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6, 2018

当林文庆与鲁迅相遇 --- 参观厦门大学的感想

厦大文物馆的“政治气候”

当历史与政治相遇,会有什么后果?或许就是“政治历史”?

中国历代皇朝都是当政者为前朝写历史,或许这是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方式,摆脱了时代的包袱,能够更客观地撰写文献?

2017年10月,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导览员王东印的安排下,参观了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校园)

1921年,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国创办厦门大学,蔡元培推荐时任教育部参事邓萃英当厦大校长。张亚群与章开沅的《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显示,邓萃英只在厦大挂名,并没真正上任,陈嘉庚对此挂名方式十分不满。[1]

根据《陈嘉庚新传》,邓萃英在上海接受聘约后,以向教育部复命为由,启程回北京,竟然接任北京高师(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职位。他主观上想把北京高师和厦大都做好,但他的社会基础在北京,以北京高师为主,厦大为次,陈嘉庚无法容忍,接受了邓萃英的辞呈。[2]

当时孙中山邀请林文庆回国搞外交。林文庆向孙中山请示获准,促成林文庆转换跑道,出任厦大校长。16年后,陈嘉庚的事业一落千丈,厦大经费拮据,办不下去了,交由政府接管。林文庆回到新加坡。



(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

林文庆是尊孔派,他的“复古”作风,受到厦大激进派学生的排斥。他们认为校长思想迂腐,甚至掀起学潮,要求林文庆下台。

钟志邦的《从南大到北大---讲不完的故事》提到,陈嘉庚事业的辉煌期,注资厦大不是问题,于是支持林文庆倡导国学,筹办国学院。北京方面,当时政治环境恶劣,北大连发薪都有问题,二十多名学者如鲁迅、林语堂等都被厦大双倍薪金所吸引,千里迢迢的南下到厦大。鲁迅任教期间(1926年),受邀在孔子纪念周会上演讲,内容不谈儒学,却强调学生必须救国,勇于改革社会,“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不久后,鲁迅跟校长闹翻,拂袖而去了。[3]

《陈嘉庚新传》则指出1926年12月,陈嘉庚实业出现亏损,减少学校经费,国学院受到影响,鲁迅十分气愤,提出辞职,12月31日结束关系。当时林文庆还为鲁迅饯行。[4]



(厦大文物馆对鲁迅的重视)


(厦大激进派学生认为校长尊孔的思想迂腐,掀起倒校长的学潮)

参观厦大文物馆,感染到一股强烈的“政治气候”,显然“时代的包袱”并没有解除。首先“安排”了“挂名校长”邓萃英为第一任校长,对林文庆这位16年“第二任校长”只作“限量版”简介;其次大篇幅报道只在厦大逗留了约四个月光景的鲁迅,并结合了大篇幅的学潮与革命斗争,厦大成为红色革命的摇篮。

此外,陈嘉庚和林文庆为厦大的发展耗尽家产与毕生心血,中共强制瓦解这些高等院校的完整办学体系亦未提及。譬如:

- 1951年,工学院航空系被撤销,纳入新成立的北京航空学院和南京航空学院。

- 1952年,饮誉海内外的海洋系被撤销,归入青岛海洋学院。

- 1953年,工学院的土木、电机、机械系及土木专修科被撤销,并入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

- 1953年,法律系和企业管理系被取消,纳入华东政法学院和上海财经学院。

- 1954年,教育学系被取消,并入福州的福建师范学院。

最后,会计学系、统计学系、财政金融学系、国际贸易学系都取消了。至此,原有的文理工法商五大学院全被撤销。福建全省唯一的培养高级工科人才的学院不存在了,使到福建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5]



(林文庆简介)

此一时,彼一时。新加坡历史上,林文庆乃出类拔萃的人物。上世纪70年代,文团则掀起学习鲁迅思想的热潮。今天问学生,他们懂得文庆路Boon Keng MRT,至于鲁迅则闻所未闻。


(红色革命)

林文庆与康有为


林文庆推崇国学,跟提倡儒学的保皇派人士康有为心有灵犀。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来到新加坡避难。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代总督瑞天咸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6]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林文庆与奉纳金

或许对中方而言,林文庆在日据时期蒙上“汉奸”之罪,可能是另一“避嫌”的考量点。李恩涵的考实记载了这段“赎命史”:[7]
1942年四月中旬,新加坡沦陷后两个月,在渡边渡主持下草拟了“华侨工作实施要领”:
1. 对于不合作的华侨应以一贯的坚决的手段,包括没收财产与驱逐出境等对待之。惟对于全心全力与日本当局合作的华侨,则应适当地允许他们和平舒适地生活下去; 
2. 为减轻日本发展南方地区(即南洋)的重负,华侨商业可予以主动经营权;惟与华侨相比较,马来人与印度人也不应给予歧视性的待遇; 
3. 在重庆国民党政府被击败之后,马来亚华侨才可在该地区担任积极的角色; 
4. 华侨社会应估出马币五千万元,以为马来亚军政支出之用,以作为该区华侨过去支持抗日的重庆(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惩罚手段。
渡边渡曾参与中国东北与华北情报工作、南京大屠杀等,了解华人民族性的优缺点。他勒索华侨五千万元奉纳金,目的在于支付占领新马军政的庞大开支,并缓和通货膨胀的步伐,正式名义则为“华侨赎命钱”。勒索政策的第一步,就是利用已经72岁的华社著名领袖林文庆,出来组织“华侨协会”。

林文庆因家中藏了重庆南洋视察团团长吴铁城的纪念像及蒋介石嘉勉他捐款的旌功状,1942年2月25日被宪兵逮捕,随时可能被枪毙;他的妻子殷碧霞被罚在烈日下跪了四个小时,遭受各种侮辱。战前在新加坡从事情报工作的筱琦护为林文庆求情,保住性命。

2月27日,林文庆被令到翠兰岗吾庐俱乐部报到,当时被扣押在俱乐部的侨领有四十人,包括李俊承、陈延谦、陈六使、李伟南、杨瓒文、邵逸夫、邵仁枚等。数日间,被拘禁的侨领达到二百四十人。

3月3日,昭南岛华侨协会成立,林文庆担任会长,第一项工作就是筹集五千万元,献财赎命。

战前马来亚(包括东马)的发行货币为二亿二千万元,投降前英国人在新加坡焚毁了一亿元,市面流通的货币少了一半。五千万元等于剩余的货币的一半,分散在民间,筹集何等容易?

4月20日,献金时限到了,林文庆与军政局会面,哭泣着说:“如果我们需要死,那我们就死吧!但我要指出,政府在征集这一献金所采取的方式,在任何国家都是无此先例的。”

最后,华侨协会以年利率6%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东京银行)贷款2125万元。

6月25日,由林文庆将五千万元奉纳金呈交给山下奉文。林文庆在典礼上献辞,第一句为“我等过去为英国人的‘傀儡’”(原本为‘走狗’),读完全文后当场晕倒。紧接着,由山下奉文对这群华侨协会领袖训话一个小时。
五千万元如何分配呢?
1. 五百万元作为军政部的附加基金 
2. 三百万元作为研究当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经费 
3. 一千万元作为建筑公路、海港与桥梁 
4. 三百万元作为设立南方特别学校(训练间谍的学校) 
5. 一千万元作为发行建设公债基金 
6. 六百万元作为开办银行基金 
7. 一千五百万元归入日本国库。

参考资料
[1] 张亚群,章开沅,《自强不息 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ISBN 978-7-5328-6275-7。
[2]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75-83页。
[3] 钟志邦,《从南大到北大---讲不完的故事》(玲子传媒,2016)。ISBN 978-981-4671-71-2。 400-401页。
[4]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111-112页。

[5] 陈共存口授,洪永宏编撰,《陈嘉庚新传》(陈嘉庚国际学会,八方文化,2003),ISBN 981-4139-02-5。333-335页。
[6]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ISBN: 978-1-879771-50-5。126-127页。
[7] 李恩涵,“一九四二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南洋学报》(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卷第一、二期)(新加坡南洋学会,1987年3月)。8-12页。

相关链接

Tuesday, March 13, 2018

越洋人的缤纷乡情

2018年3月18日下午3时,国家图书馆16楼(The Pod)。

水木作坊出版社将与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联办新书发布会兼戏剧小品。

李国樑的《大眼鸡·越洋人》,回述新加坡这个下南洋的集散地,通过近代新中两地大环境的变化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

洪毅瀚的《乡情祠韵》,记录芽笼17巷由砖窑和窑工创设的万山福德祠的社会功能,分享本土丰富的历史与民俗文化底蕴。

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的戏剧小品《七家房客闹星洲》,以半个世纪前一群同在屋檐下的各籍贯移民为题材,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由于国家图书馆16楼有承重的安全考量,必须控制人数,请点击此链接报名:

https://www.nlb.gov.sg/golibrary2/e/event-76621385

(越洋人的缤纷乡情,国家图书馆设计)


简介


《大眼鸡·越洋人》

清朝雍正年间,规定各省的船只必须涂上不同颜色的漆料。自此,下南洋的福建船涂上青色,广东船(包括潮州)涂上红色,船头画上眼睛好认路回家。广东人称这些红头船为“大眼鸡”。


(大眼鸡·越洋人)

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直辖殖民地,下南洋的集散地,也是这个区域最发达繁荣的海港城市。许多当代的研究报告与文艺创作通过中国的眼光来看过去的年代,《大眼鸡·越洋人》的着墨点则是通过新加坡的大环境与民间记忆来回眸来时路。本书相关内容已用于新创建的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任重道远馆)和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本书为联合早报书选2017入选书籍之一。

作者李国樑,原为专业的特许船舶工程师,人到中年后告别任职多年的工程领域,投入民间文史工作,并通过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与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义务中文导览、博客、传统媒体等平台结交同好。出版的其他单行本有《广东妈姐》、《这里是新加坡》系列、《奔向黎明》。

《乡情祠韵》

位于芽笼17巷的万山福德祠外观朴素,乍看似一座地方小庙,殊不知它是加冷地区的一座历史地标,见证新加坡早年工业史的兴衰。由早年砖窑和窑工创设的福德祠,是以广东四邑人为主,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的沙冈村的社区中心,在当地负起信仰、教育等社会功能。经历了百余年沧桑的万山福德祠依然岿然屹立,不过城市发展的脚步日渐逼近,庙宇能否在原址保留还是个未知数。《乡情祠韵》记录了福德祠这段渐渐被人忘却的历史、以及其宗教和民俗文化,如火龙表演,土地诞庆祝等活动,借此让更多人认识本土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 


(乡情祠韵)

作者洪毅瀚,正业是工程师,业余从事本土及东南亚华社历史与文化研究,范围包括本地庙宇、华社义山等;并参与庙宇和坟山的导览活动,曾在报章、会馆刊物和网上发表文章,并撰写与编辑数本书籍。

《渔光曲》吴书玉独唱(新加坡艺术之家,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

《大家唱》刘健茂手风琴伴奏

《七家房客》戏剧小品

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某个角落,住着一群各籍贯的移民。他们同在屋檐下,以各种不同的语言沟通,虽然鸡同鸭讲,却是温情满人间。

《七家房客》由国家图书馆讲古同乐会呈献。

监制:黄坤浩
编导:蔡美娥
演员:颜煜纹, 杨美兰, 黄慧敏, 熊桂英, 陈诗海, 李丽媚, 黄瑞燕, 张僖栾


(《七家房客》剧照)

Friday, March 09, 2018

加东文化之旅 Katong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1期,总期131期。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出版。

Summary

The Katong's peranakan culture was revitalised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Near the junction of East Coast Road and Joo Chiat Road, two peranakan shophouses Rumah Bebe and Kim Choo Kueh Chang stand beside each other. The Rumah Bebe story begins with nyonya Bebe Seet. She was encouraged to learn the traditional Peranakan art of beading slippers (kasut manek). In the good old days, young nyonyas were skilful in beading their own footwear. However,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eading became a dying craft. Bebe researched the history of beading done by the nyonyas of the past and started holding classes for those who are equally passionate about the craft.

Edmond, the great grandson of Kim Choo, told us that Kim Choo came from Malacca. She learned the skill of making Nyonya rice dumplings from her mother.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she set up a Nyonya Chang stall outside their house on Joo Chiat Place under a banyan tree. Kim Choo Kueh Chang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more than 70 years since then.

The Nyonya delicacy 9-layer kueh lapis is probably one of a kids’ many favourites and are still treasured by many adults today. The most classic way of eating this kueh is by peeling it layer by layer. The multiple colours are from natural sources such as pandan leaves and blue pea flowers. The kueh lapis is steamed layer by layer. It requires passion and patience which our elders were blessed with back then when the pace of life was slower. We have since advanced so much but we should also spare the time to chew at our past and pause to think about our sense and purpose.

2017年11月4日,宗乡总会主办的郊游日,我们四位博物馆义务导览员跟90人的团队一起穿街走巷,来到加东这个“土生华人区”。

加东(katong)的意思是海滩的波纹,可见过去这里碧海秋波,是个罗曼蒂克的好地方。至于加东有多大?民间的共识是从加东公园(Katong Park)到实乞纳路(Siglap Road),南北以马林百列(Marine Parade)与芽笼士乃(Geylang Serai)为界。

加东距离东海岸公园约一公里,但是半个世纪前,加东就座落在海边,宏伟的郊外别墅,名人故居夜夜笙歌,简朴的马来甘榜,华人的渔舟唱晚,打造着悠闲生活的风情。九皇爷诞辰到了,巴耶里峇葱茅园的信徒浩浩荡荡,游行到加东海边迎神送神。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这儿野餐游泳,为加东增添热闹的气氛。加东的东海岸路(East Coast Road)是海岸最佳的见证。


(上世纪50年代,每逢周末假日,年轻人相约到加东野餐游泳)

东海岸路上有独立式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乐斯戏院和丽宫戏院,为附近居民提供大众娱乐。上世纪90年代初费玉清来新加坡登台,丽宫戏院就是小哥的福地,师奶带着鲜花哨子来捧小哥,场面十分轰动。


建在“海上”的组屋区


新加坡独立后,附近山丘的土壤将加东海滩填平,兴建马林百列组屋区,东海岸公园大道为来往樟宜机场与市区的人士提供环海的风景线。海上商船熙熙攘攘,天气好的时候还可眺望廖内群岛,偶尔水中央出现龙卷风,为生活增添另一番姿彩。

马林百列是本地第一个兴建在填土地带的组屋区,如今这里有约7,800间组屋与两万多居民。1972年第一批组屋落成后,居民开心地迁入“海上”的新家。没多久,发觉到窗户特别容易生锈,住上没几年铁框一片片地剥落了。原来海边的空气潮湿,海风带着咸味,普通钢铁经不起腐蚀,必须改用与一般组屋不同的防锈材料。


从椰林到“阿公的路”


加东的发展史跟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William Farquhar)分不开。早在1823年,发夸尔被莱佛士革职之前,他的女婿Francis James Bernard买下了加东的土地来开辟椰园。热带的沙滩气候最适合椰树生长,难怪从芽笼河往东行,一路都种满椰树,大园主拥有的土地几乎等于半个碧山镇。

19世纪的加东跟财富与地位分不开,富裕的洋人、犹太人、欧亚族群、锡兰人、土生华人和南来先民纷纷到加东安家,战前的主要居民则是受英文教育的中上阶级。这些响当当的人物包括殖民地时代的第一任警监Thomas Dunman(Dunman Road,德明中学),葡萄牙医生Jose d'Almeida(莱佛士坊的D’almeida Street),三国领事胡亚基(黄埔)和地主周如切(Joo Chiat Road)等。

周炳镜(Philip Chew)是周如切的曾孙。由于如切路是他的“阿公的路”,因此对如切这个地区作了深入研究。原来20世纪初,殖民地政府跟周如切商讨在他的椰园开辟一条公路,从东海岸通往芽笼士乃。周如切表示我的土地是不卖的,但你们可以建路,日后就有了以他命名的如切路,如切台、如切巷等。交通便利了,椰林逐渐消失了,周如切的名字则跟加东连为一体了。

如切路附近以名人命名的支路还有Ean Kiam Place(陈延谦,慈善家),Marshall Road(马绍尔,第一任市委会主席),Onan Road(Onan bin Rajidin,建立回教堂),Koon Seng Road(钟坤成,房产中介先驱)等。


吸睛的老建筑


加东受保留的骑楼店屋,多数是1928年左右落成的。外墙上的图案,则是华人、马来回教徒和欧洲人的文化结晶,有华丽的科林殿式希腊柱头,地中海式百叶窗,凤凰、蝙蝠及花卉组构成的吉祥图案,还有色彩鲜艳的花砖。多元的搭配除了体现艺术的美感外,也展示了各族群文化的包容性。


(东海岸路支路罕见的浮脚排屋。这列排屋的尽头就是从前的海墙)

东海岸路长满青龙木,又名紫檀、帝皇木、红木(Rose Wood),是制造家具和雕刻艺术品的上等材料。大树旁有三栋别具风味的古老建筑:第一座是保留着浓郁的上世纪70年代建筑风格的加东购物中心,第二座是转型为餐馆的前如切警察局,第三座是隶属回教慈善产业的红屋。


(东海岸路原为海边道路,如今路上长满了青龙木。道路旁的骑楼店屋,多数是1928年左右落成的)

加东购物中心于1973年启业,是新加坡第一座全冷气购物中心。购物中心旁就是曾经叱咤一时的加东奥迪安戏院了。20多年前,本地电影业面对录像光碟的强劲竞争,大型电影院逐一没落。加东购物中心扩张版图,将戏院并吞了。

1928年落成的殖民地风格的如切警署,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私会党而设的。警匪专家何盈表示,早年每家警署都设立了私会党调查组,私会党徒被捕后,先拘留在警署内,被法庭定罪后才关入樟宜监狱。如切警署地方大,成为主要的拘留所之一。上世纪80年代内政部改组后,调查私会党的任务才交由罪案调查署(CID)负责。


(1928年落成的殖民地风格的如切警署,是为了对付日益猖獗的私会党而设的)

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Katong Bakery & Confectionery)楼上住家,楼下店面则由犹太人售卖瑞士卷(Swiss roll),咖喱角和面包。1925年店主去世后,由海南籍人士接手,推出了新加坡第一个三层结婚蛋糕。为新人婚礼增添了甜蜜与浪漫。

面包为新马华人的“传统食物”,追溯起来并不传统,而是来自洋人家庭。早期的海南移民跑洋船,在船上当海员兼侍应生,有些则在洋人和峇峇家庭当厨师,逐渐掌握到西式厨艺。他们将欧洲人的饮食料理本土化,通过咖啡店与面包店,普及到各个华人角落,成为“传统”南洋早餐。

嘉东面包厂运作了80年后,因建筑结构出现状况而关闭了,最近才重新开放,以复古的咖啡店门面经营。


(1923年落成的红屋“嘉东面包厂”,红色的外墙最吸睛)

红屋的主人莎丽花扎因(Sheriffa Zain)于20世纪中叶将红屋与相连的五栋店屋捐赠给回教慈善基金(Wakaf Ilmu),租金收益用来为贫困的各族人士施医赠药。

莎丽花扎因出生于富裕的阿沙卡夫(Alsagoff)家庭,她的父亲就是在甘榜格南设立了本地第一所男女混合回教学校(Alsagoff Arab School)的阿拉伯富商,外曾祖母花蒂玛( Hajjah Fatimah)则在美芝路创建了花蒂玛回教堂。阿沙卡夫家族一向来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乐善好施的心意代代相传,堪称本地回教人士的典范。


锡兰路上的庙宇教堂


东海岸路有一条名为锡兰路(Ceylon Road)的支路,屹立着典雅的圣帕加维那雅加神庙(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神庙由锡兰人(斯里兰卡)创建,五层的黄色门塔跟本地常见的色彩缤纷的兴都庙风格完全不同。


(典雅的圣帕加维那雅加神庙)

庙宇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这座神庙是很多元化的。2003年重建时,建筑师是华族佛教徒,负责重建工程的也是华人建筑商,佛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都大方解囊,捐款资助。该神庙起源于一个半世纪前,当时信徒在附近的池塘边发现了维那雅加王(象神甘尼沙Ganesha)的雕像,于是建立了简陋的庙宇来供奉象神。

象神是破除障碍之神。信徒相信世界上所发生的所有大小事都是象神的旨意,万能慈悲的象神能够为信徒消除人生中的种种阻障,引导大家踏上康庄大道。

距离兴都庙百米之遥,有长老会的栋材堂和圣公会的圣希达尔教堂。1948年落成的栋材堂原为一所小学,叶栋材牧师的遗孀和女婿以叶牧师的名义创校,为战后的婴儿潮贡献了一份力量,上世纪80年代才将原建筑改为教堂。


(1948年落成的栋材堂原为一所小学,为战后的婴儿潮贡献了一份力量)

至于圣希达尔教堂,大家最感兴趣的是教堂建筑旁的洗礼池和洗礼盆。接受洗礼的时候,不论男女老幼都穿上洁白的衣服,在众姐妹弟兄的见证下,走入池水中受洗,称为“浸信”。婴儿或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则在洗礼盆“点洗”,一旁的狗牙花(马蹄香)散发出阵阵茉莉花般的幽香,为信徒献上祝福。


(教堂建筑旁的洗礼池。接受洗礼的时候,信徒穿上洁白的衣服,走入池水中受洗,称为“浸信”)


经典女红装


曾几何时,加东的土生华人打造着独特的文化氛围。随着时代变迁,这批“原住民”搬的搬,走的走,浓郁的土生气息逐渐消失。昔日居住在这里的土生华人的特点是以与闽南话混杂的峇峇马来语交谈,妇女穿着秀丽得体的沙龙可巴雅(sarong kebaya)和珠绣鞋子(kasut manik),表示对家人与宾客的尊重。


(可巴雅的特色为长袖开襟,使用蕾丝来装饰;衣服没有纽扣,一般使用三枚胸针(kerosang)扣上)

沙龙可巴雅的峇迪沙龙源自爪哇蜡染艺术,花纹图案则融合了欧洲的美术特性。可巴雅特色为长袖开襟,用蕾丝来装饰;衣服没有纽扣,一般使用三枚胸针(kerosang)扣上,这些蕾丝和胸针都是西方的舶来品。珠绣则是土生华人女子的精湛手艺,她们必须学得一手好珠绣,才能嫁入好婆家。这些产自日本与欧洲的珠子可串织成鞋子、腰带、钱包和头饰。一双精致的珠绣鞋,鞋面可用上整万颗珠子,非常考究功夫与耐性。


(珠绣是土生华人女子的精湛手艺)


美食人生


迈入21世纪后,商家跟旅游局联手打造下,东海岸路和如切路交界处一带,出现了土生华人特色的娘惹餐馆、金珠(Kim Choo Kueh Chang)和Rumah Bebe等小型展馆和商店,重塑消失的生活原貌。

金珠的东主之一Edmond告诉我们,这门家族生意已经传了三代。创始人李金珠女士乃南来的第四代华人,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她12岁就从祖母那儿学来制作娘惹粽的窍门,每年端午节帮忙裹粽卖粽。1945年日据时期,生育了四个孩子的李金珠为了帮补家用,在Joo Chiat Place自家锌板屋门前摆摊卖粽,没想到转眼间已经超过一个甲子。

金珠的品牌为“kueh chang”,就是糕饼(kueh)和粽子(chang)。先民将粽子带到南洋,土生华人则将祖先的粽子南洋化。金珠娘惹粽小巧玲珑,使用的是瘦肉和甜冬瓜,粽叶则是就地取材的班兰叶。娘惹粽味道偏甜,有一股班兰叶的幽香,跟一般使用肥猪肉和竹叶包裹的肉粽不一样。

当今农历新年期间颇畅销的黄梨挞是另一个文化交融的好例子。黄梨的福建和粤语“旺来”,兴兴旺旺谁不爱?大家都说黄梨挞是娘惹食品,不过马来人和印度人的节庆同样离不开它。早期欧洲人的下午茶都会吃一些奶油饼干,我小时候,大人称这些饼干为“番仔饼”。心灵手巧的娘惹将番仔饼和新马种植的黄梨结合起来,精心研发了黄梨挞,各族人士吃过后都赞不绝口,于是在民间流行起来。

汤汁香浓偏白,散发着椰浆香的加东叻沙所传承的,则是先民为生活打拼,推陈出新的故事。乐斯广场(Roxy Square,前乐斯戏院原址)地面层有家超过半个世纪的老字号“正宗加东汤匙叻沙”。早在七八十年前,昵称Janggut (大胡子)的黄老先生,挑着扁担在加东沿街贩卖娘惹叻沙。为了方便食客,他将粗米粉剪短,用汤匙将食物和汤汁一起送入口中。后来租下东海岸路咖啡店的摊位,向日晒雨淋的日子告别。近年来才搬到乐斯广场。


(邵氏机构的乐斯戏院,现为乐斯广场 Roxy Square)

原来的摊位由南茜租了下来,卖的是“328加东叻沙”。取名328是为了易读易记,谐音“生意发”,顾客喜爱,店主更加喜欢,还在附近开了分店。南茜推出自家的加东叻沙,手艺人人会变,主要是食客吃得开心,欣赏厨师的一番心意,她就心满意足了。


土生华人的九层糕


小时候偏爱的一毛钱一个的九层糕,滑溜溜、彩虹般的色彩令人垂涎。这些颜色都是天然色素,譬如蓝色来自蓝蝶豆,绿色来自班兰叶,红色来自红糟。当时我们都很珍惜,不舍得大口大口地吞下去,而是一片片地撕开来小口轻尝。

源自土生华人的九层糕顾名思义,共九层,寓意长长久久,原意是一层层地剥开来放入口中。Edmond解释道,人生并非一帆风顺,有时候意气风发,有时候阻障重重,无论是开心或低落,路都必须行一程看一程地走下去,失败了站起来,整装后再出发。年老时回望前尘,原来经历了风雨艰辛,尝尽了苦辣甜酸,努力耕耘的岁月编织出靓丽的彩虹。一页页地翻阅,一片片地品尝,就像手中色彩斑斓的九层糕。

我们由衷希望吃喝玩乐之余,加东文化之旅能够让大家深一层了解到先民离乡背井后,广纳各族文化的大气度,为新加坡发热发光。日后回忆起这一趟加东行,原来也像九层糕那样,值得细细咀嚼,开心回味。


(值得细细咀嚼,开心回味的娘惹食品)

主要参考资料
1. Edmond Wong, Kim Choo Kueh Chang的成立背景与娘惹文化的口述, 2017年10月19日。
2. Lily Kong, T C Chang, “JOO CHIAT a living legacy”, Joo Chiat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001.
3. Long,“何谓土生 Peranakan”, http://dragondescendents.wixsite.com/long/peranakan. Accessed 3 November 2017.
4. Philip Chew, “History of Joo Chiat Road”, http://mychewjoochiat.blogspot.sg/2009/03/history-of-joo-chiat-road.html. Accessed 22 October 2017.
5. “Rediscover the East”, URA,November 2004.
6. Shefali Rekhi,“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consecration ceremony: 5 things about the historic temple in Ceylon Road”,The Straits Times January 21, 2015. 
7. “Sri Senpaga Vinayagar Temple” booklet.
8. Vernon Cornelius, “Tanjong Katong”, Singapore Infopedia - NLB Singapore http://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829_2005-01-18.html. Accessed 2 Nov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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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06, 2018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旧址纪行(四)

文章提供:海凡
图片提供:海凡


(四) 武装斗争之路


我是1976年10月上山参加部队。从吉隆坡驱车辗转到边区根据地,抵达第十二支机关队第三中队,正好赶上了第七期新战士学习班——整个七十年代第三中队曾举办过八期新战士学习班,而人数超过六十人的,具有如此规模的,这却是最末的一期了。


(新战士学习班肄业证书与学习材料)

也许有人会奇怪,76年新马两地的社会趋于稳定,经济蓄势待发,怎么还会上山?这是许多年后回顾产生的疑惑,而这却显然是后见之明。因为后来80,90年代新马两地发展起来了,人民生活改善了,社会矛盾缓和了,新加坡甚至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但在70年代,谁能预见那样的前景?那时是百废待兴,工业化的启动,国际游资涌入,劳动密集型的工厂纷纷建立,阶级贫富悬殊,劳资关系紧绷。我脑海里烙印着这样的图景,那年我读高中,和朋友顶下裕廊工业区夜市的一个书摊,黄昏时分,踩着脚踏车,载着书刊要到几公里外去摆摊。半路上,总会与从建筑工地收工回来的母亲相遇。她也踏着脚车,在马路的另一边高声喊道:要小心哦!然后匆匆分头而去。我们都感受到身后那咻咻作响的生活的鞭子。国家应有怎样的愿景?人民要过怎样的日子才合理合宜?对劳苦大众来说,明天是什么样的?在哪里?

1975年的东南亚发生三件区域大事:4月份,红色高棉解放金边;同月,南北越重归统一;12月,老挝成立了人民民主共和国!所谓的“多米诺骨牌论”一时甚嚣尘上。这样的形势在当时极大鼓舞了向往社会主义的青年。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在国际上狂飙似地掀起激进的思潮。只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才能解释革命之声电台那把高昂铿锵的声音。新马泰不少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选择上队践行对一个社会理想的憧憬,不少是出于革命之声电台对他们的影响和召唤。

从近年来出版的文献,人们注意到,奉行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马共的领导层也并非一锤子定音,而是经过了一番波折。


改变斗争路线


1955年12月底,华玲和谈失败后,马共进行的抗英战争,由于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悬殊,兵员伤亡惨重,环境越来越险恶。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在这种形势下,马共中央于1959年10月在昔罗召开了会议,决定转变斗争方式,采取偃旗息鼓、等待时机的方针,同时决定派马共总书记陈平以及李安东、陈田等中央领导人出国,研究马来亚革命问题,开展国际活动,加强与各国兄弟党的联系,以争取国际援助。

而此时,原本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秉持“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中共,除援助越南外,对东南亚各国的革命是保持克制的。中共的这种克制,随着1960年中苏关系全面决裂而发生变化。中共认为真正的革命中心已经转移到中国,理应承担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中共需要透过对其他革命党的支持体现国际主义义务,在周边的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成为中共外援的主要对象。


获财援解除财务忧虑


1961年6月,当陈平等人辗转来到北京,他们与当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会谈时,事情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逆转。邓告诉他们,东南亚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从战略上看,整个地区的形势对他们在马来亚长期来所从事的武装斗争,将变得成熟。他极力要求马共在这个时刻绝对不要转变方针。必须利用整个东南亚即将发生的变化所带来的机会。邓也对马共寻求直接财政援助的建议表示支持,使马共第一次解除了财务上的忧虑。

 马共中央再一次面对转折关头,要改变 18个月前昔罗会议制定的政治斗争路线,重新恢复国内武装斗争。他们不是没有迟疑,“这一次我们得到中国承诺财政援助。然而,这就足以推翻之前的论据吗?……如此积极的决定背后,多少带点勉强。毕竟我们1959年的昔罗决议,并非突发的奇想,而是做了许多分析和自我批评的结果。”(陈平著《我方的历史》第389——390页)


(1965年毛泽东于武汉接见陈平。照片引自《我方的历史》)

1961年9月,马共举行了第十一次扩大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重新确立“将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路线,发布了“积极坚持,逐步发展”的《新方针》。“自1961年底至1966年5月,全党全军坚决贯彻落实新方针,英勇奋斗,党军开始逐步发展和壮大。部队人员从300人发展到800人;共青团少先队员发展到3000人;在我们的周边地区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多个支部、农会、妇女会等,群众支持革命和拥军活动遍及了根据地每个自然村,打破了敌人数次大小规模的围剿。” (阿成回忆录之五《一路艰辛向前走》第333页)

于是,拥有一个宣传阵地,一座地下广播电台的构想,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外事工作的开展,从越南到中国,一步步成为现实。

历史翻到了691这一页 。

(691基地原主要建筑及设施示意图。照片取自网络)

(691基地原主要建筑及设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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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2, 2018

下南洋:早期华人移民

节录自《大眼鸡·越洋人》


红头船,青头船


一叶轻舟去,人隔万重山。鸟南飞,鸟南返,鸟儿比翼何日再归还,哀我何孤单?

没有蒸汽船的年代,中国南方的商船翘起高高的船头,看起来就像海鲸。远航的商船也称为洋船,承载着陶瓷、茶叶和丝绸运往南洋,随着季候风运回木材、大米、土产和白银。海洋贸易跟中国的经济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

农村乡民因为生活贫困,必须出国讨生活的晚清年代,离家的游子、被在中国的中介拐带或欺骗的农民,多数乘坐这类三桅帆船下南洋。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家乡,一离家就是千里之外。那段水路是一场毕生难忘的梦魇,他们只能紧紧的一个挨着一个挤在舱底下,抵受着海浪的颠簸。若是不幸在航行中死去,尸体就被抛入海中,有生之年永远见不到陆地。

来到新加坡的中国帆船有红头船和青头船,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地区。船头分红青两色源自雍正五年(1727年)。清朝为了加强东南沿海船只的管制,规定各省的船只和在船头、船尾和大桅杆上用漆料涂上不同的颜色。自此,下南洋的帆船都油上官方指定的颜色,广东省(包括潮州)出洋的先民乘着红头船,福建出洋的则乘着青头船。

在广东,红船也指18与19世纪,载着粤剧戏班,在珠江三角洲的江河川行的船只。为了方便出入,红船成为戏班食宿之所,一船船地航往各个镇乡,把欢乐带给民众。红船戏班参与反清革命,新加坡成为一些反清人士的避难所。

出洋的船只承载量大,成为与海外联系的重要运输工具,将先民载送到千里悠悠之地。当时漂洋过海来新加坡,全程约一个月光景。踏浪靠的是风力,只有在刮起东北风的季节才能一路顺风。

东北风季节也是年底时分。南中国海风大浪大,能够在顺风下突破天险,破浪安全抵岸,当然要感谢神灵保佑。直落亚逸(Telok Ayer)岸边的海唇福德祠、粤海清庙和天福宫、帕玛路(Palmer Road)的望海大伯公庙和小坡的天后宫都成为广东、潮州、福建、客家和海南五大籍贯人士香火鼎盛的庙宇。

轮船通行之后,来往新中两地的时间缩短了。五天左右便可抵达新加坡。

滚滚红尘间,波澜壮阔的下南洋的年代已经以飞机取代,不变的是新加坡依然是座移民城市,各种族各籍贯仍然保持着某些祖先遗留下来的习性。华族所经历的是华侨、华人、华裔的进程,身份认同上以“新加坡人”共同进退。虽然如此,多数民间组织还是以宗族籍贯的管理形式进行,例如福建会馆的文教组织办理得有声有色,许多新加坡人都参与福建会馆的活动,不过管理层是福建人。同样的,义安公司由潮州人管理,广惠肇碧山亭、广惠肇留医院和养正基金由广东人管理,显然有一条只可意味,难以言传的“根文化”的感情线。

先民下南洋,面对着茫茫大海,方向莫辩,于是在船头漆上鱼眼,以便有朝一日认路回航。粤籍人士将有一双眼睛,形象颇像大公鸡的帆船,称为“大眼鸡”。


(乘着帆船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的年代。杨英风雕塑,连瀛洲捐献)


何处是南洋?


南方人的字典里,“下南洋”曾经是一个独特的词汇。

历史上,“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一样代表着人口大迁徙,无论是闯、是走或是下,都一样隐藏着浓浓的亲情与万般的无奈,差别在于关东、西口都是陆路,南洋则面向海洋。

根据李金生的考究,广义的南洋的概念源自清末。清末民初的年代,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和马来亚的数目激增,甚至因此认为南洋就是新马的别称。就一般的共识,南洋指的是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有人认为南洋的涵盖面应该更广,分布到更遥远的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附近的太平洋诸岛,不过这并非一般的共识。 

按照老人家的说法,当年离开家乡,若是去菲律宾,大家都说去吕宋,泰国则称暹罗,越南则称安南,印尼则称巴城(巴达维亚,后来的雅加达)、巨港、棉兰、泗水等,只有前往新加坡和马来亚(后来的马来西亚)才称为下南洋。因此学术的南洋和民俗的南洋,理解上是有分野的。


先民文化


1570年,也就是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的前一年,马尼拉已经有约五十名华人聚居。此后,马尼拉的华人逐渐增加,每年都有约二十艘中国商船抵岸。殖民地政府一方面欢迎华人通商贸易,另一方面则对华人采取“谨慎应付”与“绝对武力对付”的策略。

1603年,明朝官员张嶷等人带着官印,大摇大摆的在马尼拉出入。张嶷出差的原因是传闻吕宋岛上有座奇山,山上的树能结金豆,朝廷委派他前往考察。 

那个年代,欧洲的科技已经相当先进,西班牙人怎么也不相信在这个摆脱了天圆地方,进入日心说的新时代,中国这个大国竟然迷信树会长黄金。他们怀疑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做法,动机是策动华人内应,挥军对付西班牙。

西班牙先下手为强,动用枪炮杀死了两万多名华人。事发后,西班牙派使者到广州和漳州汇报,表示马尼拉有一群暴民造反,事件草草了之。此后一个半世纪间,华人继续涌往马尼拉,西班牙四度屠杀华人,约七万多名华人死于非命。 

吴秀兰祖籍晋江,在新加坡出生,目前是一名公务员。去年在国家博物馆的某次导览,吴秀兰是其中一名访客,她告诉我有关她的家族的故事,原来其中一脉早在明朝之前就已经去了吕宋。有些则留在家乡。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进入广州、泉州等地创建教堂,吴秀兰的先辈接受洗礼,成为教徒,吴氏祭司家庭的四个儿子都是最早期的本土神职人员。


(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1863年创建,历时25年才能完工。此后多次受到破坏,最后一次大修于2006年完工)

中国解放前,吴秀兰的父亲对神职的身份深感不安,害怕共产党跟过去明神宗“百年禁教”(1586年)和清朝年代驱逐传教士那样,以打击外国宗教为名,惹来杀身之祸。千思百虑后他决定走南洋路。当时有些亲人留在原地,不过并没有遭遇到想象中的状况。

吴秀兰的父亲来到新加坡落户前,曾经去过马尼拉,想投靠移民到当地数世纪的“亲人”。这些亲人不愿接受蒙古人统治,早在宋末元初年间已经扬帆逃到吕宋了。先民早有遗训,每一代的大儿子死后都必须改姓赵,也就是在墓碑刻上宋朝皇帝的姓氏,以表忠心,不忘其本。

啊!一部春秋史,难言孤臣泪!


(泉州牧师大会,大哥吴封俊坐在第一排左六。最小的弟弟吴封波站在第三排左六,二兄吴国忠站在第三排左七,许声炎站在第三排左八。后来广东福建等地的牧师担心被共产党迫害,有些离开了家乡。照片由吴秀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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