主得自备“照明灯光”，如火水灯、大光灯、臭土灯（臭电carbide）。臭土是乙炔，把水倒在上面，就会发光燃烧。

那些时候，我喜欢行“夜街”。地摊是摆在已拆除的珍珠巴刹前行人道。行人道夹在大沟渠和二马路（新桥路）。地摊贩把防水布铺在地上，上面放着“跳楼货”（廉价出厂衣服）出售。虽然有些货物来历不明，但居民从不过问，只要便宜美观就行。

（1950年代的珍珠巴刹。图片来源：互联网。）

有些地摊替行人补鞋，钉鞋掌，在鞋底加一块皮垫子，或钉两块腰形金属片，使鞋子耐穿。也有测字摊，顾客随意给 “测字佬”一个字，让他解读，预测运程，决定大事。有一回，我在旁听到顾客以“口”字问姻缘。测字佬一看，说好事已近。因为“口”字意味家里会添一口（口是女的意思），且“口”像一张有蚊帐的双人大床! 加上口字四边合起，是一拍即合！至于灵验与否，则不得而知。

有些地摊是卖跌打酒、止痛药、风油、药膏和印度人卖的海狗油，也有替人拔牙的“扪牙佬“，地上摆着一碟脱掉的牙齿，展示他的“业绩”和经验。偶尔我见过有人摆着棋盘，“挑战”过路人破解象棋残局。破解者有奖，否则就要交“学费“了！ 幸好能破解者少，也没有“棋王”出现，否则饭碗被砸了。

要听讲古佬（说书人）讲广东话故事，就去万拿山或余东旋街珍珠巴刹一带。地上放着矮凳子让听众坐，收费几毛钱。那时候很多居民是属于华文“文盲”，他们不会书写与阅读华文，但是能讲流利，甚至有典有则的广东话。听说书人讲故事，的确让这些居民学问大为长进。

令我难忘的是莫罕默阿里巷（牛角街）的旧货地摊，这地摊相当大，经营了二三十年。上世纪80年代末，养正学校停办，无数珍贵文物出现在地摊上待售。消息传出，校友们闻风涌去旧货摊，抢购（？救）文物。新校管理层对旧校文物不感兴趣，校友唯有购回当作私人收藏。可惜有很多文物早已被识宝之人买去，令校友们深感痛心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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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的前世今生

牛车水已消失的行业

从养正学校谈起-百年前的新加坡广东人

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

原文刊登于《扬》第38期，2019年2月，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出版

2018年12月16日，广惠肇碧山亭的奖学金颁奖典礼现场，郑佳雯是大专组得奖者之一。她的父母亲也一早到场，参观碧山亭文物馆与出席座谈会。

（奖学金颁奖礼前的文化活动）

活动结束后，郑佳雯的母亲冯碧雁即激动又兴奋地告诉我，她在碧山亭文物馆找到自己。

冯碧雁不就站在我面前吗？怎么会在文物馆内找到另一个“自己”呢？我跟着她们母女俩折返到文物馆的“守候”展厅，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了。

原来冯碧雁是碧山亭的原居民，在第二亭出生，第二亭成长。约20岁时（上世纪80年代初）因为政府清山而被迫离开熟悉的坟山甘榜。当时许多原居民都接受政府的分配，搬迁到刚发展的宏茂桥新镇，冯女士一家也不例外，窗外的连绵山峦就是熟悉的碧山亭坟山。

冯碧雁和姐姐冯展冰都是碧山亭学校1973年的毕业生，姐妹俩的身影都出现在展板上。飞鸿渐杳，数年华又是几清秋，如今站在老地方，昔日的学校在展馆内的光影笼罩下，带来几许学生时代的回忆。郑佳雯边忙着跟妈妈自拍，边聆听着妈妈讲过去的故事。那一刹那间，我的心头跟冯碧雁一样火热，甚至有热泪盈眶的冲动。

（“我找到自己”；“我的妈妈”）

消失的乡村学校背后的精神内涵，是我们记述碧山亭学校的动力。1936年9月，广惠肇碧山亭创建的“广惠肇碧山亭义学”（后来易名为碧山亭学校）在碧山亭大庙内开课，为甘榜山亭和附近的汤申路居民提供学习的场所。碧山亭出现了孩子们蹦蹦跳跳地上学，一天天地成长的喜悦。

20年后，碧山亭学校终于有了六间课室的新校舍，分上下午班上课。1957年后，碧山亭学校跟当时的民办华校一样纳入政府教育体系，成为政府辅助学校。由于甘榜居民收入不多，校服多数是自己缝制的，而且“一代传一代”，弟妹们都穿上兄姐的衣服。

国家有许多记载着大人物的历史，至于将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的小市民，同样有许多成就与价值。碧山亭文物馆突出平民文化，除了呈现新加坡两百年的华社流程，相信也是让原碧山居民的记忆永留，让他们回来寻梦，后裔回来寻根的最佳平台。

（碧山亭学校：冯碧雁姐妹的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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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落在广东人坟场的碧山亭学校 Peck San Theng School

碧山亭的起源与重建

史丹福水道旁：19世纪印度劳工留下的古迹 Stamford Canal and Indian convict labours

原文刊登于《源》2019年第3期，总期139，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小坡的历史文化区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史丹福水道，流经总统府、国家博物馆、善牧主教座堂、圣安德烈座堂等古老地标， 132岁的国家博物馆算是最年轻的了。

水道旁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的店屋骑楼下曾经摆满二手英文书摊，为我们的学生时代提供廉价环保的精神粮食。不远处的莱佛士书院搬迁后空置好些年，草地开放给公众人士活动。上世纪70年代末，莱佛士城在书院原址动工，我们只好向踢足球的年代挥别。

(1970年代勿拉士峇沙路的英文书店，后面高耸的组屋为俗称书城的百胜楼。)

多美歌（Dhoby Ghaut） 这个地铁转换站源自兴地语，意思是走下梯阶到有水洗衣的地方。印度劳工在史丹福河中清洗衣服后，顺便将衣服晾在国泰戏院前面的草地上。

（印度劳工在史丹福河洗衣服。NHB c.1900s）

这些怀旧景观都消失了，露天的史丹福水道隐藏在地底。曾经在这个地区出入的印度劳工是建设19世纪的新加坡的主要劳动力。如今，印度客工依然活跃参与劳动建设的行业。

2019年3月16日，我们这群博物馆义务导览员一如既往，跟参与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文化之旅的90名公众人士，一起沿着史丹福水道，寻访一个多世纪前印度劳工的印迹。

(如今的史丹福河道隐藏在地底，只有一小段可见。)

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

殖民地政府将印度罪犯包括杀人凶手、强盗、恶棍、政治犯、反殖人士等分为六个等级，如果行为表现良好便会获得擢升，日常活动较少约束，福利也相应增加。打个比方，一等囚犯被安排到牢狱以外的市镇工作，享受阳光和自由的气息；五等囚犯则没有任何工资津贴，必须带着手镣脚铐劳动。

1825年，第一批80名源自印度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的犯人，从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乘船来到新加坡。一个星期后，第二批百多人从明古连前来。接下来的犯人则必须忍受更远的海路，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此后半个世纪，新加坡成为输出印度罪犯的主要目的地。这些犯人东行跟华人猪仔下南洋一样，被关在拥挤的大舱内，即使安全抵步，许多人亦因思乡情切，在郁闷沮丧中死去。

头两批印度罪犯从明古连出发，正值《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后的过渡期，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英国与荷兰在马来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争执。英国与荷兰以明古连与马六甲互相交换，交接程序完成后，必须将全部人撤走。很快的，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成为澳洲的翻版，被押到新加坡的犯人占海峡殖民地的一半。

这种流放海外，劳动改造的做法，是殖民地政府解决印度监狱爆满的途径。罪犯来到新加坡，成为建造基础设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最初任务是将珍珠山和勿拉士峇沙山丘的泥土运到新加坡河南岸，沼泽地填平后，发展莱佛士坊商业区，接着开辟通往各镇乡的公路网和建造房屋等。今天所看到的19世纪中叶保留建筑，多数由他们兴建。

善牧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善牧主教座堂坐落在印度囚犯的监狱旁，教堂内有一个中文石碑，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848年，教堂已经有位来自 广东省惠州府的朱若望牧师。据说当时在武吉知马种植园区工作的华人劳工，纷纷步行到市区寻求牧师的援助，一来一回可花上整个休息日了。

追溯起来，19世纪初，欧洲商人已经乘着季候风抵达新加坡，其中不乏罗马天主教徒。法国的传教士亦紧随着英国人的步伐来到本地，筹款创建的最早期天主教堂包括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圣婴女修道院（创建女校与孤儿院），以及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对象为种植园员工）。

善牧主教座堂于170多年前完工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叫人惊叹。近年来修复时，地面重新使用黑白棋盘瓷砖，恢复教堂原貌。修复过程中，考古学家参与挖掘工作，发现疑似昔日监狱的围墙、1843年的奠基石和时间囊。时间囊的收藏品包括越南和东印度公司货币，以及只能在自己的商号使用的代币。19世纪的新加坡，老板以代币来控制契约华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相当普遍的。

(时间囊内的1840年代钱币，上有铸字”福寿多男“的是越南铜钱。)

总统府历史展馆

总统府的马来文“Istana”就是“宫殿”，那是新加坡总统款待各国外宾的地方，也是总理公署的办公室。

没有冷气的年代，本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多采用高天花板、宽敞回廊与通风的格局，总统府也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新加坡时，这里原本是个豆蔻园丘，1867年英国政府接管后才兴建总督府，新加坡独立后易名总统府。总统府旁的苏菲雅山上有三山、南华和圣玛格烈学校，昔日住在乌节路店屋一带的学生，都特别怀念这段上学放学都自由穿越总统府的日子。

总统府是本地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见证过许多重要里程碑，近年来最具特殊意义的应数新加坡协办的历史性特金会。朝鲜领袖金正恩抵步后，前往总统府跟新加坡总理会面，新加坡对朝鲜与美国的首脑峰会作出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

设在总统府外的历史展馆展出十多件各国赠送的国家礼物，入门处有一尊嘴唇上留着两撇长胡子的管工塑像复制品。这是昔日常见的人物造型，可能是印度劳工在总督府完工前所制作的。

(嘴唇上留着两撇长胡子的管工塑像。)

圣安德烈座堂

圣安德烈座堂以苏格兰的守护神命名，纪念捐款兴建教堂的苏格兰族群。原建筑遭到两次雷劈后，主体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新哥德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是在原址重建的，总建筑师为麦波申（Ronald MacPherson）。印度人Baawajee Rajaram在劳改期间为新教堂撰写计划书，刑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负责过总统府与中央医院的策划工作。

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莱佛士租下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买下新加坡，这段近代开埠史大家都不陌生。至于巴德沃尔，本地人或许较不熟悉。海峡殖民地中，槟城的北海（Butterworth）以巴德沃尔命名。巴德沃尔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期间（1843-1855），成立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来维持治安。白礁灯塔和莱佛士灯塔都是他在任期间，由印度犯兴建的。

(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和巴德沃尔。)

座堂的左翼有一面战争纪念墙，除了纪念两次世界大战去世的军人外，有三面牌匾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本地有三条马路的命名可能跟因这场兵变而罹难的军人有关：蒙巴登的Walton Road，麦波申的Harper Road， 里峇峇利的Holt Road。Philip Walton 是新加坡志愿炮兵团的炮手，Corporal J. Harper（中士） 和Private A.J.G. Holt （二等兵）则为正规军人。

二战期间，座堂的洋人牧师被囚禁在监狱里，日军中尉小川（Andrew Tokuji Ogawa）负责监督教堂事务，极力阻止教堂土地作为军事用途，并争取释放神职人员。战争结束后，小川回到东京大学任教，他捍卫新加坡教会的行为，成为日据时期的亮点。

日据期间，杨素梅和丈夫蔡坤兴为被囚禁在监狱的联军战俘提供援助，因涉嫌参与特工炸毁日本商船的“里茅行动”，被日军拷打酷刑超过半年。战后，她在国际法庭上饶恕折磨她的宪兵，放弃起诉这些军人。杨素梅去世后，座堂破例让平信徒在这儿守丧，以表达对杨女士的敬意。

随着外籍侨民涌入本地，每逢星期日，座堂园地开放给佛教徒居多的缅甸侨民。脸颊抹上“特纳卡”防晒膏的缅甸人在绿茵草地上聚餐闲聊，时而传来悦耳的歌声笑语，形成本地独特的风景线。缅甸侨民也很合作，离去前将场地清理干净，展现国民道德优雅的一面。

至于我的童年回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某个星期日上午，父亲和我从附近的住家走入空无一人的座堂，坐在长凳上歇息。突然间人潮开始涌进来，一位戴着领带的洋人坐在父亲身旁，殷勤地招呼我们父子俩。未几，圣殿飘扬着悦耳的歌声，洋人拿起歌书，为我们边点边唱。进入讲道时间，则拿起圣经为我们一页页翻阅。我们不懂牧师讲些什么，大家唱些什么，洋人说些什么，圣经写些什么，只感觉气氛祥和，大家都很友善。但碍于语言不通，我们如坐针毡，趁着休息时间开溜了。

国家博物馆

开埠的年代，新加坡的森林猛虎多，印度囚犯同时肩负武松打虎的作业。至于建筑需要用到的砖块、石灰和砂浆，亦由他们生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馆为访客提供这段19世纪的史迹。原来那时候已经有技术转让，印度劳工掌握到欧洲人的造砖技术，手工艺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国际商展中夺得大奖呢！

(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印度劳工事迹。)

展馆展示两枚亚齐金币的图片，那是印度劳工开辟海港的时候，天猛公将祖先传下来的金币转赠给他们的礼物。古老的金币燃起英国人创建博物馆的念头，于是将它们买过来展示。博物馆数度搬迁后，终于在现址落户。

国家博物馆前面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就是昔日的监狱现场。建造监狱历时20年，过程中房间用作木工厂、打石场、机械厂、印刷所等。1860年监狱落成那一刻，也是这些囚犯告别四面环开的“甘榜生活”的时候，醒悟到原来自己一手兴建的工厂，就是囚禁自己的归宿。

(19世纪的明信片，从苏菲雅山拍摄的勿拉士峇沙路监狱。草场上晾着衣服，就是“多美歌”的由来。)

1873年，英国安排最后一批印度犯人离开，为流放到新加坡的做法画上休止符。不过输出罪犯劳工的做法并没有停止，只是转移阵地到其他殖民地垦荒。

一些表现良好的客工获释后留在本地，各行各业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如路边摊贩、土地发展商、裁缝、鞋匠、印刷技工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和洗衣店老板。

难以想象的是，日据时期，过去囚禁印度罪犯的地方竟然成为训练印度国民军女兵的营地（Rani of Jhansi Regiment）。监狱的病楼和最后一道围墙，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拆除。

我们希望史丹福河畔的旧貌新颜，能让大家感染到多少默默无闻的外籍客工，将他们的人生与命运谱写在异国的土地上，缔造现代都市的繁华。城里的老建筑依然绽放着斑斓的姿彩，人则早已淹没在滚滚红尘中。当我们见到在烈日下为本地增添新设施的客工的时候，不妨释放最基本的善意，报以温馨的微笑。

(勿拉士峇沙路监狱地图。)

主要参考资料
1. Bonny Tan, “1915 Singapore Mutiny”,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570_2005-01-24.html.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2. Bonny Tan, “Convict labour in colonial Singapore”, BIBLOASIA OCT-DEC 2015. NLB Singapore.

3.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Roots, https://roots.sg/Content/Places/national-monuments/cathedral-of-the-good-shepherd.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4. Melody Zaccheus, “Good Shepherd cathedral regains its splendour after $40 million restoration”,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0, 2016.

5.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6. “St Andrew's Cathedral”,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5_2_2008-12-01.html.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7. “The Istana Histor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https://www.istana.gov.sg/Visit-And-Explore/The-Istana/History.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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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 Outsourcing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昌伟的“把公共服务与管理外包的迷思”发表于《怡和世纪》第38期 2019年1月，文中提到：“记得二十几年前刚上大学时，正值政府开始把一些公共服务私营化，并打出“全民拥股”的口号，让国民拥有新电信的股票。当时在上一门经济学的课，教授首先问一个问题：政府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教授列出好几个可能性，包括通过私营化增加效率等等。在和学生经过一番讨论后，教授又通过各种数据推翻这些假设。最后教授得出的结论是，让全民拥股，人民和政府就形成一命运共同体，到了大选的时刻，人民在打算投反对票的时候，就会更为谨慎。”

纵观这些年来的社会变化与政策U转，公共交通外包对民生的影响最大。选票是双面刃，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民和政府命运共同体”来争取选票，另一方面也可以因共同体正在沉没中而流失选票。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最终不得不重新接管沉沦中的公交，动用公众资源来提升公交的可靠性，结果确实看到情况在改善中，地铁南北线追上台北与香港的水平。

公共服务外包

公共服务从开始崇尚外包（outsource）到进入高峰期的时代，我都在公共机构工作。直到炒老板鱿鱼时，参与过外包项目，领导过外包项目，也到一些企业公司考察后取消拟议中的外包，对“私营化”的内部考量有些认识。细节属于“商业机密”，但谈谈大方向应该是没有碰触到底线的。

谈到公共服务外包，就不能不回溯上世纪90年代。那是个流动通讯冒起的年代，Disruptive Technology和 Disruptive Innovation是惯用的江湖术语，中文可译为颠覆性技术，颠覆性创新或者破坏性创新。Harvard Business Review常发表哈佛学者的“引导世界潮流”的文章，通过成功的个例来推动颠覆性的工商管理模式革新。新加坡的高官大多会到哈佛取经，浸濡于世界顶尖的商业脑袋几个月。

那个时候正是“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 global citizen）冒起的年代，人才的流动性特别大，没有固定的生活场所，四海为家处处家。人才对家国的观念模糊，金钱回报往往成为人生的首要考量，哪里有钱就往哪里去，硅谷（Silicon Valley）是其中一个做发财梦的例子。在那个全世界掀起移民狂潮的时代，企业往往面对人手不足的困境，随之而起的自然是“留住人才”（talent retention）的一大套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以本地来说，整个市场都缺人手，政府部门首当其冲。追究其因，虽然部长的薪金跟最高薪人士挂钩，但薪金模式并没有贯彻到下层，造成行内“贫富悬殊”的局面。公共部门行政工作繁琐，员工的薪金架构比不上跨国企业，调整的步伐过慢，不像现在高薪加花红，令许多私人企业员工眼红。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哈佛模式可谓及时雨，理论上将公共部门的工作外包，便可以腾出人手（free up resources）来思考为国人开创新机会，做些高增值的事情。

核心竞争力：低成本高效率的商业管理模式

“低成本高效率”是外表颇吸引人的商业管理模式，它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每个企业都有自身的强项和弱点，强项是市场竞争力，弱点则是拖慢成本与效率的步伐。企业只有具有核心竞争力，才可能在公开市场获得持久的竞争优势，保持长盛不衰。而竞争力不外乎低成本，高效率，高附加价值。今时今日，消费者不可能花比市场高出许多的价格来购买品质差，效率低，又没有特殊利益的产品或服务。因此，“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概念还是合时宜的。

1990年，美国的商业管理学者Gary Hamel和C.K. Prahalad发表合写的论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推出“核心竞争力理论”（Core Competence Theory），打造了风靡全球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公共部门、跨国公司、大中型企业都纷纷仿效。

（Hamel and Prahalad: 核心竞争力模式。）

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四个识别标准：

1. 价值性：这种能力能实现顾客所重视的价值，譬如显著地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效率，增强顾客的信心，从而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用在公共管理上就是运营性能（operational readiness），可用性（availa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可通过跟私人企业合作来达到这些关键绩效指标。

2. 不可替代性：例如竞争对手无法替代的旗舰产品。用在公共管理上就是战略资源，策划能力等。

3. 稀缺性：关系到复杂的内部运作与专门技术，其他企业不可能取代。

4. 难以模仿性：竞争对手尚无模仿或复制的能力，不像一般材料和机器设备那样可在市场上买得到。用在公共管理上，若有企业建构好相关的作业能力，这就不再是独有的核心业务，也就是可以外包了。

如何确保“核心竞争力”不会被滥用？

当然，在核心竞争力模式下，不论是公共部门或企业公司都力求员工精简，若真遇上无法负荷的情况，就以短期合约员工来解决。聘请短期合约员工，对雇主的好处是不需要提供什么福利，而且非常灵活，通过合约上的“解约条款”（exit clause），利用完了就叫对方走人，不需要等到约满。我离开公共部门后在私人企业当项目顾问，目睹过多起相关例子。这种短期合约对员工是很不公平的，对有意成家的年轻人来说，工作没有保障，谈什么结婚生子呢？

公共部门必须慎重地审理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以及对盈利企业与市场运作有深刻的了解，这些洞察力并非一纸合约那么简单。外包的合约内容，分工模式，管理方式，选择合作对象等都必须非常谨慎，因为企业并非慈善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赚钱向股东交代。老板不会嫌钱腥，也不可能将过去赚到的一桶金吐出来，这就是现实。

譬如将地铁私营化后上市，过去因疏于维修与提升所省下的那笔钱，执行长与大小股东都已各分一杯羹，地铁运作出问题后拂袖而去。

交通部长已经率先放声，“政府和地铁公司为加强地铁可靠度，承担了“巨大开支。….公共交通理事会下来必须检讨车资调整机制，以反映因加大维修力度所需的更高营运成本，以及政府给予地铁系统的额外营运津贴。”（《联合早报》2019年7月8日）没点明的就是分出去的钱是不可能追讨回来了，今后乘客必须准备支付较高的车资来承担这笔额外开销。

三个星期后，SMRT公布业绩，全年蒙受1亿5500万元的亏损，那是因为地铁保养维修占了地铁车资收入的71%，跟2018年62%，2017年51%相比，维修力度的比例显著增加了。（《联合早报》2019年8月1日）

这些数据并没有跟过去的微不足道的维修开支相比。2000年至2014年，SMRT每年的税前盈利都在一亿元以上，2011年与2012年更接近两亿元。因此全年蒙受一亿多元的亏损，只是把某一年赚得的盈利拿来弥补过失罢了。交通部长和SMRT避重就轻，只谈后果，不提前因，民怨往往就是这样引起的。

照顾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是政府的责任，外包不论得当与不当，都会对民生产生深远的影响。或许三十年前颠覆国际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有必要调整，譬如增加第五项“社会责任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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