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March 22, 2016

女皇镇与荷兰村文化遗产之旅(Commonwealth & Holland Village heritage tour)

不是荷兰人村落的荷兰村


2016年3月20日,应“女皇镇,我的社区”主席Kwek Li Yong之约,在老街坊Huang Eu Chai 和 Choo Lip Sin的带领下,走了一趟荷兰村与女皇镇的文化遗产之旅。

荷兰村有个地铁站(Holland Village),月台还绘制了荷兰的风车。荷兰村有荷兰路(Holland Road)、荷兰道(Holland Avenue)、荷兰通道(Holland Drive)、荷兰弄(Holland Close)等,不禁使人联想起荷兰村与荷兰之间的“裙带关系”。

通过维基的介绍,荷兰建筑师Hugh Holland曾经是这一带的早期居民,追溯起来已经是一百年前的往事。“荷兰”这个名字可能跟他有关。

(荷兰村地铁站内的风车壁画)

从地铁站走出来,映入眼帘的荷兰路购物中心是这一带的老地标,上世纪70年代我在Singapore Polytechnic念书的时候已经屹立在此。印象中在联邦道(Commonwealth Avenue)“车头”(巴士总站)乘坐13号巴士,途经此购物中心,沿着荷兰路、东陵路、乌节路,很快就抵达小坡了。

购物中心地面层角落头的“Thambi 妈妈店” (mama shop,印度人的书报与零食店)的老板Sam是荷兰村“土生土长”的老街坊,继承父亲的生意,办理来自世界各地的三千份杂志期刊。Sam说当年父亲创建“妈妈店”的时候,购物中心还没建立起来。父亲销售大量的英文杂志,对象是居住在这里的英国军人。如今时过境迁,英军都回家了,他们的顾客源主要是附近的居民。

(Holland Road Shopping Centre)

从Sam口中简单的故事,我们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荷兰村风貌。荷兰村是一片甘蜜园,跟当时大半个新加坡一样,搭上欧洲工业革命的顺风车。欧洲发展蓬勃,需要大量的甘蜜来揉皮染丝绸,带动了新加坡这个殖民地的经济。新加坡除了在本土种植甘蜜外,也将柔佛港区的甘蜜转运到欧洲。

1862年,陈金声的公司(Kim Seng Land Co. Ltd.)买下荷兰村2859英亩的土地,1870年代荷兰村转型为橡胶园,同时种植咖啡和黄梨,再造繁华。

2859英亩有多大呢?折合起来约11平方公里,比乌敏岛还要大些。

(荷兰路购物中心的Thambi “妈妈店” )

这么一片庞大的种植园需要大量劳工,中国的估俚新客和印度客工都是廉价的劳动力来源。1917年,有约550名劳工在种植了八万棵橡胶树的园地工作。今天留意一下路边的小丛林,还可以看到橡胶树的痕迹。

这个位于荷兰村的园丘名字颇特别,叫做“巴西班让橡胶园”(Pasir Panjang Rubber Estate)。荷兰村竟然在巴西班让的范围,情形就像今天的荷兰村属于“丹绒巴葛集选区”一样。可能在陈金声的年代,集选区的概念已经存在了。

(图中央棕榈叶旁,细长树干的就是橡胶树)

来自中国南方的估俚有契约劳工、赊单制和自由身之分,其中契约劳工是以“卖猪仔”的身份来到本地,工作数年后才能赎身。印度客工则通过管工制(kangani system)的形式进行。雇主会给工头或管工(kangani)一笔佣金,让他回去印度的家乡招聘人手。乡民在管工的带领下离乡背井,到本地的种植园工作。园主喜欢通过印度管工来征聘劳工,一方面可以省下一笔昂贵的中介费;另一方面大家来自同个村落,同乡人互相照应,更容易融入异乡的生活。[1]

双龙山客家坟场


在陈金声的巴西班让胶园旁边,客属应和会馆在1887年买下双龙山88英亩的土地,作为埋葬嘉应五属先人的坟场。应和会馆早在1822年已经成立,是继广东人的宁阳会馆之后同年成立的地缘组织,双龙山的两座义山是应和会馆最大的产业。五属指的是梅县、蕉岭、五华、兴宁、平远。客家人也在附近兴建了嘉应五属医院(Block 18,Hollad Drive),并在祠堂内设立应新学堂(1926-1969)。


(英国皇家空军摄下的双龙山坟场与山麓的荷兰村鸟瞰图。图片来源:NAS 1958)

随着上世纪30至40年代,巴西班让和亚历山大等地设立军营,荷兰村也大兴土木,兴建了集美花园(Chip Bee Estate)来安置英军家属。

战后的年代,英军带动了荷兰村的商贸活动,这一带的居民也逐渐多了起来,参与打造“军人村”。荷兰村的店屋专做英军和家属的生意,酒吧、夜总会、纹身店、裁缝店、艺术精品店等开始涌现,当然也少不了“妈妈店”。荷兰村的一家电器商店还打着 “创建于1948年”的标语。

(Lucky Store,1948年创建)

殖民地政府为荷兰村做了些规划。首先,早在1946年,路边摊已经被“赶”到临时搭建的 “锌顶”巴刹营业。20年后,巴刹进一步改良,有了固定的摊位、厕所和办公室。巴刹斜对面临时搭建的荣华戏院,早在1950年代中便开始营业,露天戏院内排列着长木凳,收费五毛钱。虽然戏院已经停止营业30多年了,建筑物在两个星期前才开始拆除。

(废置的荣华戏院刚在两个星期前开始拆除)

(拆除中的荣华戏院)

这个地区最大的转型期是1960年代中旬的十年间。当时建屋局以国家发展为由,强行收购了四个坟场来发展女皇镇,其中三个属于应和会馆的坟场发展成为第七邻里(Buona Vista)。

当时,应和会馆跟本地其他许多地方的土地拥有者一样,对政府“霸王硬上弓”的做法感到不满,进行多轮交涉,要求政府以优惠价来出售另一块地段。此外,应和会馆也要求政府保留4.5英亩,也就是百分之五的土地,重新安置先人的骨灰,并保留原有的祠堂。交涉的结果,政府认同客家人没有其他坟地,同意保留双龙山脚,为期99年。

如今缩小的双龙山客家坟场与政府组屋为邻,墓碑鳞次节比,格局就像政府组屋。明明是生人罢死地,反而引起错觉,以为是占了活人的地盘。

(组屋格局的客家坟场)

重新安顿过的双龙山客家坟场按华人传统设立总坟,两侧分姓氏的地缘性和血缘性总坟共31个,体现出慎终追远的习俗。总坟后方排列整齐的墓碑下,是先人的骨灰瓮。刻意设计的新坟场符合土地经济效益,当年甚至被誉为”模范坟场”。

(嘉应五属总坟)

在客家坟场走了一圈,觉得新坟场设在双龙山脚,或许跟华人的传统观念并不一致。所谓“山主人丁水主财”,一般上华人埋葬先民都会选择“坟山”宝地,庇佑后世人丁兴旺。坟墓设在山脚,可能失去“生气”。

(朴素的祠堂)

跟一般注重雕工的岭南建筑比起来,保留下来的旧祠堂反映了客家人朴实无华的一面。祠堂中堂正后方安放了一块乡土味浓郁的“五星石”(亦称“五行石”),这个格局是客家传统建筑的特色。相传五星石为土地龙神的化胎,代表了 “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可以逢凶化吉,使家族子孝孙贤,繁荣昌盛。

(安宅的五星石是客家传统建筑的特色)

多层工厂


分布新加坡全岛的组屋成为本地独特的风景线。新加坡自治后,早期的组屋以廉价的方式为居民解决了住宿、环境、卫生等烫手芋,成效有目共睹。另一个必须迫切面对的挑战是就业市场。政府估计小型制造业能够为新加坡提供40%的就业机会,于是采取步骤,落实亲制造业的环境。

经济发展局从政府组屋获得灵感,提出将轻工业设在多层工厂(flatted factory)的概念,由国家发展部进一步落实。新马合并时期,新加坡几乎被“经济制裁”,大马共同市场之梦濒临破灭。新马分家前,本地的第一座五层楼工厂落成,由时任国家发展部长林金山主持开幕(1965年3月30日)。由于建筑成本不高,只需150万元就可建成一座多层工厂,租金相对廉宜,确实受到小型工业的青睐。

(建在联邦通道的新加坡第一座多层工厂)

工厂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将第一座多层工厂建在联邦通道(Commonwealth Drive)的好处就是女皇镇是新加坡第一个卫星镇,也是全新加坡人口最多的地区,自然成为劳动力的来源。妇女可以走出厨房,到工厂工作,中午回家煮饭,孩子放学回家就有热腾腾、香喷喷的米饭等待着他们了。

Noorsia Binte Abdul Gani,53岁,是其中一位走入多层工厂工作的母亲。Block 115A有三十家工厂,她在其中一家名叫“Wing Heng”的家电装配厂工作了八年,只需过一条马路就到了,非常便利。Noorsia表示她选择夜班,从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7点。睡了一个上午后起床为孩子们做午餐,工作和孩子都能兼顾。

(Noorsia Binte Abdul Gani:工厂就在住家对面)

职业专科训练学校(职专)


VITB是个消失的历史名词。 VITB是工艺教育学院(ITE,1992年4月1日成立)的前身,全名为Vocational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

座落在女皇道(Queensway)的前巴哈鲁丁职业专科学校(Baharuddin Vocational Institute)是新加坡第一所教导实用美术的专科学校,为广告、时尚和印刷业栽培本地设计师与专门人员,其中商业美术课程最受学生欢迎。根据维基的资料,新传媒的阿姐郑惠玉就是在修完中四后,到巴哈鲁丁职专学设计的。

(Baharuddin 职专)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老板们希望员工至少完成中学教育才接受职业培训。当时的职专学生多数只修完小六或中二,跟老板的期望落差很大。VITB就这样走入历史。

十六楼


联邦弄(Commonwealth Close)大牌81号组屋俗称16楼。大巴窑新镇落成之前,16楼是外国考察团和政要参观新加坡公共建屋的首选之地,接待过的外宾有英国菲利普亲王(1965)、印度甘地夫人(1968)、日本明仁太子(1970),美国副总统Spiro Agnew(1970)等人。

(女皇镇16楼)

老街坊谭女士对这些贵宾探访的印象十分深刻。她表示当时接待贵宾的方式比现在简单朴实多了,这些重要人物“下乡访问”的过程相当随性,并没有大肆铺张,没有特别的安全检查,也没有刻意打扫粉刷,跟多年后菲利普亲王的孙子和孙媳妇(威廉王子和凯特)访问女皇镇不可同日而语。

谭女士巧妙的比喻使我想起四年前,“有关当局”劳师动众,艳阳高照下安排孩童老人家在游乐场戏耍打太极,为王子王妃上演一场民间生活秀。凯特女人心态,观察入微,问了一句新加坡人喜欢在烈日下戏耍吗?社会人士引为笑谈,非常戏剧化。

谭女士认为我们的组屋和居住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品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本土品牌有信心。外宾更希望见到的,应该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像英女皇避开外交使节,多次私下到新加坡旅游购物,跟平民一起过日子一样。

Ridout Tea Garden


或许令大家感到惊讶的是早在裕廊河畔的日本花园落成前(1974年),16楼对面已经有一座日本花园了。如今的Ridout Tea Garden 就是日本花园的前身。

日本花园为女皇镇居民提供另一个消闲的场所,原来的花园有一个大池塘,池中有喷泉,灯光随水花飞舞,点缀着夜色。1978年6月26日,一场大火将日本花园烧毁,当时花园的设计严重妨碍了消防员的灭火工作。建屋局在原来的废墟上兴建了Ridout Tea Garden(1979年5月)。

(Ridout Tea Garden)

Ridout Tea Garden后面别有洞天。沿着Ridout Road漫步,一路上有黑白洋房、唯一的荷兰式建筑、可能是土生华人拥有的白色大楼等都各具特色。走没多远就抵达Demsey Hill,那是昔日阿兵哥难以忘怀的入伍和体检的地方。

荷兰村、女皇镇、Demsey Hill,听起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地方,行行走走间,或许您会发觉新加坡其实没多大,但是有许多可以用心发觉、用心灵感受,却被忽略的好地方。

(荷兰式洋房)

(2 Peirce Drive,门口有一辆人力车)


注[1]: “Indian Immigrants”,《Southeast Asia: A historical encyclopedia, from Angkor Wat to East Timor》, Edited by Ooi Keat Gin, p639, ABC-CLIO (2004))

后记:这一年多来,先后参与了三次不同的女皇镇社区之旅,觉得这是一项很用心,很有意义的人文活动。有意成为义工(导览员,研究员等)的朋友,不妨考虑出席说明会:

- 2016年3月26日,下午1时至4时,女皇镇联络所礼堂。电邮 www.friendsofmycommunity2016.eventbrite.sg

- 2016年4月24日,2016年4月30日,上午8.45时至下午4时,女皇镇联络所(Queenstown Community Centre)。电邮 volunteer@mycommunity.org.sg

有意参与女皇镇社区之旅的朋友,时间表如下:

- 女皇镇与荷兰村文化遗产之旅(Commonwealth & Holland Village heritage tour):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天。

- 杜生与亚历山大文化遗产之旅(Dawson & Alexandra heritage tour):2016年6月开始,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六。

- 东林福与玛格丽特通道之旅(Tanglin Halt & Margaret Drive heritage tour):2016年6月开始,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天。

联络:www.myqueenstown.eventbrite.sg, myqueenstown@gmail.com, 64741681 (女皇镇联络所)

相关链接

Friday, March 18, 2016

马六甲与新加坡 - 剧作家的《碧海丹心》(Malacca and Singapore)

原文收录在黄坤浩十二场话剧著作《碧海丹心--汉丽宝公主》
修订:2014年1月3日

时差百年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马来半岛的南端有一个海中浮起的小岛,岛上尽是小山丘,最高点离海平面 163.63米,附近海域的人民以他们的土语称这个小岛为淡马锡,就是“海中浮起的城市”的意思。淡马锡是新加坡的古名。

14世纪的淡马锡曾经是个经贸活跃的繁华都市,由马来王统治了100年。末代皇帝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意思是最勇敢的男人)被敌军追杀,逃到马六甲重振旗鼓,在中国明朝的眷顾下发展成为衔接东西半球的世界级商港,也成为列强虎视眈眈,葡萄牙、荷兰和英国陆续相争之地。

淡马锡沉睡一百年后,16世纪初在列强斗争中殃及池鱼,惨遭亚齐人焚城。又沉睡了一百年后,苏格兰船长路经柔佛,柔佛苏丹马穆二世(拜里米苏拉的后裔)为了展示财富,愿以这寸方土相赠,但船长以这片肥沃的土地对个人而言没什么用处为由,谢绝苏丹。1819年,莱佛士一行人巧夺淡马锡,自此新加坡人口日增,愚公移山,披荆斩棘。从殖民地到独立,小岛繁荣了两百年。…

新加坡跟马六甲的历史时差100年,两地在600年前通过逃命到马六甲的马来王谱写未来的命运,此后藕断丝连,200年前再度牵手,但这次因果循环,由马六甲华人带动了新加坡。


物换星移


16世纪,葡萄牙人Tome Pires 写下《Suma Oriental》,详细记录了马六甲的繁荣的面貌:

人们从世界各方乘船来到马六甲,或从马六甲到其他地方。在马六甲的海港可以听到84种语言。


…peoples who come to Malacca with junks, pangajavas and ships; and in cases where they do not come to Malacca, people go there from here, as will be said in detail under the title of each [region]. Finally, in the port of Malacca very often eighty-four languages have been found spoken, every one distinct, as the inhabitants of Malacca affirm; and this in Malacca alone....

马六甲是这么重要,利润这么高,在这世界上无可匹比。我们无从估计马六甲的价值。...马六甲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商贸城市,世界各地的商人都会随着季候风来到马六甲。如果能够好好管理马六甲,没有人能够放弃马六甲所能够带来的财富。...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lacca is of such importance and profit that it seems to me it has no equal in the world…..Men cannot estimate the worth of Malacca, on account of its greatness and profit. Malacca is a city that was made for merchandise, fitter than any other in the world; the end of monsoons and the beginning of others. Malacca is surrounded and lies in the middle, and the trade and commerce between the different nations for a thousand leagues on every hand must come to Malacca. Wherefore a thing of such magnitude and of such great wealth, which never in the world could decline, if it were moderately governed and favoured, should be supplied, looked after, praised and favoured, and not neglected;…..

如果将16世纪的这段话中的马六甲改成21世纪初的新加坡,您是否觉得似曾相识?



(马六甲金声桥。2012)

往来马六甲与新加坡之间的慈善家


马六甲古城有一座金声桥(陈金声),横跨马六甲河。

陈金声是马六甲侨生,是一名富商。他从马六甲来到新加坡,知道靠牛车运水不足以解决日渐繁荣的新加坡的水供,于是捐钱兴建麦里芝蓄水池。由于殖民地政府的低效率,他看不到完工后的蓄水池,也看不到有了自来水供应的新加坡市区。

陈金声是马六甲人,为什么会来到新加坡,还出钱兴建麦里芝蓄水池?这些基本设施,不是政府该做的吗?

追溯起来,陈金声是新加坡现任总统陈庆炎的妈妈的妈妈的爸爸(陈若锦 Tan Jiak Kim)的祖父,简单地说,陈庆炎是陈金声的六代传人。

伊丽莎白道陈金声喷水池、大世界金声路、跨越新加坡河的金声桥。金声桥建成后,造福了一般贫苦民众,他们渡河时,无须再乘渡船绕远路。当然还有金声选区。

至于陈若锦,新加坡河上还有一道Jiak Kim Bridge, 附近还保留着约一百米长的 Jiak Kim Street。

陈金声是马六甲青云亭第三位亭主,在马六甲逝世。他和许多马六甲华人一样,生活就在往来新加坡马六甲之间。最终陈金声选择回到马六甲终老。

(马六甲青云亭。2012)

陈笃生也是马六甲人,他的坟墓就在中央医院对面的欧南山,面向成保路(Seng Poh Road)。陈笃生卖农作物起家,发迹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1844年掏出腰包,筹建陈笃生医院,出钱安葬死后没钱收尸的往生侨民;他也修复天福宫,让南来的新客在陌生的环境中心灵有所依靠。

那是十九世纪,新加坡开埠不久的年代。陈金声和陈笃生是早期富有冒险精神的马六甲商人中的两位,他们冲过了荷兰舰队的封锁线和海盗横行的海域,到新加坡开拓新天地。


(陈笃生画像)

他们的国的观念不是马六甲也不是新加坡,而是更大的中国清朝。以当时的大势而言,慈善事业是在本地华人社会中建立起威信的必经之路。他们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照顾的不只是本身的社群,还有更多的黄皮肤黑眼珠,来自泱泱大国,扎着长辫子的清朝子民。他们为子孙后辈积阴德,福泽延年。

郑和- 出洋是为了还乡?


至于更远的年代,明朝郑和出远洋,借助季候风,带来了一大群回不了家的华人,只能选择落地生根,成为马六甲人。以现在的语言来说,他们是移民。

郑和航海靠的是观星,小熊星座是我们常说的北斗星,北斗星的尽头指向远方那一颗为船员导航回归,却又遥不可及,看得到摸不着的北极星。郑和在没有无线通讯设备的情况下号令一百艘船舰,两万多随船的商人水手,覆盖10平方公里的海面。郑和舰队顺着风向铺天盖地而来,站在船头威风凛凛的郑和,一次又一次的七下西洋,每一回的出洋回归就是一个春夏秋冬,他是怎么做到的?

马六甲古城就在马六甲河畔圣保罗山下,地形跟新加坡河畔福康宁山(皇家山、禁山)相似。距离圣保罗山约一公里外的三宝山上还可以俯瞰圣保罗山,圣保罗山则俯瞰马六甲河,马六甲争夺战风起云涌,葡萄牙人与马来王、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之间的血战、英国人在荷兰人手中智取豪夺,最后马六甲回归马来半岛的主人。多次易手也只不过是弹指六百年。

(马六甲地形。2012)

三宝山上有一万两千座坟墓,还有残余的明朝的墓碑,墓碑下是600年前跟着郑和舰队来到马六甲,回不了家的明朝人。他们希望海归,却因为朝廷施行海禁,结果只能永远望乡,相忘于江湖。有些墓碑则刻着天启​、皇明等字,进一步证明明清两代的马六甲华人还是心系中国。

三宝山的马来语Bukit Cina,是“中国山”的意思。当地华人叫它三宝山,因为它曾经是郑和舰队驻扎的地方。马来人称三宝山为“中国山”,除了跟郑和舰队、华人坟墓等有关之外,也可能缘起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三宝山华人坟场。2012)

《马来纪年》记载了一个明朝公主远嫁马六甲的故事,明朝皇帝将汉丽宝公主许配给马六甲苏丹曼苏沙(拜里米苏拉的后人),汉丽宝和随从当时都住在三宝山上,因此马来人称它为“中国山”。

三宝山下宝山亭是在乾隆年间由马六甲富豪捐献的,至于宝山亭旁的汉丽宝井,据说几次大旱井水都没干枯过。

汉丽宝井虽然只是口古井,但是这口井背后蕴藏的是郑和宣扬和平外交,大家一起发财,安居乐业,在番邦传承文化的故事。


(三宝山下宝山亭是在乾隆年间由马六甲富豪捐献的。2012)

(明史没有记载汉丽宝这个故事,但不表示她是个虚构的人物。汉丽宝井虽然只是口古井,但是这口井背后蕴藏的是郑和宣扬和平外交,大家一起发财,安居乐业,在番邦传承文化的故事。2012)

保山行动


三宝山是中华圈以外华人数百年落地生根、辛勤开垦、与当地文化融合又努力坚持守侯着一方传统的见证。虽然古人不见今时月,但是今月曾经照古人,沧桑见证了历史,历史在时空中以不同的形式重复着,我们不难体会第一代马六甲华人在政治强权与文化宗教的差异下所遭受的创伤。若非先辈痛定思痛,化悲愤无奈为力量,就不可能成就马六甲,新加坡的两百年近代史也可能会改写。

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殖民地政府三度要铲平三宝山来发展马六甲,但都受到当地华社的反对,还上诉到英国枢密院。

1949年,以陈祯禄为首的马来亚华人领袖,致力使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通过了《青云亭机构法令》。法令明文规定:三宝山的用途是充作华人义山之用,而且是唯一用途,成为华人社团保卫三宝山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法律根据。后来虽然还是有铲平宝山来发展商业区的争议,最终三宝山被马来西亚政府确认为文化遗产,受到古物法令保护。这场发生在邻国的马六甲保山运动,竟然能够动员全马的华社来建立国家级人文遗产,民间的力量与坚持叫人深深感动。

马六甲的三宝山跟新加坡的咖啡山是不是也很相似?咖啡山属于将近百年的坟山,1922年第一座坟墓安置在此,如果细细挖掘,有许多中国与东南亚华人的共同历史,但由于民间缺少了集体记忆,而政府说一不二,势在必行,因此不像马六甲保山运动,能够动员全马的华社来建立国家级人文遗产。

过去一直存在,它永远不会走开;在生命的过程中,没有一种动态,可以代替追求理想的激情,这个理想,叫做传承。在古老的马六甲,我们可以感染到保留与传承的气息。在以古老的马六甲为背景的《碧海丹心》剧本中,我们看到的是剧作家坤浩对戏剧的执着,以三年的时间将《明史》、《马来纪年》、马来文化和艺术创作结合起来,为戏剧舞台赋予新生命,坤浩体现的是新加坡过去式的华校生为了文化的传承所付出的心血和锲而不舍的精神。


(新加坡的咖啡山属于将近百年的坟山。2012)


在阅读剧本的过程中,还可以强烈感受到坤浩借古喻今所表达的内心的感触。可是就是有彻骨之寒,才会有扑鼻之香,由衷希望在这个中文被边缘化的大环境下,坤浩的努力就像茉莉花,让华人文化在这块先辈打造的土地上继续流传。

相关链接
淡马锡-环古迷城
是谁造就了莱佛士 - Raffles and Farquhar
Fountains in the city
马六甲、古城、乡情
马六甲寻知音
青山不老福康宁 Fort Canning
郑和的后代
《初恋红豆冰》,激荡工作坊,KITA
龙牙门与早期华人

Tuesday, March 15, 2016

我生于2602

作者:黄坤浩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四方八面》2012年10月31日

一天,我儿子手拿着一张发黄的纸张惶惑地问我:“老爸,你到底是谁?”我说:“你头脑有病吧。”“根据你的出生证书,你应该等到2602年2月10日才出世,你是个未来人呀!”

证书上写2602年不假,但我的确生于1942年2月10日。根据史册,那正是狮城烽火四起,硝烟弥漫,生灵涂炭的时刻。那天清晨,克兰芝河的抗日盟军全线崩溃。山下奉文在猛烈的炮火中,渡过柔佛海峡。而我母亲当日在狮城的哪个角落生下了我?

儿子挖出来的文件是一张白底红色表格,是英海峡殖民地政府发出的非正式出生证书。正面全是英文字,右下角是我父亲的中文签名,黄武城三字,每字约1.5平方厘米。用黑色炭笔写的,线条粗犷、刚劲有力。后来我再翻出1950年6月20日英殖民地政府发出的正式出生证书,发现出生日期终于从日本皇历2602改为公元1942年。其他资料与原先的注册文件一样,唯独缺少我老爸的中文签字。

(我在新加坡出生,出生日期为2602年。图片由黄坤浩提供)

英军于1942年2月15日傍晚才签署投降书,我的出生日期为什么写2602年?证书的背面是种痘通知书,生死注册官没有签名,日期栏上手写16th April 2602 。证书正面右下角日期是用打字机打上2602年4月16日。这下清楚了。我出世两个月后,我父亲才去 布连拾街诊所申报。因为证书左上角斜盖着Prinsep Street Clinic红色印章。可当时的公务人员追记我的出生日期,照理还是应写公元1942年的。

(种痘的日期为2602俩4月16日。图片由黄坤浩提供)

令人欣赏的是,种痘通知书是英、中、马、印四种文字。内容说法律规定出生婴儿须在6个月内种牛痘。从这点看,英殖民地政府倒很重视民众的“知情权”。

回头再来看看我的出生地。哦,是Syonan-to[昭南岛], 街名 BoonTeck Road[文德路]。出生时间 凌晨五点。看来日本的办事能力很强,也许攻打新加坡之前,已经改名为昭南岛了。现在我倒怀疑我的出生时间凌晨5点,是不是东京时间。

Friday, March 11, 2016

1989年:新加坡国会代表团访问苏联 (Perestroika)

冷战时期


前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的夫人南希(Nancy Reagon)在洛杉矶家中去世(2016年3月6日),现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令下半旗,为以牛仔演员这个平民身份走入白宫的里根夫妇划上时代的句点。

里根在人生的最后十年患上老人痴呆症,南希一路守候。两人给世人的最大的影响是平民夫妻手牵着手,一同老去,传为典范。

在美苏抗衡的年代,里根在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Gate)发表“推倒这堵墙”演说(1987年6月12日),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拆掉柏林围墙:“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要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要寻求自由:就到这扇门来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General Secretary Gorbachev, if you seek peace, if you seek prosperity for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if you seek liberalization: Come here to this gate! Mr. Gorbachev, open this gate!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004年里根去世时,戈尔巴乔夫代表俄罗斯出席葬礼。


(在杨荣文的安排下,其中两片柏林围墙曾经在勿洛蓄水池展出。左边开心的涂鸦代表西德,右边不能看不能说的涂鸦代表东德。)

戈尔巴乔夫上台数年间,推行苏联经济改革,造成苏联迅速解体,评价自然就像冷战一样两极化。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共的专制和暴政,使人民获得了民主、法治和自由,并使得东欧国家自主发展,结束了全世界对峙的氛围,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举足轻重。

二战结束后的四十余年间,资本主义老大哥美国、共产主义老大哥苏联及他们各自的盟友(北约集团NATO和华沙集团Warsaw Pact)在政治和外交上进行冷战、对抗、冲突和军备竞争。在这段乌云密布,世界三分(毛泽东理论)的非常时期,新加坡选择“不结盟”外交,虽然在实际行动上基于过去殖民地年代所建立起来的架构,倾向于美国和西欧。

或许在这场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角力战中,最戏剧性的是由苏联和东德联手制造的柏林围墙,将共产东欧和资本西欧分割开来。当时的东德政府称柏林围墙为“反法西斯保护墙”,是苏联斯大林(Joseph Stalin)共产国际思想的延伸。

这堵城墙是1961年8月12日半夜至13日凌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柏林围墙也在追求民主的国际浪潮下一夜之间“倒塌”,那是1989年11月9日。

隔年,二战结束后分离四十五载的德国重归统一。东欧各国也相继发生剧变,拥有72年历史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1991),华沙条约同年解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谷。今日世界仅存的五个共产主义国家包括朝鲜(1948)、中国(1949)、古巴(1961)、寮国(1975)、越南(1975)。

新加坡代表团访问苏联


1989年10月份,新加坡政府组团访问在戈尔巴乔夫统治下,面临解体的苏联,当时柏林围墙还在分割着德国。不过可以预见的是两个月后马共跟马来西亚和泰国签下和平协约。许多人曾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奉献一生,马共签下和平协议时,和平村有约三四十名新加坡人。不晓得在时间点上,这次访问苏联是否是刻意的安排。

1988至1991年,李绍祖医生担任非选区议员,获得人民行动党点名,以国会代表团的名义到苏联进行访问。当时的新加坡总理依旧是由同志变为政敌的李光耀先生。对李绍祖来说,这是友善、不计前嫌的举动,甚至有点受宠若惊。

1990年,李绍祖接受李光耀的邀请,同游长江三峡。同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位。送别会上,李绍祖大方地表示李光耀为新加坡作出重大贡献,为过去的分歧与心结划下休止符。眨眼间,两人都已作古。


(就新马合并事宜,各政党在广播电台展开辩论。左一为李光耀,右一为李绍祖。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让时光倒流。1961年,李绍祖跟一群志同道合之士脱离人民行动党,成立社阵,李绍祖出任党主席,林清祥担任秘书长。1966年,李绍祖率领13名社阵国会议员杯葛国会,进行街头斗争,紧接着抵制1968年的全国大选。这一系列行动被视为社阵失去群众基础的致命伤。

现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的父亲王连丁先生也是当时的社阵议员之一。由于对李绍祖和社阵感到失望,王连丁退出政治,后来成为一名热带鱼商。

1988年,李绍祖率领全体社阵党员转投工人党阵营,结束社阵,并以友诺士集选区(Eunos GRC)非选区议员(NCMP)的身份进入国会。

我小时候跟父亲到李绍祖设在小坡的民康药房(禧街 Hill Street 和史丹福路 Stamford Road 交界处),对这位谈笑风生的“大声公”印象深刻。日后谈起冷藏行动,为何他可以逃过逮捕,开玩笑说他当内鬼。李绍祖哈哈大笑,说他有正当职业,有医生公会做后盾,纵有欲加之罪,亦苦于言而无词啦!


(民康药房的建筑物已经拆除,图为重建后的外观。图片来源:Google map)

闲话家常,李绍祖也跟大家谈到他在竹脚医院当妇科医生以及日战期间在泰缅边境死亡铁路行医的经历。1947年,他决定离开公职,自己开医馆。

十多年后李绍祖在工人党旗帜下竞选,在我居住的选区活动。再相见时,“大声公”形象保持不变,所通晓的七种语言依旧神采(七种语言包括中英巫语和华人的南方方言)。

海峡时报的访问


1989年10月19日,海峡时报报道了由Cephah Tan撰写的李绍祖访问稿[1]。二十多年后重看这份报道,还是富有启发性。

访谈中,李绍祖强烈表示,若是列宁,他不可能批准苏联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访问苏联时,李绍祖曾经向苏联官员提问:“当你说经济改革是为了改良,那是什么意思?当你说要改革,那又是什么意思?改革是为了改良还是更换整个体系?”官员的回答显得含糊:“体系并没有更换,改革只是为了改善现有的制度。”

李绍祖不认为苏联的经济改革对人民有利,但对苏联保留旧建筑和古迹,为后代保留历史的做法非常赞赏。代表团参观了博物馆和坟场,对二战时期,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跟德国交锋的平民那股不屈的民族精神感触良深(列宁格勒是現在的聖彼得堡 Saint Petersburg)。俄罗斯人跟德军打了三年战,城内每天有一万人饿死,仅靠每天一小片面包过活。他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也没有特别的武器,但是每天都在跟德军战斗。拥有精良配备的德军战败了。

共产国际与社阵


李绍祖仰慕列宁,瞻仰了列宁的遗体。这位苏联的国家英雄,有些人因他而死,有更多人为他而死。他解放了俄罗斯,让人民不再受到沙皇的压迫。在任何政治改革中,总会有许多人受苦和丧生。美洲、非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半殖民地主义的巴勒斯坦也是一样。李绍祖说:“当我仰慕列宁的时候,并不表示我是一名共产主义者。许多俄罗斯人都不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也是许多苏联人反对共产主义的原因。”

既然李绍祖看不起苏联的经济改革,自然不会认同戈尔巴乔夫对待华沙集团的做法。戈尔巴乔夫认为无论如何改革,苏联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但是他说一套做一套,乖离了共产国际主义,并没有对东欧各国伸出必要的援手。

共产主义在新加坡行得通吗?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就像许多人心中的疑问:若是马共的斗争成功,掌管新马,后果会如何一样。实际上,事实也说明了理想与感伤,美丽与哀愁。

李绍祖强调,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地小人多,共产主义根本行不通。不过,社阵所争取的是平等、民主、公正与为下层人民提供合理的生活。社阵并不奉行共产主义,社阵不是共产党。

非选区议员


关于2015年大选后,工人党是否应该接受三个非选区议员席位,众说纷纭,并没有一致的看法,即使在工人党内都是意见分歧的。新任期的国会上,总理李显龙先生表示工人党主席林瑞莲女士就是在2006年接受了非选区议员议席,打响了个人品牌,接着下来在2011年大选中夺下阿裕尼集选区的。因此,非选区议员并非新鲜事。

追溯起来,工人党早在1988年大选后已经接受非选区议席。李绍祖认为他所代表的并不是仅仅三万五千名,也就是49.1%的友诺士集选区的选民,而是投票给工人党的40%的公众人士。他有为支持者表达心声的责任,必须为他们争取符合利益的政策。

在国会生涯中,李绍祖针对教育、司法、财政、医疗和福利等课题发表了见解,要求修正某些政策。

李绍祖是不是改变了政治立场,不再是左翼人士?他不同意这种“非左既右”的标签。如果将人民行动党放在中间,他是左翼。但将共产党放在中间,他是极端的右派。他认为自己依旧是个社会主义者,多年来的政治理想并没有改变:“我在1950年代参加人民行动党,正是因为人民行动党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但人民行动党变成100%的资本主义者,我就这样被贴上负面的标签,这是不正确的。”



[1] Cephah Tan, “Siew Choh: Lenin would not have approved of perestroika”, The Straits Times December 19, 1989,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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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rch 08, 2016

日治时期的养正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现在》2016年3月7日
图片及其说明是博主加上去的

1942年2月15日,日本军占领新加坡,开始长达3年8个月的恐怖统治。接着,日军政府取缔英校,养正学校停课。

校方因此紧急储备粮食,在校内“半边月”区筑起防空壕。礼堂成为住校老师的住宿处。图书馆藏书分装数箱子,放在“第三斋”的货仓。至于八角亭的贵重乐器,则搬去广惠肇留医院保存。

几个月后,日军政府通令各校开课,但禁止英文科教学,也不允许华文教学。接着下令以日本语教学,老师们被安排学习日本文,“学成”后教学生。学生所学到的日本语文水平如何,可想而知!已故茹瑜贞老师就当过一两年日文老师。日本学者渡边洋介说,日治期新加坡教育政策,着重点是传授日语教育,弘扬日本帝国精神,将各民族文化合一日本文化,促使人民成为天皇臣民,效忠日本。

(日治时期上日语课。图片摄于《新加坡700年》展)

曾在日治时期(1942-1945年)在养正学校就读的校友杜崇谦记得,那时养正每天早上的升旗礼有“宫城遥拜”仪式,吹喇叭,升日本国旗,向天皇鞠躬。同期校友卢鹤龄也记得每星期唱一次日本国歌《君之代》。杜崇谦的兄长崇惠说是在星期一。日语教学开始是每天一小时,后来增加节数。只有老师有日文课本,学生要抄写黑板上的课文。事实上,虽然学校禁用华语教学,废止华文科,但在没有华文课本的条件下,老师们依然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有时候用广东话),传授学生中国传统价值观,教育爱国精神。

由于日本军政府对华人逼害,如检证,下令缴纳奉纳金,造成新加坡华人产生抗拒、仇日心里。有些华人干脆令孩子退学,宁可去私塾继续读书,导致皇民教育的失败。

1942年2月18日到3月4日,日本宪兵开始检证(肃清)。命令所有18-50岁的男子,到指定地点集合报到检查。凡被嫌疑参与抗日的华人,一律处死。这就是日军在新加坡进行的大屠杀。养正学校董事梅启康(1896-1942),因参与抗日筹赈,登台演剧被捕。他不愿招供而遭处决。养正第11任校长张勉之被捕后一去不回。老师罗澄华也是被检证,从此消失人间,一位方姓老师也被检证遇害。唯一幸运脱难是美术老师刘先德,他被捉去检证后获释,从鬼门关跑回来。

(梅启康:台山人,九岁跟父亲来到新加坡,是抗战文艺运动的佼佼者。图片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945年9月,日本军无条件投降,随即在10月2日复办开课,学生有900多人,翌年增至1800人。很多学生已超过12岁(小学毕业升中学年龄)。这因为在日治期间,很多适龄孩子没有机会上学,一至三年的失学,造成难以补偿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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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rch 04, 2016

香港的古文化之旅:元朗屏山文物径

双城


在我年青的岁月里,香港被称为“东方之珠”。上世纪90年代初在伦敦生活的时候,当地洋人年底放寒假,一般上都会选择到香港取暖,并且问我是不是香港人。当我提起新加坡时,面对的是一脸迷茫的神情,有些则会礼貌地回答:“噢,原来你是中国人”,或者“新加坡在中国的什么地方”。

虽然新加坡跟香港一样,曾经同为英殖民地,但东方之珠的魅力显然强悍得多,可能那时香港还未回归中国,而且被打造成旅游天堂吧?至于新加坡,早在1819年起就被英国人统治了140多年,到了1959年成立自治邦政府时,外交与防务还是由英国人管理。直到1963年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紧接着两年内独立,总算摆脱了殖民地的势力。

香港早在秦朝的时候已经归纳为中国的领土,在历代行政分区的交替中,香港隶属广东省的一个县区。新界、元朗等地都属于香港的版图。两次鸦片战争和清末八国联军,香港九龙等地成为英国殖民地,直到1997。

提起元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位于市中心恒香饼家的老婆饼和大荣华酒楼的点心。恒香老婆饼香甜而不腻,就像可以疼一辈子的好老婆;而大荣华的点心传统功夫高,大件又落足好料,繁忙时间必须“搭台”,凸显典型的老香港特色。

元朗的饮食文化保留着怀旧的气氛,确实不应错过。作为游人,在享受香港美食,茶余饭后之余,不妨进一步寻幽探胜,掀开一般人印象中的繁华香港背后的古朴面纱。

走入屏山围村


乘坐快捷舒适的西铁线到位于元朗的天水围,踏出地铁站就是已经存在了9个世纪,时间几乎停顿的屏山围村。

根据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资料,早在12世纪,新界五大家族之一的邓氏家族已经在屏山定居,原籍江西吉安的邓元祯被尊为屏山始祖(一世祖)。邓族安居下来后,建立了“三围六村”,对外开放的屏山文物径包含了“一围二村”:上璋围、坑头村、坑尾村,长约1公里。一路上除了感染宁静的村落民生外,也可以通过多座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与宗祠庙宇,了解华人的历史与风俗。

新界五大家族除了邓氏外,还有同样来自江西吉安的南宋文天祥的族人、原籍福建永定的廖氏、江西宜春的彭氏、广东番禹的侯氏。

走出地铁站,就可以见到香港现存的唯一的古塔“聚星楼”。聚星楼已经兴建了600多年,座落在河口的风水位, 可除了挡北煞、镇水灾之外,还可以保佑子弟考取功名。聚星楼塔分三层,高约13米,最上层供奉了相传主掌文运功名的魁星。


(聚星楼)

聚星楼河口的后海湾原是一条护城河,可见早期屏山围村的格局跟中国的城镇是相似的,不过护城河已经被填平了。

保留着传统中国村落风俗的是上璋围的入口处,路边设了一座社坛,供奉社公,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土地公、福德公、伯公。社坛以青砖搭建,神像以石头代替,两侧有“锅耳”山墙,让村民祈求福泽,保佑村落平安。


(上璋围的入口处,路边设了一座社坛,供奉社公,也就是一般所称的土地公、福德公、伯公)

社坛旁有个莲花池,看到一名下课走入村内的女生,我才感觉到这个香港地方,却格外宁静的小社区的人气。


(社坛旁的莲花池)

沿着社坛旁的柏油路,可以走到上璋围。上璋围已经建立了两百多年,是屏山文物径上唯一的围村。上璋围村内房屋排列整齐,部分青砖围墙已经拆卸,围门入口则保留着。村内的门楼及一些古楼房仍然屹立,门楼及神厅位于中轴线上,门楣的红砂岩石匾刻着“南阳世泽”四个篆体字,门联写着“上林挺秀,璋壁生辉”,依稀可见传统围村的布局和风貌。


(上璋围门楼,里头尽头是神厅)

(上璋围已经建立了两百多年,是屏山文物径上唯一的围村)

上璋围往内走,坑头村前有一口古井。据村民相传,两百多年前上璋围立村前,古井已经在那儿了,它曾经为上璋围和坑头村的居民提供日常用水。


(两百多年前上璋围立村前,古井已经在那儿了)

古井附近的杨侯古庙是元朗六间供奉侯王的庙宇之一。庙宇建筑模式是一进三开间,分别供奉了侯王、土地和金花娘娘。根据古物古迹办事处所设立的牌匾,古庙的确实兴建日期已不可稽考,但通过村民的口述历史,古庙已经屹立了数百年,在1963及1991年进行修缮,2002年进行重建工程。

有关侯王的来历,村民认为侯王就是宋末忠臣杨亮节,他因保护宋帝而舍身,深受后人景仰而立庙供奉。若是单独通过宗教信仰来看杨侯古庙,或许意义不大,但结合了宋朝年间邓氏家族来到屏山定居,对于国破家亡的思念与末代忠臣的敬仰,意义就深远得多了。


(杨侯古庙)

走到仁敦岡书室(燕翼堂),已经是下午一点多,刚好是午休时间,大门是掩上的。路过的邓氏街坊知道我的来意,说没关系的,就把门推开让我进去参观了。想起在中国碰过类似的情形,结果只能等到开放时间,所以我本来就准备吃闭门羹的。一国两制下,香港人自然灵活的处理手法倒是令我油然感动。

仁敦岡书室是为了培育族中子弟而建,让他们有个读书的地方,参加科举晋身仕途。科举制度废除后,仁敦岡书室一度成为村中孩子接受现代教育的地方,如今书室用作邓氏家族后人聚会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


(仁敦岡书室)

1273年落成的邓氏宗祠位于坑头村与坑尾村之间,是屏山邓族的总祠堂。三进两院式的建筑风格气派宏伟,是香港同类古建筑的佼佼者。一般踏入宗祠都必须跨越门槛,但邓氏宗祠的正门没有门槛,前院还有砂岩甬道,显示族中曾经有人身居朝廷要职,是宗祠与众不同的特色。邓氏宗祠仍然用作祭祖、节庆、举行各种仪式及聚会等。


(邓氏宗祠)

座落于邓氏宗祠旁的愈乔二公祠在16世纪初落成。这里除了是宗族祠堂,1931至1961年间,开办过达德学校,是屏山各村子弟读书受教育的地方。


(愈乔二公祠内有一幅祝寿贺幛)

坑尾村洪圣宫同样是邓族祖业,庙宇兴建于1767年(乾隆丁亥年),现在的结构是1866年(同治五年)重修而成。传说洪圣原名洪熙,是唐代的官员,精通天文地理,出海的渔民和商人都得益良多。新界乡村居民对主掌海洋的洪圣王非常敬仰,为求出海作业顺利,邓族兴建了洪圣宫供奉。


(简洁明亮的洪圣宫)

屏山文物径虽然只有一公里路,但走了两个多小时,是值得一行的文化之旅。过去听家父讲到中国乡村的生活,离不开村头的土地公神坛、祠堂念书祭祀,古庙拜神分烧肉、古老的城墙内的围村和隔邻村等。多年后回到乡下,景物已经起了莫大的变化,一切只能凭想象。元朗的 “三围六村” 虽然已经现代化,但还是有古迹可循,让我找到了传说中的现实。不,或许应该倒过来,是现实中的传说。反正就是穿梭于传说与现实之间,一时间感觉穿越了时空,心头动荡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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