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5, 2013

从1949延伸......(三十六)泰麟之公民权

说起那一纸公民权,泰麟最津津乐道的是1961年在皇后坊排队领取公民权证书,那个洋警察竖起大拇指,微笑着说“good”的那一刻,因为只有良民,才能获得公民权证书。我自懂事以来,一路来都看着泰麟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一纸证书,而且还千交代万交代,说万一发生火灾,什么都可以不带,但是一定要把公民权证书带在身上,这也是当年会讲方言的洋警察交代的。

(公民权证书背后有许多故事,单看证书上的几个年份:1957,1958,1961便知道了。)

念中一时学校要查证监护人的证件,我把泰麟的公民权证书和红色身份证都带到学校去。冯廷莲老师家住附近的福南街,放学走同一条路。那天傍晚在回家的路上她问起我公民权和身份证的事,她说在那个年代,只有国民才拥有身份证,为什么泰麟这么特别,同时拥有身份证和公民权证书。回家问泰麟,他也没有确实的答案,只知道在1950年代后期,中国总理周恩来到印尼出席了第一届亚非会议,几年后每个人都传话说去拿公民权,他也就跟着普罗大众去申请,而且很快就获批了。

现在回顾那一段过去,老师的疑问可能出现在那个年代系统本身就不完善,加上可能新加坡自治邦政府、殖民地政府和本地华人间存在着殖民地体系、语言障碍,执行政策难以上情下达等因素,反之亦然。既然存在着文化与交流之间的缺陷,那就套句俗话,凡事aka aka(大概)就好。

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一事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新加坡经历过日战之后,当时连瀛洲(Lien Ying Chow)通过中华总商会向英国殖民地政府争取新加坡公民权来保障经历过日战的人民的利益,他建议凡是在新加坡居住超过八年的居民都可以自动成为新加坡公民。不过连瀛洲的建议并不为殖民地政府所接受。直至1956-1957年,首席部长马绍尔和林有福相继与殖民地政府谈判,殖民地政府最终在1957年10月16日通过公民权法令,接受在新加坡土生土长,或在新加坡居住超过八年的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紧接着,为了赶上1959年第一届新加坡自治邦选举,公民权登记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

(殖民地政府最终在1957年10月16日通过公民权法令,接受在新加坡土生土长,或在新加坡居住超过八年的居民成为新加坡公民。SBC 1988)

到了我的年代,因为是土生土长,自动成为新加坡公民,少了一份公民权证书,却冒出两张出生纸,打印的那张红色,称为“小报生纸”;手写的那张浅灰色,称为“大报生纸”,怎么比都觉得小报生纸比大报生纸还要大些,而且发大报生纸的日期还比小报生纸晚了三年。当年报名读书,做登记等,都需要出示报生纸,而且只用小报生纸。老人家说大报生纸很重要,不可遗失,所以必须好好保存,不可见人,是当年的“政府人”说的。

后来终于搞清为什么报生纸有大小之分,到底哪一张比较重要不可以遗失。如果注意看“大报生纸”的第一行字,写着“State of Singapore”,,签署日期是1964年,很显然的它跟新马合并时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州”有关。在1963年9月16日至1965年8月9日,新加坡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府,所以连报生纸都必须重新处理,后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看来这张“新加坡州”的“大报生纸”也走入历史,或许以后还可以当作旧文物,卖个好价呢!


大报生纸是手写的,发出日期比date of birth晚了三年,注意第一行还写着STATE OF SINGAPORE。

小报生纸是打印的,格调跟公民权证书类似

住在邻国马来西亚的薰衣草夫人有另一番经历,当年老一辈都把报生纸当作密令般看待,不随意示人。她的爷爷在日军入侵时,一时恐慌,误信谣言,把全家人的公民权证书全烧掉,还好后来还能拥有马来西亚的蓝色身份证。


到了孩子的1990年代,报生纸简化了,只有一张,省却了大小的问题。倒是儿子当年在伦敦出生,竟然真的有大小两张报生纸,两张都是红色打印,但有明显的大小之分,大的资料比较齐全,小的只有当事人的资料;小的免费,大的还要花钱“买”,必须填上母亲的名字,父亲则是可有可无,根据当地的法律大的报生纸也可以不要。


(英国的小报生纸。c.1990s

(英国的大报生纸,父亲的资料是可有可无,optional的。c.1990s

当年在伦敦生孩子容易,带回新加坡倒费功夫,首先必须出示当地的大报生纸证明母亲的身份,为初生的婴儿办新加坡公民权手续,领到公民权证书之后才可以申请护照回国。当时英国早就放弃那条在当地出生就自动成为当地公民的法令,我的孩子对哪一国效忠其实没得选择,但新加坡大使馆law by law,就是要通过那样的审核程序。结果在新加坡大使馆前后折腾了将近两个月,而且看到的都是新加坡官员对洋人嬉皮笑脸,对新加坡人冷漠不齿的脸色。在不经意间,孩子延续着上两代人的故事:像他祖父那样拥有公民权和身份证,还必须在21岁时宣誓对新加坡效忠,也像他老爸那样拥有大小两张报生纸。

现在也总算理清发生在1955年印尼万隆(Bandung),影响了许多老百姓的反殖民主义和宗主国的事。当时中国总理周恩来代表中国出席了在万隆举行,由印度、印尼、缅甸、锡兰(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五个刚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新兴国所发起的第一届亚非会议,还有其他24个亚洲非洲国家参与,代表了超过全球一半的人口。会议在求同存异的精神下,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问题。经过各国协商,会议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自决权、附属国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等。

万隆会议的一个主要争论点是苏联在东欧与中欧的政策与美国等国的殖民主义政策是否应该相提并论,最后达成共识,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还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减少在经济上对西方国家和苏联的依赖,并通过互助方式发展经济。反殖民主义正是当时二战后驾驭着全世界的大趋势,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自由、人民要民主是势如破竹的时代洪流。

印尼总统苏卡诺(Sukarno)和周恩来谈起华侨问题,他们效忠的中国已经解放,成为共产国家,与苏联同一阵营。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祖籍中国,还是使他们富裕起来的定居国呢?印尼是大中华圈以外华人最多的国家,苏卡诺表示印尼人十分忧虑。

以新马来说,本地华人一向来使用中国年号,如清光绪元年,民国30年等,孙中山革命起义,三次在新马发动,包括在新加坡晚晴园策划的黄冈起义和七仙女湖起义,以及槟城策划的最悲壮的黄花岗起义,数十名新马年轻华人参与革命,在死去的黄花岗72烈士中(实为86人),至少有14名本地人。中日战争中,新马华人出钱出力,筹款支援以外,在蜿蜒的1100公里的滇缅公路上随时准备牺牲性命的15批共3192名南侨机工,维持了中国对外的唯一的物资供应链。战后1948年马共走入森林,英殖民地政府通过紧急法令与新村来对付共产党等,“祖国”的概念确实有理清的必要。


(早期华人挤在从厦门开往新加坡的船只的甲板上:祖国与谋生之地的情感撞击。NAS 1900s)

当时,周恩来回答苏卡诺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

周恩来表示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向定居国效忠这一番话,苏卡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却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


(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一席话解脱了许多华侨的思想包袱。愿意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新加坡)的华侨,在中华总商会列队申请公民权。NAS1957)


(1955年万隆会议,周恩来一席话解脱了许多华侨的思想包袱。对“祖国”(中国)充满热忱的知识青年则选择回到祖国的怀抱。SBC 1988)

周恩来一席话,也解脱了许多其他华侨的思想包袱。长痛不如短痛,痛过之后才能够由心出发,在自己家园(落地生根)和亲属关系(落叶归根)间作出最终选择,泰麟的公民权证书,就是这个大时代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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