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其中“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名句。
《双城记》的结尾同样经典，愤世嫉俗的律师Sydney
Carton走上断头台之前回忆道：
“我现在所做的远比我过去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要甜蜜。”（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为什么谈《双城记》呢？
回顾新加坡过去走过的六十年，1950年代是个反殖民的年代，1960年代是个独立后奋斗的年代，1970年代是个激情的年代，1980年代是个希望的年代，1990年代是个拜金的年代，2000年代是个迷失的年代。经历过一个轮回，2010年代是个重新审核的年代，政府尝试与人民对话就如在迷失中找寻自我，重新定位，整装待发。如果真要划一个分水岭，1990年代的过度强调物质与金钱主义导致后来迷失了道德与人性的根源。
对我的个人生活而言，1970年代也曾经是个充实理想的年代，1970年代的开卷是个最美好的时刻，1970年代的谢幕却是个最糟糕的日子。
最近乘着郭宝崑逝世十周年的许多纪念活动，同时参与国家博物馆的郭宝崑纪念展的导览过程中，多读了郭宝崑的资料，也给自己一个思考回忆那个激情的年代的空间，才醒觉原来那个时代，实践表演艺术学院、南方艺术研究会等对某一群文艺青年的影响是那么深远，因此踩着政府的尾巴，在相当程度的误解下，许多伙伴在政府沿用“内部安全法令”，不经审讯下被套上颠覆的罪名而扣留在狱中。郭宝崑是其中一个例子，在1976年至1980年间被扣留了四年零七个月。
(石墙囚不住，铁窗亦难围。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 - Richard Lovelace, 1642)
中学时期通过电台第三广播网（现在的958城市频道）的教唱活动、文艺歌曲时段、海外听众点播等节目，学习了许多“正派”歌曲，把自己想像成文艺少年。后来从纯华校进入新加坡工艺学院（Singapore Polytechnic），陌生的英语环境叫人不安，甚至有些恐惧，因此能够在院内通过学生团体结识一群讲华语谈理想的文艺青年，并通过他们扩大生活圈子，认识更多文团的伙伴，确实是件开心事。
那时我们每一学年结束前都会搞个学习汇报，每一新学年也会搞个迎新晚会。学院的流动性大，三年毕业后必须有新血顶上，迎新晚会的文娱表演是为了传承；至于学习汇报是要让伙伴朋友，以及一些可能是政府安排的“卧底”知道这一年来的学习进展，也让大家了解我们的活动是正当的、是反映生活的、是没有政治意图的。
（对内演出）
那时新加坡还有农村，为了“体验生活”，我们也主办了上山下乡的活动，为农民除草开荒。打假期工称为“学习”，到建筑工地、纺织厂、造船厂等当劳工都是为了“搞工作”，团结更多工友，通过野餐郊游等集体活动来弘扬健康文化，打击靡靡之音，体现集体主义与三互精神的力量。
（向农民学习）
文艺来自生活，文艺必须为在生活线上的劳动人民服务，为底层人民提出诉讼；文艺也必须高于生活，提升普罗大众的思考能力。新加坡河、黄梨园、林明矿场、淘锡米、胶林、渔乡等都是“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歌曲与舞蹈创作结晶。
（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一齐认真读书学习，培养好习惯，天天向上，天天进步吧！希望下次见面时，你们可以对我说，我也可以对你们说：“我没有白费光阴，我有了进步”！---问一些年轻的朋友，你们的父亲有跟你们说这些话吗？他们说皮肤都起了鸡皮疙瘩了。）
我们也高声歌唱着豪迈激励的本地创作歌曲，“歌唱伟大的理想，歌唱人民艺术万年青，我们迈开大步向前走，奔向胜利的远方”，“昨天我们日忙夜忙搞工作，今天我们欢欣鼓舞，在一起舞蹈歌唱”，“登上了高高的山顶，我望着连绵无边的远景”，“看江山一片锦绣，听笑声沸腾人间…把时代推得更前”。
（歌唱伟大的理想，歌唱人民艺术万年青）
当时很多作品都以集体创作为名，报上自己的名字是满别扭，不好意思，而且还会被认定思想有问题，走个人主义路线，必须接受伙伴们的批判的。至于什么是伟大的理想，那儿是胜利的远方？火红的年代炽热的心，抽象却很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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