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二）温家的儿女们

姑妈萍芳嫁了给同村姓温的男子，所以表哥表姐们（兆江、志明、婉明）都姓温。“温”在百家姓中排行116，如果不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许有人会问有姓温的咩？温姓的汉族占中国全国的0.14%。可别小看这百分之0.14，以中国十数亿人口来衡量，折合起来有两百万人之多。

1993年在萍芳家（其实是兆江的家。他们同住）闲话家常，婉明对新加坡的生活甚感兴趣，因此也问得最多。八十年代新加坡靠工业化成功崛起，与香港、台湾、韩国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外汇储备都数一数二，再加上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内阁班子样样都争第一，新航、机场、箱运码头、绿化市容、城市的清洁度、fine（精致）与fine（罚款）等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不然邓小平就不会让深圳与上海以新加坡为发展模式，发展速度之快，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有关儒家学说的辩论，未必绝后，但肯定空前。台湾尖锐作家龙应台质问新加坡不中不西，历史短浅，华文教育寿终正寝，新加坡政府到底何德何能，胆敢把新加坡搬上国际舞台，自称为儒家的权威？政治动机何在？

说到头来，人的基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人均收入与屋价物价成正比，怀着那儿赚钱那儿花的心态，日子会比较好过。

兆江、志明和婉明都经历过文革，当过红卫兵。问起文革的经历，大家都轻描淡写的把话题支开，我也只好识趣些，不好把伤痕文学搬到屋子里，砸了喜相逢的雅兴。

(1996年，我家。墙上兆江的草书自成一格）

以后较熟络时，人生早已跨入二十一世纪00年代，头添华发，文革几乎是上辈子的事了，话题也多围绕在孩子身上。匆匆用过晚饭，婉明的孩子上补习班去，十点才回家。天天如此吗？我好奇地问。婉明说是啊！家家的孩子都如此，我们家的孩子不进补，以后靠什么跟别人竞争啊？

我暗地里咂舌，掉头看看我家的两个小朋友。他们做个鬼脸，悄悄地说他们要的是童年。他们说的是英语，婉明等人听不懂，话题扯到双语教育上。虽然我家的小朋友在家里以华语和长辈交谈，也观赏八频道，但水平宛如江河日落，英文比华文强多了。这是时势造化，形势比人强。

（带去过桂林的萍芳等人游新加坡小桂林，小巫见大巫）

婉明的好友给了我一个吉隆坡的地址，是一个失散了四十余年的亲戚。虽然新马只是一水之隔，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是坡，但此坡非彼坡，两坡相隔300余公里，比鹤山到广州还要遥远，不是乡下，说找就找的。

最有挑战性的倒还不是距离，而是把中文地名反译回马来文。我和一位地头蛇花了几个晚上推敲，过后驱车在吉隆坡Cheras区自个儿东转西转，寻寻觅觅。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找到了这家几十年字号的传统杂货店。

杂货店老板并没有我那种兴奋之情，他看着我上下打量，将信将疑，后来痛定决心，说都几十年没书信来往了，看来他们一家子早已在文革期间落难，现在也不晓得是哪家子存心串门行骗；要不就是打着如意算盘，以为我们在南洋淘金，想分一杯羹。信，还是由我拿回去吧！

抹了一鼻子灰，就不晓得婉明和她的好友知道实情，会有什么反应？没有太大的希望，就没有太大的失望。反正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走出了第一步，对方是否愿意迈出另一步是对方的意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江河变天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改变人们一方面对泱泱大国经济腾飞的羡慕，另一方面对中国内地小市镇与“乡下人”的误解。至少现在有了答案，足以心安理得地放下上一代人留下的包袱。心头的大石碎了，心情反而轻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