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November 02, 2012

是谁造就了莱佛士?- Raffles and Farquhar (1 of 6)

小时候住家靠近维多利亚剧院,剧院前有一个黑色的塑像,双手交叉在胸前,似乎俯视众生,又似乎望着远方。那时候的我每经过这里都喜欢依样葫芦,摆一个类似的post,其乐融融。转眼间黑色的莱佛士塑像依旧在(Stamford Raffles),我呢也许没剩多少年,周围童稚的笑声早已不是我的了。

现在的新加坡河口、维多利亚剧院前都矗立起莱佛士的塑像;以莱佛士命名的地标、医疗中心、学校等比比皆是,如Raffles Hotel, Raffles Institution, Raffles Girl School, Raffles Hospital, Raffles Medical Group, Raffles City, Stamford Road, Bencoolen Street等。

与莱佛士同期在新加坡出入过的另一个英国人是法夸(William Farquhar)。小坡陈桂兰街附近曾经有一条短短的法夸街(Farquhar Street),1980年代屋子铲平发展地铁后已经在地图上消失。新加坡中央医院虽然建在法夸山上(Mt. Farquhar),一般老人家也许还记得中央医院的俗名叫“四排埔”(Sepoy),不过没多少人知道法夸山。


(1980年代地图:图上方是今天的Bugis Junction前的North Bridge Road, 下方是Beach Road。Farquhar Street (not Farquhar Beach!) 在 陈桂兰街Tan Quee Lan St.旁。Bernard St.的Bernard是Farquhar的女婿。)

(1950年代的鸟瞰图,上方North Bridge Road,下方Beach Road, 左边陈桂兰街,右边梧槽路。中间Farquhar Street, Beach Lane和Bernard Street等都清晰可见。)

(Mt Farquhar,中央医院的立足点)

19世纪初,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 6 July 1781 - 5 July 1826)与法夸(William Farquhar, 26 February 1774 - 11 May 1839)都在新加坡居住过,服务过。莱佛士在1819-1823年间到过新加坡三次,分别是1819129-27日,1819531-628日,最长一次是 19221010日 - 182369日,前后不及十个月,行色匆匆。

法夸则是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1819-1823),四年垦荒,与各族同胞打成一片,就任期间胸口还挨了一个发穷恶的马来人一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漫游历史长河,回望近两百年前,两位“过客”在新加坡短暂居留,对现代新加坡都作出了贡献。至于孰轻孰重,是近年来的争议点。

为什么当年东印度公司(EIC)将开拓新加坡的伟绩归功于莱佛士,而不是当时深受本地人爱戴的法夸?结果代代相传,法夸逐渐在新加坡史上销声匿迹?

是因为莱佛士是英国人,法夸是苏格兰人,而EIC是一家获得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皇家特许状的半官方英国公司,在两者的取舍间必须照顾本地公民(英国人)的利益?

是因为莱佛士是老板,法夸是下属,在工作场合里,一向来都是下属工作,老板缴功,所以EIC也遵循惯例?

是因为莱佛士作为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得力的女人苏菲雅(Sophia Hull, Sophia Raffles),努力为亡夫写传记(1830年出版),甚至修改文件,独揽江山?

莱佛士与法夸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已经记录在许多文献上,我们不妨以现代的眼光来重温两百年前的一段“宫廷”之争。

“三英”与先驱人物

Ernest Chew的《Pioneers of Early Colonial Singapore 1819-1850》和Turnbull的《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2003年由许通美教授负责提呈给国际海事法庭申请白礁主权的文件也引用此书),指出当年的“三英”:莱佛士(1819-1923), 法夸(1819-1823)和哥罗福(John Crawfurd1823-1826)都为新加坡日后的繁荣奠下稳固的基石。莱佛士的雄心与远见促成了1819129日登陆新加坡,于26日与东姑隆签订“友好联盟条约”,设立贸易站,打下英国与荷兰在东南亚争锋的基础;法夸的精力与勇气,落实了商务、卫生、防范罪案与粮食供应方案;哥罗福在182482日签下的Anglo-Malay Treaty,正式“收购”了新加坡。

(Stamford Raffles)

(William Farquhar)

(John Crawfurd)

除了“莱法哥”三英之外,从马六甲、廖内群岛与世界各地前来的先驱人物,后来大量的中国与印度移民等都成就了新加坡,因此新加坡是属于人民的新加坡,新加坡造就了莱佛士,而不是莱佛士个人开拓新加坡。



(上图:福建街,下图:Keppel Harbour。他们是无名氏,他们也缔造了新加坡现代史。c.1800s)

(在历史长河里他们影像模糊,也不会被人记起,但他们也缔造了新加坡现代史。历史应该如何为小人物正名?c2000s)

有些史学家则认为应该为哥罗福正名,因为莱佛士只是立下租约,以每年8000西班牙元租下新加坡河岸附近地区(苏丹5000元,天猛公3000元),真正开辟新加坡的是哥罗福谈判签下的那张“永久地契”,使英国拥有新加坡本土与方圆十里的岛屿的拥有权,苏丹与天猛公则在新加坡本土分配到一些地段;如果他们选择永久性离开,还可得到一笔补偿(苏丹20,000元,天猛公15,000元)。这份Anglo-Malay Treaty5个月前在伦敦签下的Anglo-Dutch Treaty of London17 Mar 1824),一次过将新加坡的主权归纳给英国。

不过对新加坡而言,哥罗福只是第二任驻扎官,在他之前的头四年还有莱佛士和法夸租用与管理新加坡,已经扎了根,因此就如历代皇朝一样,哥罗福只能当个发扬光大的老三,好戏是开山鼻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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