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27, 2010

新加坡梦 (4 of 4)

1963年9月16日新马合并后,新加坡和中央政府对治国方针所持的不同看法日益显著,第一次发生公开争议是在三个月后。12月21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批评马来西亚的年度预算案没有给予提升社会状况足够的预算。在合并前,新加坡和马来亚政府谈判时,就提到了设立单一市场。马来亚政府当时也同意在合并后逐步实行单一市场政策,条件是新加坡必须提供一亿五千万元贷款给砂劳越和沙巴,15年内还清。新加坡因此希望在合并后能够加强贸易。

马来西亚中央政府并没有实行单一市场的进展,加上印尼实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的经济受到很大的影响,于是决定延迟贷款。新马双方都称对方在拖延时间,不遵守承诺。新加坡的商人也开始投诉中央政府歧视他们,没有让他们和其他州获得相同的利益,反而对他们实行固打制。

1964年12月,当时马来西亚财政部长陈修信说因为印尼的对抗活动而导致军备预算案增加,中央政府要求新加坡将上缴中央的税收从40%增加到60%,新加坡则认为这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其他州属并没有因此增加缴税。双边经济的矛盾继续升温。

同月,中央政府宣布将关闭新加坡的中国银行的分行,原因是中国银行在资助马来亚共产党的武装活动。由于中国银行对新中贸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新加坡极力反对。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宣布要在1965年7月关闭银行。

1964年,行动党参加了联邦选举。他们认为既然联盟党可以在泛马来亚的名义下参选,行动党应该也可以这么做。结果,行动党由蒂凡那赢得一席,成为马国会最大反对党(行动党在新加坡州议席有12个,总共有13个议席)。巫统把行动党的参选看成对国内马来人的统治地位的挑战,加深了巫统与行动党之间的摩擦。

1964年7月29日种族暴动后,8月18日,东姑阿都拉曼从华盛顿回国,途径伦敦,会见英国首相。英国首相Harold Wilson对东姑提出忠告,经过新加坡的种族暴乱后,马来西亚要巩固实力,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同行动党成立联合政府。东姑表示绝对不能接受这项建议,巫统不会允许新加坡插手干预马来世界。

1964年9月,由于印尼特务的挑拨离间,新加坡再度发生种族暴乱。印尼特务将一名马来族三轮车夫谋害后逃走,马来人认为是华人干的,于是展开报复行动,造成12人死亡,109人受伤。巫统内的极端分子将李光耀比喻成马来西亚的公敌,双边关系持续恶化。

(被活活打死的三轮车夫)

1965年5月8日,行动党和其他主要的反对党所成立的马来西亚团结联盟(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人民联合党、砂劳越马钦达党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签署了宣言,呼吁落实“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意味着这个国家不应该被确认为任何单一社群或种族可以享有无上的地位、福利和利益。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针对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的马来西亚、达雅人的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马来西亚、卡达山人的马来西亚的一项反题。各不同种族的特殊和合法权益,都必须在所有种族的集体权利、利益和责任的范围内争取和促进。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就是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各族人民,在选择政治路线的时候,不要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而应以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共同的社会与经济目标为基础。

巫统认为这是李光耀带头搞乱,当时东姑率先抨击“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认为这是企图挑拨华人反对中央政府。巫统党内激进人士非常不满李光耀的行为,要求东姑将他逮捕。新联邦应该是个真正的多元种族社会还是由马来人支配,对此双方争得越来越厉害,以致两者的结合受到了损害。东姑发现,如果继续让新加坡留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两百万华人将严重威胁到马来西亚的种族结构和马来人的地位,有朝一日它甚至将挑战中央政权。东姑为了避免纷争进一步恶化,决定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联邦。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只有九十个字的宣言,从此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收听电台广播: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由、独立与民主的国家)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Whereas it is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a peopl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do hereby proclaim and declar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hat as from today, the nin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ngapore shall be forever 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her people in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1965年8月9日,总理李光耀在记者会上怅然落泪)

1965年8月9日,东姑阿都拉曼向马来西亚国会解释:“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为一些新加坡领袖的作为而采取镇压措施,对付新加坡政府或新加坡领袖;二、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对新马分家这一决定感到愕然,这个决定与他想要见到把李光耀革职的结局背道而驰。他走出国会,不参与投票。马来西亚国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同意将新加坡驱逐出联邦。

(东姑阿都拉曼:我们最终发现,只有两条路可走)

1966年,新加坡的建国元勋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以维护族群和谐的理念和推展多元文化的信念为主题,草拟了国家信约。短短两年的经历使他感触良深,人民之所以会分化,主要是种族、语言和宗教所引起的;只有放下岐见,存异求同,才能够建立一个安居乐业,国民深感自豪的幸福家园。国家信约所涵盖的新加坡梦其实也是第一代元老拉惹勒南从政的愿景。

(拉惹勒南:追求快乐的幸福家园)

1966年8月25日,各中小学50万名莘莘学子第一次念起新加坡国家信约。教育部的指导原则说为了表示对信约的尊重,念信约时必须对着国旗,举起右手,就像宣誓一样。

1988年6月27日,教育部的指导原则改成从“心”出发,念信约的手势是军队步操中所使用的“ta'at setia”,右手握拳放在左胸前,代表真心与忠诚。

(1966年,新加坡独立后第一周年国庆游行)

2006年新加坡大选前最后一晚的群众大会,工人党通过念国家信约来提醒挤满实龙岗体育场的群众,必须从容接受隔天选举的结果,实现信约的新加坡理念,技巧性的为竞选活动画上句点。

拉惹勒南的草稿是新加坡国家信约的雏形,不过通过信约来团结国民是教育部所提出的概念。1965年10月,教育部首席助理行政秘书 William Cheng提议通过国家信约来塑造国民的爱国意识,他的建议获得教育部长王邦文的支持,并委任当时的教科书与课程发展顾问 Philip Liau和政治研究中心主管 George Thomson负责起草。

王邦文将两份草稿交给刚从文化部“跳槽”到外交部的拉惹勒南,集思广益。拉惹勒南看过草稿后,写下了他心目中的信约,这份信约经过各个政府部门及总理李光耀的反复修改,最后通过内阁决议生效。

拉惹勒南的原稿写道:

“We, as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to 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and become one united people,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where justice and equality will prevail and where we will mark happiness and progress by helping one another. ”

经修改后的信约:

“We,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pledge ourselves as one united people, regardless of race, language or religion, 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步,共同努力。”

42年后,王邦文追忆新马分家前后的历史,当时他认为必须让人们认识到新马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马来亚,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因此必须通过某些途径来提高国民的凝聚力。信约的概念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诞生的。

“When we separated from Malaysia, we were trying to inculcat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at we are now independent from Malaya. So I thought we need to have something to gel the people togeth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Mr Ong Pang Boon by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2007.

不经一番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今天念国家信约,如果不了解信约背后的一段来时路,又怎能领略信约的内涵,所包含的几许辛酸,和对现在与未来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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