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3, 2020

新加坡河上的罗拔申桥 Robertson Bridge

新加坡河上的阿卡夫桥、若锦桥和罗拔申桥可称为“新桥”,它们都属于90后的新生代步行桥,为了方便河畔公寓的新居民所建造的。

罗拔申桥的地理位置是在合洛路的濠景大酒店(Riverview hotel,最近易名为 Four Points by Sheraton Singapore, Riverview)旁,这里是新加坡河的上游,称为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


(罗拔申桥)

从前,涨潮的时候,海水从河口往内流向这块还未开发的沼泽地。19世纪末新加坡河上游的沼泽地填土后,陆续兴建河畔仓库,1930年代罗伯申码头全面发展起来。

新加坡河的风光时期,河岸边有百多个码头如阿卡夫码头、芳林码头、秉祥码头等。清河后市区重建局(URA)重新规划,从前的码头划分为三大区:河口的驳船码头(Boat Quay)、中游的克拉码头(Clarke Quay)和上游的罗拔申码头(Robertson Quay)。


罗拔申桥以哪位 Robertson 命名?


罗拔申桥于1998年落成,根据NHB与NLB, 罗拔申码头以市议员 Dr Thomas Murray Robertson(1860-1931)命名。[1] 

新桥落成的时候,桥的一端(大坡)是酒店消闲区,桥的对岸则是河畔公寓。河上运输的年代这里曾经是维修驳船的场所。

罗拔申祖籍苏格兰,却是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出生地就是新加坡,退休后回到爱丁堡终老。他出生的时候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开启华工出洋和卖猪仔的浪潮,带动新加坡的发展。

根据黄友平的说法,罗拔申码头是以罗拔申的父亲Dr John Hutchinson Robertson 命名。[2] 罗拔申码头于19世纪末命名的时候,小申的事业才刚起步,因此不大可能以儿子为码头命名。

Dr John Hutchinson Robertson(1896年去世,享年66岁)27岁来到新加坡(1856年)在新加坡行医多年,也当过市议员,57岁退休。[3]

Dr John Hutchinson Robertson 送罗申回英国读书,爱丁堡大学医科与化学系毕业后返回新加坡。

能者多劳,罗拔申除了在医务所行医,也于设在中央医院的爱德华七世医学院教书,该医学院发展为现在的国大医学院。罗拔申早于1903年受委任为新加坡的市议员。

罗拔申的医务所叫做“The Dispensary medical clinic”, 位于从前最繁华的商业广场(Commercial Square),也就是现在的莱佛士坊(Raffles Place)。他继承父亲于1879年创建的医务所 。跟他在同一间医务所行医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林文庆。


(The Dispensary Clinic,Battery Road交界处,c.1890s。图片来源:互联网。)


从罗申父子的小故事,可见日久他乡变故乡,他们都把新加坡当成是第二故乡了。落地生根的情意结是人情、是人性,不是华人先民独有的。不过,人生末年他们还是选择落叶归根,回到苏格兰,这倒是另一番故乡的情意结了。


罗拔申码头曾经是和丰公司的天下


罗拔申码头这段合洛路是和丰公司的天下,和丰油较、肥皂厂,清香油厂、椰油厂、椰干厂等,工厂的工人有数百人。和丰产品在新马风行30年,几乎家家户户都跟和丰的产品打上交道。

河畔保留的货仓建筑物“和丰油较有限公司”,可供追溯昔日林秉祥的和丰集团的辉煌史。和丰油较的大门对着合洛路,后门就是新加坡河了。和丰有个小码头,涨潮时驳船靠岸起卸货物,码头用业主林秉祥的名字命名为“秉祥码头”。


(河畔保留的建筑物“和丰油较有限公司”。)

油较是福建话,油较厂用滚动的机器来压榨椰油,原理跟绞甘蔗汁一样,不过比绞甘蔗汁的机器大多了。

国人喜欢到槟城乔治市休闲,乔治市有条油较路(Lorong Madras),那里有座福建人的卫理教堂和玉佛寺。

这一带的合洛路俗名也叫大门楼(跟Club Street的别名一样),可能是跟和丰的巨无霸厂房有关。

我的阿嫲于1920年代第一次下南洋的时候,跟众多华南妇女挤在同一个船舱来到新加坡。那个年代流行“中国人坐中国船”,本地林秉祥兄弟的和丰轮船成为下南洋的首选。和丰面对欧洲和日本客船的竞争,降低大舱搭客的船费,阿嫲因此受惠。据说从林秉祥的祖籍福建龙溪前来的老乡,船费甚至全免。1940年代我父亲下南洋的时候,也是乘坐和丰轮船的大舱,不过那时候和丰轮船已经换主人了。

年轻的罗拔申桥和古老的和丰油较保留建筑,相距的就是平常人一生的时光。

[1] 参考下列文献:
SINGAPORE RIVER WALK, NHB 2016.

ROBERTSON QUAY, Roots accessed 5 May 2020.

Graham Berry, "Scots in Singapore: Remembering their Legacy", BiblioAsia Vol 13., October-December 2017, NLB.

[2] "Dr. T M Robertson (1860-1931), the son of J H Robertson, was often mentioned as the source of this place name. He was the city coroner and joined the Municipal Commission in 1903, after the quay was renamed after his father." from Ng Yew Peng, What's In The Name? How The Streets And Villages In Singapore Got Their Nam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8, ISBN 978-981-32-2139-0. 

[3] THE LATE DR. J H. ROBERTSON,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24 February 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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