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August 09, 2019

史丹福水道旁:19世纪印度劳工留下的古迹 Stamford Canal and Indian convict labours

小坡的历史文化区有一条静静流淌的史丹福水道,流经总统府、国家博物馆、善牧主教座堂、圣安德烈座堂等古老地标, 132岁的国家博物馆算是最年轻的了。

水道旁勿拉士峇沙路(Bras Basah Road)的店屋骑楼下曾经摆满二手英文书摊,为我们的学生时代提供廉价环保的精神粮食。不远处的莱佛士书院搬迁后空置好些年,草地开放给公众人士活动。上世纪70年代末,莱佛士城在书院原址动工,我们只好向踢足球的年代挥别。


(1970年代勿拉士峇沙路的英文书店,后面高耸的组屋为俗称书城的百胜楼。)

多美歌(Dhoby Ghaut) 这个地铁转换站源自兴地语,意思是走下梯阶到有水洗衣的地方。印度劳工在史丹福河中清洗衣服后,顺便将衣服晾在国泰戏院前面的草地上。

(印度劳工在史丹福河洗衣服。NHB c.1900s)

这些怀旧景观都消失了,露天的史丹福水道隐藏在地底。曾经在这个地区出入的印度劳工是建设19世纪的新加坡的主要劳动力。如今,印度客工依然活跃参与劳动建设的行业。

2019年3月16日,我们这群博物馆义务导览员一如既往,跟参与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文化之旅的90名公众人士,一起沿着史丹福水道,寻访一个多世纪前印度劳工的印迹。


(如今的史丹福河道隐藏在地底,只有一小段可见。)


新加坡是个惩罚印度罪犯的地方


殖民地政府将印度罪犯包括杀人凶手、强盗、恶棍、政治犯、反殖人士等分为六个等级,如果行为表现良好便会获得擢升,日常活动较少约束,福利也相应增加。打个比方,一等囚犯被安排到牢狱以外的市镇工作,享受阳光和自由的气息;五等囚犯则没有任何工资津贴,必须带着手镣脚铐劳动。

1825年,第一批80名源自印度马德拉斯(现在的金奈)的犯人,从苏门答腊的明古连乘船来到新加坡。一个星期后,第二批百多人从明古连前来。接下来的犯人则必须忍受更远的海路,从印度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此后半个世纪,新加坡成为输出印度罪犯的主要目的地。这些犯人东行跟华人猪仔下南洋一样,被关在拥挤的大舱内,即使安全抵步,许多人亦因思乡情切,在郁闷沮丧中死去。

头两批印度罪犯从明古连出发,正值《1824年英荷条约》签订后的过渡期,签订协议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英国与荷兰在马来群岛的贸易与势力范围的争执。英国与荷兰以明古连与马六甲互相交换,交接程序完成后,必须将全部人撤走。很快的,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成为澳洲的翻版,被押到新加坡的犯人占海峡殖民地的一半。

这种流放海外,劳动改造的做法,是殖民地政府解决印度监狱爆满的途径。罪犯来到新加坡,成为建造基础设施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最初任务是将珍珠山和勿拉士峇沙山丘的泥土运到新加坡河南岸,沼泽地填平后,发展莱佛士坊商业区,接着开辟通往各镇乡的公路网和建造房屋等。今天所看到的19世纪中叶保留建筑,多数由他们兴建。


善牧主教座堂(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善牧主教座堂坐落在印度囚犯的监狱旁,教堂内有一个中文石碑,让我们了解到早在1848年,教堂已经有位来自 广东省惠州府的朱若望牧师。据说当时在武吉知马种植园区工作的华人劳工,纷纷步行到市区寻求牧师的援助,一来一回可花上整个休息日了。

追溯起来,19世纪初,欧洲商人已经乘着季候风抵达新加坡,其中不乏罗马天主教徒。法国的传教士亦紧随着英国人的步伐来到本地,筹款创建的最早期天主教堂包括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圣婴女修道院(创建女校与孤儿院),以及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对象为种植园员工)。

善牧主教座堂于170多年前完工的时候,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叫人惊叹。近年来修复时,地面重新使用黑白棋盘瓷砖,恢复教堂原貌。修复过程中,考古学家参与挖掘工作,发现疑似昔日监狱的围墙、1843年的奠基石和时间囊。时间囊的收藏品包括越南和东印度公司货币,以及只能在自己的商号使用的代币。19世纪的新加坡,老板以代币来控制契约华工,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是相当普遍的。


(时间囊内的1840年代钱币,上有铸字”福寿多男“的是越南铜钱。)


总统府历史展馆


总统府的马来文“Istana”就是“宫殿”,那是新加坡总统款待各国外宾的地方,也是总理公署的办公室。

没有冷气的年代,本地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大多采用高天花板、宽敞回廊与通风的格局,总统府也一样。

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新加坡时,这里原本是个豆蔻园丘,1867年英国政府接管后才兴建总督府,新加坡独立后易名总统府。总统府旁的苏菲雅山上有三山、南华和圣玛格烈学校,昔日住在乌节路店屋一带的学生,都特别怀念这段上学放学都自由穿越总统府的日子。

总统府是本地历史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见证过许多重要里程碑,近年来最具特殊意义的应数新加坡协办的历史性特金会。朝鲜领袖金正恩抵步后,前往总统府跟新加坡总理会面,新加坡对朝鲜与美国的首脑峰会作出的努力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

设在总统府外的历史展馆展出十多件各国赠送的国家礼物,入门处有一尊嘴唇上留着两撇长胡子的管工塑像复制品。这是昔日常见的人物造型,可能是印度劳工在总督府完工前所制作的。


(嘴唇上留着两撇长胡子的管工塑像。)


圣安德烈座堂


圣安德烈座堂以苏格兰的守护神命名,纪念捐款兴建教堂的苏格兰族群。原建筑遭到两次雷劈后,主体结构受到严重破坏。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新哥德式建筑风格的教堂是在原址重建的,总建筑师为麦波申(Ronald MacPherson)。印度人Baawajee Rajaram在劳改期间为新教堂撰写计划书,刑满后成为一名私人建筑师,负责过总统府与中央医院的策划工作。

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莱佛士租下新加坡,第二任驻扎官哥罗福买下新加坡,这段近代开埠史大家都不陌生。至于巴德沃尔,本地人或许较不熟悉。海峡殖民地中,槟城的北海(Butterworth)以巴德沃尔命名。巴德沃尔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期间(1843-1855),成立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来维持治安。白礁灯塔和莱佛士灯塔都是他在任期间,由印度犯兴建的。


(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和巴德沃尔。)

座堂的左翼有一面战争纪念墙,除了纪念两次世界大战去世的军人外,有三面牌匾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本地有三条马路的命名可能跟因这场兵变而罹难的军人有关:蒙巴登的Walton Road,麦波申的Harper Road, 里峇峇利的Holt Road。Philip Walton 是新加坡志愿炮兵团的炮手,Corporal J. Harper(中士) 和Private A.J.G. Holt (二等兵)则为正规军人。

二战期间,座堂的洋人牧师被囚禁在监狱里,日军中尉小川(Andrew Tokuji Ogawa)负责监督教堂事务,极力阻止教堂土地作为军事用途,并争取释放神职人员。战争结束后,小川回到东京大学任教,他捍卫新加坡教会的行为,成为日据时期的亮点。

日据期间,杨素梅和丈夫蔡坤兴为被囚禁在监狱的联军战俘提供援助,因涉嫌参与特工炸毁日本商船的“里茅行动”,被日军拷打酷刑超过半年。战后,她在国际法庭上饶恕折磨她的宪兵,放弃起诉这些军人。杨素梅去世后,座堂破例让平信徒在这儿守丧,以表达对杨女士的敬意。

随着外籍侨民涌入本地,每逢星期日,座堂园地开放给佛教徒居多的缅甸侨民。脸颊抹上“特纳卡”防晒膏的缅甸人在绿茵草地上聚餐闲聊,时而传来悦耳的歌声笑语,形成本地独特的风景线。缅甸侨民也很合作,离去前将场地清理干净,展现国民道德优雅的一面。

至于我的童年回忆,最深刻的莫过于某个星期日上午,父亲和我从附近的住家走入空无一人的座堂,坐在长凳上歇息。突然间人潮开始涌进来,一位戴着领带的洋人坐在父亲身旁,殷勤地招呼我们父子俩。未几,圣殿飘扬着悦耳的歌声,洋人拿起歌书,为我们边点边唱。进入讲道时间,则拿起圣经为我们一页页翻阅。我们不懂牧师讲些什么,大家唱些什么,洋人说些什么,圣经写些什么,只感觉气氛祥和,大家都很友善。但碍于语言不通,我们如坐针毡,趁着休息时间开溜了。


国家博物馆


开埠的年代,新加坡的森林猛虎多,印度囚犯同时肩负武松打虎的作业。至于建筑需要用到的砖块、石灰和砂浆,亦由他们生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国家博物馆的历史展馆为访客提供这段19世纪的史迹。原来那时候已经有技术转让,印度劳工掌握到欧洲人的造砖技术,手工艺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在国际商展中夺得大奖呢!


(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印度劳工事迹。)

展馆展示两枚亚齐金币的图片,那是印度劳工开辟海港的时候,天猛公将祖先传下来的金币转赠给他们的礼物。古老的金币燃起英国人创建博物馆的念头,于是将它们买过来展示。博物馆数度搬迁后,终于在现址落户。

国家博物馆前面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所在地,就是昔日的监狱现场。建造监狱历时20年,过程中房间用作木工厂、打石场、机械厂、印刷所等。1860年监狱落成那一刻,也是这些囚犯告别四面环开的“甘榜生活”的时候,醒悟到原来自己一手兴建的工厂,就是囚禁自己的归宿。


(19世纪的明信片,从苏菲雅山拍摄的勿拉士峇沙路监狱。草场上晾着衣服,就是“多美歌”的由来。)

1873年,英国安排最后一批印度犯人离开,为流放到新加坡的做法画上休止符。不过输出罪犯劳工的做法并没有停止,只是转移阵地到其他殖民地垦荒。

一些表现良好的客工获释后留在本地,各行各业都可见到他们的身影,如路边摊贩、土地发展商、裁缝、鞋匠、印刷技工等,有些则成为食物承包商和洗衣店老板。

难以想象的是,日据时期,过去囚禁印度罪犯的地方竟然成为训练印度国民军女兵的营地(Rani of Jhansi Regiment)。监狱的病楼和最后一道围墙,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才拆除。

我们希望史丹福河畔的旧貌新颜,能让大家感染到多少默默无闻的外籍客工,将他们的人生与命运谱写在异国的土地上,缔造现代都市的繁华。城里的老建筑依然绽放着斑斓的姿彩,人则早已淹没在滚滚红尘中。当我们见到在烈日下为本地增添新设施的客工的时候,不妨释放最基本的善意,报以温馨的微笑。


(勿拉士峇沙路监狱地图。)

主要参考资料
1. Bonny Tan, “1915 Singapore Mutiny”,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570_2005-01-24.html.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2. Bonny Tan, “Convict labour in colonial Singapore”, BIBLOASIA OCT-DEC 2015. NLB Singapore.

3. “Cathedral of the Good Shepherd”, Roots, https://roots.sg/Content/Places/national-monuments/cathedral-of-the-good-shepherd.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4. Melody Zaccheus, “Good Shepherd cathedral regains its splendour after $40 million restoration”, Straits Times November 10, 2016.

5.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6. “St Andrew's Cathedral”, Singapore infopedia, NLB,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5_2_2008-12-01.html.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7. “The Istana History”,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https://www.istana.gov.sg/Visit-And-Explore/The-Istana/History.  Accessed 24 Febr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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