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如何不想她-旗袍与时尚 Cheongsam

1930年左右，有一位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女医学博士在北大女子文理学院任教。为了鼓励妇女摆脱旧势力，成为民国新女性，这位富有气质、光彩照人的女子年轻时曾经立志“终身不嫁”，不过这个誓言没多久就被语言学家赵元任的爱情攻势打破。他们的自由恋爱传奇还不只如此，两人邀请好朋友胡适和她的同事朱徵吃饭，由她下厨，在饭局上即席要求胡适和朱徵当证婚人，共谱一场别出心裁的新式婚礼。这位时代女子就是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西医妇产科医生。

杨步伟成长的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正逐渐开创新纪元，以提倡自由恋爱、自由婚姻开始。“新文化运动”对这个时期的女性影响很大，年轻女子深受留学日本的学生影响，着装多为高领短袄，衣袖长至手肘的“喇叭袖”上衣，又称“倒大袖”，下穿不施綉文的黑色百褶长裙。这种装束有个专有名词：“文明新装”。

（新文化运动期间，留学日本的女性，穿文明新装，留短发，被视为进步的时尚）

这个时期还有一位白话诗的领头羊，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之一，西学东渐，为曾经压抑沉闷的社会注入新气息。西方的女权、女性地位是新文化运动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于是他发明了“她”这个汉字，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那首为了宣传“她”而在伦敦完稿的新诗《叫我如何不想她》，成了时代名曲。他是刘半农，因为有他的她，今天汉字里的他中有她，而她则是个独立权威性，男性不可冒犯的她。

（1919年6月3日，身穿长衫的基督教青年会学生一边游行一边演讲）

（五四运动：游行队伍中的女生）

杨步伟在回忆录中提到她在北平教女子大学体育系的生理学和解剖学时，女学生们非常爱唱《教我如何不想她》，女学生情窦初开，想象着刘半农应该是一个潇洒倜傥的风雅文人。后来作词人刘半农穿着一件蓝布棉袍走马上任，接管北京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女学生们议论纷纷，怎么刘半农会是一个土老头？杨步伟告诉这些学生她们一天到晚都在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写词人确实就是他！刘半农知道了这件事后还写了首打油诗自嘲: 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由五间美国和英国教会联办的燕京大学：男士的长衫，女生的长衫和文化新装）

在新文化运动催生下的文明新装是女学生们的至爱，文明新装也受到新加坡学堂的青睐，从1920年代的南洋女校和1930年的崇福女校的学生装扮可见一般。女生延续五四新思想，剪短头发，个别女生甚至烫了头发，还穿上了时髦的高跟鞋。1920年代直落古楼学校的教职员也配搭时髦：喇叭袖短旗袍，“华盛顿”型短发和高跟鞋。

（1920年代南洋女校的毕业生）

（1930年崇福女校的毕业生）

（1920年代直落古楼英文学校的教职员）

有趣的是妇女时尚怎么会演变至时代女性的文明新装和象征旧社会的 “长衫”并存，彷佛回到“复古”的日子？

长衫是广东话，长衫原名旗袍，顾名思义，旗民是统治汉人268年的满族人，袍是长至膝盖下的衣服，满人所穿的袍服因此称为旗袍。1911年辛亥革命浪潮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旗女的装束几乎一夜间在民间蒸发。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则带来另一股新思潮，旗袍静悄悄的在民间回流，不过旗袍复辟并不是为了要延续“反清复明”的精神而“反民复清”，而是因为女子为了建立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模式，与男人平起平坐，蓄意模仿男子，包括长衫在内。

有了精神背景为前提，追求解放的女性带动另一场时装革命，短袖露出玉手、曲线玲珑、高开叉的旗袍在1920年代逐渐普及，1930年代流行起来。旗袍一扫过去的形象，成为新时代的象征，广受知识分子、教师、学生以及青楼女子的欢迎。民国女子的民风民情，远远出乎反清革命者的意料之外。这股新时尚潮流，套老舍《茶馆》里的话：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1929年燕京大学：旗袍在演变中）

（1920年代初，广东顺德丝厂女工收入好，工余到佛山购物，到相馆拍照）

随着社会变迁，本地学生装从1920与1930年代的宽腰博带发展到1960年代后的轻裙短袖，但还是保持着简洁素雅的标准。至于长衫，1950年代的新加坡作为区域纺织业中心，进入本地旗袍黄金时代，不免受到席卷全球的Christian Dior紧身时装“新风貌”（The New Look）所影响，1930年代的旧上海似乎在新加坡重现，“旗袍一袭，长仅过膝，下摆不张，…加之紧束严缚，臀部毕露，冈峦耸现，而婴儿命脉之双乳，亦复强力压迫，领高及颔，硬而且坚，头颈转侧，失其自由。”（女光周刊，1930年）

（1950年代快乐世界的紧身洋装 ，一位身穿衫裤的妇女正走出商店）

（1959年博览会的宣传照）

这款1950年代的新加坡时尚注重线条美，在“越束越紧”的裁剪尺度下，下摆只好越开越高，方便行走。不晓得这款旗袍在当年是否被编入黄色文化的范畴，被指为污蔑女性，有伤风化？

在我成长的1960和1970年代，旗袍是上流社会或是因工作场所需要的白领阶级的专属品，大多数华族妇女都选择活动便利的“衫裤”、阿妈衫、衾婆衫和洋装。当时许多老师都对旗袍情有独钟，大热天依旧衣冠楚楚，穿着元宝领束身旗袍上课，树立起端庄的专业形象。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布料也日新月异，大众化的人造纤维印着新颖的图案，讨人喜爱。轻巧耐用的布料适合本地天气，旗袍也因此刮起南洋风，可以美丽一整天。

（1950年代末带动时尚潮流的Christian Dior紧身洋装。c.1960）

（1960年代流行的紧身衫裤。c.1960）

（1963年义安女校的毕业生和身着短袖及膝典雅旗袍的教职员）

（1976年端蒙中学的毕业生与班主任合照，老师的印花旗袍是70年代的经典）

1970年代初新加坡也流行迷你裙，旗袍、阿妈衫、衾婆衫和迷你裙在庙宇内的时尚撞击，会制造什么新时代效果呢？

（1971年，四马路观音庙内的时尚撞击）

1979年新加坡主办第25届亚太影展，在国家剧场举行。台湾独领风骚，夺下十个大奖中的九个。当年台湾彼岸的中国大陆严禁旗袍，认为有辱国门，台湾的女星们却以旗袍为豪，旗袍制服上阵，不晓得迷倒多少影迷。大美人林青霞、20岁锦绣年华的胡慧中、双林时代的林凤娇、老戏骨张露、帅气的恬妞、气质才女胡茵梦，你还认得几个？只是剧场不知何处去，人面依旧笑春风！

（新加坡主办第25届亚太影展，在国家剧场举行，台湾的女星们以旗袍亮相。1979）

到了当下21世纪走完了第一个十年，如果现代女性回复1930年代的时尚装扮，将会有什么惊艳？1930年代的旗袍，下摆长及脚踝，配上高跟鞋，以更好地展现东方女子的线条美。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就由现代女性复古，时光倒流80年，掀起另一轮旗袍热。女主角倪妮还拿下了第六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人奖”呢！

（金陵十三钗：现代人如何演绎上世纪30年代旗袍女子的风韵？）

（在2012年国家博物馆的旗袍展中，因为导览而跟裕华区的旗袍女子会面，没多久后照片中的傅海燕Grace Fu升级为部长。2012）

旗袍在新文化运动后重新纳入时装正轨，1929年成为中华民国的国服，过后在海外的华人圈子风行多年，印证了“九十不老，百年更新”。如果时代是海洋，旗袍就是月光；如果时代是江河，旗袍就是鱼群，配对成双。正是：

月光恋爱着海洋，海洋恋爱着月光。水面落花慢慢流，水底鱼儿慢慢游。啊！燕子你说些什么话？叫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

从1949延伸......（三十五）泰麟之华侨

跟泰麟谈起殖民地时代申请公民权之事，也谈到了华侨、海外华人、新加坡人之间的讲不清理还乱的微妙关系。无独有偶，同在国家博物馆服务的义工上增也说了一则亲身经历：

“今天，我走过华侨银行的招牌两次，脑中浮现了前几天的一桩事。

我家附近有一经济饭摊，卖饭的有两个中国人，一天，听见其中一个中国人和一本地人的谈话，忍不住插嘴了。事缘那本地人称自己是华侨，而称对方中国人，我说华侨是新加坡独立前，人民向心力都向中国时的称谓，现在，我们已经独立了，有自己的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我们在自己国内应该称自己为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侨。我接着指向饭摊的中国人说：他才是华侨。他们都觉得好震撼。

不是吗？新加坡的中国人不就是侨居在中国之外的华人（汉人，中国人）吗？那不是可以称为：华侨，华人，中国侨民吗？”

上增的生活插曲近年来我也常遇到，小时候也常听泰麟称自己为华侨，后来称华人，再后来对国家完全认同后就称新加坡人。现在回想，这个身份认同之间有一股很浓厚的情意结。当他称自己为华侨的时候，生活拮据，他很向往大锅饭，贫富均等的共产生活，很想回乡，但因为有几个在新加坡道地出生的儿女，只好咬紧牙根。后来泰麟称自己为华人的时候，他正在用公积金供一间三房式组屋，真正拥有自己的窝，有些成就感。到称自己为新加坡人的时候已经摆脱了艰苦的岁月，1990年代初第一次回乡祭祖，接触了好多亲朋戚友，但在生活文化饮食举止等各层次上有太大的差别，他深深体会到自己是新加坡人，跟中国人不一样，新加坡才是他的家。

后来在新加坡接待了中国亲戚，在我家居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还要付保证金，保证他们不会在新加坡消失。所谓一方水土一方情，入乡就要随俗，但是当时反而是我们必须改变某些生活方式来迁就对方，不晓得算不算是“唐人”和中原以外的“番邦”之间的尊卑感的现代版。

1955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出席了在万隆举行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当时除了谴责“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之外，印尼总统苏卡诺和中国总理周恩来谈起华侨问题。华侨所效忠的中国已经解放，成为共产国家，与苏联同一阵营。随着东南亚国家纷纷独立，这些华人应该效忠于祖籍中国，还是使他们富裕起来的那些定居国呢？周恩来回答苏卡诺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几十年来，包括蒋介石统治时期，一直沿用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就是个中国人，无法改变，即使他已经有了外国护照。其实，这意味着自动取得双重国籍。”

周恩来表示中国放弃以血统确定国籍的原则，海外的华人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所在国的国籍，简而言之就是成为所在国的公民而不再是中国侨民。“如果他们愿意回到祖国，他们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他们应该得到公正的待遇，但将不再是中国公民。如果他们仍想保留中国国籍并继续呆在国外，他们不得参加所在国的任何政治活动。”

向所在国效忠这一番话，苏卡诺感到满意，但是华侨却十分不满，在感情上觉得被出卖了。周恩来一席话，也解脱了许多其他华侨的思想包袱。长痛不如短痛，痛过之后才能够由心出发，在居住的家园（落地生根）和亲戚关系（落叶归根）间作出最终选择。

（新加坡海外华人在中华总商会排队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NAS 1957）

泰麟成为新加坡公民，就是这个大时代下的产物。虽然作出了决定，但还是心有戚戚焉，需要许多年来平复，从早期心系家乡的地缘性超越至新加坡国家意识，是一个心情沉淀的过程。

发展至今，华侨的官方定义并没有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说明“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所谓“定居”，是指已在居住国取得合法居留权。华侨在国内的眷属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华侨在国外的人身安全、居留权利、财产权益、劳动福利、遗产继承等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惯例和双边条约予以保护。华侨应遵守居住国的法律，同时也应得到居住国法律的保障。华侨应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发展居住国的经济作出贡献。

王赓武教授对华侨与华人的定义：“华侨指的是中国国民（包括没有其它地区居留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以及香港的居民），他们离开上述地方而住在国外。华人指的是加入外籍或具有永久居留权的华族。”王教授多篇演讲稿可见于刘宏，黄坚立主编的《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王教授的解释跟中国官方的定义是一致的，因此新加坡籍华人应该称自己为华人或新加坡人，华侨是不恰当的称谓。


王赓武也指出:“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从华侨的身份转变到效忠当地的公民，无疑是
一个艰难的过渡。”现在回头看泰麟的身份的改变，从中国人到华侨到新加坡人，确实是一个活生生的过渡的例子。

我们是否可以作个大胆的假设，鉴于中文水平的限制，一些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并不了解“华侨”的真正含义，以为华侨泛指海外华人，新加坡华人=海外华人=华侨，因此错误地使用了华侨这个名词。

民间版的海外中国人有三组人，一组中国人不懂得华侨这个概念，所以当上增兄说他们是华侨，他们好像是被贬低身份，万分不乐意；第二组中国人了解何谓华侨，也很乐意按照官方指示，“尊重居住国的风俗习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为发展居住国的经济作出贡献”；第三组中国人也明白何谓华侨，但是大国崛起，以大中华的民族自尊来看世界，甚至在很多场合采取自以为是的态度与方式我行我素，当然也不介意有意无意间使中华圈更具包容性，外国公民只要是华人就等于华侨，虽然喧宾夺主，但心情很--爽！

附记（2013年11月13日）：博客玉云提供了新资料，足以弥补我模糊的记忆：

1. 文中提到的“后来在新加坡接待了中国亲戚，在我家居住了一个多星期，那时还要付保证金，保证他们不会在新加坡消失。”需要缴交多少保证金呢？大约600新元。

2. 文中提到的“回乡祭祖”是“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大刀阔斧，使中国开放后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掀起的寻根热。一夜乡心五处同，人类因感情而伟大。

从1949延伸......（三十四）泰麟之银信局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坡小坡还可见到“信局”、“民信局”、“批信局”、“银信局”、“批局”、“汇庄”、“侨信局”、“侨批局”等商号。走过大坡二马路（New Bridge Road）和戏馆街（Carpenter Street）角头还看到再和成伟记信局。这些批局与信局，是为本地华人寄家书汇款（Remittance）到中国的私营行业，潮州福建话都称信为“批”，所以有信也有“批”。如果以当今的通俗华文来统一这些名称，可以称为“汇庄”或“汇兑局”。

（大坡二马路33 New Bridge Road 的再和成伟记信局，属于百年老店。NLB）

在没有民信局之前，“番客”接济家乡的汇款靠的是回国的同乡亲戚，更大程度是通过往来中国与南洋之间的水客。1847年帆船时代，新加坡约有1000名水客，他们是从事海内外贸易的商贩，从中国带些丝绸茶叶等到国外出售，再从国外带些香料回国。水客同时以寄宿的客栈作为收集银信侨批的据点，顺便做些汇款生意。十九世纪中期，番客人数少，跑新马印的水客一年往还家乡二至四帮次已经足以应付市场需求。

水客带款有不少缺陷，除了水客回乡的期限不固定，往返时间长外，还发生不良水客携卷私逃，或者“滥用公款”，使华侨、侨眷都蒙受损失。此外，由于水客的经营方式原始，个人收汇、派送能力有限，业务受到很大局限。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后，下南洋的南方新客越来越多，汇款回乡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水客逐渐不胜负荷。在大时局的驱使下，汇兑业应时而生，水客则找到另一条出路，成为汇兑局的“侨批员”。

泰麟回忆说当年他的父亲在新加坡汇钱回乡，三个渠道都用上了，一是通过水客，在广东也称“巡城马”，将钱带到乡下；二是通过银信局，将钱汇到村口的杂货店；至于“小钱”，则将钞票夹在信中，通过一般书信邮寄的方式寄回乡下，还没有碰过遗失的情形。后来泰麟来到新加坡，通常是通过汇兑商，将钱“寄”到乡下。当时在单边街（North Canal Road）南顺会馆旁有一间商店，店内有个名叫“均沅”的柜台，就像现在购物中心内的钱币兑换商，颇受他们这些广东客工、妈姐和三水婆的欢迎。这主要是均沅的老板来自江门，是广东四邑的集中地，将钱交给均沅，老板拨一通长途电话回江门，不到两天钱就送到乡下家眷手中了。快递的手法，颇像今天的DHL和Federal Express。

当时一般的汇庄，早上八点左右便开门做生意，到晚上八九点才收工，星期日或公共假期，照样有人办公。这么长的开放时间，主要是方便客户，尤其是一般打工仔，白天忙着做工，只有利用休息日或下班时间去汇款。这种方便，银行是绝对办不到的。此外，通过民信局汇款，可以普及到各乡村，对乡下的侨眷来说，十分方便；不像银行，只在城市设分行，住在乡下的侨眷，必须出城，既费时又麻烦。当然对一般收入少又不识字的侨民来说，汇庄的人情味是银行所无法比拟的，除了代写家书外，汇款人遇到手头紧而家乡又急着等钱用，还可以向汇庄赊账，移民为移民服务，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余仁生的汇兑部。NAS c.1950s）

泰麟也提起大坡的余仁生、永昌金铺和华侨银行都有特别的柜台做汇兑，不过对来自广东四邑一带的广府人而言，这些商号的吸引力都比不上单边街均沅。余仁生和永昌金铺是“大招牌”，永昌金铺和马来亚加影埠明街45号的利昌隆金铺可能是联号，跟四邑一带的汇兑商如佛山福昌号、鹤山汇昌押、沙坪汇昌银号、江门嘉祥银号、台山孚昌号、单水口富业号等组成“集团”，规模颇大。这些大商家的缺点是分层赚润，价钱高，速度慢，往往要三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钱汇到乡下；当时乡下使用的国币又不断贬值，几个月下来亏损很大，因此给一般人的感觉是这些商号在兑换率中大捞一笔。至于华侨银行虽然信誉好，但公事公办，缺少了私人汇庄的贴身服务、灵活性与人情味。

（信封上注明：华侨银行总部民信部 Chulia Street。 NAS c.1940）

追源朔流，新加坡的华人汇兑业创立于19世纪。1845年，新加坡与香港之间有定期的邮船，每月来往一次，为银信侨批带来商机。1876年，新加坡殖民地政府针对不断增加的华侨汇款，于马真街（Merchant Street）81号开设了一个“华人小邮政局”，初期被华人误会为抢饭碗，是剥削华侨的新法门，在开幕当天（1876年12月15日）还因此发生暴动，邮局被砸毁，警察被殴打，数人在暴动中丧生。

到了1887年，新加坡已有49家银信侨批局，其中潮帮34家，闽帮12家，客帮2家，及广帮1家。侨批寄邮的统计，1886年是18万封，1889年28万封，汇款数额每年约100万元。　　 到了20世纪初期，新加坡的银信侨批局有200多家。

二战结束后1945至1948年间是新加坡民信业的黄金时代，主要是东南亚与中国一度中断的通讯终于恢复，亲属急于发信并汇款回国，救济亲人。1946年，在东南亚的潮属侨批局中，新加坡有80家，约18％。

（战后新马的侨汇（叻币）。资料来源：《源》杂志第87期，2010）

新加坡海南人的汇庄，1950年代有20多家，集中在小坡三条海南街一带，其中海南二街可算是＂汇兑街＂，由海南人经营的汇庄有12家。

银信局属于私人经营，也有因经营不当而倒闭，致使华侨的家用汇款被吞噬的例子。例如，有因侨批员被杀而倒闭的，有因滥发山票、周转不灵而倒闭的，有因从事汇水买卖投机失败而倒闭的。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为了保证劳工的汇款的安全，华民护卫司要求各帮的富人出来负责设立信局，比如福建帮的富商林秉祥设立了和丰信局（跟和丰银行挂钩），潮帮的富商李伟南设立了再和成信局（New Bridge Road，大坡二马路33号，跟四海通银行挂钩），漳州角尾人郭有品在1880年设立天一信局等。以天一信局为例，郭有品人缘好，讲信用，委托他传送银信的侨客渐多，于是就办起了批信局，业务蒸蒸日上。但郭有品去世后，他的儿子因汇水买空卖空失利而一败涂地，1932年天一信局倒闭，海内外数以千计的员工全部失业，华侨汇款也血本无归，震动了东南亚。

（新加坡中华汇业公会成立典礼。NAS 1946）

老牌信局倒闭事件影响深远，除了华侨将大额款项经由银行转汇外，一些没有转汇能力的小信局， 也将侨款集中到华侨银行汇款。1937年林树彦在新加坡开办侨通行（Telok Ayer Street，直落亚逸街，也称源顺街，53号）， 1939 年得到汇丰银行的帮忙 ，在伦敦开了一个中国户口进行转汇，于是许多小信局通过侨通行转汇，侨通行业务发展很快。当然，出于生意上的利益与竞争考量，信局对于如何获得转汇的途径是保密的。

到了1960年代，很多当年汇款回中国的“番客”，已成为本地公民，他们在中国的家眷，也大多数已经南来，接济家用的汇款逐年减少，汇兑业开始走下坡。到了1970年代，新加坡仅剩60家银信局。

根据1987年6月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当时新加坡还有约30家汇兑局。大坡的永昌金铺（广府人）从1950年代每个月50万至100万元的汇款，降到1987年的5万元。打铁街（Upper Circular Road）的Buan Yak Seng Chop（潮州人，万业成号？）在高峰期每个月接待2000名顾客，如今不到200人。至于厦门汇庄（福建人，Amoy Exchange Company）的合伙人Mr Ng 则提醒大家别因亲情而轻易被蒙蔽，中国的亲戚以为新加坡是金矿，以前接济基本生活，如今他们要彩色电视、雪柜、洗衣机、音响器材等，有些还要Rolex手表，我们怎样满足这种无止境的欲求？MrNg 还听说过一个洗衣妇，为了汇款回乡让不孝子赌博，就这样洗衣洗了一辈子。

（1930年代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永昌金铺。图片来源：何乃强医生）

（1987年6月4日的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刊登了几位汇兑业者的感想）

泰麟回忆起1980年代还有许多中国亲戚要钱建屋子，每座三个房间的屋子约5000至10000元，当时许多妈姐还会掏出一辈子的积蓄寄回唐山，让他们好吃好住。妈姐离开因缫丝业没落的家乡，结果丝丝蚕也丝丝缠，这就是亲情、乡情、宿命。

童年的再和成伟记至今（1910-）仍照常营业，接收少量批信，服务性地经银行替转到国内侨眷家中，目的是让受雇用的员工继续有工作，情义值千金，成为唯一的百年批信局。

（1990年大坡的祥隆金铺汇庄 （233 South Bridge Road），显示当时某些金铺还有兼营银信业。NAS 1990）

从1949延伸......（三十三）泰麟之三月初三北帝诞

转眼又到腊月时。

泰麟回忆起乡下的节庆，主要有一三五七九；正月初一新年，五月初五端午，七月初七乞巧，九月初九重阳，这几个节日也紧随着早期南来的客工传到南洋，本地的宗乡会馆都会组织活动，还有七姐会来应节，为乡亲们一解乡愁。

至于三月初三庆祝北帝诞辰的庙会，新加坡就比较少见，但在鹤山乡下，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凡是有什么节庆，一定热热闹闹，烧大香抢炮头筹神戏巡城游，祈福年年风调雨顺，岁岁国泰民安。

北帝就是北方真武玄武大帝，是一位管辖江河雨水的水神。对北帝的民俗信仰起源于古代对星辰的崇拜。古代将二十八宿分为四方：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楚辞.远游》云：“玄武谓龟、蛇，位于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广东新语》写道：“北官黑帝，其称玄武帝者也。粤人祀赤帝并黑帝，以黑帝位居北极，而司南暝，南暝之水生于北极，北帝为源而南暝为委，祀赤帝者以其治水之委，祀黑帝者以其司水之源也。”

（北帝诞当天北帝巡城。江门网，c.2010）

广东人靠水为生，深知北方水源的重要性，所以除了拜赤帝（南海洪圣大王）之外，也要拜北帝，期望水源充足，风调雨顺。鹤山西江环绕，乡下地方是名副其实的水乡，地处河网地带，当年民众出行到了渡头，都要靠渡江的小船运载。在这样的环境下，最怕江河决堤，蒙受水患之灾。因此乡民都期望北帝庇佑，水陆交通畅顺平安，各乡里免受水患的侵害。

北帝诞当天游神过后，将北帝供奉在祖宗祠堂内，乡民纷纷参神。至于抢炮头，炮头是一块腊，绑在爆竹的顶端。烧炮头先从爆竹尾端烧起，噼里啪啦声中逐渐接近炮头，火药与火焰助威下，顿时炮头腾飞，村民组队去抢，那一家抢到炮头，那一年便会得到北帝保佑，心想事成。因为是抢，所以抢到拳打脚踢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

（西乡的北帝庙，乡民祈福筹集善款。江门网，c.2010）

（佛山是广东富裕的城市，拜北帝的规模也隆重多了。佛山网，c.2010）

有一年抢炮头，炮头落在江边，村民跟着去抢，竟然发现决堤，众人放弃炮头，齐心协力把江围堵住，免了一场水患。众乡亲说是北帝显灵，否则炮头怎么会不偏不倚，刚好落在江围边？后来还再另择吉日，答谢神恩。

还有一年，炮头不偏不倚，掉入一个寡母家，她二话不说，将炮头往内衣一塞，任村民家家户户翻箱倒荚，甚至下水打捞，就是找不着。她睡了一觉后，第二天才慢条斯理的去领功，结果被数落一顿。寡母也不是省油的灯，她说怎么你们全部串通起来，欺负我一个没有丈夫，还得带大孩子的女人？你们还是人吗？众人都拿她没辙，终于开了乡例，让寡母女人家供奉一整年。说起来还多亏寡母，打破迷信，还促进了乡村民主的进程。

（抢炮头现代版。c.2010）

北帝诞当晚的高潮是在祠堂外搭建戏棚，请戏班名伶演出神功戏，办得最出色那年是请到了广州著名的粤剧团“洛阳春”。洛阳春剧团的花旦银剑影演出的《生红娘》当年曾经哄动一时，她还被称为“生红娘”，声势直迫同在内地演出的马师曾、红线女的巨型班，人气之旺，足以“盲拳打死老师傅”。

“洛阳春”来到乡下演出，村民还请了当时乡下新学出身的校长李建生题字，他写下“独出冠时”四个大字，请乡民拿去给学古书的秀才李仲楷赐教，连秀才都竖起拇指赞好。

（澳门的北帝诞筹神戏演上好几晚，演戏前戏班向北帝祈福。c.2010）

（乡下地方的北帝诞庆祝活动已多元化，舞蹈是其中之一。江门网，c.2010）

（乡下地方的北帝诞庆祝活动已多元化，舞狮是少不了的。江门网，c.2010）

李建生说他小时候跟着父亲去了福建，在福建读书长大，所以对洛阳有一定的了解。宋朝邵雍写过《洛阳春吟》 ：洛阳人惯见奇葩，桃李花开未当花。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泰麟和我猜想“独出冠时”是将洛阳春粤剧团比喻为洛阳牡丹吗？或者是将剧团跟文化大都相提并论，达到平起平坐的效果？

可是这样的解释，还是解不开校长李建生在福建长大跟洛阳古城的关系。泰麟说可能是福建靠近洛阳吧？这我可不同意了，因为洛阳这个文化古都在较为偏远的内陆河南，跟福建这个沿海的大省会距离太远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上网谷歌一番后，终于可以为洛阳、福建与“独出冠时”之间的微妙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们熟悉的文化古都洛阳在河南省，可是在其他地方如湖北，广东，广西，江苏，福建等地都有洛阳镇。福建省泉州市东郊有一条洛阳江，那条跨江的石桥衔接泉州与惠安的洛阳镇，此桥可能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悠久的跨海梁式大石桥，名为洛阳桥（现长742米）。由于洛阳桥是世界桥梁筏形基础的开端，所以受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它与北京卢沟桥，河北赵州桥，广东广济桥并称为古代四大名桥。

早在北宋时期，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洛阳桥的工程，从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至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前后共七年建成。建桥九百多年来，先后修复过十七次。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蔡廷锴军长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公路桥。抗日战争时期洛阳桥受到严重破坏，1993年3月至1996年10月，国家拨出六百多万元专款，将洛阳桥修复。

（福建泉州洛阳桥）

原来早在唐朝初年，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连，造成大量的中原人南迁，河洛（黄河与洛河）一带的人士迁徙到福建泉州一带，现在泉州乃至整个闽南地区所用的语系通称为河洛语，也就是常说的闽南话。这些中原人士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经验，引导当地人拓荒。他们看到这里的山川地势跟古都洛阳形似，于是也把这个地方取名为洛阳，可以缓解乡愁。既然有了洛阳，自然有洛阳桥与洛阳江了。

（福建泉州洛阳）

洛河是黄河下游南岸的大支流，东流入洛阳市，因此古代河洛文化以洛阳盆地为中心。河洛地区处于中原腹地，古有“居天下之中”的说法，是华夏文化的源头核心，儒学、道学、佛学等都源起于河洛。

《易经.系辞》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论语》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竹书纪年》说：“黄帝在河洛修坛沉璧，受龙图龟书。” 既然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背书出于洛，可见河图和洛书是中国哲学的开端。至于河洛人，他们以“王者之里”自居，在文化上具备独特的风格。

 洛阳作为一个华夏文化的发源地，中华文化不仅是教育华夏子民，也使外族同化，即使在蒙古与满清的统治下，还是延续着华夏文化的精髓，此文化层次已大大超越了洛阳牡丹。由此看来，形容洛阳春的“独出冠时”是神来之笔，李建生受之无愧了。

当我告诉泰麟今天乡下还在庆祝北帝诞，深圳澳门等地的北帝诞筹神活动还延续数日，泰麟倒是有点惊讶，没想到这类民俗活动还在中华圈生生不息。

（群狮向北帝贺寿。佛山网，c.2010）

RSS Courageous – 10 years on

3rd January 2013 marked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a major tragedy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Navy (RSN). On 3rd January 2003 at about 11:35 pm, RSS Courageous, the 3rd of the 12 Fearless class patrol vessels (PV), collided with the container ship ANL Indonesia in the Singapore Strait near Horsburgh Lighthouse (on the island of Pedra Branca, or Pulau Batu Puteh). The collision caused the deaths of 4 female crew members and extensive damages (stern compartments up to aft engine room) to the ship. The current Singapore's Minister for Transport Lui Tuck Yew was the Chief of Navy then.

The first of class 55 metre waterjet propelled PV were launched by Madam Ho Ching, the wife of the then Deputy Prime Minister in 1995 at Singapore Technologies Shipbuilding and Engineering (STSE) shipyard (renamed as ST Marine). The PVs drew a lot of media focus as they were the first missile-armed military ships designed and built by a local shipyard although the basic design was modelled after the German-built Victory class missile corvette (MCV) commissioned in 1990.

(Fearless Class PV with Pedra Branca as background. MINDEF website)

RSS Courageous was a 450-tonne anti-submarine patrol vessel in the RSN fleet. ANL Indonesia was a Dutch-registered container ship owned by P&O Nedlloyd and had 293.5m in length and 51,938 gross tonnage. RSS Courageous had been on a routine patrol in the waters off Pedra Branca when it was hit by ANL Indonesia, which was en route from Port Klang to Busan.

The sequence of events:

At about 11.20pm, RSS Courageous and ANL Indonesia were both on a northeasterly course in the eastbound lane (heading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ff Horsburgh Lighthouse.

At about 11.25pm, RSS Courageous turned around and proceeded on a southwesterly course in the eastbound lane (i.e. sailing at opposite direction but on the same lane). According to the 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 laid down by the Maritime and Por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PA), for all ships heading towards the Straits of Malacca, they should take the westbound lane. Obviously RSS Courageous did not follow the traffic rule.

At about 11:30 pm, RSS Courageous altered its course to port (to the left) to bring it closer to Horsburgh Lighthouse but this meant that it would cut across the path of ANL Indonesia.

Between 11:31 pm and 11:33 pm, RSS Courageous made another two alterations to port to avoid a crash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erchant vessel would not alter its course. However, ANL Indonesia responded with two alterations of course to starboard (to the right)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for the Prevention of Collisions at Sea (COLREGS) laid down by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sation (IMO).

Rule 14(a) of COLREGS states that "when two power-driven vessels are meeting on a reciprocal or nearly reciprocal course so as to involve risk of collision, each shall alter her course to starboard so that they pass each other on the port side of the other."

At about 11:34 pm, RSS Courageous made another alteration to port and increased speed; ANL Indonesia sounded a prolonged blast on its whistle to warn the navy ship. Despite RSS Courageous subsequent helm order of “hard-port” (to swing the ship to the left) and setting of its engines to full throttle, its aft (rear section) was hit and shaved off by the bow (front end) of ANL Indonesia at about 1 nautical mile (1.8km) north of Pedra Branca.

(Routes taken by RSS Courageous and ANI Indonesia. MPA report 2003)

Looking at the wreckag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those steel plates that were crushed and folded  just like sheets of papers at the aft of RSS Courageous were 5-6mm thick for a typical seagoing ship of this size. You could imagine how massive was the impact force and the swiftness of steel cutting and forming actions that happened in the final seconds. In comparison, ANL Indonesia sustained slight scratches and none of its crew were hurt. Size does matter!

(RSS Courageous was towed back to Changi Naval Base. BBC 4 Jan 2003)

It was fortunate that the forward section of RSS Courageous was able to remain afloat despite the loss of buoyancy of the sheared-off stern compartments and flooding of the aft engine compartment. The ship might not survive if the sea was rough i.e. with strong wind and waves.

It is pertinent to note that although RSS Courageous was travell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of general traffic flow for about 10 minutes before collision and it was against COLREGS as promulgated by IMO, IMO is a commercial entity and its rules and regulations do not apply to military vessels. Hence, it is for the corporate citizens at sea such as navies to also adopt the commercial practice in order not to create confusion.

4 female crew members, who were in their sleeping quarters at the aft of RSS Courageous next to the engine room, were reported missing. A massiv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was launched and the bodies of three of the women were recovered – Corporal Goh Hui Ling, 22, was found trapped in between the bunks of the damaged vessel when the ship was docked at Changi Naval Base on 4th January afternoon. First Sergeant Seah Ai Leng, 25, and First Sergeant Heng Sock Ling, 24, were found by the fishermen at the Indonesian island of Bintan.

The search operation for Second Sergeant Chua Bee Lin, 24, ended on 13 January 2003 following the advice of forensic experts, as human body would be decomposed  after soaking in water for 10 days. Some hoped that her body was trapped in the stern, which had broken off and sank. The wreckage was raised from the 57m seabed on 14 January 2003 but her body was not recovered. Chua Bee Lin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dead by the Singapore Court about a year later so that the family could proceed with insurance claim.

(The wreakage was raised on 14 Jan 2003. MINDEF website)

The wreckage was located about one day after the disaster. However, the recovery work took another 10 days. It was perceived that the RSN had incurred some lost time by sending a small crane barge to the scene. The appropriate crane barge was only sent a few days later. In addition, the RSN had to arrange for commercial saturation divers as the water depth was beyond the diving limit of the naval divers. For water depth of more than 50m, the divers required separate diving qualification and there must be decompression facility on board in order to restore the divers back to normal land condition after the dive.

3 months after the fateful event, on 4th April 2003, MPA released a report on its inquiry into the collision. The findings were largely based on COLREGS. MPA determined that it was errors of judgement on the part of RSS Courageous led to the collision. The first alteration of course to port to stay closer to Horsburgh Lighthouse generated a risk of colliding with ANL Indonesia; the alterations of course to cross in front of ANL Indonesia and the series of small alterations of course to port had negated the evasive actions taken by ANL Indonesia.

MPA report also pointed out that although RSS Courageous was under the immediate control of Lieutenant Chua Chue Teng, a trainee officer-of-the-watch, it was her supervising officer Lieutenant Ng Keng Yong who was fully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 navigation of the ship and he should have intervened to prevent the accident. Although MPA did not put any blame on ANL Indonesia, MPA criticised ANL Indonesia’s actions, including its failure to slow down when it realised that RSS Courageous was trying to cross its bow and its failure to switch from auto-pilot mode to manual steering so that it could turn more to the right and at a faster speed to avoid a collision. However, these criticisms had been omitted in the publicly released report. In simple term, the MPA report concluded that RSS Courageous was the main culprit who caused the accident.

On the same day, Dr Tony Tan, the then DPM cum Minister for Defence, released a well coordinated press statement to restore some pride for the RSN:

This most tragic loss of our four servicewomen is a sober reminder of the risks and dangers that SAF servicemen and women face as they discharge their duties in safeguarding the security of Singapore. While the SAF does everything possible to enhance and ensure safety, we have to accept that military operations are inherently risky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This has certainly been a difficult period for the SAF, and especially for the RSN. But it is in such moments of adversity that the real quality and character of an organisation and its people are revealed. The Navy family rallied together with strength and compassion. The strong bonds enabled the Navy to withstand the shock and respond in the right way.

The RSN has emerged stronger from this setback, and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that the RSN will continue to make a vital contribution to protecting the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Singapore.

Both LTA Chua and LTA Ng faced criminal charges in court for causing the deaths of their four colleagues by negligence. After a 24-day trial that stretched from 17th November 2003 to 26th March 2004, both RSN officers were found guilty and fined S$8,000 and S$10,000 respectively. District Judge Tan Boon Gin said that it was the actions of the two officers that triggered the chain of events that ultimately led to the tragedy. The errors made by ANL Indonesia “certainly did not eclipse” those of RSS Courageous. Both RSN officers submitted an appeal to the High Court but it was dismissed by Chief Justice Yong Pung How on 13th July 2004. According to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Singapore civil servants, the two young officers had to leave the service.

Based on “the errors made by ANL Indonesia certainly did not eclipse those of RSS Courageous”, it could be interpreted that ANL Indonesia should be partially blamed. In November 2004,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sued P&O Nedlloyd for asset damages arising from the collision. The civil suit was eventually settled out of court.

For occasion like this,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the navy ship captain.  Major Tang Yang Yong, in his 30s, turned up at all three wakes in Telok Blangah, Bedok North and Clementi and was present at the funerals. He led his RSS Courageous crew to step forward to pay the last respect to their colleagues.

10 years after the tragedy, we could look back to the RSS Courageous case without much baggage now although my heart still fell for the 4 naval specialists who died during this incident at their golden era. They could have, just like other young women, settled down on land. They could go shopping during weekends and raised their respective happy families.

To quote Dr Tony Tan during the parliamentary meeting on 20 Jan 2003: “There were a number of violations in the two weeks before the incident, and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ince then. ” Dr Tony Tan was implying that Malaysia had scaled up their naval activities at the Singapore territory water near Pedra Branca. This drove the RSN to step up their patrols and met the eventual accident. This tragedy was avoidable if Malaysia respected the sovereignty history of Pedra Branca.

Pedra Branca lies 25 nautical mile (46km) east of Singapore, and 7.7 nautical mile (14km) south of Johor. Pedra Branca is just a small island of about the size of a football field. It appeared on Admiral Zheng He’s sea chart as 白礁 in 15^th century.

(Pedra Branca appeared on Admiral Zheng He’s sea chart as 白礁. 15^th century )

Since 1979, both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ad a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this small islet as it is strategically situated at the eastern entrance of the Singapore Strait overseeing about 50,000 passing by ships every year. From economic point of view, whoever owns the islet could possibly claim larger territorial sea waters termed 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 under the law of the sea. This might be seen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who owns Tanjong Pelapas as a means to limi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From military perspective, whoever control this islet control the access to the west.

Probably the most drastic event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ppened in 1989.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Mahathir Mohamad made an unannounced visit to the vicinity of the island. His boat was intercepted by Singapore naval vessels. Eventually, Mahathir directed his boat to leave in order to avoid an international incident.

The 30 year dispute was largely resolv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 in 2008. The ICJ hearing was held over three weeks in November 2007 under the name Sovereignty over Pedra Branca/Pulau Batu Puteh, Middle Rocks and South Ledge (Malaysia v. Singapore). 

(Pedra Branca and its infrastructures. Phtograph credit: Singapore Memorial)

For the hearing, Singapore argued that Pedra Branca was Terra Nullius, and tha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e island had ever been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Johor Sultanate. In addition, Singapore contended that sovereignty over the island had passed to Singapore due to the consistent exercise of authority over the island by Singapore and its predecessor,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ctions taken included selecting Pedra Branca as the site for Horsburgh Lighthouse and constructing the lighthouse, requiring Malaysian officials wishing to visit the island to obtain permits, installing a military rebroadcast station on the island, and studying the feasibility of reclaiming land around the island. In addition, it had confirmed in a 1953 letter that Johor did not claim ownership of the island, and had published official reports and maps indicating that it regarded Pedra Branca as Singapore territory.

(1925 Malaya map showing Pedra Branca)

(Horsburgh Lighthouse sketched by John Thomson, 1851)

If we really dwell on the past history, the legacy could probably traced back to year 1824’s Anglo-Malay Treaty where Sultan Hussein and Temenggong Abdul Rahman sold Singapore and its surrounding islands to the British to generate personal wealth. Between 1824 and 1851, at least 16 sizeable vessels were wrecked in the vicinity of Pedra Branca and Point Romania (on the Johor coast). John Thomson and Captain S. Congalton, commander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s steamer, carried out surveys and in a report dated 25 August 1846, they said Pedra Branca was the only proper position for a Light to be placed for the safety of Shipping whether entering or departing for the Straits of Singapore. On 15 October 1851, Horsburgh lighthouse was permanently turned on.

On 23 May 2008, the Court ruled that Pedra Branca is under Singapore's sovereignty. With this final verdict, may the four women rest in pe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