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长的年代，鸦片是最普遍的毒品。鸦片也称长寿膏，一些老人家长期依靠它来活命。偶尔夜半飘来异香，大人说可能是相隔几个铺位的华侨烟草公司偷煮鸦片，选择这个时辰，可以神不知鬼不觉。住家对面就是二马路禧街警察局，午夜“香闻”真能瞒天过海？
反正一夜无事，清晨二马路吊桥头（哥里门桥）旁的大华茶室热闹如常，新加坡河的苦力蹲在花皮凳上或潮州糜，或大华肉脞面，从怀里掏出鸦片烟屎，细心地跟咖啡乌拌和。据说这杯咖啡下肚后精力充沛，足以驳货一整天。后来明白了，鸦片通过麻醉中枢神经系统来止痛，久服成瘾，后患无穷。
毒品无孔不入
开埠以来，鸦片危害从没停止过，一些家长为了生计，甚至训练自家小孩带货。贩毒集团雇用“大伯公”，平日坐在那里翘二郎腿，出事时替老板坐牢挨鞭。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文化传入本地，嗜毒者节节上升，1971年政府成立中央肃毒局，两年后颁布《滥用毒品法令》，惯犯长期监禁和鞭刑；非法拥有15克海洛因，或制造任何数量海洛因的人士，一律判处死刑。严刑峻法无法阻止毒枭发财，至少能阻吓前线的贩毒活动，保护吸毒者和他们的家庭。
此时期破获的毒品多数是“云南鸦片”，简称“云土”。云土并非来自云南，而是产于金三角的云南种。
近年来最常滥用的是冰毒（摇头丸）、海洛因和大麻，每年约3000人因吸毒被捕。樟宜监狱里的囚犯，超过70%跟毒品有关。
海洛因这种“毒王”俗称白粉，基因是鸦片，杀伤力远超过鸦片。罂粟花株婷婷玉立，花谢后枝头结果，果实的乳汁烘干成生鸦片（毒品市场称为1号），进一步提炼成各等级的吗啡。吗啡掺入其他药物产生化学反应，成为品质最纯，毒性最烈的海洛因（3号，4号和5号）。
鸦片对下南洋华工影响至深
两个世纪前，莱佛士跟马来统治者签下友好同盟条约，在新加坡建立贸易站。五年后新加坡和槟城的总出口额为900多万西班牙元，新加坡贡献三分之二，输往中国的鸦片高达总额的九成，取代香料的传统经济地位。
英国牢牢掌控鸦片价值链，先在北印度发放种植准证，给农民一笔钱购买罂粟种子和准备耕地，收成后以固定价格售卖给政府。巴特那（Patna）和加齐普尔（Ghazipur）恒河岸边的两间工厂，将生鸦片做成“鸦片球”运到国外。
漫长的海峡殖民地岁月，对华工影响最深的政策，就是鸦片承包制度。华人商贾每三年投标鸦片烟局营业准证，包括从印度输入生鸦片、在本地加工与销售，估计利润约三倍。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鸦片承包税约占政府总税收的一半。
华工把血汗钱花在鸦片，甚至以鸦片作为薪酬，衣锦回乡梦随之烟销灰灭。Robert
Little《On the Habitual Use of Opium》（1848年）指出，新加坡不超过7万总人口中，超过1万5000名鸦片烟民，以华人居多。根据Carl Trocki《Opium and Empire: Chinese Society in Colonial Singapore, 1800–1910》（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年），甘密园种植员工、码头苦力和大街上的人力车夫是主要的鸦片烟民。
19世纪末，清朝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反映变态的社会现象：“叻（新加坡）自开埠以来，进出口各项货物，一概免税。惟烟酒重征，由华商设立公司包纳。烟公司月包税八万六千元，酒公司二万一千元，二项为入款大宗。….南洋鸦片烟贵于中国数倍，以其税重也。叻中每钱需洋二角，闻加拉巴（雅加达）、亚齐等处，每钱五角云。然吸烟者并不见少，且穷人尤多。彼拉手车者日夜可得洋一元，缴租四角，可余六角，苟无烟癖，度日有余。乃十人中无烟瘾者不得一二。炎蒸汗血博得之蝇头，尽入烟斗，殊可怜已。”
英国对鸦片持双重标准
新加坡开埠的年代，鸦片在英国同样不受限制。当地商人从土耳其进口鸦片，制造润喉糖、婴儿奶粉、蜂蜜凉茶，以及疟疾、风湿、神经痛、腹泻、痢疾等药物。
随着医药研究确定鸦片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1868年英国药物法令出炉，鸦片生产和销售都受到严厉监管，不过却任由它在海峡殖民地泛滥。1906年清朝颁布禁烟诏令，中国驻新总领事孙士鼎发动本地华人戒鸦片，有心人士成立振武善社（禁吸鸦片协会）为烟民提供治疗。1909年底政府专利局接管鸦片烟局。
鸦片毒害受到国际社会关注，1925年日内瓦《国际鸦片公约》，英国乃签署国之一。由于这份禁毒条约缺乏约束力，殖民地政府只要求烟民登记，花柏山下玛朗路（Marang Road）和鸦片山下必比士路（Pepys
Road）的鸦片厂继续运作，二战结束后才全面禁止鸦片，比英国本土慢了80年。
日据时期，鸦片厂照常生产。二战前登记的鸦片烟民1万6000多人，二战结束时烟民翻倍。1954年殖民地政府在圣约翰岛设立“鸦片医治所”，独立后政府加强力度，设立多间戒毒中心。80年代以来，宗教组织纷纷成立中途之家，让决心回头的戒毒者免费留宿、接受职业培训、参与健康活动等，为重返社会建立自信。就如戒毒者所言，一次吸毒，遗憾一生，重建生命必须付上许多岁月和代价。
中国清朝纵容鸦片
李钟珏《新加坡风土记》提到“南洋鸦片烟贵于中国数倍，以其税重也”，可见鸦片在中国的普遍性。晚清年代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鸦片消费市场，英国甚至跟中国打了两场鸦片战争，通过鸦片来弥补贸易逆差。
早在唐朝年间，罂粟已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16世纪葡萄牙人发现鸦片的潜在价值，以它来作为通商中国的渠道。清朝政府尝试禁止输入鸦片，但抵不过官民勾结的走私活动。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把鸦片贸易合法化，不过朝廷继续研究鸦片对策。
根据李鸿章《李文忠公选集》，同治末年（1874年），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呈《筹议海防折》，认为当时的“云（南）、贵（州）、（四）川、陕（西）、山西各省多种罂粟。…究之罂粟日种日广，势仍不可遽禁。闻土药（国产鸦片）性暖价廉，而瘾亦薄，不比洋药（入口鸦片）为害之烈。为今之计，似应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然后妥立规条，严定限制，俾吸食者渐戒而徐绝之。民财可杜外耗之源，国饷并有日增之势，两得之举也。”
清朝政府最终决定“以毒攻毒”来筹募海防经费，建立现代化北洋水师，自此罂粟种植遍布全国，国产鸦片取代舶来品。或许一些华工离乡前，已先染上恶习。
1895年海峡殖民地报告书显示，少了中国市场，鸦片只占出口总值的10%，主要运往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香港和暹罗。英国发了不少鸦片财，虽然鸦片经济光环渐退，仍然是海峡殖民地的重要税收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