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冒出好多个文艺团体，大大小小信手拈来就有“南方”、“生活”、“海洋”、“春雷”、“葵花”、“长堤”、“实验”、“向阳”、“大路”、“星海” 等等。
生活剧社成立于1971年10月1日，这日子是不是很“红”，也有人说是我国的儿童节(那年代的儿童节在10月1日)。
我不是生活剧社的创社社员，也不是很早就加入的，写剧社的历史我是没这个资格的。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回顾和反思这十年的团体生活，若有任何不符合事实的描述，欢迎老社员多多指教纠正，也欢迎老社员提出自己的观点。
加入生活剧社
1975年10月我加入了生活剧社，距今已有五十年了。我是如何加入生活剧社的呢？中学时期曾经参加亚历山大联络所口琴小组，小组的成员有几位是我中学的同学，其中一位王姓学长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生活剧社的口琴队，他说可以随他去看看再决定。
在一个星期六傍晚，王学长带着我前往剧社的会所，那是位于黄埔区的一间幼稚园楼上的空课室。过了不久，1976年1月剧社就搬迁到了位于香港街的新会所。首次踏入会所，迎面与我打招呼的是郑社员，穿着白色连身裙，谈吐斯文，一口华语与学校的老师似有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标准发音的华语。我们将长木凳按位置排好，接着陆陆续续有其他的队员到来。队员们相处融洽，互相关心，也很热情的接待我这个新队员。我这个十八岁的华校生自离校后没交几个朋友，有机会在这样一个讲华语的团体里认识了好些朋友，心里感到兴奋；自此剧社的活动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热火朝天搞演出
鼎盛时期，剧社有戏剧组、歌咏队、舞蹈组、口琴队、手风琴组、还有与“海洋”和“春雷”合组的华乐队。戏剧组和歌咏队的实力是比较强的。
剧社的演出分内部汇演和公开演出，从1971年至1985年，剧社前后搞的大小演出大约有七、八个左右。这还不包括个别组参与友团的演出，譬如口琴队的一些队员就有参加“星海”的演出，舞蹈组参与“南方”的演出。
当年搞公开演出，所有的剧本和歌词都要呈交给有关部门审查；有时为了确保能通过审查，歌曲的歌词会作出修改，剧本的内容也尽量避免反映人民对社会的不满。音乐节目问题不大，只要曲名不那么“红”就可以过关。舞蹈方面，只配上舞蹈音乐问题不大，但如《草原女民兵》和《洗衣歌》这类舞蹈歌曲的内容，少不了歌颂红太阳毛主席，这哪能公演，只能在内部演出。
1976年10月原本是要搞公开演出的，最后演出不获批准，所以改成内部汇演。我相信演出不获批准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那四幕剧《醒悟》，该剧的内容描述工人与日本船厂的斗争，有点像郭宝崑先生的戏剧《挣扎》(该剧也被禁演)。 那个内部汇演是借友团的场所，搭一个像现在中元节歌台的木棚舞台来搞演出，前来的观众都是社员的朋友和友团伙伴。
戏剧要制作布景和道具，除了需要木工也需要美术人材，还有演员和舞蹈员的服装以及制作幻灯片等，这一切全靠剧社伙伴们和剧社的朋友亲手制作，伙伴们为了搞演出都献出了工余时间。在演出的日子，有工作的伙伴们尽量申请年假，一些从事建筑行业的伙伴索性不去工作了。
从剧社搬布景道具和乐器前往剧院，到了剧院把布景放在舞台上，按导演的要求摆放好位置然后做记号。调灯光，测音效，安排膳食、交通、医药和各组的休息室等等，每个人各司其职，大伙紧张和忙碌地工作以确保演出顺利。当时演出负责人最喜欢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来要求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这八个字大有来头，有兴趣的话可上网搜索。社员们除了上台表演，有些还要兼负后台的工作，如搬动布景和大道具。我就兼任过催场工作，负责到休息室召集下一个表演节目的人员，并安排他们到后台等候。那时候，步话机(walkie talkie)还不普遍，舞台监督要与后台工作人员联络，都要靠联络员传递讯息。
那个时候的维多利亚剧院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演出负责人要求我们在作为休息室的化妆室里，开始演出后讲话须小声，没必要尽量别说话，连上厕所也别抽水。工作人员都穿着胶底鞋，在后台走路时要放轻脚步。因为在宁静的剧院，坐在前几排的观众能够听到这些噪声，尤其是在戏剧、相声等节目在演出时。这看上去有点苛求，但是我们做到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当催场时经过这些休息室，觉得室内静悄悄的，以为里面没人，轻手轻脚打开房门却看到十多二十个人坐在地上等上台演出，没有一个人在说话。社员们除了自律，较资深的社员也会起着监督和带头作用。对比80年代初进来的社员，有几个作风自由散漫，演出时在休息室大声喧哗，进去制止他们时就暂时停止说话，一关上房门嘈声又起。唉！这个社会的变化也太快了，只不过几年的时间，这些年轻人怎么就跟我那时的年轻人不同。
时间过了四、五十年，那几次的演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就是我们那一代伙伴们的齐心合力、无私的付出和守纪律的精神。
左倾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左翼文团在70年代初冒出来呢？我曾经在一个导读会上问陈剑先生，他只是简单的说70年代左派势力已经式微，文团的冒起就像放烟花一样，灿烂但短暂。
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个说法，我认为比较可取。文章说当年政府封禁了很多校友会和工会，这些组织里好多都有文艺表演团队，组织被封禁后这些文艺表演团队便出来组建文团，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斗争。所以，这就能说明为什么这些文团大多左倾。
在我社的骨干成员中，有一位王社员受到内政部特别“关照”，嘱咐他只可以在剧社活动，不可以当执委，如不遵从指示，那就去和谢太宝当邻居。还有一位邹社员，一直到好几年前，从他在报章写的文章中才知道他是社会主义阵线党员。难怪他这么能干又有权威但从不当负责人，而且不是很积极的参与社的活动，很显然他是不想引起政府的注意。我相信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社阵党员，多数人并不知晓。
剧社会开办一些学习班，有学习汉语拼音，有学习哲学(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舞台灯光班。记得有一次上哲学课时，讲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问起中共元老刘少奇，一个那么资深的党员怎会变成走资派和工贼时，讲课的伙伴说这就证明资产阶级分子无处不在，甚至躲在共产党里，所以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一个资产阶级特务长期潜伏在共产党里，最后还当上了国家主席。
那时大伙除了唱本地创作的歌曲之外，其他大多是中国歌曲，如《夜航之歌》《英姿飒爽女电工》《我爱祖国的蓝天》《铁路工人志在四方》等。不过，我社从来不唱毛泽东诗词的歌，剧社也不学习毛语录，因为这会给剧社带来麻烦，一些社员也不会接受。一些中国歌曲太左便把歌名或内容改一改，如《社会主义好》改成《集体主义好》；另一首华乐合奏曲《草原新曲》就改编自文革歌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文革时期有一套文艺创作理论“三突出”，它规定文艺作品中，“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算我愚钝，我还找不出哪一部作品是按“三突出”理论创作的，可能是《红色娘子军》吧！不过如用在拍摄广告片上，这个理论可能用得上，譬如，“在众多商品中突出品质上乘的商品，在品质上乘的商品中要突出畅销商品，在畅销商品中突出最畅销商品”。如何？还套用得上吧！
在那个时候，文艺团体有一个大家都爱歌颂和学习的人物——鲁迅，鼎鼎大名的五四运动时期作家，华校生哪个不知晓。前记者兼文史工作者韩山元说，因为环境不允许摆出毛泽东，于是文团便推出鲁迅来取代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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