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11, 2013

从1949延伸......(三十四)泰麟之银信局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坡小坡还可见到“信局”、“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商号。走过大坡二马路(New Bridge Road)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角头还看到再和成伟记信局。这些批局与信局,是为本地华人寄家书汇款(Remittance)到中国的私营行业,潮州福建话都称信为“批”,所以有信也有“批”。如果以当今的通俗华文来统一这些名称,可以称为“汇庄”或“汇兑局”。

大坡二马路33 New Bridge Road 的再和成伟记信局,属于百年老店。NLB

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汇款靠的是回国的同乡亲戚,更大程度是通过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1847年帆船时代,新加坡约有1000名水客,他们是从事海内外贸易的商贩,从中国带些丝绸茶叶等到国外出售,再从国外带些香料回国。水客同时以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银信侨批的据点,顺便做些汇款生意。十九世纪中期,番客人数少,跑新马印的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二至四帮次已经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水客带款有不少缺陷,除了水客回乡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外,还发生不良水客携卷私逃,或者“滥用公款”,使华侨、侨眷都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水客的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业务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下南洋的南方新客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水客逐渐不胜负荷。在大时局的驱使下,汇兑业应时而生,水客则找到另一条出路,成为汇兑局的“侨批员”。

泰麟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在新加坡汇钱回乡,三个渠道都用上了,一是通过水客,在广东也称“巡城马”,将钱带到乡下;二是通过银信局,将钱汇到村口的杂货店;至于“小钱”,则将钞票夹在信中,通过一般书信邮寄的方式寄回乡下,还没有碰过遗失的情形。后来泰麟来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汇兑商,将钱“寄”到乡下。当时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南顺会馆旁有一间商店,店内有个名叫“均沅”的柜台,就像现在购物中心内的钱币兑换商,颇受他们这些广东客工、妈姐和三水婆的欢迎。这主要是均沅的老板来自江门,是广东四邑的集中地,将钱交给均沅,老板拨一通长途电话回江门,不到两天钱就送到乡下家眷手中了。快递的手法,颇像今天的DHLFederal Express

当时一般的汇庄,早上八点左右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星期日或公共假期,照样有人办公。这么长的开放时间,主要是方便客户,尤其是一般打工仔,白天忙着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这种方便,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此外,通过民信局汇款,可以普及到各乡村,对乡下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不像银行,只在城市设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必须出城,既费时又麻烦。当然对一般收入少又不识字的侨民来说,汇庄的人情味是银行所无法比拟的,除了代写家书外,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还可以向汇庄赊账,移民为移民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余仁生的汇兑部。NAS c.1950s)

泰麟也提起大坡的余仁生、永昌金铺和华侨银行都有特别的柜台做汇兑,不过对来自广东四邑一带的广府人而言,这些商号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单边街均沅。余仁生和永昌金铺是“大招牌”,永昌金铺和马来亚加影埠明街45号的利昌隆金铺可能是联号,跟四邑一带的汇兑商如佛山福昌号、鹤山汇昌押、沙坪汇昌银号、江门嘉祥银号、台山孚昌号、单水口富业号等组成“集团”,规模颇大。这些大商家的缺点是分层赚润,价钱高,速度慢,往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钱汇到乡下;当时乡下使用的国币又不断贬值,几个月下来亏损很大,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商号在兑换率中大捞一笔。至于华侨银行虽然信誉好,但公事公办,缺少了私人汇庄的贴身服务、灵活性与人情味。


(信封上注明:华侨银行总部民信部 Chulia Street。 NAS c.1940)

追源朔流,新加坡的华人汇兑业创立于19世纪。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为银信侨批带来商机。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针对不断增加的华侨汇款,于马真街(Merchant Street81号开设了一个“华人小邮政局”,初期被华人误会为抢饭碗,是剥削华侨的新法门,在开幕当天(18761215日)还因此发生暴动,邮局被砸毁,警察被殴打,数人在暴动中丧生。

到了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银信侨批局,其中潮帮34家,闽帮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100万元。   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银信侨批局有200多家。

二战结束后19451948年间是新加坡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东南亚与中国一度中断的通讯终于恢复,亲属急于发信并汇款回国,救济亲人。1946年,在东南亚的潮属侨批局中,新加坡有80家,约18%。


(战后新马的侨汇(叻币)。资料来源:《源》杂志第87期,2010)

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1950年代有20多家,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一带,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汇兑街",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有12家。

信局属于私人经营,也有因经营不当而倒闭,致使华侨的家用汇款被吞噬的例子。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的,有因滥发山票、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劳工的汇款的安全,华民护卫司要求各帮的富人出来负责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跟和丰银行挂钩),潮帮的富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New Bridge Road,大坡二马路33号,跟四海通银行挂钩),漳州角尾人郭有品在1880年设立天一信局等。以天一信局为例,郭有品人缘好,讲信用,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批信局,业务蒸蒸日上。但郭有品去世后,他的儿子因汇水买空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1932年天一信局倒闭,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员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

(新加坡中华汇业公会成立典礼。NAS 1946)

老牌信局倒闭事件影响深远,除了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转汇外,一些没有转汇能力的小信局, 也将侨款集中到华侨银行汇款。1937年林树彦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也称源顺街,53号),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帮忙 ,在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进行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与竞争考量,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密的。

到了1960年代,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为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也大多数已经南来,接济家用的汇款逐年减少,汇兑业开始走下坡。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仅剩60家银信局。

根据19876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有约30家汇兑局。大坡的永昌金铺(广府人)从1950年代每个月50万至100万元的汇款降到1987年的5万元。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的Buan Yak Seng Chop(潮州人,万业成号?)在高峰期每个月接待2000名顾客,如今不到200人。至于厦门汇庄(福建人,Amoy Exchange Company)的合伙人Mr Ng 则提醒大家别因亲情而轻易被蒙蔽,中国的亲戚以为新加坡是金矿,以前接济基本生活,如今他们要彩色电视、雪柜、洗衣机、音响器材等,有些还要Rolex手表,我们怎样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求?MrNg 还听说过一个洗衣妇,为了汇款回乡让不孝子赌博,就这样洗衣洗了一辈子。


(1930年代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永昌金铺。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1987年6月4日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几位汇兑业者的感想)

泰麟回忆起19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亲戚要钱建屋子,每座三个房间的屋子约500010000元,当时许多妈姐还会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寄回唐山,让他们好吃好住。妈姐离开因缫丝业没落的家乡,结果丝丝蚕也丝丝缠,这就是亲情、乡情、宿命。

童年的再和成伟记至今(1910-)仍照常营业,接收少量批信,服务性地经银行替转到国内侨眷家中,目的是让受雇用的员工继续有工作,情义值千金,成为唯一的百年批信局。


(1990年大坡的祥隆金铺汇庄 (233 South Bridge Road),显示当时某些金铺还有兼营银信业。NAS 1990)

4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似乎没有施加任何的 ‘外汇管制’,
数以十万计的 S$ 汇 或 带 到国外,“NO QUESTION ASKED”,
对于国际贸易,投资,移民,留学,和 资金 在各国市场之间
的转移非常方便。
想当年某天上午到新加坡的银行以现款即时购得一张外币汇票
(BankDraft),傍晚登机,翌日中午抵达,下午存入当地银行。
方便的很!
但发生 ‘911’ 事件之后,国际之间资金的流动在 ‘反恐’ 的名义下
受到日益严厉的管控。当年的 ‘方便’ 已 ‘一去不复返’ !
对于大笔款项在国内外的转移,恐怕就不仅是一个 ‘烦’ 字所能
概括了。


Anonymous said...

记得上世纪50年代母亲带着我到大坡大马路上的华桥银行存取现款,当时没有
电脑,一切来往记录在一本手写的 ‘存折’ 上,这种以 ‘存折’ 为准的储蓄护口一直
延续到我进入大学的60年代。
从70年代开始 ‘存折’ 已从手写改由 ‘电脑’ 打印,进一步的电脑技术逐渐使存折的
使用扩大到同一间银行在岛内的所有分行,自动提款机 和 提款卡 的出现使在全
国各地24/7向银行提款更加方便,甚至可以用 ‘提款卡’ 直接购物,不但方便,身
上少携带现款也更方便与安全,随之而来的便是 存折 已面对被淘汰的命运。
80年代 ‘信用卡’ 的出现将银行的服务进一步的提升,记得我在1983年与老婆大人
在中国旅游时,当地的 ‘亲戚’ 对于在外宾饭店和友谊商店不用付钱便能购物进餐,
甚至取得 ‘外汇卷’,感到 ‘不可思议’。当时新加坡银行对 ‘信用卡’ 的申请也实施了
‘严格’ 的要求,以至于它成了新加坡人,尤其是 Singapore Girls ‘梦寐以求’ 的4C:
Condoninium,Car,(Credit)Card, (Golf)Card 之一。
我没有用过文中所介绍的 金铺 与 汇莊 等,我一路来在银行购买所须外国货币的
汇票,配上一个VISA白金卡便可走遍天下,但是随著时代的改变,与 ’支票‘ 逐渐
被淘汰一样,如今 ‘汇票’ 也已被 ‘online transfer’ 所取代,唯一数十年不变的还是
我的 ‘信用卡’,至少它还可以 ‘证明’ 我一路来就是一个有 ‘信用’ 之人,不是吗?
哈哈😄!

Anonymous said...

还记得1998年 吉隆坡 新机场开幕的那一天,整个机场乱成一片,当天我与老婆大人
原定在 吉隆坡机场过境转往 新加坡 的班机应于 1025hrs 抵达,但几番折腾之后才于
1925hrs 乘另一班机在 樟宜机场 着陆。由于我们的超过半数的旅游机票与酒店费用
以VISA白金信用卡支付,所以银行免费给予一人一份 ‘旅游保险’,我们在 ‘回家’ 之后,
以 ‘班机延误’ 为由,获得了每人相当于S$300/= 的‘保险赔偿’,这是我们第一次 ‘享受’
银行所给予的 ‘仗义’ 与 ‘慷慨’。
不得不提银行的另一宗令人感动的行动:我在2008年全家前往香港购物旅游,一天早
上天刚亮我的手机便响起来,老婆大人质疑谁人会那麽一早 ‘扰人清梦’,电话的另一段
表明来自我的 ‘信用卡’ 的银行,他要求证实我日前签单购买了上万元的服装与珠宝,这
据说是银行对大宗信用卡交易的 ‘例行公事’,对我们来说是 ‘扰人清梦’,事实上在 ‘家’
却已经 ‘日上三竿’ 了。

Anonymous said...

在这裡 ‘支票’ 已经停止使用了,银行的 ‘分行’ 也一间接着一间关闭了,
‘自动提款机(ATM)也大量地减少了,银行通过电话与网络和顾客联系
沟通。保险公司有样学样全国的办事处几乎都关闭了,一切理赔与保
单有关的事务也一概通过网上和电话处理。
结果就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在省下了大量的员工和租金开支之后赚取了
更高的利润,他们的市值与股价蒸蒸日上,弱势的群体如受教育不高
的半文盲,老一辈的电脑盲等无疑面对更大的压力,更易受到欺凌,
甚至受骗,难道这种种节省成本以现代化为名的 ‘UPGRADE’ 真的造
福了人类?我感到了寒心,有一天当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温馨不复存
在,代之以时刻与冷酷无情的电脑或 ‘智能机器人’ 打交道的时候,
那才是所谓现代文明带给人类的悲哀!走火入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