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湖

小学时，学校四楼有间小小的音乐室，每个星期两节音乐课是天堂。年约六十的陈老师说她很感激校长让她自由发挥，不需要盲目根据教育部的教材，她可以随心所欲，介绍简单易懂的世界民歌名曲给我们。

多年以后才明白舍弃好端端的教育部音乐教材不用，把世界名曲引入小学堂是多么费神费力的事。我也很感激陈老师对音乐的激情。

世界因为有激情，向现实挑战的性情中人而美丽。

陈老师让我认识在苏格兰这个世界上某个角落的国家有个叫做罗梦湖的淡水湖泊。罗梦湖是什么样子的？老师说闭起眼睛，用心聆听潺潺的钢琴声，唱出心里的憧憬，罗梦湖就会出现了。

(罗梦湖 Loch Lomond, Scotland. c.1990s)

在美丽的沙滩在美丽山坡旁，那阳光照耀着罗梦，是我们常去游玩的地方，在那美丽美丽罗梦的岸上。

呵你走那高原而我走那平路，我将先你到达苏格兰，但我们由此就要分手，在那美丽美丽罗梦的岸上。

因为有激情，所以才会圆梦。很庆幸自己有生之年能够数度在英伦定居，火车沿着海岸线北上苏格兰，圆一个少年时代的梦。原来早在1841年，罗梦湖的英文版本The Bonnie Banks o' Loch Lomond已经发表于世了。

By yon bonnie banks and by yon bonnie braes
Where the sun shines bright on Loch Lomond
Where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 Loch Lomon'.

Oh, ye'll tak' the high road, and I'll tak' the low road
And I'll be in Scotland afore ye
But me and my true love will never meet again
On the bonnie, bonnie banks o' Loch Lomond.

罗梦湖位于苏格兰中部，长39公里，宽度在1.2 公里至8公里之间，平均深度37米，最深处190米，是英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我们的邻国印度尼西亚也有个美丽的的淡水湖叫“多峇湖Lake Toba”。多峇湖位于苏门答腊岛北部海拔900米的高原上，距离棉兰市约175公里。

多峇湖是个火山湖，是在七万余年前的一次超级火山爆发形成的。多峇湖长约100公里，宽31公里，大约相等于两个新加坡，而湖中的沙摩西岛（Pulau Samosir）则和新加坡不相上下。多峇湖少了1841年便开始流传的凄美的情歌，比不上罗梦湖的人气，不过多峇湖也有幽怨的故事。

(多峇湖畔峇达人的村落，1992)

（峇达人的传统建筑，牛角挂在羊头上，1992）

远古的传说有多种版本，这是其中之一：从前，有一个渔夫住在多峇山的峡谷中的小屋里。小山环抱着小屋，小屋坐落在河边。有一次捕鱼时，渔夫网中一条非常特别的大鱼。他把鱼放在小屋里，踱出屋门，思忖着如何美餐一顿。当他回到小屋时，却惊奇地发现那条鱼已经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正在为他做饭。渔夫爱上了姑娘，问道：“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姑娘提出渔夫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曾经是一条鱼，万一他食言，就意味着眼泪、分手和灾难，如果渔夫答应她的条件，她就嫁给他。渔夫欣然应允。

随后他们与独生女儿幸福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女儿长大以后，母亲总让她给种田的父亲送午饭，不幸的是她有一个贪吃的坏毛病。一次，她把应该送给父亲的食物全部吃光了，当农夫发现女儿在街上大吃大嚼，怒火中烧：“你这个鱼的后代，你想造反啊！”

女儿回到家里，向哭泣的母亲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母亲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让女儿赶快逃到山上去，躲避即将发生的灾难。刚过了一分钟，就发生了地震，紧接着洪水泛滥，很快便淹没了这个地区，农夫和女儿都被洪水淹没了。姑娘变回一条鱼，从此没再出现。经年累月后，这个地区变成了今天的多峇湖，小山则变成了沙摩西岛。

沙摩西岛原是一个半岛，在岛的西边有一宽仅200公尺的土地与陆地连结。1906年荷兰人在此处开通一条运河，从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小岛，在当时的居民心中造成莫大的恐慌，担心沙摩西岛将会沉入湖中。

沙摩西岛是峇达族(Toba Batak)的故乡，开化前曾经是一个食人族，据说最后一次把犯人的尸体剁成肉泥，加上各种酸酸辣辣的调味品生吃也只不过是1816年的事，距今还不到两百年。德国传教士Normanton引入基督教，峇达人信奉基督教后，才改掉食人的习俗。峇达人Hendrick是北苏门答腊的末代皇帝，他留学荷兰，思想开放。1945年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独立，Hendrick被杀，结束十四代皇族统治，还政于民。

（北苏门答腊的末代皇帝Hendrick是峇达人，1992）

（从棉兰前往多峇湖途中，Berastagi市容，基督教与回教并存，1992）

（峇达民族舞）

1990年代，新加坡还有好多旅行社承办多峇湖四日游，我最觉得写意的莫过在阴凉的湖边坐落一个黄昏。也很怀念设在小山坡的茶坊，高原略带寒冷的气候下，那杯姜茶驱走多少寒意。也忘不了那位沙摩西岛上卖织成品的年轻小妹，直说我的未来老婆cantik（漂亮），我说他俩saling saling（彼此彼此），两人兴高采烈地合照，保留了20年的照片还没发黄，但年轻小妹何处去？

（Sipiso-piso瀑布旁看多峇湖，茶坊就在左角，1992）

（Sipiso-piso瀑布旁看多峇湖，茶坊就在左角，1992）

（沙摩西岛上Tomok Village的年轻小妹，买什么都好，一律半价成交。1992）

1998年一场轰动全球的印尼排华事件，棉兰20%的华族人口也受影响，一时间风声鹤唳，有钱的印尼华人都往外跑。从此，新加坡旅行社不再承办多峇湖之旅，多峇湖似乎与我们越来越遥远了。

别让城市太拥挤

配合2011年5月15日淡然落幕的双年展（Singapore Biennale），国家博物馆的圆形大厅入住了一个用传统植物素材藤与竹创作的立体模型“Compound”。跟一位在博物馆工作的朋友倚在二楼的栏杆旁，俯视着这个利用模块方式叠合成的艺术品，朋友说现代艺术徘徊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很难欣赏，艺术家似乎尝试为城市定位，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

朋友欣赏艺术的角度不同，他喜欢水墨画和希腊雕刻所散发的灵气。人间境界真善美，科学追求真，宗教追求善，艺术则追求美，现代艺术如果真有美感，似乎美得太笼统，难以捉摸。博物馆华文义工惠萱曾经给我们上了一堂非正式的美术课，最近参观双年展后对我说，以前我们学的是美术，现在所学的不叫美术，美术已经转型称为“艺术”。

的确，现代艺术，所捕捉的不是永恒的美感，而是时空转换的过程，在乾坤大挪移中提供想象的三维空间。我们观赏着同样的创作，体会可以完全不一样，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如果点得太明，反而失去心灵的震撼。就好象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微笑”，梨涡浅笑中带着些许暧昧，多年来人们还在解读着微笑的含义，乐趣融融。

(张大千：写意荷花。传统水墨画的意境在于淡中出真味，常里出英奇。)

（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的微笑，暧昧。）

当我们多花点时间，慢慢细嚼双年展艺术品，可以感受到现代艺术家通过充满时代感的表现手法，对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城市提出反馈。现代艺术的呈现手法已不局限于平面绘画或立体雕刻，而是有声有色，味道则由访客去发掘。

Compound是柬埔寨艺术家Sopheap Pich 的作品。Sopheap Pich于1971年在柬埔寨出生，目前在金边定居。他在美国芝加哥与法国巴黎学艺术，回到柬埔寨从事绘画工作，后来自我转型，使用当地农村的现成材料如藤、竹及麻布，从事立体艺术创作。Compound使用简单的模块方式，叠造出大型的城市结构。

（柬埔寨现代艺术家Sopheap Pich，以藤、竹与麻布等当地农村现成材料创作。2011）

Sopheap Pich表示，Compound的灵感来自快速的城市发展及发展过程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纵观历史，建造与拆除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我们是否能够只有建造而没有拆除？”

如朋友所说，现代艺术需要解读，而艺术家本身也未必能够贴切地解读艺术的含义，只能笼统地介绍创作动机。在朋友眼中，Compound只不过是我们童年时司空见惯的鸡笼、鸽子笼和猪笼的集成品。

（Compound，堆砌的城市.2011）

朋友的另一类解读方式其实给我不少灵感。在我眼中，Compound所表达的是一个拥挤的城市，在这个寸步难移的现代空间，人的生活素质正开着时代的倒车，跟当年被困在笼子里的家禽其实没有两样。当人们为家禽请命，禁止虐待动物时，可曾尝试换个位置来看看自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把我们从尘市间抽离出来眺望，我们是不是也像笼中鸟，受困在拥挤的城市中，付出昂贵的价格，却牺牲人性的尊严？城市是否真的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

（城市太拥挤，我们人也是家禽野鸽，付出昂贵的价格，却买不回生活的尊严。2011）

在有限的土地上，sky is the limit，城市只有往上发展的空间；在发展的过程中，个人的“安全空间”其实很狭隘，甚至不受尊重的。 Compound的每一个模块都是透光的，城市中人不是光明正大的被监视着，便是在偷窥与被偷窥间生活，没有隐私可言。

如猪笼的模块竖立起来，围绕着城市，像宗教建筑，但更像导弹。发展拥挤的城市的过程是否也是逐步自我毁灭的过程，现在种下的因，是后人所必须承受的果？

而城市也是金钱价值的欲望追求，城市的土地与空间都可以通过金钱来衡量，我们乐于被锁在有限的半空中，妄想着土地给我们带来一生追求的财富。

生活在新加坡这个城市，我们没有躲避的选择。新加坡没有生活费较低廉的乡村，厌倦城市生活后可以避世，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寻找自己，整装待发。我们受困在城市之中。
你以为呢？

金鱼缸外的世界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们习惯在某一个圈子里过活，很多时候已经忘记了小圈子外还有个大圈子，大圈子外还有个更大的圈子。

金鱼缸内看外头的世界，因为通过厚玻璃与弧度，一切都变了形，可是我们总以为所看到的是真实的。当我们踏出圈子，看见另一个蓝天的时候，或许只是进入更大的金鱼缸，蓝天白云其实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蓝天白云。

偷得浮生半日闲，一窥金鱼缸外无垠的星空，苍茫大地，谁主浮沉？星空下有什么解不开、放不下的人事情仇？

（2010中秋夜，仰望夜空）

烟宵微月澹长空，银汉秋期万古同。
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
                                                       --白居易《七夕》

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
度过那道银河水，来到云彩国。
走过那道银河水，该向那儿去？
                                                       --儿歌《小白船》

星空中气势磅薄的银河叫人神往。银河是天上的河流，小白船越过银河，飘向西方；牛郎织女鹊桥相会，鹊桥就铺设在天河之上。夜空中的牛郎星是天鹰座中最明亮的星星，在银河的东岸；织女星是天琴座中最明亮的星星，在银河的西岸。由于这两颗恒星清晰可见，容易辨别，所以郑和下西洋时，就曾以织女星作为航海的导航标志之一。古希腊人认为银河是天上的神哺育婴儿时流淌出来的乳汁，称它为牛奶道（Milky Way）。

（银河，德萨斯州，Texas）

牛郎星距离地球16光年(1光年约为 10万亿公里)，织女星距离地球26光年，牛郎织女相距16光年，如果牛郎给织女拨电话，织女得等到16年后才能听到牛郎的声音。"七七相会"那道桥，肯定比光还要快上16光年。

(牛郎织女如何喜相逢？)

地球是太阳系里八个行星之一，冥王星（Pluto）质量小，被重新定义为矮行星，从九大行星中除名。地球上山河壮伟，海洋辽阔；一旦天云变色，地震海啸，火山台风，破坏力无穷。为地球带来光和热的太阳的体积比地球大一百万倍，质量是地球的三十万倍。地球在太阳的表面，只是一颗小黑点，还比不上太阳上的黑子（sunspot），地球与太阳相比，微不足道。

太阳也不过是银河系里一颗普通的恒星，银河系里有二十亿个与太阳类似的星球；至于比太阳质量大几十倍，光度比太阳强一百万倍的星星比比皆是。银河之广不可思议，我们用光的速度来旅行，飞到银河系的中心得花上三万多年（三万光年），抵达目的地，有缘一见银河真面目的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千代子孙。

（朝阳是否天天升起？还是正处于宜居期？摄于我家附近）

月亮绕地球转动，地球及其他行星绕太阳运转，太阳和其他银河系的星球也是一样的绕银河系的中心运转。地球自转需时一日，月亮绕地球一周需时一月，地球绕太阳一周需时一年，太阳绕银河系中心一周需时一星系年（galactic year），一个星系年等于二亿五千万年。将天文数字推算一下，天上仅一秒，人间已八年！

银河系在整个宇宙里，其实只不过是一粒小沙石，类似银河的星系有三十亿，这个空间的直线距离有十亿光年，宇宙大不可测，遥不可及。

地球绕太阳一周，过程中缔造了春夏秋冬。春天万物复苏，植物种子发芽生长，由一粒种子延长出根茎叶花，由花结出果实，果实成熟时，植物进入秋收冬亡，一个生命期结束。春夏秋冬引发生老病死的循环，主要因素是温度的变化，温度适中是生存的条件。

银河系绕着更大星系运转一周的过程，也一样会产生类似地球绕太阳一周那样的生与死的过程。因此，地球生命的存在，只不过是在极热与极冷之间的合成品，就像植物一样，在宜居的环境中由一颗种子萌芽，开枝散叶，花粉传播生命，生生不息。外在环境不再宜居时，枝叶凋零，等待下一个气温怡人的春天，生命重新开始。以星系年来演算，下一个春天或许在二亿余年之后？

（当生命进入残冬.....）

当然这只不过是尝试解答“我从哪里来，该往哪里去”的许多探讨生命起源的模式中的一个，把我带入这另一类思维领域的是Stephen Hawking（1942-），近期出版的“ The Grand Design” 深入浅出，不妨一读。

Hawking has said; “One can't prove that God doesn't exist, but science makes God unnecessary.”

“完美”都市 A fine city

Singapore is a fine city. 我们已经学会自嘲说新加坡是个完美的城市，也是个罚款的城市。在行人过道50米以内过马路罚款50元，在MRT进食罚款500元，乱抛垃圾、公共场所抽烟等都以金钱挡灾。如果通过fine真的可以塑造完美的国民、优雅的社会那还好办，fine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没优雅起来，我们的城市是外表的fine，不是骨子里的fine。

乱过马路，以每一通罚款50大元来计算，若没被执法人员逮个正着就等于赚了50大元，以此计算，这辈子不晓得赚了多少冤钱，或许可以买一间袖珍型公寓了。第一次发这种50元的发财梦还没成年。话说当时还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念书，所谓念书，其实是在学会搞学生活动的时间远远超过读书时间。父亲总是埋怨从来没看过我们这样子读书的，起早摸黑，天蒙蒙亮就出门，夜阑人静的时候还没归家，星期六星期天也回校不误，难道家没有一点值得留恋之处吗？

（行人过马路安全运动Road Safety Campaign c.mid 1970s）

当时确实有好些同学为了学生活动跟家人闹得不愉快，搬出来在学校附近金文泰租房子，同屋共住。我们搞学生活动称为“搞工作”，这些同学当然是“工作伙伴”了。我们的工作伙伴热火朝天干劲高，似乎都本末倒置，工作搞得超好，功课则一塌糊涂，大概已经忘了来念书的最原始的目的。结果三年的文凭课程，有些伙伴一年“毕业”，被校方请出大门，有些伙伴读了五年最长期限还是毕不了业，同样得忍痛离开校园。

当时学会中一个多才多艺的会友KM口琴手风琴歌唱相声样样精通，是个不可多得的演艺人才。某一个深夜十一时许，我们乘着同一辆209号巴士，从Dover Road直到Hill Street 警察局（现在的MICA）前下车，我们都十分惊讶。我的家就在警察局前车站对面，窗口对着车水马龙、灰尘滚滚的“水仙门二马路”，到了半夜，偶尔会有汽车驶过。KM说他回阿公的家，阿公就住在车站斜对面咖啡店旁的仰康药行后面。中学时后面的水仙门大厦刚落成，他还常跟着老表们在水仙门大厦内追逐。我也常跟弟妹们在里头玩捉迷藏，地方大又有冷气，是另一类充满新鲜感的游乐场，可是我们都对这另外一组人没半点印象。

(我们就是这样从车站越过马路，赚取$50. c.1970s)

（仰康药行在图左方。c.1970s）

（仰康药行装潢。当时的药行只卖药，不像现在的药行像杂货店。c.1970s）

站在车站，左边是天桥，右边是交通灯。反正夜已深，警察局内的警察也大概在打瞌睡了，我们就越过马路吧！一二三四，我们越过了四条车道，抵达“彼岸”，彼此为各赚五十元，合赚一百大元而沾沾自喜。在那个年代，五十元可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哩！

原来50元是这么好赚的，以前赚到的都没记账，似乎是白白浪费了，以后赚到的，可要好好记起来。自此以后，手法越来越熟练，赚多了反而觉得是种罪过，尤其是生儿育女之后，才明白fine的苦心，只希望下一代能够好好地过活，不希望他们在虎口下遭遇到原本可以避免的意外，过马路前总会思考一下，给下一代树立正确的榜样。

（仰康药行旁河边的大华茶室，著名的卤鸭和旁边的大华肉挫面。c.1970s）

后来KM和我都进入NTI继续另一轮学生生涯，他还活跃于学生活动中，而我则跟学生活动越走越远。

跟老婆提起“乱过马路”的陈年旧事，她说其实还有学生优惠价的。当年她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姨还是个学生，在Parkway Parade前没有遵守行人交通规则，被便衣警察拦住，打个四折，只收20元。她怕被父母骂，结果姐妹同心，由老婆写支票了事。

你还记得新加坡在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正式落实行人过马路罚款法令吗？

1977年7月1日。

A&V years

Some time between 1964 and 1967, National Panasonic（那申纽） set up a show room at North Bridge road opposite St. Andrew Church. Although the National showroom was squeezed in between Capitol Theatre and Bata, the neon brightened up the sky at night and made it a prominent landmark.

(North Bridge Road. c.1970)

My grandmother would bring me to National to watch free TV programmes when the night fell. Two TVs were showing Chinese news in black and white, and English news for the other two. The TVs were like bulky cabinets which housed the assembled picture tubes and electronics. Switching on the TVs in those days required a lot of patience. It usually took more than a minute or two before the sound and picture appeared. It also went against the theory of light travels faster than sound. We usually received sound a couple of seconds earlier than images.

Broadcasting in Singapore began on 5 May 1923 when Radio Singapura was established as the first local mass market radio service. 40 years later, on 15 February 1963, Singapore launched the first television service through Televisyen Singapura (TV Singapura) under Radio Television Singapore (RTS). The inauguration of regular television broadcast took place on 2 April 1963 with four hours of English programmes daily in Channel 5. Channel 8 was introduced on 23 November 1963 to broadcast programmes predominantly in Chinese.

(Typical "1st generation" bulky B&W TV found in Singapore)

RTS became part of the Singapore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SBC) in 1980. SBC was fully privatized in 1994. Television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TCS) took over the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arm of SBC and Radio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RCS) took over the radio broadcasting arm of SBC.

In 2001, the broadcasting groups were restructured again into Media Corporation of Singapore (MediaCorp).

The changes from RTS, SBC, TCS, RCS to MediaCorp were too complicated for ordinary folks like us. For the general mass, the concern was to receive valuable AV entertainments to brighten up our days.

(Classic from RTS: 王沙野峰，1970s)

（Classic from SBC: 红头巾，1986）

（Classic from TCS: Stepping out, 出路，1999）

（Classic from Mediacorp: The Little Nyonya，小娘惹，2009）

Despite the long history of radio broadcast in Singapore, I only owned the very first palm size portable AM radio in 1974 when I was a secondary one student. It took me tremendous effort to convince my dad to buy one at a price of less than $10. The reason I provided was that we did not have a TV at home to receive news on time. I felt extremely handicapped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the next day. The most cost-effective option to bridge such gap would be a small radio. After weeks of consideration, dad finally decided to buy a transistor radio as a gift for my secondary education.

（Portable AM transistor radio）

In the same year, colour TV was brought in to Singapore market although Singapore broadcasting technology had yet to be fully colour-ready for quality signal transmission. In July, I went with my neighbour to People’s Park to watch a midnight live telecast world cup final between Germany and Netherland. People’s Park was flooded with crowd to watch the football match in colour. Netherland was the favourite as hot as their orange jersey. They even scored an early goal. But eventually Germany displayed the finest teamwork and greatest efficiency in alignment with their traditional black and white outfit and won the match 2:1.

From a portable radio, we advanced to own a portable black and white 16” Philips TV in 1977. Apart from paying more than $300 for the TV, we had to fork out another $100 to install an outdoor TV antenna outside the window. The reception remained bad with the antenna. We were told that where we lived was too close to Fort Canning. The TV signal was partially blocked by the 60m hill and partially affected by the huge telecom radar fitted on top of the hill. We could install the antenna at the roof top just like our neighbours but this would cost a few hundred dollars extra. We chose not to spend precious money.

The 16” B&W TV brought us many enjoyable nights. Of the four channels (5 and 8 are Singapore channels, 3 and 10 are Malaysia channels), we usually locked on to Hong Kong serials such as 三国演义、小李飞刀、陆小凤、变色龙 and 网中人. On Sunday afternoon, Channel 8 used to show Cantonese films acted by 谢贤、胡枫、刘嘉玲、陈宝珠and many other famous Hong Kong stars. On special occasions, we would switch to Channel 5 for Malaysia cup and British FA cup live telecast.

During my national service days, we accumulated enough to upgrade to a 20” Philips KT3300 colour TV at $600+. I remembered the TV model so well because soon after not long, I joined Philips Video Factory in Toa Payoh and learned that KT3300 was the most reliable model. It did not have the common hiccup problem (cracker sound that could cause heart attack as and when. It usually diminished after a few weeks) during run in period as faced by many other TVs produced at that era. KT3300 las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However it could not outlast our very first B&W TV which was only given away 2 years ago at fully functional condition.

(Highly innovative advertisement)

Since then, we witnessed the rapid wave of technology changes over time. From CRT, it developed into flat square tube (FST), projection TV, HDTV, plasma, LCD, LED and 3D. In 2004, I visited Japan NTT Cyble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y Group (Yokosuka) and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4D technology which has yet to be commercialised today. We were like boarded a yacht riding in giant wave without having to put on 3D spectacles, and yet we experienced the 3D effect and the familiar kind of sea sickness! The demonstration was virtual but the feeling was exceptionally real.

(Outside NTT Cyble Communications Lab Yokosuka, 2004)

Since then, we also kissed goodbye to our very first portable radio. Step-by-step, we moved on to 2-in-1 radio cum cassette player, stereo radio, and HiFi with multiple modern features and surrounding sound effects.

(Portable stereo radio cum cassettee player and recorder)

Today, we are also able to access to radio broadcast through handphone and computer. We do not have to dial a fixed line or use a mobile phon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not forgetting that we have to pay huge overseas fees to telecom companies. We can simply download Skype and enjoy free AV communication over internet. We watch MediaCorp programmes through starhub cable. We could also watch many TV programmes and live broadcasts through the net.

(Kissing goodbye to $110 TV license fee from 2011 onwards)

Despite all these technology changes, what amazed me most was that we still had to subscribe to the legacy of paying the compulsory radio and TV license fees. Over the years, no one in the government was bold enough to abandon such out-dated practice until the recent year 2011 budget announcement. Perhaps it was also staged as a gift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洪门弟兄（7 of 7）- 传说

1914年柔佛并入英殖民辅政的“马来属邦”，1917年废除港主制度，1919年义兴公司被令解散。经过六十多年风雨沧桑岁月后，椒蜜王国就此解体淹没。随着柔佛州椒蜜业停止生产后，那些开发出来的土地都纷纷改种树胶。开荒的华人劳工，仍然继续在蕉风椰雨中奋斗着，奠定农产繁荣的基础。

（入党宣誓：自入洪门之后，必要顺天行道...自入洪门之后，必要尊老爱幼....）

新山华社流传的“一山一庙一校”，是义兴公司这个传奇性组织的的统合格局。柔佛义兴公司虽以潮州人为主，但由于其“独尊”地位，其它籍贯人士亦加入该组织，使它成为一个跨方言群的本土化民间组织。

(义兴公司收据)

义兴公司领导新山华社期间，当地的华人神庙、公冢及学堂，没有明显的分帮立派的色彩，新山“五帮”（潮州、福建、客家、广肇和海南）协调分配，共同供奉柔佛古庙的五尊神祇，共同使用中华义山，共同扶持宽柔学校的发展。1922年成立的柔佛华侨公所，以及在战后成立的新山区中华公会都秉持着当年的义兴传统。

中华义山是当地最古老的华人坟山，从山脚下拾级而上，不出百米即可见明墓。明墓并非明朝之墓，墓中埋葬的也不是先人遗骨，而是义兴公司的账本和108位先烈的神主牌。当年柔佛义兴公司被令停止活动后，1921年建立明墓以纪念这些早期反清复明的义士，包括“候明义士” 陈开顺， “奉天合之一道，一片丹心，反清复明，以顺天意之同流。”

（中华义山，明墓）

义兴在解散时将公司所存的余款二万元（约为当时四个港区全年的收入）尽数捐献给1913年创办的宽柔学校，绿水青山度绵长，对宽柔的发展影响至深。宽柔学校发展至今，已有宽柔五所小学、宽中二校与南方学院，学生约二万人。从无到有，再延伸至大专之道，宽柔走过百年路。而新山中华公会和宽柔诸董事至今仍然每年春秋两祭“明墓”，以纪念当年义兴公司对华文教育的贡献。

（宽柔学校）

如果说中华义山代表过去，宽柔学校代表未来，那么柔佛古庙则是衔接过去与未来、神界与尘世的媒介。古庙何时建立已不可考，根据庙内刻着同治乙亥年的洪钟，可能在1865年或更早。古庙于1870年由当时新山义兴公司领导人陈旭年兴修扩建，取名柔佛古庙。柔佛古庙同时供奉元天上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华光大帝和赵大元帅五位主神，由五帮分配奉祀，体现了“五帮共和”的思想。

（柔佛古庙，2010年与1950年）

据说古庙游神的风俗也从那时开始。 每年农历正月二十，古庙里的五位主神由信众请至中华义山下的行宫。正月二十一傍晚，五神乘坐的轿子次第出宫，一直持续到凌晨，在正月二十二由信众护驾回庙。对于新山人来说，或许那才是为春节所画上的最完美的句号。

（古庙内的洪钟，同治乙亥年是1865年）

（华光大帝是古庙供奉的五位主神之一）

（1960年代，柔佛古庙游神，警察还穿着短裤）

（柔佛古庙游神，2009）

柔佛就在新加坡兀兰对岸，隔着一道只有一公里的新柔长堤。传说中最美的距离是两岸，因为有两岸，我们能够两望烟水里，逐步挖掘出一篇篇摄人心房的古老传说，衔接出先人离乡背井、垦荒求存的动人故事。在这段凭着业余嗜好，搜索新马两地洪门事迹，尝试把点点滴滴串联成合理的“剧情”的时刻，发觉原来禅心未死，还有深深感动，甚至偷偷流泪的时候。我们和那个年代的“他们”，其实也隔着一条河，我们和“他们”，也正站在桥的两岸。

《两岸》—小曼

因为两岸/才有相望的眼/才有相待的心/才有相思的梦
因为两岸/才有相逢的激情/才有相送的无奈/才有回忆的倒影
因为两岸/心和心之间/恒有一座不坠的桥/传说中最美的距离是两岸/

洪门弟兄（6 of 7）- 新柔华人一线牵

传说中最美的距离是两岸。我们在新马的生活与文化背景有许多相近之处，长堤见证了两地的社会发展，也成为联系两地的桥梁。每天清晨，一群新山人起早摸黑，越过长堤来新加坡工作；下班后越过长堤，回到万家灯火的对岸。

(新柔长堤)

1923年长堤落成之前，往来新马以渡轮代步，时光往前推至1844年，Temenggong Daing Ibrahim发出一张“港契”后，陈开顺率领潮州侨乡从新加坡到柔佛拓荒，种植甘蜜与胡椒，成为陈厝港的港主，塑造了新柔华人一线牵的历史命脉。

（1923年前，川行新马间由渡轮代步）

为了配合当时柔佛经济和社会发展，陈开顺采取各种措施化除柔佛义兴公司私会党的形象，致力为该公司转型，成为有正当宗旨和目标的社会组织：

1. 商业化，从事正当行业。陈厝港开发以后，义兴公司按照市场需要从事商业活动，主要经营甘蜜胡椒的种植与买卖，而不单只是捞偏门，如鸦片烟馆、赌馆、妓院等。

2. 纪律化，去掉私会党不受纪律约束的原始属性。柔佛义兴公司成员按照生产程序，致力把荒地开辟成甘蜜园和胡椒园，并把甘蜜和胡椒成品销往各地，按规定期限向柔佛王室缴纳税收，同时参与维护当地社会安定的活动，使柔佛义兴公司成为一个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华人组织。

3. 公民化，遵守当地各项法律，努力为当地社会作出各种贡献，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成为当时柔佛苏丹安邦定国的良民，社会地位显著提高。

有鉴于此，Temenggong Daing Ibrahim之子Abu Bakar继位后，于1873年颁布《柔佛统制港主法令》，第十三条明文规定“港主应遵守先王所颁布之命令，不得于‘义兴’之外另立会党”，间接承认“独尊义兴”，一党独大的合法地位。

1855年，陈开顺得到Temenggong Daing Ibrahim的许可，率领人马开辟Tanjung Puteri，以取代25英里外的哥打丁宜（Kota Tinggi）的旧柔佛(Johor Lama)。陈开顺建立柔佛州第一所警署，并担任警署署长，有效地保障该地的社会秩序。过后，他迎接王室和行政人员，搬迁至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城市，命名为新山（Johor Baru），成为柔佛的首府。

（Johor Lama，今日的宁静小镇）

关于新山这个中文名，有各种说法，比如新山当年的华裔先贤习惯把对面的兀兰（Woodlands）称为“老山头”，而把“Johor Bahru”称为“新山”。另一说法是当年潮州人多，Johor Baru成为小汕头，既然汕头在潮州，那么Johor Baru这个小汕头就称为新汕头吧！新汕新山，新山便由此得名了。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10/09/12/%e6%90%ad%e7%81%ab%e8%bd%a6%ef%bc%8c%e6%b8%b8%e6%96%b0%e5%b1%b1/

还有一个可能，柔佛从Johor Lama迁都到Johor Baru，等于从旧山迁到新山，取名“新山”显得顺理成章。

（新山的古与今，据说新加坡的店小二餐馆在此新山烧鸭店取经）

话说回来，1890年新加坡社团法令生效后，英殖民政府封闭海峡三州府义兴公司的活动，以打击私会党。 相较于新马其它地方，帮派械斗及土地争夺之事，在柔佛开拓发展史上是比较少见的。其中很大原因，在于义兴公司是受到柔佛王朝认可推崇的华人组织，同时也是早期柔佛华人社会凝聚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