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铲除劣根性，学习劳苦大众的优良品质...）
后来还有多个文团一同学习鲁迅，搞内部专题汇报，将我从中学的《阿Q正传》、《呐喊》与《彷徨》提升到另一层次，“石在，火是不会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栏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对理想的坚持，为促进人民的觉醒奋斗一生。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弃医从文，忧国忧民，在伙伴的学习过程中，已经从人晋升到神的层次。
（当时还有多个文团一同学习鲁迅，搞内部专题汇报。鲁迅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弃医从文，忧国忧民，在伙伴的学习过程中，已经从人晋升到神的层次。）
（对内学习，提升伙伴们的知识水平与思考能力）
鲁迅对文艺与政治的矛盾与统一有独特的见解，他认为在改革的过程中，文艺与政治是统一的，文艺家与政治家是同路人，相辅相成。一旦政党掌权后，便会设法巩固政权，要文艺服务于政治，可是文艺却在不断地开拓真理，不断地批判与革新，形成了对立面，这就像1970年代新加坡的社会政治与正派文艺之间撕开裂痕的宿命。
（学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现在通过“疏离效果”（德国剧作家Bertolt Brecht的戏剧理论，观众必须维持批判能力，不能投入剧情中）将自己置身度外，回首四十年前某一群华校生所经历过的一段激情的生活，模糊抽象之处逐渐变得清晰。1970年代还离不开新文化运动、反殖民主义、新马分家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模式，面对着新加坡建国期间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的困扰，底层人民在贫穷线下挣扎，他们的控诉、他们的心声只有通过文艺青年的理想与不畏强权的精神来表达。在受英文教育的政府精英眼中，这批文艺青年却被误解为颠覆政府的一群，因此行动被监视，甚至被逮捕，坐冤狱。
（是不是有点文革的味道？）
1965年从澳洲回到新加坡的郭宝崑夫妇成立了新加坡表演艺术学院（后来改名为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实践剧场），以郭宝崑的说法，“搞文娱活动的一般上有一股傻劲，环境多么恶劣也还是死不放手地搞。这种情形似乎哪个国家都有，这种人愈多的国家似乎文化也愈发达”。在那个年代，郭宝崑也代表了许多文艺青年，学院肩负起社会道德责任，为底层人民的创作如《挣扎》、《青春的火花》、《万年青》等都被禁演，他被逮捕却宁蹲牢房而不屈也给大家带来一股正面的精神支柱。《鲁迅全集》是郭宝崑在狱中阅读的著作，文团的伙伴们自然也受到他的影响，一起学鲁迅。
（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提出控诉）
郭宝崑入狱后期，文团也沉寂下来，文革后的负面新闻、伤痕文学等逐渐曝光，一刹间叫人无所适从。出狱后，郭宝崑联合14个文团执导的《小白船》为华语舞台剧重新打造新生命，也寄语小白船扬帆出海，追求梦想，带领大家走出那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的阴影。之后1980年代中后期的《棺材太大洞太小，1985》、《傻姑娘与怪老树，1987》、《寻找小猫的妈妈，1988》、《老九，1990》等以另一种艺术表达方式来针砭时事，加上新加坡逐渐开放，郭宝崑的表演已逐渐获得认同，获得新加坡文化奖，还被授命创立了电力站（Sub-station，1990），为年轻人提供另一类艺术创作与表演的空间。
叫人百思不解的是，郭宝崑在入狱时被缔夺了公民权，1989年获得文化奖后申请恢复公民身份竟然不被“有关当局”批准，直至1992年，可能经过美国政府的介入，才重新肯定新加坡公民的身份。
（当年出入新马的护照是蓝色的，国际护照则是红色的。
特殊的护照则分别为粉红色与绿色。）
郭宝崑在1990年代的创作如《郑和的后代，1995》、《灵戏，1998》等像许多艺术家一样，将现实融于灵性的追求， 探索人性的永恒，“飘泊是我的家园，出发是我的还乡”，似乎也预言着1990年代迷失困惑的启步。
2002年郭宝崑患癌去世，作为一个执着的文艺工作者，郭宝崑成就了一群搞艺术的朋友，搞艺术的朋友也成全了郭宝崑，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回顾一段数十年前的往事，的确是应该放下，如上海的戏剧大师黄佐龄所言：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诸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回顾一段数十年前的往事，的确是应该放下，如上海的戏剧大师黄佐龄所言：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诸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黄佐龄：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诸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于人何所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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