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uly 12, 2016

华校生 ,久违的年轻人 --- 读《华校生的残记》随想

作者:辛羽
图片:辛羽
原文刊登于《源》2014年第6期,总期112

本地女作家尤琴出版一本“新书”《华校生的残记》,说是新书,其实初稿写于1985年,十年后重写,2013年修订,然后出版,算起来不仅是“十年磨一剑”了。我们相约喝咖啡,谈了许多陈年旧事。到底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她书里写的70年代初南大生的生活,不会没有感触,尤其牵惹起对当年日子的许多回忆。

大家或许能同意,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度过了半个世纪50年的风风雨雨,眼睛不能总只盯着前面的风景,也需要回过头去看看走过的道路,留下的足迹——哪些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延续下来了,哪些丢失了,这样继续往前走方向才更清晰一些。所以,回顾过去,话说从前,希望不是“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而是能对一些失去的价值,做一番感性的梳理、重温。

从“悠雁”说起


四十多年前,为了赚一点稿费帮补零用,我曾给南洋商报的青年文艺投稿,记得当年是李向先生做编辑。因此平时也比较注意青年园地。我发现一个笔名叫“悠雁”,文笔很好,但文中流露的感情,心绪,却一点也“悠”不起来,反而显得消沉,低落。我注意了一个时候,就有一个冲动想和这位“悠雁”聊聊。当时我根本不知他是谁?是男是女?什么身份?为什么我如此多管闲事?说来有趣,因为我自己也用过“悠雁”这个笔名。当然,深究起来,相同的笔名,偶然的巧合,让我特别注意“悠雁”的文章,而读了作者的消沉情绪,产生想与他聊聊的念头却反映当年的思想感情状态。我真的写信从李向先生那里得到悠雁的地址,也真的与她有了一次约见,什么时间在哪里都想不起了,但我确实见了她,说些什么呢也印象模糊,大概就是一番互相鼓励。她——就是后来的尤琴,我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久后,她出了小说集《小岛醒了》,有一群朋友去找了她讨论,我没有去。然后又有人在当年的《星光》刊物上,发表了一篇批评的文章,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什么的。三四十年后,朋友告诉我,尤琴以为写那篇文章的人可能是我,因为笔名叫“洪忠”,而我刚好姓洪。当然这是张冠李戴。刚好我又认识洪忠,一天和他谈起为他“背黑锅”的事,大家都很感慨。他也觉得当年幼稚,拿着条条框框去批评,难免搔不到痒处。于是,隔了四十年之后,我又约见尤琴,我们喝了一下午咖啡,那份因文字而缔结的缘分,又在岁月的烟尘里续接上了。

说这个故事,再联系《华校生的残记》里的那些大学生们,他们关心的不止是自己的学业,对社会,对周遭的人都给予关注,而且由衷的想参与,想尽一份心力。是对是错各有局限,但那种情怀,那份真,那份善,确实非常让人缅怀。最近早报刊登对台湾作家杨照的采访,他说:“一直到了今天,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活着,是一件十分丢脸、羞耻的事。”他又说:“一个人能够为别人活着,从中有一种成就感。”当年的你、我,都有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是一个时代的风尚,因为已经走远了,只能望见背影,让人倍觉珍贵。

和南大的有缘无份


如果说与尤琴是因文字而结缘,那么和南大呢?我不是南大生,但对南大不是一无所知,甚至在某个层面,还关系密切。

我的老家在裕廊武林山附近。当年那一大片农村一直绵延到南大的校园边。很可能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们下乡劳动就到过我邻居的菜园子。

南大差不多和我同年代诞生,我一入学堂,南大就是耸立在面前的一个巨大的梦,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有一个时期,我常常流连云南园。因为我住的村子离南大不远,骑脚车抄小路不用半小时,村子里有人开始在南大打工,就是打扫园地照料花草一类的粗活,一个介绍一个,村子变成为南大提供后勤人员的基地,许多家庭都有人在南大做工。我有一个邻居也是同学,中学毕业出来,就在南大建国堂当看管,有什么活动,他就要去开门亮灯什么的,那时我常常去找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世界著名的大钢琴家傅聪要来南大开演奏会,那晚我就去了,但不是坐在前头的座位上,而是跟他一起,居高临下,从灯光控制室那里观看演出。我记得傅聪弹得非常投入,他留一头较长的头发,随着音乐的节奏起伏晃动,很潇洒,很飘逸。但要说对乐曲的欣赏,第二天同学们问起,只能是四个字——“鸭子听雷”!

所以南大的建国堂、永祺厅、图书馆、八角亭、南大湖、男女生宿舍等我都不陌生。但却也不敢想像有一天能成为南大生。不是成绩不行,而是家境应付不来。家里我是老大,底下二个弟弟,三个妹妹,我读高中时,几个弟妹都上学了,爸爸身体不好,在家里当“煮父”,妈妈到工地挑泥水,都在等我毕业出来分担家庭担子呢!尽管我成绩不错,可以进南大,但也从没想过去报读。反而是在高中时就和朋友顶下裕廊夜市的一个书摊,早早到社会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了。所以说南大对我是咫尺天涯,是有缘无份。

南大没有了,在许多旧南大生中是一个永远无法抚平的伤口。其实对南大的怀念,还存在于当年那些为南大胼手胝足的校工们心中,他们与南大的情缘,有些远比四、五年还长,南大就像他们照料的孩子。许多年后,这些“厝边头尾”偶尔聚首,总还会讲起当年南大的点点滴滴。只是他们的心声,鲜少出现在文字记载里。

听说过“炮台岛” 吗?


大家听说过“炮台岛”这个地方吗?

那是新加坡的一个离岛,很小,我记得那时我曾特地沿着它的海岸线走了一圈,大约20分钟。岛中央有一个废弃的旧炮台,大概这就是它名称的由来。

为什么讲这个小岛?原来读书时,每到年终长假,我们就会组织起来,到炮台岛郊游。

(离岛郊游,迎着海风眺望,多少青春的憧憬)

对今天的学生,郊游不是什么新鲜事,不止郊游,出国旅游都是平常事。也不只中学生,小学生出国旅游也是常有的。

不同的是,当年的郊游是学生们自动自发组织的。放假前高年级的同学决定了郊游的日期、地点、收费等基本情况,就向各班级发下通知,然后集合人数。一个核心小组形成后,着手分工,有人去租车租船,有人负责饮食,有人准备简单的药物,再有小组筹办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郊游中自编自导的表演)

说起来难以想像,没有老师负责、跟队;没有专业的辅导或教练压阵,全部是学生,从中二到高二,一切都自己打理,然后顺利往返。

炮台岛,它是当年我们这群华校生锻炼身心的场所,在这里我们培养独立、组织、动员的能力,也磨练我们的勇敢、责任心、协同精神。

(学生自己筹备文娱活动,包括刻印歌纸,教唱...)

有一句话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相信朋友们还会记得。尤琴小说里的大学生有这样的胸襟,而我想说的,那不是上了大学才开始培养,而是在中学年代就已经萌发。所以那时叫“大学先修班”真没叫错了。如果再往前看,50年代、60年代的中学生们,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巨大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以及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更望尘莫及。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的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到乌敏岛的采石工地了解矿工的生活与工作)

那时我是中华语言文化学会的主席,活动就以这个关系去发动起来。记得不止去过一次,因为第二年开学不久,校长就会安排一小段时间,特地见了我,询问去郊游的情形。 然后校长谨慎地表示不以为然,同时不忘提醒,或嘱咐我,要把时间、精力放在功课上,好好读书,以出人头地,这类活动,不宜过于分心。 也许当年我曾带给校长先生一些担忧和烦恼。但今天的学生大都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各种烦恼却好像也没有减少,还新诞生一个“少年街头党”的时髦名称。

考试,不是孤军作战


当然,读书不能只是去炮台岛郊游,还有更重要的——考试。

我们怎么样考试呢?

那些平常的小考试就不说了,比较有印象的是中四和高中二的毕业大考。说起来挺有意思,我的两次大考都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和班上同学一起,同住同睡,一起复习,共同进退。

中四那年是三位同学一起,住在其中一个同学的橡胶园里的农家屋子。晚上一起睡在高脚的挂着四方形大蚊帐的木床,白天就到他家附近的一个基督坟场,找一处光洁的大理石地板,席地而坐,大半天就这么温书。他的父母亲白天都去工作,傍晚才聚在昏暗的小厨房里一块吃晚餐。他们也没多问什么,知道大家是同学,都对我们表示出很大的信任。整十天就在那里白吃白住。有一两天,还特地杀了他家养的几只乌鸡,给我们补身体,我也是在那里第一次认识到还真有连骨头都是黑色的乌鸡。一直到考完试,大家才各自回家。我们的父母,也对这样的安排给予支持。

两年后考高中,对升大学那是关键性的,不上大学也要考一张不错的文凭好找工作。当时是我邀同桌的同学来我家一起温习功课。也是同吃同睡十多天。三四十年之后,有一天我独自从山路登武吉智马山,竟在半山腰碰到他,大家都年过半百,不免谈起当年一起温书的事。他感慨地说:当年幸亏是我邀他,不然,他已决定放弃考试。因为那时他的家庭正闹纠纷,家里乱糟糟的,他根本读不下去。如果没有那场考试,他的人生或许又不一样!我也想起来,当时只觉得他情绪低落,有时都不来上学,也不知道原因,只是觉得也许两个人一起可以互相鼓励、帮助,就邀他过来。拉了他这么一把,竟让他长久的心怀感激,却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回想起来,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学生。虽然当年曾经是学校学会的负责人,又是学校壁报主编,上上下下认识的同学多。但对功课却兴趣缺缺,喜欢搞东搞西。对学校纪律,更不大当一回事。念高中时,每天都得到夜市摆书摊,收摊后骑脚车回家已经半夜,第二天爬不起来是常有的事,因此我是迟到大王。有时干脆等到第二堂课开始前的间隙才混进去。当年上课前守校门的不是今天的门警保安,而是学校的学长巡察员,大家认识的,通常都放我一马。我的座位选在课室后门口,和我同桌的同学会帮我看好,等老师转过身在黑板抄写时,我趁机闪身而入。其实,想起来,老师们未必不知道,只是一眼开一眼闭罢了。就是老师同学的包容,让我就这么混过了两年。我不知道,如果把我放在今天,会是怎么一个模样,会是怎么一番际遇?

当年我就读的是一所乡村中学,老师同学关系还是挺好的,今天我的许多老师都相继退休了,他们也很感慨,说:以前的学生,老师让他帮个忙,他们很高兴,很荣幸;今天的学生你叫他帮忙,他远远走避,躲不开的,拉长着脸,埋怨为什么是我?

(华校生那种朝气蓬勃的活力,那种源自于中华文化对家国的关怀、使命感,确实是一脉相承的)

总叫人怀想


我的生活经历当然不足以代表那个年代所有的华校生,但也许会有一部分人和我有着近似的成长背景。我生长在裕廊的乡村,那时的乡村并不像今天叫什么“甘榜”,那时叫“山顶”或“山芭”。我就是一个“山顶仔”。裕廊是一片很有意思的土地,我觉得属于裕廊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乡村、南大、谢太保、工业区。每一个关键词的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故事,让人联想到纯朴、互助、坚韧、奋斗、集体、理想…… 等等人性里美好的品质。

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从发展中国家跑步进入第一世界,从设施、财富、硬件方面看,我们的确光鲜亮丽,可是为什么那些当我们还处在第三世界年代的事物,却总叫人怀想?我不知道是不是怀旧毛病发生作用,还是我们在向前疾走的当儿,的确把一些很有价值的、很珍贵的精神,当成不合时宜,一一抛弃了?

我没有答案。

相关链接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