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Armenian Church of Sain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欧洲城市纵横游，几乎每一堵墙每一片瓦都蕴藏着属于它们的故事，历史是写在建筑上的。

漫步在新加坡市区，映入眼帘的，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在红花绿叶的簇拥下熠熠生辉，展现出新加坡当代经济建设的非凡成就。不过在新加坡市区与边缘各式各样的现代化的建筑群中，依然散落着一些年代不同、风格迥异的古老建筑。回眸一望，许多历史景象如金鱼缸外的世界，模糊不清，多姿多彩民族性鲜明的城市正逐渐向国际化都市看齐。还好有些历史性建筑仍然屹立在一片方土上，随着时间的沉淀与有心人的逐步探索，丰富了它们的内容。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记录了新加坡不同时期的经历。看着这些建筑，难免令人对新加坡短暂但多元化的史迹另眼相看。

（Armenian Church. 2010）

1973年7月6日被列为新加坡历史古迹的亚美尼亚教堂（Armenian Church）位于禧街（Hill Street）中华总商会对面，教堂的背面紧挨着亚美尼亚街（Armenian Street）。圣洁优雅的亚美尼亚教堂是一座融合了古希腊传统的古典建筑：三角楣饰、柱子与台阶。教堂的南、西、北三面门廊可见到 Doric Order 和Ionic Order 的圆柱，四面突出的门廊则展现出古希腊神殿所代表的庄严和平。教堂在尖塔外观的方形结构下，内部的空间格局却是圆的，建筑师的巧思令人赞叹。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11/armenian-part-1-of-2-vanda-miss-joaquim.html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11/armenian-part-2-of-2-from-ancient-times.html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08/10/26/%e5%8d%93%e9%94%a6%e4%b8%87%e9%bb%9b%e5%85%b0-%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4%bc%a0%e5%a5%87/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09/06/18/%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4%ba%ba%e7%9f%a5%e5%a4%9a%e5%b0%91%ef%bc%88%e4%b8%8a%ef%bc%89/

亚美尼亚是个位于高加索（Caucasus），靠近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国家，西临土耳其，北有格鲁吉亚，南有伊朗，东为阿塞拜疆，是个被回教包围着的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基督教为全国信仰宗教的国家。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得到了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的帮助，竟然治好不愈之症，于是定基督教为国教。亚美尼亚自1922年起是苏联的成员国之一，1991年苏联瓦解后，亚美尼亚独立。

（Armeni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亚美尼亚所属的这个地区是兵家必争之地，长年累月的战争导致许多亚美尼亚人逃离家园。渐渐的，旅居和在海外出生的亚美尼亚人越来越多，粗略估计，目前全世界有一千多万名亚美尼亚人，但真正居住在亚美尼亚国内的只有三百万余人，其他人都分散在世界各地。

拥有175年历史的亚美尼亚教堂是在1835年，由爱尔兰建筑师George Dromgold Coleman设计，是他的代表作之一。Coleman的另一代表作是二马路吊桥头Coleman Bridge。Coleman Street哥里门街（俗称酒店街）以他的名字命名，纪念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Coleman Bridge, 2009)

教堂的原名St Gregory the Illuminator, 取自亚美尼亚第一位传教士。至于教堂的设计，有一个说法是取自亚美尼亚北方的Mother Cathedral of Holy Etchmiadzin （Holy Mother of God Church），初落成时有一个圆顶和一个钟楼，后来因为结构问题，1853年改为尖塔。

(Mother Cathedral of Holy Etchmiadzin)

这座教堂从建立伊始，便成为在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活动的中心。教堂的旁边是早期的亚美尼亚陵墓，在久经风雨的墓碑和雕刻上，还可以看出细致的雕工。新加坡的国花卓锦万代兰的培植者Agnes (Ashen) Joaquim也安葬在这里。

(Graveyards in Armenian Church. 2008)

当年，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是发展蓬勃的英国殖民地，1820年第一批亚美尼亚人飘洋过海到新加坡落脚。1828年，Aristarchus Sarkies 和 Arratoon Sarkies 两兄弟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他们的后裔Arshak Sarkies, Aviet Sarkies 和 Tigran Sarkies在1887年创立莱佛士酒店，后来也建立了Adelphi Hotel。

早期来到新加坡的亚美尼亚人有别于其他族群如中国客工与欧洲商人。一般到新加坡来的过客多是为了谋生的单生汉，他们在新加坡赚够盘缠后便回国娶亲养老。相比之下，亚美尼亚人往往抱着落地生根的心态，扶老携幼，整个家族来到新加坡。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想找一个有更优异条件的地方好让他们的后代有更安稳的发展，不需要在祖国经历动荡与不安。

(Armenians c.1917)

基督教堂对虔诚的亚美尼亚人来说，是团结的力量，是生活的指引，也是精神的寄托，意义重大。19世纪，新加坡的亚美尼亚族群虽然不到150人，但他们在1827年便开始筹款建教堂，1833年亚美尼亚社群向政府买下现在禧街的这块地（原为福康宁山麓的植物园），在本地、巴达维亚（Batavia， Today's Jakarta）和加尔各答（Calcutta）的同胞，以及本地的欧族和华商的支助下，新加坡的第一座教堂在1835年正式落成，并按照亚美尼亚教堂建筑传统，礼拜的方向面向东边。

(Armenian Church, c.1940)

(Armenian Church was born)

近几年参与国家博物馆的活动，再度漫游新加坡的亚美尼亚，尝试通过旧建筑的视角重拾记忆的片段。曾经陪伴我度过童年走过年少的亚美尼亚街虽然没有其他街道的风光与风采，但结合当年的书香、艺术与道地美食，旧得并不碍眼，在承受着的过往中散发出独特的人文气息。

(Armenian Church from Armenian Street, 2011)

(Peranakan Museum, formerly 道南学校, Armenian Street. 2011)

亚美尼亚街以亚美尼亚教堂命名，背负着殖民地的历史与色彩，与隔邻的土生华人博物馆（前道南学校）相映成趣。小时候因为常去Armenian Street转角的红砖国家图书馆，顺便转入MPH书局泡冷气而对这条约百米长的街道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亚米尼亚街的建筑一般建于20世纪初，有些建筑还注明建造年份。旧MPH书局典雅的外观有精细及漂亮的装饰元素和Tuscan order的柱子，气派非凡，电力站一排战前老建筑则包含很本土的南洋风格。附近营业了55年后结业的福协隆咖啡店的炒粿条可是一绝，当年跟父亲上二楼买印刷用的铅字后，咖啡店是个稍息站，福协隆的咖啡配粿条的味觉依然念念不忘。

(Armenian Street. NHB. 1901)

（福协隆咖啡店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Lok Yew Street. c1980s）

（福协隆咖啡店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Lok Yew Street. c1990s）

（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 Street and Lok Yew Street. 2011）

（Former MPH Bookshop at the junction of Armenian Street and Stamford Road. 201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亚美尼亚族群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19世纪的贡献对今日21世纪的新加坡依然影响深远。Catchick Moses (1812-1895)是海峡时报（ The Straits Times，1845 年）的创办人；The Sarkies brothers （Martin, Arshak, Aviet and Tigran） 创办了闻名遐迩的莱佛士酒店（1887年，日战时期易名为昭南旅館）。

(Raffles Hotel founded by Sarkies Brother. NHB c.1890)

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万黛兰女士（Agnes Joaquim， 1854-1899），父亲早逝，帮忙母亲抚养九个弟妹成长。她错过了婚嫁年龄，决定把生命奉献给教会和园圃。1899年的花卉展上，她展示了亲手培植的胡姬花卓锦万黛兰（Vanda Miss Joaquim），夺得冠军及十二元奖金。三个月后万黛兰因癌症与世长辞。1981年, 在四十多个胡姬花品种中，卓锦万黛兰脱颖而出，被选为新加坡国花。虽然万黛兰只在人间过了短短的45载，她的生命却因卓锦万黛兰而延续，在新加坡绽放着无限光芒，后续的故事不仅完美，也很精彩。

(Vanda Miss Joaquim)

潮州学堂 I attended Teo Chew School

2011年10月1日，一群校友与师长在前端蒙中学校舍纪念建校105年。

当年在义安公司旗下的端蒙中学与附小念书，每一年的小学周会上，杨伟群校长都会花上至少两个小时，细细解读校徽上八颗星星与灯塔、每一本簿子背后那一页校训“请慎诚正”的意义、校歌的含义以及对作词作曲人曾履川先生和李豪女士的感激，最终传达的信息是饮水思源与做人的原则，知道我从哪里来，才能够为自己定位，知道该往哪里去。

（校训）

（校歌-李豪作曲）

杨伟群校长写得一手好书法，每年的毕业特刊都会露一手。他有时也会代课，不教书却传授些课外人文知识。小六那年他代的一节课，粉笔在黑板上飞舞，悲愤豪迈之情像跳动的音符，收复八千里江河的壮志未酬，是岳飞的《满江红》。感情原来是可以通过粉笔来表达的，这就是书法的魅力。

杨伟群校长已作古人，但是因为有他，才懂得毛笔蘸墨后，原来可以静心怡情；因为有他，使我这个“外省人”对潮州先贤办校的精神了解多一些。

（杨伟群校长的书法，大师风范，自成一格。1976，1977）

在宏观的历史层面上，戊戌政变后，清朝政府鼓吹新学制，同时希望通过海外侨民来拯救一气尚存的满清命脉，康有为则逃亡到新加坡，孙中山也到新加坡宣传中国革命运动。他们都提倡设立学堂，以提高华人社会的教育水平。继19世纪的崇文阁和萃英书院后，20世纪的华人社会纷纷出资设立学校。广帮首先于1905年设立养正学校，客帮人士则在直落亚逸设立应新学校。接踵而来的有潮州人于1906年设立的端蒙学校，海南人于1910年设立的育英学校，1910年后，广东人设立的静芳女校，福建会馆的崇福女校等。

早在1910年，华人社会便注意到本地师资缺乏，小学毕业生人数日渐增多，需要有一所中学以便训练师资及提供学生深造机会。因此陈嘉庚、林义顺及黄仲涵等侨领打破地缘籍贯的障碍，发起设立华侨中学。1919年，华侨中学正式落成，开始授课。

（端蒙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清宣统二年，还穿着清朝服饰。1910）

1953年，福建会馆会长陈六使倡议由福建会馆捐献云南园五百亩地段创办华文大学，并展开大规模的筹款活动。1956年南洋大学落成，为华校生提供完整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华文教育。

至于潮州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很早，这与潮州境内的樟林港和汕头港有密切的关系。樟林港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是“红头船”时代粤东地区与东南亚联系的主要港口，1861 年汕头开港后逐渐取代樟林港而成为闽粤地区对外的著名海港，近代的潮州移民主要从汕头出发，移居东南亚。

1845年，以佘有进先生为首的一群来自潮州的首领为了照顾新加坡潮州移民的宗教与福利需求，包括他们的身后事，成立了义安公司。由于以前潮州的省府称为义安郡，因此公司以义安为名。

早在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正是通过绵延不断的教育，中华文化才得以生生息息。同样，在海外华人社会，华文教育是华人保持华人认同，坚守中华文化的重要堡垒。

随着潮州社群的扩大，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陈云秋、廖正兴、蔡子庸、杨缵文等20人发起捐资创办了“新加坡潮州公立端蒙学堂”，当时清廷两广总督刘士骥南来视学，商谈办学事宜。端蒙最初校舍是在禧街(Hill Street) 52号的一个店屋，后来搬到克拉码头一带，最后的校园是在福康宁山对面的登路(Tank Road)。1953年，义安公司接管了端蒙中学。

（早年的端蒙学校）

（义安公司接管后的端蒙中学，1994年结束使命。c1990）

1940 年李伟南、杨缵文、林锦成等潮领发起创办义安女校，是新加坡潮州人教育事业的里程碑。义安女校的创立显示了当时新加坡潮人已经超越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而展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来培育下一代。1978年，校董拨出一笔基金在马林百列建设新校舍。1980年，学校正式改名为义安小学。

1963年，义安公司设立义安学院，隔年学院提出了扩建计划，义安公司捐出36公顷的校地。为了支持这所工院的发展，义安公司每年把收入盈余的75% 拨给义安理工学院。义安理工学院在今天已经扩展成为新加坡一间规模盛大的理工学院。

校徽上的八颗星星代表潮州八个县（潮安、澄海、潮阳、揭阳、饶平、普宁、惠来、南澳），星上的光芒表示潮人办校的决心，像灯塔一样照亮着深蓝色的海面，为年轻一代导航。

（校徽：夜空中的明灯）

1994年，义安公司在淡滨尼设立义安中学，创校88年的端蒙（学堂、学校、中学）结束使命。

月亮代表我的心

2011年7月21日是NMS华文义务导览员和其他导览义工济济一堂的日子。文化义工不像传统的义务工作，文化工作看不到成绩，只能相信潜移默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明天会更好。就像7月10日走铁路时与当了一辈子老师的志腾彼此分享个中情趣，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信念，今天播种，他日收成，相信有一天我们会进入一个优雅有文化修养的社会。到时我们也不枉匆匆人世行，可以含笑回首，我们也曾经回馈过、贡献过。

(Volunteer Appreciation Night brought the culture volunteers together. 2011)

接受穿着传统和服的日本朋友邀请，一起跳舞拍照。虽然女性天生柔和的肢体舞步到了我们手中，变成了舞狮舞龙打拳耍猴，破坏了舞蹈应有的优美的体态，但重要的还是开心，日文组朋友不介意，我们也乐在其中，敞开心房，享受一段短暂的文化交融。日文组朋友使用的是单一语言，没有面对失去传统语言的困境，温馨地交头接耳，讲得开心也笑得开心。

(Japanese friends and some mandarin docents. 2011)

当华文组和英文组的导览员在没有音乐伴奏，清唱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送别博物馆的同事Serene的时候，发觉我们的日文同事也在打着拍子唱着日文版，不禁油然想起另一位往生已16载的邓丽君。邓丽君唱红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让我们华英语义工找到一个共同的平台。当年邓丽君勇敢的到日本奋斗，在日本大红大紫，深受日本群众所喜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日语版改编成“永远的月亮”（永远の月 ），夏川里美Natsukawa Rimi演绎。当我们深情唱着这首歌时，轻易引起日本朋友的共鸣，归功究底，是邓丽君走出去就有路的勇气所换回来的成果。

(月亮代表我的心 to send off our museum friend. 2011)

当晚的方言歌谣节目，掀起了小小的高潮。纯正的潮州话是当年在端蒙念小学时耳熟能详的，至于马来福建掺杂的语言也陪伴过我的童年，当时还误以为马来文词汇少，以福建话来补足的。其实不然，那是早年中国移民来到新加坡，跟马来社群打交道，互相沟通时逐渐演变出来的地方语言，久而久之成为巴刹马来话。广东民谣月光光则是唐山越洋而来的“过番客”，想找本地创作的广东民谣，就是找不上手。

谈起方言这话题，又是另一个一辈子的痛。1980年讲华语运动，大众传媒的方言节目都被打压，一刹间老人家突然失去了他们一辈子的娱乐，患得患失。自此以后老一辈终老的终老，要不也顺应时势，学习华语，与年轻的一代沟通，能讲方言的新加坡人日少。我们生活在讲华语运动的年代，亲身见证各群体优美生活化的地方语言的流逝，不免多添几分感慨。官话说语言要统一，要向前看，官话归官话，心底十分不好受，在向前看的过程中大树连根拔起，官腔考量硬邦邦，缺乏了对过去对现在的包容，在“大家讲华语”的口号下缺乏由心出发的感动。

纵然传神的方言歌谣听出耳油，但我们都很清楚，本土化的方言早已走上不归路。暂且不说淘汰方言的是非对错，30年来，年年风雨不改，有个讲华语运动的常年开幕礼，开幕礼所使用的是什么语言呢？先卖个关子，讲个发生在森林里的故事。

森林里住着一群火鸡，由于身体笨重，只能跑不能飞，火鸡家族逃不过被其他猛兽捕抓，成为列强的美食的厄运，家族日益缩小。在森林里举行的火鸡常年大会上，大家提出困扰了多年的问题，讨论应该如何增强自卫能力。经过半天的讨论，达到了跟往常一样的答案--想飞。只有学会飞，才能在第一时间摆脱猛兽的纠缠，逃之夭夭。于是那头会飞的火鸡给大家示范，并详细讲解飞的秘诀，大家即兴学飞，有些倒还飞得起。

散会时间到了，火鸡们都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

知道为什么火鸡家族一年比一年难过了吗？

知道讲华语运动的常年开幕礼上所使用的语言了吗？

2010年前教育部长黄永宏提出极富争议性的降低母语比重的教育政策，这导火线重新呼唤起维护华文华语的有心人士齐聚芳林公园的激情。5月9日傍晚，冷冷清清的芳林公园充满激情，2500个到场的人士都签下名字，以和平文明的方式为母语请命，当时我还在场上遇见郭振羽教授等人。说穿了黄永宏提出的所谓新语文比重政策其实并不新颖，只是尝试把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合理化罢了，所勾引起的大波大浪倒是不晓得拔根之痛的英文精英永远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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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提高华文水平的口号与打击华文水平的行动并存，水平日降是事实。经济挂帅，典型的新加坡官场风情画。

红花绿叶 -- 红帮青帮是不是黑帮？

近日来在台湾跑动，也尝试多了解当地生活。七月十一日下午飞抵桃园，乘坐高铁一个半小时左右便抵达高雄左营，比当年乘内陆飞机加上转车登机等时间还要短，感觉真好。晚饭时间到附近的牛肉面店点了台啤、鳕鱼、香酥鸭和小菜，店主祖籍山东青岛的鹏哥也坐下来闲聊，两个多小时眨眼便过。

鹏哥先和我的台湾朋友，算是当地的地头蛇一绿一蓝各自发表政见，听我说是新加坡客，说他应柔佛州同盟会邀请，将在八月底到新山一游。同盟会在台湾是一个合法组织，可是在柔佛州还有个同盟会，这倒使我开了眼界。话说回来，同盟会是为了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新柔一线，柔佛有个同盟会确实不足以为奇。

说起地下组织，新山由当年港主陈开顺领军开发，是个深具活力的华人社区，由早期洪门会衍发出来的义兴公司享有独特的地位，“三八二十一”（洪）是经典的认证。

1864年颁布的港主法令，清楚指出“港主不得另创私会党，除义兴党外。”对柔佛来说，4000名义兴党徒来到柔佛，标志着柔佛土邦与华人私会党之间間长久联系的开端。后来，义兴公司受柔佛政府承认为唯一合法的华人私会党，1890年英国政府欲采取取缔行动，柔佛苏丹Abu Bakar力挺义兴，告诉英国总督金文泰，义兴公司是由政府直接管制以及受他本人保护，它对华人是有利的，且维持社会的安定，不能动。

（柔佛义兴公司的钱币）

不過，Abu Bakar只能暂时缓解义兴公司的命运，1895年苏丹依布拉欣继承父位，接受英国认为私会党目无法纪的看法，同意解散义兴公司。1916年义兴公司和平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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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台湾，确实是色彩满地，撇开国民党民进党蓝蓝绿绿不说，台湾黑社会还有“红花绿叶白莲藕”，指的是洪门、青帮、白莲教。这些地下帮会出现于清代末期，不过流传下来，主要是青帮和红帮。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曾对这些组织进行过整肃，大多数帮会被解散，少数留下来为日本特务用来对付台湾人民。进入1950年代，台湾各黑帮争相扩充地盘，势力逐渐强大。19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经济情况好转，社会逐渐对外开放，文化娱乐业普遍兴起，黑社会组织进一步扩展。到了1970年代，黑社会已制造严重的社会问题。

（台湾西门町，繁华背后大小黑帮遍布各地。2011）

据粗略估计，遍布台湾各地的大小黑帮约有千多个，仅台北就有一百多，高雄也有近百个，最有名的有台北的竹联帮（竹林联盟）、四海帮、牛埔帮；台中的大湖帮、十三兄弟帮、高雄的七贤帮、西北帮、十二煞星帮，桃园的铁鹰帮等等。这些帮派组织有的属于社会型，以特定地区或固定地点为地盘，凝聚力较强，不易被外来力量攻破；有是则是社团型，或以其职业特点相结合，或以共同兴趣为结帮纽带，活动范围不受地域限制，组织不稳定，流动性大，破坏性也强。

青帮（正式称清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帮会，雍正四年间翁岩、钱坚及潘清三人所创，以运米粮为业，称为粮船帮，最初分布于北直(今北京密云一带)、山东等地，后来沿运河发展到江苏、浙江、江西等地区。大江南北的入帮者很多，成为影响深远的民间秘密组织之一。

至于红帮，它是中国清代和中华民国时期民间秘密组织之一，又称洪帮、洪门，原是天地会对内名称。据说是取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字，反清复明；亦有另一说法，是漢字失去中土而成洪字。天地会歌词中有“滴血盟心本姓洪”这句话，入会者均称洪门或洪家兄弟。红帮长期在珠江、长江流域秘密活动，并在海外华侨中建立致公堂等组织，后成为天地会的代称。

（三八二十一是洪门的代表）

青帮实行禅宗制度，与洪门中互称兄弟不同，青帮是通过拜师入帮，会众以师徒相称，崇尚“师徒如父子”。所谓“清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青帮组织比洪门更严密，规矩更复杂，也更加秘密。青帮不像洪门强调反清复明，但多少也认同“替天行道” 的思想。由于青帮并没有积极从事反清活动，所以洪门曾经将青帮人马当作叛徒，严禁洪门会员转投青帮，“由清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清，剥皮抽筋。”。但为了避免冲突，两派仍多称“清洪一家”，尤其到了清代后期，不少青帮弟子也开始反清，两派才逐渐减少敌对。

既然青帮是一代传一代，师带徒弟，青帮人员彼此并不认识，那么青帮如何互相联系？这个过程就像武侠片中所见，有一套特殊的手势和暗号。若青帮成员想得到帮中同仁协助，会找个酒楼茶馆，再打个暗号。青帮以船立帮，在茶馆中的暗号是将茶杯的盖子反放在杯子上，这叫“船行海上”；如果在酒馆，则将筷子横放在酒杯上面，相同含义。青帮成员不管认识与否，都会过来握手联系。青帮人的握手方法是右手大拇指伸直，食指弯曲，其余三指伸直，代表“三一九”，纪念明朝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的日子（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旧中国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正也？邪也？）

近代著名的杜月笙便是旧上海青帮的大头目。蒋介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夺取政权，杜月笙在政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时杜月笙雇用流氓为上海总工会送锦旗，杀害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及多名共产党员，致使上海总工会八十万会员群龙无首，数千工人猝不及防被蒋介石杀害。但是在抗日中，他曾多年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做过一些有益的慈善事业；救护工作所需的物资、车辆，许多都出于杜月笙的号召，在救助伤兵、输送物资、建立抵抗部队等作出贡献。

一生支持国民党的杜月笙晚年曾忿忿然说：“蒋介石拿我当夜壶，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既是对蒋介石怨恨的发泄，又是失宠后凄楚处境的哀叹。

谈开来才知道早年的台湾海军也分青红两大帮派，大多将领都是青帮成员，这是因为青帮以船起家，海军也是以船舰为本，其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可见一般。1990年代，台湾发生参与法国Lafayette军舰采购的海军上校尹清枫命案，1993年12月10日在担任海军武获室执行长期间，被渔民发现浮尸宜兰东澳附近乌巖角约四五百米外。

当时海军总部军法处简单判定死者为自杀，没有详细调查此案，但随着家属抗议以及媒体注意后，才进一步发掘。尹清枫的死亡过程充满谜团，加上他死亡后陆续牵连出许多台湾“政府”采购问题与弊端，台湾社会普遍相信尹清枫命案与军购案当中的庞大利益有关。据事后分析，这不仅仅是政治案件、经济与官员的贪污，还涉及到更多的青帮与红帮组织成员之间的争权夺利，所以到现在也查不出什么头绪来，成为台湾1990年代以来最大的悬案。

话说回来，不知为不知，知道一点皮毛之后才发觉走入台湾社会，参与这类“商业”活动，其实也是走在生命线上，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颜色纷争，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顿晚餐消费新币50余元，鹏哥转送我们四盒阿里山高山名茶，价格新币百余元，可见台湾人好客的一般。

（鹏哥以高山茶结友，是典型台湾人好客的象征。2011）

华文报

马来亚是公认的全球中文报业的发源地，第一份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于1815 年在马六甲创刊。不过，第一份中文日报却是新加坡富商薛有礼于1881创办的《叻报》。按照传统的说法，百年来新加坡华社有三大支柱：社团、华校与华文报。陈嘉庚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的星洲日报是当年的两大华文报。

（1815年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

（1881年新加坡第一份中文报《叻报》）

南洋商报于1923年9月6日在新加坡创刊。初期陈嘉庚办报的目的是要通过舆论“拥护南京政府”（蒋介石为首），但取名商报是要通过更多商务与经济的评述，教育读者，从而拓展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南洋商报》成了抗日的文化阵地。1940年中国著名报人胡愈之前来主持笔政。根据后来揭开的史料，胡愈之由周恩来派来新加坡，成为《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胡愈之提出了一个鲜明的立场：“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在这个大前提下，“商报”是采取无党无派的立场，所谓无党无派，是要使各党各派无党派一致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进行抗争。所以无党无派的立场，就是团结的立场，就是统一抗战的立场。

星洲日报于1929年1月15日创刊。直至1937年，它的销售量都在南洋商报之上。南洋商报将星洲日报的总编辑傅无闷挖过去后，双方的竞争进入白日化。当时有人解读胡文虎跟陈嘉庚两大商贾早已结下心结，因此存心办星洲日报来继续唱对台戏。也有人认为陈嘉庚通过自己创办的南洋商报打广告，钟标产品大卖，胡文虎受到启发，通过星洲日报来推销虎标万金油系列。

（1931年的南洋商报）

（1950年的星洲日报）

（1936年的民报）

1967年3月18日，新加坡市场上多了一份中文小报--新明日报，市民称之为马票报，由香港《明报》老板查良镛（金庸）与新加坡梁介福药行创办人梁润之合股创办。称之为马票报是因为在入夜时分新鲜出炉，周末小市民买梦，4D号码印在头版，满足了一些市民的梦想。

1970年代，傍晚七时许，我已经和附近的街坊们站在福南街与谐街之间的振南街口报摊前等侯，两毛钱一份，每期转载金庸名著神雕射雕、古龙的陆小凤，武侠得不亦乐乎。李小龙暴毙、林彪坠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病逝、四人帮瓦解、中越谅山争夺战、邓小平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等，都是从新明日报得到的最新情报。

当时与新明日报并驾齐驱有另一份小报--民报，它的副刊甚为学生所爱戴。发展到了后期，民报敌不过市场竞争，逐步冗员。我的中学同学杨照福说他集编辑记者排班打字于一身，东抄西捡，有时还帮忙印刷，断断续续出版，新闻变旧闻，最终收盘。

（1971年的新明日报）

（1972年的民报）

后来我们从水仙门Hill Street搬到新世界Maude Road，那时我还在Singapore Polytechnic念书。那个年代念书与学生活动几乎是本末倒置，学生活动成为主修，念书是副修，是CCA。课余搞活动只能用傍晚过后的时间，有时还会呆到11点，学校大门都上锁了。我们也不分什么男生女生，守望相助，攀过铁闸，回到家已是午夜时分。Maude Road Block 1 住家楼下有个夜间报摊，身材略胖的老妇人总会为我留下一份夜间11点送到，印着隔天日期的南洋商报。

1970年代还是个猜疑的年代。那时搞学生活动，直觉上被许多双眼睛监视中，我们称这些监视的眼睛为内奸，并且不时揣测到底是谁把我们的会议与活动内容外传，有些学长被内安局逮捕甚至在没有公开审讯的情况下关上几年，我们之间也有喝咖啡等事。面对着这种种外在的压力，为的是什么？理想吗？其实很模糊。华校生在一个纯英语的学习环境中，英文能力追不上教学内容，与英校生站在一起似乎矮了一截，被边缘化等都自然的把华校生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小社区。当时社会上也有许多不平事件，油槽船爆炸夺走76条人命、物价高涨、巴士车费涨价、校方不尊重学生组织等都造成许多对立的局面。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09/07/2-of-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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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明日报和南洋商报有一份情源于文艺副刊。新明日报的新风版和青园版是投稿的天堂，南洋商报也有个类似的青年园地，一千字八元的稿费已经足以让我维持简朴的学生生活，印象中数年后稿费涨至一千字十余元，减轻许多生活负担。

独立初期，南洋商报曾经面对过黑色厄运。1971年新加坡政府向南洋商报展开“黑色行动” （Black Operation），内安局于1971年5月2日凌晨，逮捕了南洋商报的总经理李茂成（李茂成家族掌管着泛马来西亚日报pan-Malaysian daily）、总编辑仝道章和资深主笔李星可，隔天公众关系经理郭隆生也被捕。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谴责南洋商报立场亲共，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消息时往往报喜不报忧，挑起种族仇恨，渲染华语教育问题，损害新加坡利益。后来才发现李茂成根本不懂中文。有关南洋商报对新加坡的安全构成威胁的指责，社长李友成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政府的各项指责，显示南洋商报要与政府据理力争，结果，李友成本人也于1973 年1月28日在内部安全法令下被拘留。

新加坡政府在1971年5月3日的《海峡时报》上发表了一则声明：

“南洋商报对灌输共产主义制度赞美有加，而对其缺陷避而不提。在报道国内新闻时，着重报道负面新闻。虽然仝道章和李星可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主义，但在新加坡处在这个紧要的历史时刻，刻意美化共产主义制度，其用心是险恶的。”

“研究过去6个月以来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版报纸，发现南洋商报在攻击新加坡方面的政策是处心积虑的。马来西亚版没有渲染共产党的成就，也没有激发公众在华语和华文教育方面的反抗情绪。”

“相反，在马来西亚版还报道了政府支持教育的政策，而在新加坡版，不仅报道共产党的成就，在报道华语和华文教育时，营造出一种华语和华文教育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印象”。

“在新加坡版被挑起的对华语和华文教育的恐惧却没有出现在马来西亚版。这些宣传的转变在1970年的第四季度就开始了。几个月前，美国乒乓球队在1971年4月访问中国时这种报道更加明显。在报道充斥着亲共的声音，更指责新加坡在冲破150多年的殖民枷锁后仍然没有真正的独立。”

“试图通过乒乓球比赛挑起华人对中国的种族感情。同时，还提起了在1957年-1959年间新加坡发生的种族动乱，再次激起民众的紧张情绪。”

“4月28日，在中美乒乓球运动会期间南洋商报的这种煽动达到了高潮。那天商报发表的社论藉口批评政府来公开煽动整个社会对政府的仇恨，过去的几个星期报纸将政府描绘成打压和压迫华文教育和华语发展，在那天则进一步指责政府是数典忘祖的“假洋人”。在新加坡的暴乱期间，这是马来沙文主义反对多种族同胞时曾经用过的口号”。

“南洋商报的决策者，似乎急于在新加坡制造麻烦。虽然其总经理李茂成不懂中文，只是雇用了两个以前具有反共背景的记者，写亲共文章，引发华人对华语和华族文化的感情，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引起更多人仿效。虽然李茂成于今年2月将南洋商报交于他的弟弟李友成管理，但他仍然与仝道章有密切联系。他们的这种行为用政治术语来说叫‘黑色行动’”。

“他们打着捍卫华语和华文教育的口号，却在激发种族、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冲突，政府已经对他们这些人采取行动。”

“李茂成这样大胆，是因为他的家族财富赋予他豁免权。他们妄想打着华语和华族文化的牌子，政府就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新加坡政府必须而且会继续制止他们实施对新加坡不利的行为，政府不会畏惧财富、职业、社会或政治地位，甚至是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境外强大势力。”

接下来的十年间，华文报业的演变如江河直落三千丈，新加坡政府在1974 年修订《报纸与印刷机法令》，规定所有报业公司必须改组为公众公司。当时的文化部长易润堂向国会提呈《报刊与印刷馆法案》，法案规定报社重组股权结构，彻底免除老板直接掌控报社的权力。根据易润堂的说法，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避免报刊落入外国人手中”。1974年所作的五项重大修订：

1. 本地报社发出两种股权：管理股和普通股，管理股的投票权比重较高。

2. 管理股所有权必须得到国家批准。倘若报社无法提名持有管理股的人选，国家有权加以委任。

3. 本地报社的董事必须是新加坡公民，非公民未经国家允许不能持有管理股。

4. 外国资金来源必须公开，未经国家批准，本地报社或新闻从业员不可收受外国资金。

5. 国家必须对外资纯粹仅作商业用途感到满意。

（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后的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

 
1975年新马南洋商报正式分家，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合并成为《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新加坡中文报业从家族企业蜕变成上市公司，由新加坡报业控股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垄断，成为媒体业的霸主。

附记：2017年3月22日
1970年代的《新明日报》，“新风”版常见报，印象中是每星期一至五半版，“青园”版则是每周两次，每星期二与四见报，同样为半版。“新风”编辑姚紫先生很照顾后辈，几乎每篇文章都点评，不过1977年便离开了，五年后去世，见不到中文报大合并，否则可能会悲从中来。“青园”编辑则以刊登原文的方式来提携后辈，很少修改。由于时日久远，关于版位见面的日子的回忆未必精准。

杜南发先生指出，当时“新风”定位为综合性副刊，刊登各式杂文为主，因主编姚紫是作家，故也会刊登带文艺性的作品。“青园”是纯文艺副刊，主编是早年留学台湾的林福利。当时另一位较年轻的副刊编辑为陸大地，主要搞娱乐副刊。

北回归线 Tropic of Cancer

人生其实有许多转折点，只是更多时候我们都在忙碌的脚步中匆匆掠过，不是没觉察到便是走过便忘，以为不留痕迹。匆匆走完一段人生路后，就会有“回归”的念头，回到从前生活过的地方，回到某一个原点，重新出发。

印象中第一次吸收北回归线（Tropic of Cancer）这个名词是初中时所学到的一丁点地理知识，回归线不过是一条地理标志线，看不到也摸不着。位于北半球称北回归线，位于南半球称南回归线。热带与温带以回归线为分界，靠近赤道的一方称为热带，反方向则为温带。

后来工作时常与来自欧洲的伙伴交往，他们说在他们的国家，太阳总是低低的斜射，不在头顶上，新加坡则常年烈日当空，是个“地理震撼”。听他们这么一说，仔细考量，算是经一事，长一智。

北回归线是太阳直射北半球，离赤道最远的位置，大约在北纬23.5度。每年夏至，太阳直射在北纬23.5度，此时正是北半球的盛夏，一年中最长的白昼。这个机遇一年只是匆匆一次，此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在北纬23.5度和南纬23.5度的两个纬度圈之间周而复始地循环移动。因此，这两个纬度圈分别称为北回归线與南回归线。

北回归线在地球表面上的总长度，大约是37000公里，经过摩洛哥，撒哈拉沙漠，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以色列，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缅甸，中国，台湾，墨西哥，美国。欧洲国家在北纬23.5度以外，自然无法享受烈日当空下的赤道风情。

2007年，沿着台湾东部的海景公路，依山傍水，一路逶迤向北。从台东经花莲到宜兰的海岸线，特别漂亮。花莲地处海岸山脉与太平洋之间，依山傍海，乡内居民以原住民为主，农业渔业乃传统作业，近年来则大力发展观光业。花莲县的北回归线标志，就在丰滨乡的滨海公路旁，圆柱形灯塔般一柱擎天，正好俯瞰东面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台湾东部海景公路。2007）

该谢谢有心人，把北回归线这么抽象的无形的地理轨迹化为坐标，坐标见得着也摸得着，无需过于绞尽脑汁，可以想象到把全世界的北回归线坐标串联起来，便是地理学上的北回归线了。

（北回归线，2007）

北回归线是太阳的转折点，也是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生为人，说穿了是身为一个人，其实只是半边人，一辈子寻寻觅觅，为的正是找回失去的另一个半边，两个半边人整合在一起，才达到生命的圆满。我们来回于南北回归线，穿过这条线，才能够跨入另一个生命地带。在这条线上，太阳直射着半边人，另半边人则感受着太阳的余温。是否敢于直面这个转折点，进入未知的旅程？看个人的造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