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pril 17, 2015

圆明园与新加坡

原文:2013年2月8日
修订版刊登于:《联合早报·缤纷》2015年2月7日


从电影谈起


3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电影跟随着新现实主义文学的步伐,拍了大量的伤痕电影。大时代的悲情之余,留着一条光明的尾巴,让人看到希望。

那时中国市场逐日开放,促进香港和内地电影工作者联手,拍摄了好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电影。1983年,追看了香港导演李翰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所遭受的屈辱。


《火烧圆明园》最后一幕,李翰祥以一把大火,将在明十三陵附近搭建的圆明园场景完全烧毁,不留包袱。当年圆明园狂烧三天三夜的情景彷佛重现,在心头留下强烈的震撼。

(油画: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图片来演:中国油画学会)

“圆明园”这个占地约16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由康熙命名,他的王儿雍正解释“圆明”二字的含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第一次鸦片战争


火烧圆明园可以追溯到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参与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现在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埔扎营休息,当时的华人并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

1819年,莱佛士看好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可以成为英国与中国经贸的中途站,于是签下新加坡租约。莱佛士在本地设定的第一套律法,全面禁烟、禁娼、禁赌、禁人口贩卖,可是新加坡竟然成为英国战舰的补给中心,支援鸦片战争,或许是莱佛士所意想不及的。

清朝战败后,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美国、法国也分别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除了强行索赔,并赋予列强的领事特权和最惠国待遇之外,还命令清朝五口通商,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码头。

英国以为通过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纠正贸易逆差,结果事与愿违。


火烧圆明园


1856年10月初,中国商船“亚罗号”在黄浦停泊。亚罗号曾被海盗夺走,为了方便走私,在英国政府管辖的香港重新注册,成为英国船。10月8日,广东水师上船逮捕了窝藏在船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认为这是艘英国船,中国水师擅自上船,还扯下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要求两广总督立即释放所有人犯,并向英国政府道歉。两个星期后,两广总督将12人全部送还,但英国领事拒收。隔天,英国战舰闯入虎门海口,持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1860年10月6日凌晨,英法联军在海淀“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土匪一起大肆掠劫。10月18日,联军纵火烧毁圆明园,来不及逃走的太监、宫女、工匠等都不幸葬身火海。

紧接着,战情急转直下。一星期后,清政府分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是“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

第二次火烧圆明园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混乱中遭到附近驻军和土匪劫掠,沦为废墟。


鸦片战争打开了下南洋的渠道


鸦片战争的年代,新加坡还是属于英国殖民地,五口通商无疑打通了中国侨民出洋的线路。北京条约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使到更多中国南方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南洋寻出路。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港,吸引了许多商人和劳工,掀开了下南洋的拓荒史,到新加坡的过番客源源不绝,从此打开了移民的渠道。

早期过番下南洋的多数是男性移民,他们冒着天险,以“猪仔”、赊单工或自由身来到南洋。每个到新加坡谋生的过番客各有各的经历,不过都怀着相同的梦想,希望能够在新加坡发财,让家乡的亲人过更好的日子。

鸦片税一路来都是殖民地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占总收入的四、五成以上。英国人除了立法管制新加坡的鸦片贸易外,也以新加坡为转口加工基地,在鸦片山下(Bukit Chandu)建立鸦片加工厂,将包装好的鸦片输送到东南亚各地以及中国,连清朝皇帝都迷上它。

许多新加坡华商同样靠经营鸦片发迹。他们除了做鸦片生意之外,一般上还从事其他商业活动,招聘大量华工。有些华工迷上鸦片,由于付不起高价,转而抽吸所谓的“烟屎”,也就是别人抽过的二手烟,对健康的影响更甚。这些大“头家”一方面为南来的华工提供就业机会,让他们赚钱回乡,另一方面经营鸦片来荼毒工人,使他们回不了家。可能在那个年代,他们对鸦片的危害所知亦不多。

新加坡跟中国在地理形势上虽然相隔千里之外,但却为贫困的南方农民提供寻找新生活的动力。到了20世纪初,新加坡华人已经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形成了这一百年来人口分布的格局。这条下南洋的脉络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阵营冷战期间,才暂时打上休止符。


大马路的爱琴桥(埃尔金桥)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那座别具风格,没有桥墩的桥梁称为埃尔金桥(Elgin Bridge),它曾经有个优雅的中文名叫做爱琴桥,也曾经有个符合道德规范的中文名,叫做爱仁桥。对比之下,“爱琴”更符合吊桥的美感。

(大马路的埃尔金桥,爱琴桥的译名更符合设计的美感)

Elgin(埃尔金)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就是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毁圆明园。战争结束后,埃尔金出任印度总督。英国人更换了新加坡河上的旧桥,新桥以埃尔金命名,以纪念他们心目中一举击败清朝皇帝的大功臣。

爱琴桥的两岸居住着离乡背景的华人先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福建人、潮州人和广东人为主。殖民地政府将他们安置在不同的社区,减少族群间的磨擦。例如直落亚逸和厦门街是福建人的集居地,潮州人则在新加坡河畔安身,广东人住在牛车水,客家人住在海山街。由于大坡已经被其他族群“占领”,迟来的海南人只好转移阵地,跟日本人一起在小坡安身。



(从前的爱琴桥。图片来源:NAS c.1910)

再见圆明园


1993年初到北京,参观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隐约中还感染到王者的霸气。不过,更霸气的是守园的小帅哥,对游人呼呼喝喝,怎么也看不出一个古国该有的文明。

在那个时候,我们身为中国移民的后代,身上还流着一半中国的血液,多少带着寻根归故里的心理踏上神州大地,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强烈对立的矛盾。

(再见圆明园。1993)

一堆废墟证明了英国人配不上口头上的正人君子(gentleman),“日不落帝国”在世界各地智取强夺,到头来无非为了自身的利益与财富。可是,放下民族的自尊,圆明园不仅毁于侵略者的蛮横与疯狂,更大程度上毁于清朝的腐败与唯我独尊,毁于国际外交与人文的落后无知。

自古以来,中国各个朝代皆因中原的历史条件而以天朝自居,将其它地区视为蛮夷番邦,了解不深。一旦碰到列强不留情面,各自维护自以为是的真理下,真正遭殃的是人民。

儒家的核心思想为“仁”,仁者爱人,老有所依,少有所靠,天经地义。孟子将“仁”的思想推展为“仁政”,提出欲强国,必行王道,行王道,必重民生。政治与权力本来就包含了“圆明”下,为民争取快乐幸福的理想。

放下过去的包袱,不论是远在北京的圆明园,或是近在新加坡河上的爱琴桥,都传达了相同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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