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三十四）泰麟之银信局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坡小坡还可见到“信局”、“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商号。走过大坡二马路（New Bridge Road）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角头还看到再和成伟记信局。这些批局与信局，是为本地华人寄家书汇款（Remittance）到中国的私营行业，潮州福建话都称信为“批”，所以有信也有“批”。如果以当今的通俗华文来统一这些名称，可以称为“汇庄”或“汇兑局”。

（大坡二马路33 New Bridge Road 的再和成伟记信局，属于百年老店。NLB）

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汇款靠的是回国的同乡亲戚，更大程度是通过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1847年帆船时代，新加坡约有1000名水客，他们是从事海内外贸易的商贩，从中国带些丝绸茶叶等到国外出售，再从国外带些香料回国。水客同时以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银信侨批的据点，顺便做些汇款生意。十九世纪中期，番客人数少，跑新马印的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二至四帮次已经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水客带款有不少缺陷，除了水客回乡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外，还发生不良水客携卷私逃，或者“滥用公款”，使华侨、侨眷都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水客的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业务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下南洋的南方新客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水客逐渐不胜负荷。在大时局的驱使下，汇兑业应时而生，水客则找到另一条出路，成为汇兑局的“侨批员”。

泰麟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在新加坡汇钱回乡，三个渠道都用上了，一是通过水客，在广东也称“巡城马”，将钱带到乡下；二是通过银信局，将钱汇到村口的杂货店；至于“小钱”，则将钞票夹在信中，通过一般书信邮寄的方式寄回乡下，还没有碰过遗失的情形。后来泰麟来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汇兑商，将钱“寄”到乡下。当时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南顺会馆旁有一间商店，店内有个名叫“均沅”的柜台，就像现在购物中心内的钱币兑换商，颇受他们这些广东客工、妈姐和三水婆的欢迎。这主要是均沅的老板来自江门，是广东四邑的集中地，将钱交给均沅，老板拨一通长途电话回江门，不到两天钱就送到乡下家眷手中了。快递的手法，颇像今天的DHL和Federal Express。

当时一般的汇庄，早上八点左右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星期日或公共假期，照样有人办公。这么长的开放时间，主要是方便客户，尤其是一般打工仔，白天忙着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这种方便，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此外，通过民信局汇款，可以普及到各乡村，对乡下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不像银行，只在城市设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必须出城，既费时又麻烦。当然对一般收入少又不识字的侨民来说，汇庄的人情味是银行所无法比拟的，除了代写家书外，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还可以向汇庄赊账，移民为移民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余仁生的汇兑部。NAS c.1950s）

泰麟也提起大坡的余仁生、永昌金铺和华侨银行都有特别的柜台做汇兑，不过对来自广东四邑一带的广府人而言，这些商号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单边街均沅。余仁生和永昌金铺是“大招牌”，永昌金铺和马来亚加影埠明街45号的利昌隆金铺可能是联号，跟四邑一带的汇兑商如佛山福昌号、鹤山汇昌押、沙坪汇昌银号、江门嘉祥银号、台山孚昌号、单水口富业号等组成“集团”，规模颇大。这些大商家的缺点是分层赚润，价钱高，速度慢，往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钱汇到乡下；当时乡下使用的国币又不断贬值，几个月下来亏损很大，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商号在兑换率中大捞一笔。至于华侨银行虽然信誉好，但公事公办，缺少了私人汇庄的贴身服务、灵活性与人情味。

（信封上注明：华侨银行总部民信部 Chulia Street。 NAS c.1940）

追源朔流，新加坡的华人汇兑业创立于19世纪。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为银信侨批带来商机。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针对不断增加的华侨汇款，于马真街（Merchant Street）81号开设了一个“华人小邮政局”，初期被华人误会为抢饭碗，是剥削华侨的新法门，在开幕当天（1876年12月15日）还因此发生暴动，邮局被砸毁，警察被殴打，数人在暴动中丧生。

到了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银信侨批局，其中潮帮34家，闽帮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年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100万元。　　 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银信侨批局有200多家。

二战结束后1945至1948年间是新加坡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东南亚与中国一度中断的通讯终于恢复，亲属急于发信并汇款回国，救济亲人。1946年，在东南亚的潮属侨批局中，新加坡有80家，约18％。

（战后新马的侨汇（叻币）。资料来源：《源》杂志第87期，2010）

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1950年代有20多家，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一带，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汇兑街＂，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有12家。

银信局属于私人经营，也有因经营不当而倒闭，致使华侨的家用汇款被吞噬的例子。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的，有因滥发山票、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劳工的汇款的安全，华民护卫司要求各帮的富人出来负责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跟和丰银行挂钩），潮帮的富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New Bridge Road，大坡二马路33号，跟四海通银行挂钩），漳州角尾人郭有品在1880年设立天一信局等。以天一信局为例，郭有品人缘好，讲信用，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批信局，业务蒸蒸日上。但郭有品去世后，他的儿子因汇水买空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1932年天一信局倒闭，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员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

（新加坡中华汇业公会成立典礼。NAS 1946）

老牌信局倒闭事件影响深远，除了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转汇外，一些没有转汇能力的小信局， 也将侨款集中到华侨银行汇款。1937年林树彦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也称源顺街，53号），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帮忙 ，在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进行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与竞争考量，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密的。

到了1960年代，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为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也大多数已经南来，接济家用的汇款逐年减少，汇兑业开始走下坡。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仅剩60家银信局。

根据1987年6月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有约30家汇兑局。大坡的永昌金铺（广府人）从1950年代每个月50万至100万元的汇款，降到1987年的5万元。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的Buan Yak Seng Chop（潮州人，万业成号？）在高峰期每个月接待2000名顾客，如今不到200人。至于厦门汇庄（福建人，Amoy Exchange Company）的合伙人Mr Ng 则提醒大家别因亲情而轻易被蒙蔽，中国的亲戚以为新加坡是金矿，以前接济基本生活，如今他们要彩色电视、雪柜、洗衣机、音响器材等，有些还要Rolex手表，我们怎样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求？MrNg 还听说过一个洗衣妇，为了汇款回乡让不孝子赌博，就这样洗衣洗了一辈子。

（1930年代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永昌金铺。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1987年6月4日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几位汇兑业者的感想）

泰麟回忆起19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亲戚要钱建屋子，每座三个房间的屋子约5000至10000元，当时许多妈姐还会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寄回唐山，让他们好吃好住。妈姐离开因缫丝业没落的家乡，结果丝丝蚕也丝丝缠，这就是亲情、乡情、宿命。

童年的再和成伟记至今（1910-）仍照常营业，接收少量批信，服务性地经银行替转到国内侨眷家中，目的是让受雇用的员工继续有工作，情义值千金，成为唯一的百年批信局。

（1990年大坡的祥隆金铺汇庄 （233 South Bridge Road），显示当时某些金铺还有兼营银信业。NA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