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提供：海凡
（四） 武装斗争之路
我是1976年10月上山参加部队。从吉隆坡驱车辗转到边区根据地，抵达第十二支机关队第三中队，正好赶上了第七期新战士学习班——整个七十年代第三中队曾举办过八期新战士学习班，而人数超过六十人的，具有如此规模的，这却是最末的一期了。
（新战士学习班肄业证书与学习材料）
也许有人会奇怪，76年新马两地的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蓄势待发，怎么还会上山？这是许多年后回顾产生的疑惑，而这却显然是后见之明。因为后来80，90年代新马两地发展起来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矛盾缓和了，新加坡甚至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但在70年代，谁能预见那样的前景？那时是百废待兴，工业化的启动，国际游资涌入，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纷纷建立，阶级贫富悬殊，劳资关系紧绷。我脑海里烙印着这样的图景，那年我读高中，和朋友顶下裕廊工业区夜市的一个书摊，黄昏时分，踩着脚踏车，载着书刊要到几公里外去摆摊。半路上，总会与从建筑工地收工回来的母亲相遇。她也踏着脚车，在马路的另一边高声喊道：要小心哦！然后匆匆分头而去。我们都感受到身后那咻咻作响的生活的鞭子。国家应有怎样的愿景？人民要过怎样的日子才合理合宜？对劳苦大众来说，明天是什么样的？在哪里？
1975年的东南亚发生三件区域大事：4月份，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同月，南北越重归统一；12月，老挝成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所谓的“多米诺骨牌论”一时甚嚣尘上。这样的形势在当时极大鼓舞了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在国际上狂飙似地掀起激进的思潮。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解释革命之声电台那把高昂铿锵的声音。新马泰不少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选择上队践行对一个社会理想的憧憬，不少是出于革命之声电台对他们的影响和召唤。
从近年来出版的文献，人们注意到，奉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马共的领导层也并非一锤子定音，而是经过了一番波折。
改变斗争路线
1955年12月底，华玲和谈失败后，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在昔罗召开了会议，决定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而此时，原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秉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中共，除援助越南外，对东南亚各国的革命是保持克制的。中共的这种克制，随着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决裂而发生变化。中共认为真正的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理应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中共需要透过对其他革命党的支持体现国际主义义务，在周边的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成为中共外援的主要对象。
获财援解除财务忧虑
1961年6月，当陈平等人辗转来到北京，他们与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会谈时，事情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逆转。邓告诉他们，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战略上看，整个地区的形势对他们在马来亚长期来所从事的武装斗争，将变得成熟。他极力要求马共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要转变方针。必须利用整个东南亚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邓也对马共寻求直接财政援助的建议表示支持，使马共第一次解除了财务上的忧虑。
马共中央再一次面对转折关头，要改变 18个月前昔罗会议制定的政治斗争路线，重新恢复国内武装斗争。他们不是没有迟疑，“这一次我们得到中国承诺财政援助。然而，这就足以推翻之前的论据吗？……如此积极的决定背后，多少带点勉强。毕竟我们1959年的昔罗决议，并非突发的奇想，而是做了许多分析和自我批评的结果。”（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389——390页）
（1965年毛泽东于武汉接见陈平。照片引自《我方的历史》）
1961年9月，马共举行了第十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确立“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路线，发布了“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自1961年底至1966年5月，全党全军坚决贯彻落实新方针，英勇奋斗，党军开始逐步发展和壮大。部队人员从300人发展到800人；共青团少先队员发展到3000人；在我们的周边地区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多个支部、农会、妇女会等，群众支持革命和拥军活动遍及了根据地每个自然村，打破了敌人数次大小规模的围剿。” （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333页）
于是，拥有一个宣传阵地，一座地下广播电台的构想，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外事工作的开展，从越南到中国，一步步成为现实。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
（691基地原主要建筑及设施示意图。照片取自网络）
（691基地原主要建筑及设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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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海凡君说得不錯，七十年代生活不容易，吃不饱餓不死。70-72年我住在亨德申弯大牌104，楼下不远处有三，四摊非法小贩，时不时为了跑地牛推着摊子瘋狂地跑，有时来不及跑就会被罚款；看了都很气，这些人不偷不搶，憑自己的劳力赚钱，却还要受这般的对待。我77年出来打工，月薪二百左右。76年“生活剧社”搬到了香港街，晚上有一档煮炒，就是后来的“香港街珍记”；别以为有一档煮炒在楼下就可以夜夜享受美食，那时大家收入低，哪里有錢吃煮炒，最多是和伙伴打包一包河粉另“加底”(加粿條)五毛錢，二人一塊吃。那时的河粉很地道，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美味的河粉了，很怀念。还有旧同济医院前的小贩，都是我们参加活动后前往聊天吃喝的地方，真希望时光倒流。
我忘了讲，那包河粉连“加底”是$2.50。在七十年代，除了日子不容易过，我们这些华校生还被英校生歧视，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大概是在70或71年，我还在念中学，有一天到亚历山大邮局买邮票(这间邮政局现还在亚历山大路)，刚踏入就听到一阵骂声，只見一位邮局男职员穿着长袖衣，打着领带，用英语在叫骂，大意是我不懂福建话，别对我讲福建话。只见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妇女委屈的低声对人说，我不懂红毛，不知要怎么办；看来是这位老妇女是来邮局办点事卻不懂说英语，沒有一个职员睬她。幸好有一位男士，也是穿長袖打领帶的用福建话问清楚她所要办之事，然后告诉邮局职员。我当时十分生气但又害怕，怕邮局职员听不懂我的英语不卖邮票给我。离开邮局后，总觉得不懂英语就像猪狗一样；那时会产生推翻政府的想法也沒什么奇怪。
上星期六到“城市书房”听讲座，有幸遇到海凡君，很想上前打招呼，又觉得有些唐突，最后以微笑点头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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