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大众书局起源于正兴公司，经营故事书和图片。大众书局99年，跨入一个世纪前夕，由香港投资公司倍哲资本（ZQ Capital）收购，2024年1月1日正式接管。昔日华校生心深处，多少保留一些大众的空间。接下来的两三代人，或许更多记忆停留在10 year series辅助作业本。
大众书局辉煌期，书城三楼还有间“大众书局咖啡店”。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在念小学，我们击掌为盟，每年国庆日上午必定穿上红色上衣，来到大众消磨时光，品尝咖喱鸡、咖啡与书香，可谓百味杂陈。三楼的大众归还给业者，我一家子国庆日“百味纲目”的时代跟着终结。
周星衢基金成立20年，随着大众书局易手而拉下帷幕。
临别在即，2023年12月2日，周星衢基金主办《重温南洋文摘》发布会兼告别茶会，让大众向大众告别。告别式不应该是伤感的，而是为未来重提往事酿制更多温馨的话题。160名公众人士在国家图书馆16楼书香茶聚，四名作者张曦娜，李国樑，李金生，温昌进行汇报。以下是我的汇报。
《南洋文摘》创刊
1960年《南洋文摘》创刊的时候，新加坡迈入自治半年，正在探索通过新马合并来获得独立的可能性，人民当家自主，对周边的马来亚、婆罗洲、南洋古今产生兴趣，可说是不言而喻。
以我的父亲作为例子，他从中国南来，母语是广东话。生活了十年后遇到新加坡自治，对于未来充满激情，学得一口流利的第二语文马来话。他有一本粤语发音的马来字典，一satu是杀都，二dua 是都牙，十sepuluh是杀布佬，卖布的都被杀了
。他也上夜校学习比较标准的马来话，跟马来人、印度邻居cakap
melayu（讲马来话）。有他在旁，我在马来半岛通行无阻。
另一方面，南洋华人有家归不得的心情何等沉重。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必须收拾心情，从华侨过度到新加坡华人，在异域落地生根。充满矛盾的情怀，催生了《南洋文摘》。
多年以后，昔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经出现老态，趁着中国开放，有些带着一家大小回乡寻根，发现家乡再也不是记忆中的家乡，终于沉淀心情，成为新加坡人。这是过早结束的《南洋文摘》所看不到的新时代，新气息。
《南洋文摘》停刊
1973年底《南洋文摘》停刊的时候，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工业化经济引擎步入轨道，国际市场是Made
in Singapore产品的绿洲，不幸的却受到全球性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情形，就好像现在的GST 起1%，万物涨价10%那样，纸张价格也涨得不清不楚。读者缩紧腰带不买书，《南洋文摘》滞销，只好壮士断腕，忍痛停刊。
政治上新马经历过离合，政治以外，新马人民一家亲的情怀始终不变。马来西亚人越过长堤，参与新加坡工业化建设，成为新加坡公民。那时候，民族主义情绪已消退，不论你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都没有融合的问题。马来话是共同语言，牛车水的印度人还会讲广东话呢！
今天的新时代移民社会变得不一样，种族、语言、语音、游神、煮咖喱、当水滴落下的声音，都成为融合或不融合的新闻面。所谓不打不相识，很多时候，融合是从对立开始的。
新马那些春秋史—我的“痛苦挣扎”
周星衢基金曹蓉吩咐我做“新马春秋史”版块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痛苦挣扎”。前辈高人何其多，我活到半百才出家，她说要的就是我有时带点叛逆，有时用第三双眼睛看世界的性格。我受过十年华校教育，之后都是在英文环境中度过，或许中英思维的交叉点可以相互借鉴。
《南洋文摘》的春秋史相关栏目包括史话、专载、考证。回想年初翻阅《南洋文摘》那700多篇，超过百万字的相关原始资料，茶饭不思、高枕难眠的紧张日子仍然历历在目，最大的成就应该是练成一双金睛火眼。
至于东西方思维，通常我们会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来做标签。东方思维确实凸显集体主义、整体和谐与稳定性；至于西方思维的个人主义标签，我反而觉得更接近于独立自主精神，从而开拓新机遇和创新的可能性，敢于在还没有法律规范的灰色地带寻求突破。《南洋文摘》收录了一些西方思维的翻译文章，读者可以感受两者的差异。
我尝试将新马春秋史归纳成3大部分和9个小章节，3大部分包括建立马来亚意识时期、殖民地时期与华人、二战与新马独立。我觉得读者应该享受阅读和探索的乐趣，因此只补充一些近期资讯，同时推荐《南洋文摘》的一些精华，对不同时代新加坡社会整体趋势多些了解与对证。
文化熔炉与马来亚文化
马来亚文化和大熔炉是建国年代的热门课题。
马来亚文化离不开马来亚意识的形成。今天新马两地百姓，或许更感兴趣的是肉骨茶是谁先发明的，最早出现的是黑色福建式、还是褐色潮州式，谁的椰浆饭比较好吃，谁的煮炒比较有锅气，谁的米其林星星比较多。
关于早期马来亚历史，许云樵的贡献有目共睹，《南洋文摘》收录许云樵多篇文章，我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也收录了他的文字。
1960年，许云樵每个星期三风雨不改，在加利谷山的广播电台主讲15分钟《马来亚丛谈》，讲稿收录在青年书局出版的丛书中。引述他的感言: “聪明人是不干的，他该在中国讲南洋，在南洋讲欧美，在欧美讲东方，才能吃香，才有人要听。现在我在马来亚来谈马来亚，要谈人人能谈，任凭你研究多少年，都是不堪胜任的。”
《南洋文摘》1960年第二期翻译拉惹勒南的《马来亚文化的探讨》，无独有偶，他也说不好谈。让我们感觉一下拉惹勒南这位东方人的西方思维。
从前大移民时代，马来人来自马来群岛，米南加保、亚齐、爪哇、巴韦安、武吉斯、巴达、峇厘、望加锡（Makassar）等，1926年友诺士（Eunos）倡导成立“马来人联盟”，从此本地马来语系的居民统称马来人。印度人来自南亚、納德邦（Tamil
Nadu）、北印度等, 又有齐智人、朱烈人（Chulia）、 帕西人（Pasei）、吉宁人（Kling）、 孟加里人（Bengali）、旁遮普人（Punjab）等，华人来自广东省、福建省、上海、江苏，以及少数中国其他地区。
那时候各有各的集居地，种族问题并不明显，但不表示马来亚文化并不存在，而是殖民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并不极端，让马来亚文化能够自然交融，植根民间，形成各族百多年来一方面保留自己特色，另一方面共生的基础。随着二战以后的演变，民族主义抬头，最后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决定文化形式。
那么，建国时期塑造单一民族，打造熔炉式的共同文化，可否强化国民凝聚力？什么是共同文化？熔炉政策是否可以塑造共同文化？或许当时最值得参考的熔炉模式就是美国。
拉惹勒南举出言简意赅的例子：“假如你是华人，进华校肄业，学习成为华人，你们不是生下来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你是生下来被教养成为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譬喻，一位马来人在华人家庭长大，教以中华文化传统，不论他是什么种族，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好像华人一样。”
可见60年前，大家都在摸索文化大熔炉的可能性。多年以后，或许我们在共同语言、Singlish、国民歌曲、美食、舍弃方言和某些文化养分等方面取得共识，另一方面我们接受多元化是我们的整体优势。
放眼未来，熔炉概念和共同文化是否让世界更美好？共同文化与多元性是否能够同时平等存在？其中还存在着许多探索的空间。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可做的事
《南洋文摘》也加强我的某些信念。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可做的事，该做的事，做了就没有遗憾了。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大众书局陪伴几代人成长，2024年元旦由香港财团接手，周星衢基金运作20个年头后拉下帷幕，相信将在许多国人心里留下深刻的思念，或许这就是《南洋文摘》的当代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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