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25, 2011

校霸

住在东京的Miharu San (美春小姐)提起当年她的孩子的学习生涯,最要命的是每三五天就必须到学校向老师和家长道歉。

美春孩子比常人高大肥胖,照理是不应该被校霸欺负的,可就是在家里受到过度保护,一离开家就不晓得怎么保护自己,只有啼哭的分儿。有一天,美春的先生异常愤怒,扼着孩子的喉咙:“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别人推你你就以加倍的力道去推回他,别人打你你就以加倍的力道打回他;二是你哭哭啼啼回来,让我再揍你一顿!”

结果美春孩子选择以牙还牙,以暴制暴,这就是美春往学校跑的原因,直到孩子读完初中为止。当然美春夫妇俩也就此家教争吵多次,美春的先生总是得意洋洋地说至少现在儿子终于有个男人样,没人敢再欺负他。

美春认为校园恶霸是日本教育的失败,我倒觉得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无处不在,有些通过暴力,有些通过心理恐吓,有些通过金钱政治,林林总总,只是形式不同。校园恶霸或许会随着成长期而变化,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

(Miharu San 与嘉媛,2010)

与日本一海之隔的台湾,民主自由下缔造出另一类生态扭曲的校园怪现象。学校本是学习知识、学习做人的最好场所,却变成甚至对老师施暴的地方。对于校园暴力现象,老师束手无策,不愿管,不敢管,害怕管。

曾经跟儿子的学校的Ops Manager谈起校霸的问题,他以退休警长的身份来剖析,认为新加坡校园只有零星的游离分子,希望通过某些渠道引人留意到他们的存在,实际上不成气候。未几,少年党带刀杀人,私会党暗语死灰复燃,令“有关当局”头痛了好一阵子。至于凌虐他人还上传网络,多管齐下置受害者于死地的扭曲现象,别人有我们也有。

儿子完成四年中学教育,说校园是社会的缩影,校霸是存在的,学会跟他们并存,河水不犯井水,彼次拥有自己一片天空或许是折衷的方法。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安然度过四年。

油然想起十年前儿子念小一,身材瘦小,成为班上同学欺负的对象。有一回他忍无可忍,随手抓起一把木尺还手,刺伤对方。傍晚去学校接儿子回家,班主任Mr Lim略微提起打架的事,说一切等明天再说。当晚我狠狠地训了儿子一顿,义正词严说送他去学校是要学知识,懂道理,不是学打架伤人。

隔天傍晚Mr Lim说对方的母亲拖着孩子来兴师问罪,Mr Lim把我的孩子拉出来,说他这么瘦小,先天性营养不良,你的孩子这么神高马大,你说是谁欺负谁了?那位母亲哑口无言。

当时Mr Lim语重声长地对我说,我的孩子的反应是正确的,我不应该责怪他,他其实是在学习如何在强势包围下保护自己,这种生存的本能以后一生受用无穷。这一番话使我对前一晚的反应添了几分内疚。

把时间挪前到我的校园时代,形势似乎一样复杂,相约在校外谈判,拳来脚往似乎是等闲事。记大过、在周会时当众挨鞭、驱逐出校、家长哭着哀求校长网开一面等大事记都发生过,也不晓得当年我们如何学会保护自己,发挥共拥一片蓝天的本能。

2 comments:

Anonymous said...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新加坡就读的中学,作为名校之一,“校霸” 现像并不普遍,但是学校当局 嫌贫爱富,
对多财多捐的富家子弟,宠爱有加,处处偏坦,放学时间,校门外 ‘駟馬髙車’ 络绎不绝,对于平时搭着脚
车或偶尔在雨天乘坐巴士上学的穷学生,是何等的压力与落差。能不 ‘自卑’ 吗?
正如文中所说 “校园本就是社会的缩影”,在中学与大学时代能够坚持,能够适应生存,方能在日后成大业,
不是吗?

Anonymous said...

澳洲人报(The Australian)中文网2023/3/16以 “澳洲高校被斥学位“低能化”,将学生当做“摇钱树” 为题报导:
随着今年有20万国际学生飞往澳大利亚开始大学课程,一个由学术界、学生和研究生协会组成的联盟,即澳洲
高校被斥学位“低能化”,将学生当做“摇钱树。
澳大利亚公立大学联盟(PUA),批评了学术标准的下降。PUA在一项参议院调查中发出警告,”学生评估任务
被削弱,以适应更多的识字和计算能力水平较低的国内和国际学生”。
PUA在其提交的文件中说:”在高级管理层中普遍存在视学生为’摇钱树’的态度,”PUA说,该文件得到了公立大
学学者协会(APU)和澳大利亚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认可。
PUA说,大学领导经常忽视教学、研究和社区推广的 “核心功能”,而优先考虑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工具。
现在的大学就像(商业)公司一样,由一大批不负责任但高薪的行政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他们似乎与学术价
值脱节。上市公司对其股东负责,但公立大学却不对任何人负责,既无法对从事这种活动的人的行为进
行问责,也不能对他们进行起诉。
( 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23/03/16/836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