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11, 2013

从1949延伸......(三十四)泰麟之银信局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坡小坡还可见到“信局”、“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商号。走过大坡二马路(New Bridge Road)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角头还看到再和成伟记信局。这些批局与信局,是为本地华人寄家书汇款(Remittance)到中国的私营行业,潮州福建话都称信为“批”,所以有信也有“批”。如果以当今的通俗华文来统一这些名称,可以称为“汇庄”或“汇兑局”。

大坡二马路33 New Bridge Road 的再和成伟记信局,属于百年老店。NLB

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汇款靠的是回国的同乡亲戚,更大程度是通过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1847年帆船时代,新加坡约有1000名水客,他们是从事海内外贸易的商贩,从中国带些丝绸茶叶等到国外出售,再从国外带些香料回国。水客同时以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银信侨批的据点,顺便做些汇款生意。十九世纪中期,番客人数少,跑新马印的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二至四帮次已经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水客带款有不少缺陷,除了水客回乡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外,还发生不良水客携卷私逃,或者“滥用公款”,使华侨、侨眷都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水客的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业务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下南洋的南方新客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水客逐渐不胜负荷。在大时局的驱使下,汇兑业应时而生,水客则找到另一条出路,成为汇兑局的“侨批员”。

泰麟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在新加坡汇钱回乡,三个渠道都用上了,一是通过水客,在广东也称“巡城马”,将钱带到乡下;二是通过银信局,将钱汇到村口的杂货店;至于“小钱”,则将钞票夹在信中,通过一般书信邮寄的方式寄回乡下,还没有碰过遗失的情形。后来泰麟来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汇兑商,将钱“寄”到乡下。当时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南顺会馆旁有一间商店,店内有个名叫“均沅”的柜台,就像现在购物中心内的钱币兑换商,颇受他们这些广东客工、妈姐和三水婆的欢迎。这主要是均沅的老板来自江门,是广东四邑的集中地,将钱交给均沅,老板拨一通长途电话回江门,不到两天钱就送到乡下家眷手中了。快递的手法,颇像今天的DHLFederal Express

当时一般的汇庄,早上八点左右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星期日或公共假期,照样有人办公。这么长的开放时间,主要是方便客户,尤其是一般打工仔,白天忙着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这种方便,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此外,通过民信局汇款,可以普及到各乡村,对乡下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不像银行,只在城市设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必须出城,既费时又麻烦。当然对一般收入少又不识字的侨民来说,汇庄的人情味是银行所无法比拟的,除了代写家书外,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还可以向汇庄赊账,移民为移民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余仁生的汇兑部。NAS c.1950s)

泰麟也提起大坡的余仁生、永昌金铺和华侨银行都有特别的柜台做汇兑,不过对来自广东四邑一带的广府人而言,这些商号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单边街均沅。余仁生和永昌金铺是“大招牌”,永昌金铺和马来亚加影埠明街45号的利昌隆金铺可能是联号,跟四邑一带的汇兑商如佛山福昌号、鹤山汇昌押、沙坪汇昌银号、江门嘉祥银号、台山孚昌号、单水口富业号等组成“集团”,规模颇大。这些大商家的缺点是分层赚润,价钱高,速度慢,往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钱汇到乡下;当时乡下使用的国币又不断贬值,几个月下来亏损很大,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商号在兑换率中大捞一笔。至于华侨银行虽然信誉好,但公事公办,缺少了私人汇庄的贴身服务、灵活性与人情味。


(信封上注明:华侨银行总部民信部 Chulia Street。 NAS c.1940)

追源朔流,新加坡的华人汇兑业创立于19世纪。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为银信侨批带来商机。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针对不断增加的华侨汇款,于马真街(Merchant Street81号开设了一个“华人小邮政局”,初期被华人误会为抢饭碗,是剥削华侨的新法门,在开幕当天(18761215日)还因此发生暴动,邮局被砸毁,警察被殴打,数人在暴动中丧生。

到了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银信侨批局,其中潮帮34家,闽帮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100万元。   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银信侨批局有200多家。

二战结束后19451948年间是新加坡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东南亚与中国一度中断的通讯终于恢复,亲属急于发信并汇款回国,救济亲人。1946年,在东南亚的潮属侨批局中,新加坡有80家,约18%。


(战后新马的侨汇(叻币)。资料来源:《源》杂志第87期,2010)

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1950年代有20多家,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一带,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汇兑街",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有12家。

信局属于私人经营,也有因经营不当而倒闭,致使华侨的家用汇款被吞噬的例子。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的,有因滥发山票、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劳工的汇款的安全,华民护卫司要求各帮的富人出来负责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跟和丰银行挂钩),潮帮的富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New Bridge Road,大坡二马路33号,跟四海通银行挂钩),漳州角尾人郭有品在1880年设立天一信局等。以天一信局为例,郭有品人缘好,讲信用,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批信局,业务蒸蒸日上。但郭有品去世后,他的儿子因汇水买空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1932年天一信局倒闭,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员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

(新加坡中华汇业公会成立典礼。NAS 1946)

老牌信局倒闭事件影响深远,除了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转汇外,一些没有转汇能力的小信局, 也将侨款集中到华侨银行汇款。1937年林树彦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也称源顺街,53号),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帮忙 ,在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进行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与竞争考量,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密的。

到了1960年代,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为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也大多数已经南来,接济家用的汇款逐年减少,汇兑业开始走下坡。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仅剩60家银信局。

根据19876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有约30家汇兑局。大坡的永昌金铺(广府人)从1950年代每个月50万至100万元的汇款降到1987年的5万元。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的Buan Yak Seng Chop(潮州人,万业成号?)在高峰期每个月接待2000名顾客,如今不到200人。至于厦门汇庄(福建人,Amoy Exchange Company)的合伙人Mr Ng 则提醒大家别因亲情而轻易被蒙蔽,中国的亲戚以为新加坡是金矿,以前接济基本生活,如今他们要彩色电视、雪柜、洗衣机、音响器材等,有些还要Rolex手表,我们怎样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求?MrNg 还听说过一个洗衣妇,为了汇款回乡让不孝子赌博,就这样洗衣洗了一辈子。


(1930年代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永昌金铺。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1987年6月4日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几位汇兑业者的感想)

泰麟回忆起19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亲戚要钱建屋子,每座三个房间的屋子约500010000元,当时许多妈姐还会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寄回唐山,让他们好吃好住。妈姐离开因缫丝业没落的家乡,结果丝丝蚕也丝丝缠,这就是亲情、乡情、宿命。

童年的再和成伟记至今(1910-)仍照常营业,接收少量批信,服务性地经银行替转到国内侨眷家中,目的是让受雇用的员工继续有工作,情义值千金,成为唯一的百年批信局。


(1990年大坡的祥隆金铺汇庄 (233 South Bridge Road),显示当时某些金铺还有兼营银信业。NAS 1990)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