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06, 2015

女皇镇:双口鼎 (Village in the old Queenstown)

《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



张挥的《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是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历史小说。上世纪40年代日治时期到50年代的动荡社会冲击着年轻人和学生,孕育了新加坡日后的独立。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大专还找得到时代的激情。到了80年代,新加坡进入中产阶级时代,文艺青年迅速转型,校园里头已经失去政治、斗争、对立的色彩。

(双口鼎村落,背后高耸的建筑物是ABC酿酒厂。图片来源:NAS c.1956)

在那个反殖民地统治、新马合并直至新加坡独立后的十余年,由于政治理念的差异,社会上有许多伤感与无可修补的遗憾。早期不认同马来亚化的年轻人,或被遣送回祖国(中国)、或选择回祖国贡献、或在内安法下被捕。到了70年代,人突然间失踪了,被请喝咖啡了等事件还是时有所闻,社会笼罩在白色恐惧的氛围。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亲眼看着弟妹就读的社阵幼儿园的年轻老师教课教到一半,就被便衣警察带走了,以后再也没回学校。

这些都是阅读《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所唤起的心头的震撼与挥之不去的记忆。

“双口鼎”在何方?


不过关于“双口鼎”这个乡村的确实地点,只能说是大约在女皇道购物中心、亚历山大路和Bukit Merah Road交界处方圆一两公里的范围。今天这个地方归纳为女皇镇,不容易为当年的地理环境划下楚河汉界。这可追究到当年华人的习俗,他们不习惯殖民地政府的命名,使用的是民间的地方俗名,凸显地方特色。比如大坡与小坡以新加坡河为界,它们的尽头则是众说纷纭,留下一片灰色地带。

(根据张挥的描述和1958年的街图,双口鼎指的应该是红圈内的地段,当时的Queensway正在兴建中。)

(1954年的街道图显示消防局和亚历山大路(右上方),当时Queensway 并不存在。)

可以确实的是,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来鞣皮,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嚼槟榔的配料等。甘蜜果则可用作医治肚子疼的药物。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

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德国旅行家Ida Pfeifer 女士曾在1847 年到过新加坡,她的游记中提到新加坡的甘蜜业,甘蜜树约高2公尺,以叶为商品,先把叶放在铜锅中熬到稠密,取出浓汁倒在木器中,晒干后,割为8公分长一块,最大用途是染料,输往欧洲。(Ida Pfeifer, “A women’s journey round the world”

由于甘蜜酸性过强,土地只能用上约20年,过后必须开垦另一个园丘。甘蜜园就这样向新加坡市区(南部)以外的东、西和北部蔓延开来,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等都是19世纪中叶在北部河流设立的港区。除了这三个还保留至今的地名之外,当时还有曾厝港、刘厝港、陈厝港、巫许港等甘蜜园的遗址。

新加坡地方小,能种植的土地耗尽后,甘蜜种植业转移到柔佛,新加坡则保留着出口甘蜜的命脉。

由于亚历山大曾经是个甘蜜园区,有两口熬制甘蜜的大铜鼎,因此这地方就叫双口鼎。

不过也有另一说法。新加坡国家博物院中文导览员许愫芬表示,更早时候潮州人在水仙门二马路(禧街,Hill Street)种植甘蜜,有个熬制甘蜜的大锅,称为“头口鼎”。潮州人的生意越做越大,甘蜜园沿着River Valley Road发展到亚历山大。有了第一口鼎就有第二口鼎,因此命名为“双口鼎”。

无尾涧


今天的美玲街(Mei Ling Street)住宅区的前身为“无尾涧”(Boh Beh Kang),事缘村中有条小溪流,村民并不知道它的尽头,因此称之为“无尾”。原来小溪流啊流,流到班丹河出海。

无尾涧有间由村民创建的大华学校,有约240名学生,跟当时的其他华校一样,使用中国的教科书。

无尾涧地处两座大山之间。无尾涧的左邻为芳林山(Hong Lim Hill),这座坟山属于章芳林的土地。坟山铲平后,当年村里的忠义庙移玉至芳林山原址,直至今日依旧是昔日居民的情感联络站。无尾涧的右里为丰兴山(Hong Yin Hill),原为甘蜜大王佘有进的土地。无尾涧人士从佘有进家族那里买下一些土地来建设村落。此地现在有大牌160组屋等。

(建在芳林山原址的忠义庙是昔日无尾涧村民的联络站)

(建在丰兴山原址的大牌160组屋曾经是甘蜜大王佘有进的土地)

张挥的童年记忆《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记载着在住家附近的大华学校就读。从书中所描述的地形,双口鼎的村落可能就是较为人熟悉的无尾涧。

旧报章


双口鼎这个地名曾经出现在1935年和1955年的南洋商报上,报章提到双口鼎的振南学校被当局逼迁,急需筹款(19351122日),以及双口鼎信托局住户要求当局装置电话机(195533日)。

《联合早报》201497日,黄向京在“亚洲砖厂第二代:经营砖厂如开杂货店”文中提到:“1928年,砖厂业内刊物列出荷兰路的7家砖厂、巴西班让的亚历山大砖厂、后港的鼎山砖厂。刊物标出“双口鼎”砖区:从红山到女皇镇一带则有9家,除了亚历山大,其他都用华文厂名。”

至于丰兴山,1956430日,南洋商报报道了女皇镇丰兴山首批38户亚答屋住户奉命搬迁至蔡厝港1314英里,第二批84户人家也已经接到搬迁通知书。丰兴山共有百余间亚答屋,居民千余人,赔偿费每户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

从各方面的文献的记载,这个地区曾经是那么熟悉,而今却变得如此陌生,成为消失的历史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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