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anuary 01, 2010

从1949延伸.....(二)温家的儿女们

姑妈萍芳嫁了给同村姓温的男子,所以表哥表姐们(兆江、志明、婉明)都姓温。“温”在百家姓中排行116,如果不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许有人会问有姓温的咩?温姓的汉族占中国全国的0.14%。可别小看这百分之0.14,以中国十数亿人口来衡量,折合起来有两百万人之多。

1993年在萍芳家(其实是兆江的家。他们同住)闲话家常,婉明对新加坡的生活甚感兴趣,因此也问得最多。八十年代新加坡靠工业化成功崛起,与香港、台湾、韩国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外汇储备都数一数二,再加上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内阁班子样样都争第一,新航、机场、箱运码头、绿化市容、城市的清洁度、fine(精致)与fine(罚款)等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不然邓小平就不会让深圳与上海以新加坡为发展模式,发展速度之快,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有关儒家学说的辩论,未必绝后,但肯定空前。台湾尖锐作家龙应台质问新加坡不中不西,历史短浅,华文教育寿终正寝,新加坡政府到底何德何能,胆敢把新加坡搬上国际舞台,自称为儒家的权威?政治动机何在?

说到头来,人的基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人均收入与屋价物价成正比,怀着那儿赚钱那儿花的心态,日子会比较好过。

兆江、志明和婉明都经历过文革,当过红卫兵。问起文革的经历,大家都轻描淡写的把话题支开,我也只好识趣些,不好把伤痕文学搬到屋子里,砸了喜相逢的雅兴。


(1996年,我家。墙上兆江的草书自成一格)

以后较熟络时,人生早已跨入二十一世纪00年代,头添华发,文革几乎是上辈子的事了,话题也多围绕在孩子身上。匆匆用过晚饭,婉明的孩子上补习班去,十点才回家。天天如此吗?我好奇地问。婉明说是啊!家家的孩子都如此,我们家的孩子不进补,以后靠什么跟别人竞争啊?

我暗地里咂舌,掉头看看我家的两个小朋友。他们做个鬼脸,悄悄地说他们要的是童年。他们说的是英语,婉明等人听不懂,话题扯到双语教育上。虽然我家的小朋友在家里以华语和长辈交谈,也观赏八频道,但水平宛如江河日落,英文比华文强多了。这是时势造化,形势比人强。


(带去过桂林的萍芳等人游新加坡小桂林,小巫见大巫)

婉明的好友给了我一个吉隆坡的地址,是一个失散了四十余年的亲戚。虽然新马只是一水之隔,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是坡,但此坡非彼坡,两坡相隔300余公里,比鹤山到广州还要遥远,不是乡下,说找就找的。

最有挑战性的倒还不是距离,而是把中文地名反译回马来文。我和一位地头蛇花了几个晚上推敲,过后驱车在吉隆坡Cheras区自个儿东转西转,寻寻觅觅。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找到了这家几十年字号的传统杂货店。

杂货店老板并没有我那种兴奋之情,他看着我上下打量,将信将疑,后来痛定决心,说都几十年没书信来往了,看来他们一家子早已在文革期间落难,现在也不晓得是哪家子存心串门行骗;要不就是打着如意算盘,以为我们在南洋淘金,想分一杯羹。信,还是由我拿回去吧!

抹了一鼻子灰,就不晓得婉明和她的好友知道实情,会有什么反应?没有太大的希望,就没有太大的失望。反正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走出了第一步,对方是否愿意迈出另一步是对方的意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江河变天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改变人们一方面对泱泱大国经济腾飞的羡慕,另一方面对中国内地小市镇与“乡下人”的误解。至少现在有了答案,足以心安理得地放下上一代人留下的包袱。心头的大石碎了,心情反而轻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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